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千年(敝帚自珍)

主题:【原创】十六国风云 1.1 -- 应侯范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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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原创】十六国风云 1.2

二、徙戎还是绥靖?

当时在东嬴公司马腾的辖区并州,也就是今天的山西省境内,散居着大量匈奴人,数目不下于五十万。所谓成都王的昏招就是向这些匈奴借兵,在东嬴公的腹心之处捅把刀子。

(如果将史书中“落”视同“户”,再按“一户五口”的方法计算,大致可得人口数。我偷个懒,直接采用了朱大渭教授的数据,他的考证结果是,十六国北朝时期总共有八十五万六千匈奴融入汉族,减去北朝归附的十七万,余六十八万六千,其中绝大部分居住于并州)

中原汉人向异族借兵并不是新鲜事。早在东汉时期,东汉王朝就曾多次向匈奴借兵攻打羌人,汉末的袁绍、曹操也都曾将乌桓骑兵编入过自己的军队。

从这个角度出发,成都王向匈奴借兵只是遵循传统,当时引外族干涉中原事务的始作俑者也并非成都王,而是幽州都督王浚,他的麾下主力并非汉人,而是鲜卑与乌桓族的骑兵。

既然如此,为何偏偏是成都王承担骂名呢?

原因在于今夕不比往日,形势不同了。东汉王朝指使匈奴,袁、曹指使乌桓,并不是因为他们没兵可使,指望匈奴乌桓救命,恰恰相反,当时中原军事鼎盛,匈奴、乌桓只充当偏师,发挥锦上添花的作用。东汉皇帝、袁绍曹操与匈奴、乌桓是君主与臣民的关系,双方实力悬殊,匈奴、乌桓不敢有异心,只能臣服,为汉人奔走卖命以求得到恩赏。

王浚抵达幽州的时候,西晋王朝还只腐烂在内部,没有外露到表面,王浚借着余威,恩威并施,依然可以使鲜卑俯首听命。

成都王就不同了,他在濒临绝境时将匈奴当做救命稻草来抓,却没有任何手段来制约匈奴。如此一来,借兵就会有开门揖盗的危险。

在成都王之前,并州的匈奴总体而言还是十分驯服的。这些匈奴都是亡国之余,他们是两汉以来在历次匈奴的内部政治斗争中失利的流亡者后裔。

匈奴崛起于秦汉之交,极盛之时,东起外兴安岭西至西域,南起河套平原北至贝加尔湖,如此广袤的疆域任由匈奴人驰骋,西方、北方各民族全部臣服于匈奴铁蹄之下。

但是匈奴在向南扩张时,遭遇了由汉人建立的中原王朝。所谓“南有大汉,北有强胡”,一个认为“普天之下,皆为王土;率土之滨,皆为王臣”,另一个自称“天所立匈奴大单于”“胡者,天之骄子”,谁也不服谁,那就少不得要兵戎相见,两个民族之间的战争一打就是三百年,汉人惨胜。

在汉人的军事行动与自然灾害的双重打击之下,匈奴内部多次分裂,于是不断有匈奴向南迁徙,臣服于中原王朝,寻求庇护。

匈奴第一次重大分裂发生在西汉宣帝年间。匈奴内部发生了“五单于争立”事件,在内战中失败的呼韩邪单于举部南迁,向汉称臣,居住于并州北部。匈奴于是分为南北两个相互对立的政权,南匈奴依附于汉朝,北匈奴继续与汉朝为敌。

在汉朝的庇护下,南匈奴逐渐恢复元气,重新占领漠北王庭;北匈奴则在汉朝的打击下不断萎缩,到后来退居西域,再也无力骚扰汉朝边境。汉元帝建昭三年(公元前36年),汉将陈汤三千里奔袭,斩杀北匈奴郅支单于,留下一句豪言供今天的某些人意淫:犯强汉者,虽远必诛!

第二次分裂发生在东汉初光武帝年间。呼韩邪单于的孙子日逐王比在斗争中失利,就效仿他祖父当年,率部归附汉朝。日逐王比为了表示对汉朝的忠诚,还继承了“呼韩邪单于”的称号,他就是历史上第二个“呼韩邪单于”,匈奴也再次形成南、北匈奴对立的局面。

南匈奴依然被安置在并州,汉朝廷依然是扶持南匈奴打击北匈奴。百年前的历史又重演了一遍,北匈奴被汉朝打击得无法在故土生存,被迫向西迁徙,从此北匈奴在中国史书上基本消失,他们转换了一个舞台,将中亚、西亚、欧洲搅了个天翻地覆。

北匈奴西迁,南匈奴却没有能够实现复兴,百年前曾被匈奴打败的东胡人的后裔鲜卑与乌桓两族迅速崛起,占据了匈奴故土。南匈奴的活动区域依然只有河套地区,他们将匈奴的王庭迁到了并州太原郡的左国城,断绝了回归故土的希望。

到了东汉末年,中原大乱,南匈奴趁机占据并州全境,并且南下一直骚扰到黄河北岸。建安年间曹操平定北方,认为南匈奴的存在是个隐患,所以他扣留了南匈奴呼厨泉单于,将南匈奴分解成五部,挑选各部贵族为部帅,又派汉人做司马进行监督,南匈奴政权名存实亡,后来呼厨泉单于病死于中原,南匈奴就此亡了国。

所以到了晋朝,时盘踞并州的匈奴只是昔日强盛的匈奴帝国被切割、切割、再切割之后的残余,力量已经十分孱弱。

如何对待这支残余势力,汉人内部一直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意见。

一种意见主张将他们尽数驱逐出中原,论者认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这些野蛮落后不知礼教并且居心叵测的戎狄潜伏在肘腋之下,迟早是个祸害,必须赶走以绝后患。

早在曹魏时期,邓艾就曾建议司马师有计划地将那些与汉人杂居的羌人、胡人迁徙出境。他认为这样做可以“表崇廉耻之教,塞奸宄之路”。

到了晋武帝太康年间,侍御史郭钦再次建议迁徙匈奴以及其他异族,他向晋武帝描述了异族失控的可怕后果:“若百年之后有风尘之警,胡骑自平阳、上党不三日而至孟津,北地、西河、太原、冯翊、安定、上郡尽为狄庭矣”。

郭钦建议晋武帝趁着平定吴国统一天下的余威,出重兵驻扎到北方诸郡,分批驱逐诸郡的杂胡,加强胡人向内迁徙的管理。赦免平阳以北的死刑犯,改为流放,同时迁徙汉人四万家,用以填补胡人离开后的空白,增加北方诸郡的汉人比例。

晋武帝并没有采纳郭钦的意见,此后有匈奴从塞外赶来归附,晋武帝仍然把他们安置在北方诸郡。

到了晋惠帝元康年间,关中爆发由氐人齐万年领导的叛乱,关中氐、羌、匈奴都参与了叛乱。这次叛乱破坏力巨大,元康九年叛乱平定之后,许多人都看出来解决民族问题已经刻不容缓,在这个背景之下,时任山阴县令的江统写出了著名的《徙戎论》。

《徙戎论》是主要针对关中羌、氐的,顺带也提到了匈奴。江统说:“并州之胡,本实匈奴桀恶之寇也...今五部之众,户至数万,人口之盛,过于西戎。然其天性骁勇,弓马便利,倍于氐、羌。若有不虞风尘之虑,则并州之域可为寒心”。江统建议趁着平定关中的兵威,将关中的羌、氐等异族驱逐出中原,然后再对并州的匈奴也如法炮制一番,以杜绝胡人乱华的可能。

但是与十多年前的郭钦一样,江统的建议也没有被采纳。不采纳徙戎建议的当朝权贵自然代表着另一种意见,这种意见可以视为绥靖政策,对异族以安抚为主,进行有限度的羁縻。

用今天的价值标准来衡量这两种政策,郭钦、江统显得很不正确,“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这种想法太狭隘,而且用驱逐隔离来解决民族问题是落后并且不人道的。

不过,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伦理。用发源于四五百年前,在最近两三百年才成为主流的人文思想去约束一千七百年前的古人,就像在坐着磁悬浮嘲笑千里马徒有虚名,是一件很无聊的事。

如果今日依然有人煸动仇恨,倡导要以武力解决民族纠纷,这人不是蠢货就是混蛋。当今社会已经在技术上解决了人类生存的问题,各族和平共处是有物质保障的,今日的民族矛盾大多关乎野心、政治权力、文化分歧与前代恩怨,这与古代的民族矛盾性质截然不同。

古代物质极端匮乏,草原上各游牧民族发生战争,是为了争水草,好延续本族人的生命,中原在一大统王朝建立之前,各国交战是为了争土地,好养活更多的同胞。匈奴与汉人交恶,起因就在于争夺河套平原的丰腴土地。

在当时,土地意味着粮食,粮食意味着生存,异族人夺走我们的土地,就是在剥夺我们的生存权力。“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这八个字虽然是由中原士人写出来的,但表达的却是当时各族一致的心声,对于汉人而言,胡人都是心腹大患,但是在胡人眼里,汉人何尝不是狰狞的恶魔?每到中原王朝的鼎盛时期,汉人的天子要求“八方进贡,万国来朝”,汉人的军队驰骋大漠,屠灭他们的家园,颠覆他们的国家,迫使他们匍匐臣服,然后又派来官吏做太上皇。这些官吏十有八九不是好货色,一方面看不起异族人,根本不把他们当子民看待,另一方面死命搜刮,敲骨吸髓,及至贩卖人口。把大量仇恨的种子播种在地,想让它不发芽,岂可得乎?

就如僧多粥少的故事,要在有限的土地上共存,却无法催产更多的生存物质,那剩下的唯一途径就是竞争,兵强马壮者存活,羸弱力衰者沉溺于历史的河底。这在当时是个打不开的死结,冤怨相报了无宁日,唯有一声叹息。

抛开价值判断不论,再来判断这两种政策的实用性。因为预知了“五胡乱华”的惨烈局面,许多后人都以郭钦、江统的观点为优,晋武帝的作法为劣。历代有不少人责怪晋武帝、晋惠帝不能察纳雅言,姑息养奸,顺便又追溯历史,责怪汉光武帝、魏武帝等人不能后算数百年,引狼入室遗祸子孙。

但事实上这是无法用优劣两个字简单下定论的。民族政策讲究审时度势,肯定不可以教条死板地执行。后人议论有事后诸葛亮的嫌疑,倘若复杂多变的民族问题可以用隔离政策一刀斩断,简单解决,那么世界上就不会有民族纠纷了。

外族内迁并不是从西晋才开始的,入迁的民族也不仅仅是匈奴一个。早在西汉中期,汉武帝南征东越、闽越,先后将两越举族迁徙到江、淮之间,后来这两个民族就消失了。到了东汉初年,汉光武帝觉得天下初定,百姓需要休养生息,不愿意多动兵戈,于是听任南匈奴迁徙入塞。对匈奴如此,对于桀骜不驯的羌人、氐人,东汉政府则采取一种强制迁徙的政策,每每有羌人不服管束发动叛乱,东汉政府就先派兵镇压,然后将叛乱的种族强制迁徙到关中,孤立于汉人的包围之中。这个迁徙政策对于削弱羌人是否有效姑且不论,但是纵观整个东汉,内迁的羌人都是十分驯服的。

到了三国时期,韩遂、马超凭借羌人势力称雄关中,后来被魏武帝打败。魏武帝生怕陇上的羌人、氐人会被蜀汉所用,于是将这些异族大举迁徙关中。到了这个时候,散居关中的异族人总数已经十分庞大,汉人在数量上的优势已经不再十分明显,可是,纵观整个曹魏时期,这些异族人始终十分驯服,即使有蜀汉的不断进攻,关中也始终被牢牢掌控在洛阳中枢之手。

完全可以预料,如果这种驯服姿态继续保持下去,终有一日那些匈奴、羌族、氐族就会与先前的东越、闽越一样,被无孔不入的华夏文明同化,成为一名汉族人。

可惜,这种和平的演变方式到了西晋就无法持续下去了。那么,同样是绥靖政策,汉光武帝做得,魏武帝做得,晋武帝依样画葫芦,为什么就坏事了呢?

原因不是异族人到了晋朝就进化得更加凶悍,而是比起诸位前辈,晋武帝实在太差劲,西晋之亡,实亡于晋武帝。

就以关中局势为例,剖析一下司马炎这个皇帝有多么不称职。

关中是天下第一形胜之地,晋武帝因此定下“石函之制”,约定“非宗室不得镇关中”。这倒没什么可非议的地方,虽说什么皇帝家天下,百姓全是子民,只是嘴上好听,历朝历代哪个皇帝不把老百姓当贼防着?晋武帝只信任本家同姓,只派宗室担任关中都督,这无可厚非。但问题在于关中又是胡汉各族混居的多事之地,必须选用治境安边的能臣,司马家偏偏只量产窝囊废。被派去镇守关中的都是晋武帝的亲叔父,先是五叔司马亮,后是九叔司马伦、八叔司马肜、七叔司马骏,全都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关中都督既然只能任人唯亲,那么关中各州刺史的任命就显得尤其重要。晋朝的刺史不仅管民政,还掌管着一州军事,刺史的优劣直接关系一州太平,人任自然要慎之又慎,可是晋武帝不会用人。

泰始五年(公元269年),晋武帝割雍、凉、梁三州的一部分设立秦州,任命胡烈为首任秦州刺史。胡烈是雍州安定人,他的父亲胡遵、兄长胡奋、胡广都是武将,胡烈本人也是武将,曾随钟会入蜀立有战功。胡烈人如其名,刚烈有余谋略不足。这道任命刚刚颁布,大司马陈骞就劝晋武帝三思,说:“胡烈有勇无谋,刚愎自用,不是安定边疆的人才,恐怕会成为国家的耻辱。请陛下三思。”

晋武帝不听,结果第二年鲜卑人秃发树机能就在秦州造反,杀掉了胡烈。

当时都督关中军事的是司马亮。司马亮既然是皇帝的亲叔父,不怕侄子对他翻脸,自然就不用担心丢官丢富贵,自然也用不着太过勤于职守。得知辖区发生叛乱,司马亮慌忙派出军队去镇压,可他也是个不能知人、不能御下的人,由他派出去的将领走到半路,听说叛军势大,逗留不敢向前。战报传到洛阳,晋武帝一看亲叔父如此不争气,脸上挂不住,就将司马亮免了官调回洛阳,没隔几天又任命他为抚军将军,都督南方军事去了。

接替胡烈继任秦州刺史的是杜预,杜预虽然不姓司马,但他的妻子高陆公主是晋武帝的姑妈,杜预即是晋武帝的姑父。

派出了杜预,晋武帝思来想去,宗室里找不出人有能力去担任都督,外戚里面除了杜预,还有个羊祜可委以重任,可惜当时羊祜正在荆州与吴国的陆抗对峙,脱不开身。最后晋武帝派出了并非宗室也并非外戚的石鉴。

石鉴并非无能之辈,早在曹魏末年,他就担任过护匈奴中郎将镇守并州,是有经验的老臣。但是晋武帝太健忘了,石鉴与杜预是不能放在一块儿共事的,他俩是结过仇的死对头。如果说这事许晋武帝并不知情,那么不久之前,时任司隶校尉的石鉴参劾时任河南尹的杜预,害杜预丢了官,他总该还记得吧,这还没过多久,他就任命石鉴为安西将军,都督陇右诸军事,又让杜预除了秦州刺史,还兼任安西将军司马,给石鉴打下手,这算怎么一回事嘛。

果然,石鉴与杜预一到任上马上又掐了起来。石鉴说,兵贵神速赶快出兵,杜预则说,如今胡人兵强马肥,我方孤军深入那是冒险,不如先运足粮草,等冬春之际水草干枯,胡人没了粮草,再发动攻势也不迟。

石鉴一听怒了,心想你这个安西司马竟然敢违抗我这个安西将军的军令,当即一道奏书送到洛阳,参劾杜预不做正事,先给城门与官舍搞装修,贻误军用物资的调拨。晋武帝闻讯大怒,派御史带着槛车去将杜预押解回京,杜预就这样再次丢了官。不久之后,石鉴也因为以败为胜谎报军功而免职获罪。

在此之后接任关中都督是司马骏,这时晋武帝已经有点心灰意冷,甚至在朝堂上讨论起该不该放弃秦州以西的土地。秃发树机能纵横陇右近十年,十几万地方军队对他束手无策。

最后平定叛乱却是出乎意料的顺利。咸宁五年(公元279年),禁军将领马隆毛遂自荐,他招募了一支三千五百人的军队深入陇右,只用半年时间就斩杀了秃发树机能。

十年对半年,十几万对三千,这两组相差悬殊的数字除了证明马隆确实是名良将,也暴露了西晋地方军队的惊人低劣,将帅的惊人无能。将帅无能自然要怪晋武帝用人不明,而地方军队战斗力如此低下,明显也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秦凉发生叛乱后,晋武帝一度很不解,他问臣子,百姓放着太平日子不过,非要造反,这是为什么呢?

有个叫阮种的书生回答,发生叛乱那是理所当然的。曹魏以来,各异族纷纷归附,很少再发生侵扰行为,边境太平久了,边防军队就变得懈怠,边塞设施长年失修,百姓也对这些邻居失去警惕,而地方官吏不改恶习,习惯性扰民,中央派去的都督刺史又缺乏统御的才能,对待异族要么欺诈凌辱,要么敲骨吸髓,要么妄加杀戮。各异族犹如悍马,对他们不加羁縻却又不停地鞭笞,他们怎么可能不造反?

另外还有曾经做过邓艾军司马的段灼也抗议晋武帝封赏不公,歧视地方军队。他说,当年讨伐蜀汉,朝廷在凉州招募羌族健儿,许诺必有重报。但是在应募入伍的五千凉州士兵立下一等战功之后,朝廷却又颁布了一道“乙亥诏书”,地方军队的军功不与中央禁军同等对待。地方军队中唯有金城太守杨欣部下三十人,以攻克江由城的功绩受到封赏,其余无一人受封,而与此同时,却有众多只立下等军功的禁军将士被封为侯爵。一方面是功高不赏,另一方面是微功滥赏,如此不公平,未免令将士们寒心。

作为受到歧视的二等公民,地方军队如此不中用,自然也在意料之中了。既想马儿跑,又想马儿不吃草,这种美事是不可能发生的。

马隆平定秃发树机能之后,就以武威太守兼任护东羌校尉的身份留守关中,最后病死在任上。马隆镇守关中的十余年,关中无事,但到了惠帝元康年间马隆病死,历史马上重演,关中再次大乱。关中只是王朝西部边陲,北部并州有匈奴,东北幽州、平州有鲜卑、乌桓,这两个地区的情况与关中大同小异,只是绥靖政策在这两个地区发挥了作用,暂时没出大乱。

不过,躲得了初一,躲不了十五,这个王朝已经开始全面腐烂,迟早都会露骨。郭钦在太康年间建议晋武帝徙戎,实际就是预料到有来日大难,所以要曲突徙薪。既然无法指望顽症立愈,恢复强壮体格,那只好寄希望于隔离隐患。

这番先见之明是在对牛弹琴,晋武帝连传位给白痴太子这种蠢事都要力排万难百死不回地做出来,还能对他有什么指望?倘若晋武帝是个合格的皇帝,他就应当改革积弊整顿朝纲,把国家治理得朝气蓬勃,这才是釜底抽薪的上策,又何必要搞隔离异族这种扬汤止沸的下策?

等时局继续败坏,到了元康末年江统写《徙戎论》的时候,已是想亡羊补牢,可惜为时太晚。当时关中已乱,流民已经四处蔓延,而洛阳又开始闹“八王之乱”。中原大战在即,汉族百姓都活不下去要造反,何况异族人呢?

可见,徙戎也好绥靖也好,都不是戎狄之乱的原因,关键在于中原王朝的国力兴衰。秦朝远逐匈奴七百里,胡人不敢南下牧马,更不敢弯弓而报怨;东汉收容各异族入塞,也并没有导致中原大乱。

孱弱如西晋,无论是绥靖还是徙戎,都拉不住在亡国之路奔驰的大马车。

关键词(Tags): #十六国#徙戎论通宝推: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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