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国庆回家说说西部农村 -- shiningworm

陕西“民国十八年年馑”这场特大的自然灾害，在中国以及世界的历史上，都是极其罕见的。据民国19年底陕西省赈务委员会主席、民政厅长邓长耀的陕灾报告中统计，当时，全省有200多万人活活饿死，200多万人流离失所，逃亡他乡，800多万人以树皮、草根、观音土苟延生命于奄奄一息、在旱灾发生的同时，又有风灾、雹灾、虫灾、瘟灾、水灾、火灾、兵匪之灾一起袭来。使全省92县尽成灾区。赤野千里，尸骨遍地。甚而人人相食，惨绝尘寰。

所谓“十八年年馑”实际从民国17年就已经开一始了。看一下当时各县向省府的报告，便可从中了解灾情来势之凶猛。

　　民国17年1月：

　　陇县：现在树皮、槐于剥食无存，酸枣、草根搜掘殆尽。全县6区已实有灾民 8万以上，逃亡的5000口以上。不时有饿死人的消息，请求省上立即救济。

　　泾阳：因缺乏食物而上吊自杀身亡的有李坊堡的吴草娃，县东里的赵裁缝，瓦王村的王玉善，首张里的杨增全4人，此外，夏村里的岳文夫妇，因为饥饿难忍，先把自己不满3岁的小孩子活活勒死，然后夫妻双双服毒自杀。现在全县已饿死的有男45人，女20人。

白水：草根树皮早已被剥食于净。每天大路上东来西往的尽是饥饿的灾民。到处都有饿死的人。县城北马家堡，有个叫陈老六的，因为饥饿痛苦实在难熬，有意在食料中放了毒药，把全家6口全部毒死。

三原：灾民吃的多是棉花叶、茨荆之类，大程镇附近的灾民，把房顶上霉烂的梁椽拆下来，捣碎磨细掺入棉花叶、麸皮中，做成饼子充饥。不时有人因吃了这种饼而致死。

　　西安：1月15日天下大雪后，北风凛冽，寒气刺骨。省城内已无多少食品可吃，灾民又冻又饿。据公安局连日来的报告：北大街老菜市以东，东大街古物商店，盐店街风火洞口，新城南门外，北柳巷口，浸礼会门口等处发现男女数十人的尸体。

　　在天灾的同时，人祸也纷至沓来。各县土匪蜂起，残害人民。

扶风：该县自被陈疯子盘踞后，一个月内，被土匪伤害致死的百姓就有108人，经济损失6O余万元。泥门闭户流亡他乡者到处都是。　　　　

大荔：自麻老九（麻振武）盘踞后，早已敲骨吸髓，民不聊生。兼以战事频生，田园荒芜，农民全都失业。复又届此旱灾，城内成群的乞丐已由乞食而转为“抢食”。乡村里的灾民不等饿死，就已经开始寻死.　　　　

宝鸡：自党拐子（党海楼）余孽窃踞该县后，奸淫掳掠，惨无人道，被匪害破产的有3000余户，毙命的1000余人，妇女被掳的300余人。被土匪处死的10余人，钉死在城门上的4人.

　　武功：该县被土匪抢掠烧杀几遍。兵烫之后，瘟疫流行。初染瘟时头痛发晕，时寒时热，浑身酸痛，慢慢地就全身出疹，胡言乱语，手足抽搐，有时腹痛发呕并泄黑水，不久就毙命而亡。全县10镇几乎成了病灾之国，死人一个压一个，腥臭薰天，人骼兽骨互相叠压无人掩埋。

民国18年9月，“全国赈灾委员会”派出以回杰生为代表的“西北灾情视察团”赴陕，民国18年9月9日，视察团抵达百安。省赈务会（即原省救灾委员会）主席、民政厅长邓长耀、教育厅长黄统、西安市长萧振瀛、赈务会常务委员杨仁天等在钟楼上接待了视察团全体人员，邓长耀、黄统备述陕西灾情奇重，希望视察团把这里的灾情电告全国，以期望得到国内外各界人士的重视与支持，拯救陕西及西北的灾民，否则“陕西将有灭绝人种之危险。”

第二天，视察团一行到省城附近的西北二乡、东菜园、含元殿、孙家湾、坑底寨、二府庄、大白杨、火烧壁、西十里铺等地视察。只见秋田枯萎，焦如火焚，玉米只有一尺来高，收获不足一成。地里的棉花也只有一扎（shiningworm注：手的一扎，约20cm）高。吃的只有糠秕，有人甚至吃白土度日。视察团的车子行驶了不到5分钟，看见路旁饿死的人就有10多个，行走中，忽然觉得一股奇臭扑鼻而来，仔细向当地人一打听，才知那是“万人坑”里死尸腐烂后发出的恶臭。走到“万人坑”，大家看到了更凄惨的景象，偌大个土坑，塞满了尸体，四乡仍不停的往这里运死人，都来不及掩埋。目睹这番惨象，日杰生先生决定留在西安，并约定陕西赈务会的蔡雄霆、王淡如二先生共同负责视察工作，同时组织西安各主要报刊主笔联合组成“陕西灾情通讯社”，向全国各大报馆拍电，通报灾情。对全国上下了解陕西灾情的实际情况，积极支援陕西赈灾起了很大作用。这里选出其中两封电报抄录如下：

　　上海日报公会，南京复旦社，天津《大公报》，北平《益世报》，前外茶儿胡同十四号马芷庠先生均鉴：关中友重各县，除渭滨滩地稍有收获外，余皆秋收毫无，麦多未种。行其野田地荒芜，蓬蒿没胫。草丛中不时发见破烂衣服与零乱骸骨，盖未经掩埋已被禽兽啄食净尽之路毙也！入其村但见室多泥门堵窗，无人居住，盖自入春以来，俄毙者先后相继，多至绝户。村人埋不胜埋，只泥堵其窗户，希图苟安于一时，以致近日各县疫病流行，死亡枕藉。传染既易，死者益多，尤以省西之眉县、乾县、礼泉、武功、扶风等县，渭北之大荔、蒲城、澄城、合阳、三原、泾阳等为最甚。现天仍亢旱，洼地麦苗且日已枯死，滨水之区亦尘深尺许、高原更可想见。且入秋以来、陕南兴、汉所属共五县，亦迭遭水、旱、蝗、雹、匪各灾，日加惨重。灾民除采自树皮草根水之浮萍外，并有掘食一种白土，俗名“观音粉”者。食用既久，往往腹中结成石块，膨胀以死，灾情如此、中外善士若不设法救济、全陕将不免有绝人之患。王淡如、蔡雄霆叩东。

　　次年2月6日的一通电文中又称：“顷据调查员报告！吾陕各县秋获未收，冬麦未种。兼之战争复起，交通又梗，灾民际此，惨痛愈甚。尤惨者，妇女被人贩卖者计达10余万；沦为娼妓者亦为数不少。长此以往，陕西人种将濒临绝境。又西安一带，于冬日落雪，厚2寸，但野无青苗，与灾无补，反令饥民冻馁，以故死者日益增加。王淡如、蔡雄霆叩鱼。

　（社会各界支持很多，此处不赘述）

饥饿是人心中最恐惧的记忆！1928年的那场“大恐惧”来得很猛烈，猛烈得至今让人难忘。

　　“民国十八年，死人满山沟。”80多年后，这句俗语依旧让人闻声战栗。民国十七八年，是1928年到1929年间。空前大旱掠过甘肃的50多个县，其间夹杂着古浪大地震。于是，人就像黄了的麦子被“刷啦啦”放倒；于是，大地上就躺满了“挣命”的乡亲。

　　甘肃全省64个县有58个县受灾，灾民达250万，仅仅兰州的灾民就达11万。全省先后有140余万人死于饥饿，有60万人死于瘟疫，有30万人死于兵匪之手。有6万人口的定西县，灾难过后只剩下了3000人。兰州则有8万人死于这场灾难。于是，对饥饿的恐惧成了野地里的草，连年疯长。

　　70岁的张德贤，是河口村人。他是幸运的，没有赶上80多年前的那场大饥饿。可这并不妨碍他收集那些关于饥饿的故事；更不妨碍他将那些年月发生的饥饿故事讲给我们听。

　　庄稼绝收，人靠吃野菜度日，谁知这仅仅是个开头

　　那年的那场灾难，持久而绵长。许多老人回忆起来，依旧不寒而栗。从小父辈们给我讲述最多的就是“挨饿”的事情。

　　我是从河口的张学恭老人处知道民国十八年大饥饿的。听老人说，灾难是从民国十七年4月开始的，进入四月天就没有下过雨，水势汹涌的庄浪河也断流了。实际上，这场灾难从民国十四年（1925年）就开始了。这年全省各地春夏大旱，皋兰、金县、会宁等17个县颗粒无收的事情发生在1929年）。

　　然而旱情依旧在持续，民国十七年（1928年），又是春夏大旱。河口人在张家台上种的千亩谷子，长了一尺高就干枯了，彻底绝收。黄河水位下降，庄浪河断流。水车自然也不管用了，川地只浇了个头水，只有两成收成。街市上的粮价大涨，一斗麦子要五六两银子，一块银元只能买3斤面。面价上涨了十多倍，正常情况一块银元能购买半袋面粉。（据记载，河口的粮价还不是最高的，最高的粮价在定西，一斗麦子要十八个银元，后来平凉有一袋面粉50个银元的记录。）

　　河口的灾情来得晚一点，一来河口地处黄河岸边，还有些水地，二来河口是通往青海新疆两地岔路口，商队比较多，并不是单纯的靠天吃饭。到了1928年六七月份，有200多户人的河口街，就有六七十户人家无粮可吃了。人们以野菜、榆树皮、麸糠艰难度日。谁知吃糠咽菜的日子仅仅是灾难的开头。

　　老人们说，那时，每天有几十个灾民来到河口街上。灾民的到来又带来了瘟疫，饥饿加上疾病成人口急剧下降的原因。主要根子在政府，此时，统治甘肃的是刘郁芬，他不仅不组织救灾，反而继续摊派各种苛捐杂税，疯狂搜刮，致使灾情雪上加霜。

　　进城的饥民走路打摆摆，刮风就跌倒，跌倒就断气。东 岗镇有个村民叫黑喜儿，到店铺中去买油，去店铺的路上要过一个大坟滩，这里路比较难走，谁知黑喜儿一头栽倒在坟滩上，再就没有爬起来。

　　关键时刻，张鼎国从西宁弄来了“救命粮”

　　河口城里每天都往外抬死人。曾经繁华热闹的水旱码头成了灾难深重的人间地狱。大街上行人寥寥，为防止国民军派捐拉夫，每天不到天黑，四门就上杠子了，店铺更是中午一过就关门了。晚上，更是寂静一片，连小孩的哭声都没有。饥肠辘辘的小孩哭喊着向大人要吃的，大人无奈，只有哄吓说：“不能哭，街上的饥民听见后，就会抓去吃了。”吓得小孩们大气都不敢出，只能乖乖地听话。（当时，兰州死人甚多，来不及埋葬，刘郁芬政府派人用大车拉到黄河中。）

　　就在这时，河口村人张鼎国挺身而出开始救灾。张鼎国是个生意人，但他的生意并不是河口最大的。当时，河口富裕户有三大家四小家之说，张鼎国并不在其中。张鼎国原是河口东街“忠心泰”商号的“相公（商号中负责外交的）”，他在跑牛皮大筏时负责联系外交结账等，往返于西宁——兰州——包头之间，算是个老江湖。张鼎国为人仗义，诚信善良。在西宁做生意时，他和西宁“三合店”的大掌柜有了交情（三合店的幕后人是马步芳，大掌柜是马步芳的表兄）。四十多岁时，张鼎国利用手中的积蓄，置办了一个有24个牛皮胎的筏子，脱离了“忠心泰”，做起了自己的买卖。张鼎国依旧跑着西宁——兰州——包头这条线。

　　到民国十八年（1929年），触目惊心的惨状让他坐不住了。张鼎国虽是生意人，但并没有多少资金，他凭着与三合店大掌柜的交情，搞来了一批粮食。此时，河口灾民的情形，三合店大掌柜也非常清楚，对他购粮也颇为关照。先给他优惠价给了三万斤，又给他赊了两万斤青稞。这样，张鼎国就弄来了5万斤粮食。

　　张鼎国分四趟把这些粮食运到了河口。就在河口街上支起了三口大锅，开始“放饭”。由于是青稞，再加之灾民大部分没有任何的锅碗，只能做成“宭馍馍（类似于糌粑的食品）”，每个馍馍大小和人拳头相仿，灾民们携带也方便。而且这种食品不容易发霉变质。

　　这个举措立刻吸引了四面八方的灾民。当时，到河口去吃赊饭成为许多灾民的目标。从永登过来的灾民络绎不绝，无数商帮来往的丝绸古道成了河口周边灾民的求生通道。

　　老人们说，那些灾民拖家带口，艰难地走到河口，大部分人已经奄奄一息了，有些人甚至连抬头的力气都没有了。河口的店铺前，商号的屋檐下，寺庙内，到处都躺着灾民。

　　许多灾民一拥而上，挤到大锅前抢食，结果发生了踩踏。有些灾民没有等到吃到啥饭就咽气了。

　　军阀混战，死亡边缘的民众依旧被派捐拉夫

　　在这场空前的大灾难面前，人的力量是极其有限的，甚至说是微不足道的。此时，需要政府强有力的措施，而此刻刘郁芬却忙着和省内的其他军阀开战呢。

　　本来早就展开的救援行动迟迟没有铺开。民国十八年（1929年）三月一日，刘郁芬才向南京国民政府电告灾情，说是灾民的数量达百万。5月5日，国民政府派内政部长薛笃弼（薛曾任过甘肃省省长一职）视察完陕甘后，给国民政府行政院报告说，甘肃有灾民240余万。并且说，灾民们把各地的草根树皮都吃完了。

　　当然，这些仅仅是官方的说法，实际上灾情比这要严重得多。民国十八年全省有近240万灾民死亡（1932年的统计为约300万人死亡）。也就是说，国民党政府报告中灾民数量，实际上接近后来死亡的灾民数。民国十八年，今兰州政区范围内总人口为31.88万，比民国十七年减少8万余人。

　　国民党行政院给甘肃灾区拨款80余万元赈灾，然而此刻，各地军阀割据，政令难以畅通，再加上缺乏监督，赈灾款大部分被经手官绅贪污。真正将灾民放在心上的人还是那些民间的善人。

　　张鼎国的举动在河口起到带头作用，河口居民中只要生活能过得去的人都行动起来，投入到了赈灾中。有维持秩序的，有烧火打杂的。最为难得的是河口的张崇选、张贞忠、张树生、张树润等几家人，也轮流煮粥，赈济乡民和外乡来的难民。张鼎国他们的举动可以说“活人”无数。我请那些老人回忆这段往事时，他们总是感念不已。

　　1930年后，灾难才走向低潮。有人曾经做过统计，在近300年间，甘肃基本上是“三年一小旱，十年一大旱，二十年一特旱。”灾难给人们带来了空前的痛苦。在军阀混战下，腐败政府管理下，灾难更是雪上加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