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原创】李卫公一生的三落三起（2） -- 森林鹿

快乐地继续搬水支旧帖：武德时代四川（剑南道 OR 益州道）政治情况梳理

《资治通鉴·唐纪第一》里有这样一个记载，既大业十三年（义宁元年）年底——

“李渊遣云阳令詹俊、武功县正李仲衮徇巴、蜀，下之。”

对这条记载某反唐分子提出了一个本来十分合理的质疑，既“詹俊、李仲衮”二人看来地位不高，何以能够全权负责招抚巴蜀的工作？且前面又提到李孝恭为山南招抚大使下“巴蜀”之地三十余州，后面还有李瑗为山南道招抚的记载，山南道就是巴蜀，难道詹俊、李仲衮二人能做两个李氏宗室的上司？

……

其实，我们前面已有说明，既李孝恭和李瑗这两个山南道的安抚大使，其工作区域其实是在巴地和南阳、荆襄、江夏等地，其中南阳、荆襄、江夏这三个地方是李唐、王郑、萧梁激烈争夺的三角地带，武德初李唐一直没能有效地控制住山南东道，所以李孝恭和李瑗拿下的主要是山南西道之巴地各州。五代和宋的史官一句不严谨的“巴蜀”连用确实很容易误导人，这是我们一定要小心的。从李孝恭、李瑗两人的头衔我们也看得出来，他们都是“山南道”的大使。

那么，是不是因此可以说，詹俊、李仲衮这两个地位不太高的“小人物”，就是招抚蜀地益州/剑南道工作组的第一负责人呢？

如果没有其他的证据，我们当然也就这么认了。“云阳令、武功县正”很可能是他们在旧隋的官职，虽然不高，可他们投靠李家以后地位也很有可能就此提升。比如李家从太原起兵，太原附近的许多地方基层官员一跃当上“元从”功臣，地位不也就大大提升了么？

李仲衮此人的资料，到现在仍旧为零，可詹俊则另有一个小小的记载。

此记载出于两唐书中大名鼎鼎的神棍二仙袁天纲同志的传记，原来袁同志正是偶棉蜀中人士，在武德初由“蜀道使詹俊赤牒授火井令”——招抚大使本有便宜从事之权，五品以下的官员除授可以自专不用先上报。隋唐时火井这样的非京畿县份的县令，一般品级为六到七品，能够直接赤牒授之，詹俊的职权肯定不低，这也是没有疑问的了。

所以，如果没有其他资料，我们确实可以一定确定以及肯定地说，詹俊和李仲衮正是招抚蜀地的首要负责人。

当然，事实上我们恰恰从史籍以外发现了其他的资料。

那就是段纶四姐夫（鹿注：段纶娶李世民的四姐高密公主）的女儿段小姐的墓志里提到的一句话，原来段纶四姐夫在武德初做过“蜀郡太守、剑南道招抚大使”。

……

段纶在隋代已经是李家的女婿，李家入关时他也流亡在外聚集了一些人马，颠儿颠儿的赶紧来蹭老丈人的光。当时小李到渭北那么一晃，段姐夫也就受小李节度并且参加了李唐攻打长安的战斗。

之后段纶入蜀为“剑南道招慰大使”，同时史书里提了一笔的詹俊、李仲衮二人职权也不低，但按照武德时代“用人唯亲”的惯例，很显然他们的地位不可能超过段四姐夫，因此大约应是段纶的副手。

蜀地没有发生大的战斗，很快各地便纷纷至少在名义上表示归顺李唐，这时候的段纶大概就在成都这一蜀地的经济政治文化中心开始做蜀郡太守，其时李家应该还假惺惺地奉着杨隋为帝，蜀郡，本是炀帝时代的地名。

不久，炀帝命丧江都，老李老实不客气地第一个跳出来把杨家的傀儡天子一脚踹开自己做了皇帝（呵呵，虽然大家都说老李为人小心谨慎，可要论到称帝之“猴急”，老李却是历代少有、当代第一的），同时改郡为州，蜀郡便成了益州。

同时，李唐在益州设置了总管府以总辖成都平原及其周边地区的行政军事，按墓志段纶便成为“益州都督”，按“都督”的称号是武德七年以后才改的，这个时候的段纶应该是“益州总管”，但后代对总管/都督经常不加时间分别的混说，墓志这里不太严谨也可以想见。

不过，段姐夫管理蜀地的时间不长，正如上面萧姐姐已经爆的料所说的——

巴蜀初降，段纶得以便宜行事，于是生杀由己，多有凌傲，被人告发谋反。

这段记载见于《册府元龟》，册府虽不能算非常严谨的史料，但如果没有非常有力的反证，还是可以参考的。

而且，事实上这段记载和正史里其他记载也很合拍。

根据两唐书中窦璡（小李的N个窦舅舅之一）的列传可知，大约在武德元年末二年初，窦璡被派去“镇益州”，很显然正是前来代替段纶的职务。换言之，段纶在蜀地做了大约一年多的头儿，就被T下马去。

离开蜀地以后，段纶又做过蒲州都督（总管）和熊州刺史，这两个地方当时应该都陕东道辖下。再后来段纶转到中央，任秘书监、宗正卿、礼部尚书、工部尚书等职，其中前两、三个大约是在武德时代，工部尚书应该是在贞观时代。大致而言，大概在武德前期战争频繁的时间里，段纶在小李同志管辖下负责地方政治军事工作，武德后期统一战争基本结束后转到中央做高级官员。这样的履历在唐初是非常“平凡”的，很多人都这么成长起来——小李后来威胁到他父亲大哥的势力也是这么积累起来的，许多官员即使不是秦王党，也在武德后期的宫廷斗争中持模糊的观望态度，在玄武门之变后持不置可否的顺应态度，与此，皆不无有关。

这里我们注意到三个地方：

一、根据这段记载，我们看到当时的蜀地虽然没有大的战斗，很轻松地至少在名义上归顺了李唐，可是也不是死水一潭波澜不惊，啥响动都没有。另外，蜀地的核心区域是成都平原上的汉族聚居区，这里的汉人本是外来户，都是秦汉时代逐渐迁徙进来的。而周边的山区则多由少数民族居住，“西南蛮”的一部分就在蜀的辖地之内。因此，就算控制盆地内平原上的汉族容易，要完全控制盆地周边山地里的少数民族就没那么容易了。

（题外话一点——蜀地和巴地不一样的地方在于，蜀地毕竟中间有一块不算小的盆地平原，平原上气候适宜水利工程又搞得好，所以很容易就被汉族占据和控制了，由此再延伸到控制周边地区，相对容易得多。巴地的主要地区就是大巴山，巴地的经济政治文化中心是偏在西边的渝州（重庆），凡是到过重庆或者听说过重庆的人都知道，就是这个经济政治文化中心也在山地里面伸展困难，所以巴地整个的民风更剽悍、统治更困难、唐初统一战争时打得都更热闹些。）

二、段纶入蜀以后的政策，看来是比较严厉的，说起来倒让人想起诸葛哥哥当年有关治蜀宜严不宜宽的典故来，今天到成都武侯祠去还可以看见“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的对联。也不知道段纶是否在拾诸葛哥哥的牙慧——不过段同志这一趟是这激起了许多不满，以及于他被告发谋反——而话说回来，这似乎并不意味着比较严厉的政策有所改变，这我们稍候再提。

三、蜀地容易形成偏安格局，尽管在隋末唐初本地区没有足够强劲的势力与外部抗衡，可看来老李对这个地区还是不太放心。段纶被这么一告，老李就立刻把他招回去，虽说没有到相信密告把段纶咔嚓的地步（到底是自己女婿吧，比起来有些同志就惨多老），其疑心还是很可观的（嗯……另外一个问题是：老李同志本人的疑心确实也是颇有些重的）。

其实，以上三点综合起来看，就是蜀地虽降却并不安稳，到这里当官也是很不好当的，和本地人的关系不容易处得好，又容易受朝廷猜忌。（下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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