主题：【原创】一次群体冲突的经历──基层生活样本之一 -- 潇洒书生

16年前初夏，一家军工企业近万名职工、家属在一条狭长的山沟里中断饮水供应已经5天了，饥渴难耐的人们愤怒地发出吼声：我们要喝水！

一场本该避免的工农冲突终于爆发了。

当时，我是企业一个部门的负责人。这天上午，声像室的记者老谢告诉我，工厂水管维修队准备沿途去检查被人为破坏的漏洞，厂领导要求他去摄像记录。我对他说，就按厂领导的意见执行，但要注意安全。老谢说，保卫处也要派人去，大家会小心的。老谢随队员出发以后，我总有些放心不下。这时，我确实有些着急。由于人为破坏的结果，工厂长达20多公里的输水管道已经5天无法送水了，生产和生活受到严重影响。虽然维修队每天都要沿线检修，可往往维修人员前脚走，当地村民又紧接着在水管上打眼取水。工厂每次派领导向当地政府交涉，县政府领导总说，现在的农民根本就不听招呼，不拿点钱是“走不脱路”的。而结果往往是“钱给了，管子照打不误”。工厂已下决心，今天非要彻底修复管线并强制切断村民在主管道上私拉乱接的各种塑料或橡皮管子。然而，村民们会配合吗？我知道，答案是否定的。

不想发生的冲突还是发生了。就在这一天的下午3点钟左右，维修队员在背兜乡被当地几百个村民包围，不准维修人员开展工作，并抢夺老谢手上的摄像机，老谢和厂里维修人员当然不肯就范，双方开始了抓扯。事件迅速升级，几名阻挡村民抢夺的维修人员被打得头破血流。背兜乡派出所干警赶来又把工厂的人员和车辆带走。消息传到厂里，领导们十分着急，立即开会研究对策。会议商定，尽快向上级报告；指派有关部门领导组成工作小组赶到背兜乡所属的县政府反映情况，要求安全护送被扣的人员和车辆、设备返回工厂。两个多小时过去了，上级机关传来的指示是要求工厂尽量通过当地政府解决问题。从县政府反馈的消息是，县领导批评工厂挑起了工农矛盾，但同意放还人员和车辆、设备。这时，已经到了下班时间，我刚到家就接到余厂长打来的电话：当地派出所已经被村民包围了，要求严惩被扣的工厂人员，你马上赶到运输处的处长办公室来。顾不上吃饭，我马上就往指定的地点会合去了。到了运输处处长办公室，余厂长和党委的两位领导都已先到了。余厂长说，现在的情况很紧急，当务之急是解救被围困在派出所的工厂人员。余厂长提出，他要到现场去喊话，要求村民解除包围，同时，要求我随他一起去。我当即答应了。然而，到场的其他领导则提出了不同意见，认为余厂长去喊话是危险的，村民不仅不听，很可能还要把厂长也扣留下来。经过讨论，领导们决定将运输处处长办公室作为临时应急指挥部，指定我负责上情下达、沟通联络的具体工作并立即向市、县政府值班室反映恳求。回应则是官腔。时间又过去了一个多小时，运输处外面的公路上、花园里，全是议论纷纷的人群。大家议论最多的要求是：尽快把困住的人员救回来。也有不少人批评工厂领导软弱，不敢采取强硬态度。在应急指挥部的工厂领导这时都没有吃晚饭，因为被围困的维修人员到现在都没有饭吃。就在这时，聚集在附近的人群中有人提议“大家拦车上背兜乡派出所去解救阶级兄弟”，上百名青年工人各自散去寻找棍棍棒棒之类，然后，搭上路过的大客车、大卡车向背兜乡派出所进发。

看到这样的场面，我们确实担心会出乱子。再次派出一名副厂长赶往县政府反映情况。县领导则不耐烦地训斥厂领导“无能”，并布置出动警力“维持秩序”。消息传来，余厂长决定带上我赶往现场。我们在路上得到消息：包围派出所的村民已经逃跑了；派出所的干警与工厂赶来的人员发生了冲突。后来得知，派出所不愿放人，不仅紧闭大门还鸣枪示警。从县城前来支援的警察也在现场使出了“手段”，那知，前往声援的工厂人员本来就一肚子火气，见到这般情形便“以牙还牙”。另外，有一部分工厂人员并没有前往背兜乡派出所，而是直接赶到闹事的村庄示威去了，当然，那儿的村民这时早跑去躲了。一些村民事后对公安局的调查人员说，他们好几天都是提心吊胆的，害怕被工厂的人员报复。余厂长和我在背兜乡政府与县领导见面，尹县长说“先不讲谁是谁非，当务之急是赶紧平息事态”。协调的结果是：马上放人；政府担保输水管线的安全。派出所得到县长指令后，立即送出了被扣的所有工厂人员。在冲突中，有十多名警察受伤。

很快，美国之音对这起事件进行了报道，但，报道内容带有政治上的煽动性，说什么“这是工人群体的一次反抗……”。当然，这篇报道引起了各级政府的重视。省政府指令成立了由企业的北京总部办公厅与省经委各自派人参加的联合调查组。受工厂领导的指派，我担任了工厂与联合调查组进行协调、联络的工作，从中长了不少的见识。调查的最终结果为：事出有因，各负其责。对于联合调查组提出的处理意见，双方只能无奈的接受。这起冲突还给当地乡村干部造成了一个印象：这家工厂不好惹。县里后来还抓了几个故意破坏输水管道的村民，进行公审判刑。应当说，经过这起事件，我们都从冲突中汲取了一定的教训。

事件发生后，我与当地乡村干部和农民代表有了一些接触。乡村干部向我抱怨最多的就是“现在的农民不好管。土地都分到户了，农民不听话，乡村干部是没得多少法子可想的”。一些农民的怨气更大，他们说：“现在这些当官的就只晓得弄钱，你们工厂修水管补偿的钱都落到这些官员的腰包去了”。我问过农民：文化大革命那些年比较乱，而且也有旱情，可从没发生过农民乱打水管的事，现在怎么会这么干呢？有的农民直率地说：过去年年修水渠、修水库，现在再没有人组织兴修水利了，原来的那些沟渠早已经堵塞了，而工厂的管子又从田土边上经过，所以，大家就“因地制宜”了。再说，搞文化大革命那阵，谁破坏工厂的财产可是要抓现行反革命的，谁敢去当反革命哟！

十多年过去了，当我再度故地重游时，只见当年工厂沿线的输水管早已不见了踪影，三十多年前修筑的水利设施更加残破。一些农民在河边上重新架起了水车。我下车叫住路过的老农询问情况，他告诉我：那家厂搬走了，沿线的水管被村民竞相拆了去卖钱了。我说，可惜了，这些管子可以利用来灌溉农田嘛。老农转身朝我上下打量，仿佛我是外星人……

• 【原创】一个村长的处世之道──基层生活样本之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