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德文新闻标题翻译小练习，2010，第24周 -- 重耳

星期三，2010-06-16，明镜周刊网站发表署名评论文章，原文在这里：

外链出处。

下面我试着全文翻译一下。还是力求准确，一字一句地对译，让大家看一看明镜周刊说起中国时候的怪腔怪调。

2010-6-16

中国的罢工

世界工厂的抗议

作者 安德雷亚斯洛伦茨 于北京

中国工人在显示自信：出人意外地，在人民共和国，工人们站起来了，在本田和现代，他们罢工抗议迷你工资和悲惨的生活环境。警察抓住他们的脖子驱赶他们。

在珠江三角洲一个名叫厚街的城市里的一个泥泞的区域，街道上垃圾成堆，潮湿闷热在墙上形成一片片霉斑。附近工厂的一些工人在那些漆成粉红色的房子里租到又小又暗的房间，这样他们就不必住在工厂的宿舍里。

快到下午6点的时候，这些街道挤满了年轻人，大部分还是半大的孩子，晚班前的休息时间到了。他们戴着浅绿色的安全帽。很多十几岁的孩子染了金红色的头发，还把它们吹起来，就像当下时髦的那样。

他们都为台湾企业KYE Systems打工，为世界市场生产电脑鼠标和键盘。该公司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生产产品，因为这里更便宜。“我每个月大约赚2000元”，一名罢工者这样说。换算一下这等于280欧元，为这个他必须每天工作12小时，每星期6天。

KYE Systems，像当地所有公司一样，只支付当地法律规定的最低工资，每星期42小时工作时间，每月110欧元。为了赚到前面说的那2000元，工人必须额外加班。

迄今为止KYE System的年轻人没有反抗地忍受了。但现在，轰隆声响了起来。不仅在厚街，而且在整个中国。

官员以劳动营来威胁

中国被看做世界工厂，现在在这个国家的很多角落里发生了反抗。工人越来越经常地反对他们的工作条件。比如，在中山的本田锁厂，离厚街大约2个半小时的车程。

在这里超过1000名工人为本田汽车生产车锁。“我们要求1600元月最低工资。”上星期这里的一名工人这样说。该厂只支付900元的基本工资，也是该地区的法定工资最低限。这里的工人已经罢工好几天了。在这个共产国家里，这种行为，前所未闻。

尽管发生了罢工，前景如何还是不清楚。日本母公司的经理只答应多支付200元工资和改善住房和食品补贴。他们要求，谁不接受这条件，就自己辞职。

工人说，本地政府采取了与公司一致的声调来威胁他们，甚至有一次威胁要把工人关进劳动营。在工厂的附近，本田的职员们试图收买工人叛徒。警察也进入了准备状态。目前双方在继续谈判，条件是工人停止罢工。

罢工即不被禁止，也不被允许

像这样的罢工日渐成为中国的常态。不管是教师、飞行员、出租车司机还是工厂工人，越来越多的工作者放下工作，要求高一点工资和好一点的工作条件。中国、共、产、党并不禁止罢工，但也不公开支持罢工。于是工人只好在法律的灰色地带行动。

只有一点是清楚的：罢工不符合共、产、党的政治路线。该党在名义上还穿着旧时代的意识形态小马甲。按照该马甲，党代表着工人阶级的利益。因此罢工就等于工人反对自己的利益。也因此，中国的国立工会没有牙齿，更像是工人利益代表的社交组织。于是它在工人里头的名声很差。

在资本家与工人的冲突中，比如像中山这样，地方政府通常是站在力气大的一边。通常他们只是简单地把警察派到工人的面前。警察逮捕工人的领头者，说他们是“头目”，威胁要以“扰乱公共安全”的罪名起诉他们。

在中国“破坏生产”也是一条刑事犯罪。因此本田的罢工工人表现得小心翼翼：他们停留在工厂范围里，并且表现得毫无暴力倾向，不给政府介入的借口。

抗议不针对体制，只针对工资

政府禁止组织真正代表工人的利益的团体。这一点自从邓小平在70年代末引进了外国工厂并把珠三角变成了世界工厂以来，在操作上没有改变。北京的革命者把乡下地方的穷孩子赠送给了国内和国外的资本家，作为毫无权利和廉价的劳动力。

无论如何，现在中国的工人显示了新的自信。不管是在珠三角的本田，还是北京大门口的现代，不管是在河南乡下，还是在上海—--过去几天里，很多地方都罢工了。

到目前为止，这些罢工还没有指向共、产、党，也没有指向中国的独裁者：这些工人只有一个目标，就是过上体面的生活。尽管如此，这也说明转折点已经来到，廉价生产撞到了它的极限。

“如果珠三角和中国任何其他地方低工资的问题不能迅速和有效地解决，罢工会越来越多。”香港组织“中国劳工公告”（China Labor Bulletin）的乔弗利克罗嚎（Geoffrey Crothall）这么警告。该组织在中国大陆为工人提供咨询，并在劳资矛盾中为工人聘请律师。“过去十年里我们一直观察到很多次工人反应的波动，但现在频率和强度都增加了。”

忿怒何时指向北京政权？

“现在的工人更懂得保护自己的权利。”美国组织“中国劳工观察”（China Labour Watch）的周姓活动家在南方的深圳这么说。他说，在过去数年里，珠三角甚至形成了一些地下组织，教工人认识到自己的权利。

周，这个戴着大眼镜的年轻人，定期向工人询问他们的情况。迄今为止他的发现，一点都不乐观。“在这一区域，没有一家企业的情况是可以让人说一切正常的。”他这么说。

尽管2年以来北京已经规定：企业必须与每一名工人签订合同，并将合同交给工人一份；企业不许无提前通知立刻解聘工人；此外企业还有义务为工人缴纳社保金的相应份额。但是纸面的东西是有耐心的。很多工人担心，当他们要求自己的例如带薪孕产假之类的权利的时候会被解雇。车间里、宿舍里、工厂大门外的悲惨环境并没有实质的改变。

没有人关心这些通常是第一次离开家乡的年轻人的担心和危难。政客不管他们，正式工会的官员也不管，社工也不管。“他们必须学会，如何与陌生人说话，如何交朋友，如何出去玩，怎么存钱，怎么花钱，如何在陌生的城市里一个人适应寂寞。”探索中国年轻流动工人命运的女作家莱思莉张这样写。

莱思莉张认为，这些失去了根的百万青年不构成对中国掌权者的危险，即使工人现在要求多一点钱。问题是，这种状况能持续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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