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千年(敝帚自珍)

主题:现在的富士康应当怎么办? -- 宁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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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当然是一如既往的向个体和社会层面引导

南方周末的实习记者潜伏富士康28天手记,是这样居高临下描述着工人们的,带着那么一丝怜悯——

你要问打工仔们的梦想是什么,答案如出一辙,做生意,赚钱、发财,其它一切在这之后都会到来。在工厂的仓库里,他们幽默地把拉货的油压车称作“宝马”。他们倒是想拥有真正的宝马,或者至少是“宝马”式的财富。……他们习惯了用最大努力去改变,直到努力演变为挣扎,也没有把握自己是否有那力量破开生活的大茧。……当电脑、手机、汽车,每一样商品都成了资本的产物,汗水、青春,乃至生命,每一样代价也被资本消耗殆。

这个容纳四十多万人的巨型工厂并非是人们想象中的“血汗工厂”。它提供食宿,规模达到一个中等城镇,流水作业,井井有条。与同类相较之下,这里的设备齐全而优越,待遇标准而规范。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人蜂拥而至,只为找一个自己的位置,找一个也许他永远无法实现的梦想。

这实非一个工厂的内幕,这是一代工人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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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记者是这样破解自杀魔咒的——

从个体上讲,“魔咒”与心理疾病相关

南方周末在富士康的近一个月调查发现,管理本身并无异常之处。

“富士康员工的自杀率也很难与富士康的工作压力、‘血汗工厂’联系起来。”北师大心理学教授张西超说,“当然,我们也认为,富士康应加强对员工的心理危机干预,防止类似悲剧发生。”参与调研的心理学家均认为,这些自杀事件基本与富士康员工个人的心理疾病,特别是抑郁症有关。

从群体上,存在着新一代打工者普遍性的焦虑

新生代打工者相对他们前辈,承受着更多的焦虑。

从2005年到2008年间,潘毅多次和同事在深圳和东莞,研究新生代打工者,她得出的结论是,相对于第一代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压力——家乡回不去了。新生代农民工大多不会从事农业生产、不适应农村生活;二则,失地农民越来越多,即使想回去,家里也没有土地。

总之,富士康不仅没有责任,反而做的还很好

实际上早在2009年7月份的孙丹勇事件后,员工的心理健康便出现在富士康(中国总部)最高管理层的问题单上。一批心理咨询师补充到了集团里来。

现在,富士康还开通了78585(谐音“请帮我帮我”)热线电话,给员工提供心理咨询。与此同时,一个旨在疏解员工心理压力的“心灵港湾工作室”也开设了,员工在这里不仅可以接受心理辅导、通过专业仪器放松身心,还可以在确保隐私的前提下,在宣泄室击打橡皮假人。

4月下旬,针对员工之间缺少沟通的现象,为了方便室友之间交流,富士康甚至下通知鼓励朋友、老乡住在一个寝室。“我们在开展心理辅导讲座时,即兴搞过有奖问答,谁能说全自己室友的名字,便奖励1000元。但绝大部分人答不上来。”工会副主席陈宏方说。

刘坤告诉记者,郭台铭将在本周内专程赶赴深圳,为“员工关爱中心”挂牌。成立的日子还不到20天,悲剧再次发生了。

政府则有许多不足,借用富士康行政总经理李金明的话说——

但在李金明看来,仅凭企业的力量是不够的。“所有的工作我们都可以做,但该怎么来解决这个量的问题呢?”李金明说。他希望,政府在提供生产便利的同时,还能提供生活的便利,社区功能日益完善。而学者们更希望政府提供对打工者权利的制度性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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