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闲谈“民主”与“共和”两词的翻译问题【原创】 -- 神州遗少

五、“Democracy”与“republic”两词在现代汉语里的译法演变

中国人本来既有“民主”，也有“共和”，但是既没有“democracy”，也没有“republic”。鸦片战争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德先生”和“赛先生”。西学东渐，“民主”们开始颤抖了，清政府被迫大批向外派遣留学生。留学的目的地主要有两个：一是欧洲和美国，一是日本。起初欧美留学生数目遥遥领先，但由于各种原因，留日学生迅速增加，日本成为海外华人反对清政府组织的主要根据地，以及中国新政治、科技、文化思想的主要策源地。

有清一代，“民主”一词很少出现在中国的报刊时论里，而在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却日益得到普及。当时不仅立宪派避免使用“民主”一词，就连革命派也几乎从不用“民主”来表达他们的政治理想。邹容在《革命军》中激烈地提倡西方民主体制，主张推翻满清皇室，并高呼“中华共和国万岁”，但全书中连一个“民主”都找不到。显然，对于邹容来说，“共和”＝“democracy” ＝“republic”。

在清末的启蒙运动中，中国很多新政治术语都来自日本，尤其是在甲午战争之后更甚。中文本来没有“民权”这个词，而日本在1870年代曾用“民权”翻译“democracy”，自20世纪初才开始全面将其改译为“民主”。孙中山就曾在1905年把“democracy”翻译作“民权主义”。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民权主义”的提法逐渐不再流行，“德谟克拉西”由于晦涩难懂也开始逐渐被摈弃(1924－1926年还曾一度复兴)，从此开始了“民治主义”、“平民主义”与“民主主义”之争。“民治主义”的主要支持者是胡适和陈独秀，“平民主义”的支持者有李大钊和毛泽东，而“民主主义” 的支持者有鲁迅和郭沫若等人。在五四运动后，“民治主义”一度占据压倒性优势，“民主主义”却在20年代被打入冷宫，在报刊上甚少露面。自李大钊死后，“平民主义”丧失了主要理论来源，于是便逐渐为人所遗忘了。

30年代中叶，日本侵华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的崛起，突如其来地结束了“民治主义”的黄金时代，各种“大民主”、“小民主”、“阶级民主”纷纷粉墨登场。1940年1月和2月，毛泽东陆续发表《新民主主义论》和《新民主主义的宪政》两篇雄文，彻底结束了“democracy”的翻译之争。其中的种种原委，非局外人所能尽知。

在明治维新后，日本走上了一条较为健康的工业化发展道路，对于西方文化的吸收也大大领先于中国。日本与中国基本上可以说是同文同祖，由于文字相同的关系，中国留学生自然而然地把日本人对于西方专业名词的译法带入中国，这也算是鲁迅“拿来主义”的一部分(鲁迅自己也是留日学生，虽然中途辍学)。直接从欧洲语言翻译固然更加接近这些名词的原意，可汉字与欧洲文字相去甚远，导致欧美系留学生经常拿不出统一而合适的翻译方案，从而被日本系留学生占了上风。

但中国人与日本人对于汉字的理解毕竟有所区别，不加思考地全盘引进固然多快好省，迟早还是要出问题。孔子曰：“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错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 善哉斯言！令人“无所错手足”的翻译，笔者至今遇到的何止上千，那完全是一个再洗脑的过程。如果以“约定俗成”为借口，放任这些荒唐的翻译继续大行其道的话，中文恐怕永远也无法成为全球性学术语言，中华文化的未来恐怕也难以乐观。

在本文结束之前，笔者还想申明一点：我对“Democracy”并无任何好感，也不希望它在中华大地上得到全面实现，本文完全是对语言涵义就事论事的探讨。台港澳 “Democracy”表面上的成功只能增加我对这种制度的厌恶，中国现在需要的是回归传统道德的父母官，而不是整天皮笑肉不笑地满街拜票的演员和小丑。政治家应该有政治家的尊严，民众的权力也应当有所限制。能够让中国在未来局势更稳、经济更富、军事更强、影响更大的政治制度，对我来说就是更好的政治制度。20世纪的中国已经尝试过了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所总结出的六种国家形态中的五种：君主制(最初11年)、僭主制(20年代前后)、寡头制(40年代前后)、暴民制(60－70年代)、democracy(80－90年代的台港澳)，都不是很成功，或者说，都不能让我满意。那么就只剩下最后一条道路：贵族制，这也许正是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由于文化背景的关系，中国不可能发展美国那种“富不过三代”的个人创业模式，而更可能向日本的家族产业模式靠拢，这就给贵族制提供了良好的生存和发展环境。未来的中国贵族们肯定不会再以所拥有的土地面积、奴隶数目、部曲户数等来衡量自己实力，而将以其私有企业的规模论英雄。至于这条路最终能否走得通，就不是我这个孤陋寡闻的小市民所能预知的了。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