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摘】美国右翼基金会怎么样收买了经济学？ -- 思想的行者

时值秋后，各地公粮陆续征收上来，这为中财委调运物资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短短数日，中财委便从东北调集粮食6000万斤，京津地区准备布匹35万匹(1匹约为33米)、棉纱5000件(1件约为360斤)，上海准备了棉布11万匹、棉纱28000件，武汉准备了棉布30万匹、棉纱8000件，西安准备棉布40万匹。大量物资集结完毕，比原来预定的11月25日至30日提前了五六天。

11月20日，战事进入第二阶段。当日，中财委发出指示，要求上海、北京、天津、汉口等地的国营贸易公司准备出足够数量的粮食、纱布等重要物资，开始出售。

投机商人们正为连续几天国营贸易公司的“惜售”而憋闷不已，一看又有物资放出，也不管价钱，一窝蜂地扑上来吃进。这些人也许没有注意到，各地国营公司在放出物资的同时，也在逐步提高商品牌价。

政府的买卖居然也跟着放涨物价！谁也没明白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

投机商们只是打着自己的小算盘。他们根据过去的经验判断，紧俏商品一天就能涨好几轮。所以，管它价格高低，只要东西到手，一倒手当天就能挣到钱。不但可以应付拆借利息，更可以获得暴利。他们只顾疯狂吃进，兜里的钞票却在不知不觉中被哗哗吸走。银行抽紧了银根，这些人就向高

利贷借款。市场日拆(按日计息)暗息在11月初还只有14%。，后来又升至51%。，最后居然到了100%。。

到了11月24日，国营公司出售的物资价格已与黑市价格相当。这个当口，总体物价水平与7月底相比已经上涨了大约2.2倍。在此价格水平上，中财委所掌握的物资已与市场上流通的货币量相当——这意味着双方实力已然对等，可以放手一搏。陈云当机立断，决定收网。

他之所以迟迟没有动手、又放任甚至助推物价上涨，等的就是这个时间点！

决战

11月25日，上海、北京、天津、武汉、沈阳、西安等大城市的国营贸易公司同时开始大量抛售纱布。一边抛售，一边不断调低牌价。

开始的时候投机商还频频接招，继续吃进。但国营公司的物资向滚雪球一样抛售出来，而且越抛越快，他们手里的资金很快就不够用了。

这个节骨眼儿上，中财委几路进兵。首先是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与公安部门经过充分准备，对地下钱庄进行了突击清查，查获地下钱庄26家，拘捕了111人，查抄大量支票、黄金、银元和美钞。这一招截断了投机资本的资金来源。接着，中财委又规定所有国营企业的钱一律存入银行，不向私营银行和资本家企业贷款；规定私营工厂不许关门，而且要照发工人工资；同时加紧征税，迟交一天，就得罚款税金的3%。

投机资本阵脚大乱，他们赶紧抛售手中那些高价吃进的纱布。但他们“割肉”越多，亏得越多，市场行情跌得也就越快，再加上国营公司的降价推动，上海的棉纱价格在一天之内就掉了一半下来。

直到这时，投机商们才看清共产党“以退为进”的手段！

政府连续抛售10天以后，粮棉等商品价格总计猛跌了三四成。许多投机资本被高利贷、工人工资和税款三道“枷锁”压得喘不过气来，有人跳楼自杀，有人逃往香港，参与投机的私营钱庄也因大笔贷款收不回来而亏损破产。上海的私营粮食批发商一下子倒闭几十家，棉布行投机商亏蚀了253亿元。

年轻的共和国在经济领域打了一场漂亮的歼灭战。

上海工商界人士从此对共产党的经济执政能力刮目相看。一位著名的工商界人士说：6月的银元风潮，中共是用政治力量压下去的，此次则仅用经济力量就能稳住，是上海工商界所料不到的，给了上海工商界一个教训。还有人竖起大拇指说，那个商务印书馆的小个子(指陈云)确实不简单。

驯服“通胀”

没过多久，中财委又用同样的手法给了投机商最后一击。

上海粮食市场上，历来就有春节后“红盘”(指正月初五开市)看涨的老规律。投机商看准这一点，四处囤积粮食，一直忙活到大年三十。然后，他们烧香拜佛，就等着年初五财神爷上门。

这一次，中财委做好了万全准备。上海周边已然形成了三道粮食防线：第一道，杭嘉湖、苏锡常一线；第二道，江苏、浙江、安徽一线；第三道，东北、华中、四川一线。三道防线合在一起，可以周转的粮食有十几亿斤，足够上海周转一年半。

此外，11月的物价风波过后，陈云再次建议发行公债，控制流通货币量。这一次，中央终于下了决心。1950年1月，中央政府开始发行2万份公债，每份约值人民币12000元。公债发行，银根收紧，拖住了大批游资。

1950年2月21日(农历正月初五)，粮食市场上“红盘”开出。投机商们傻了眼，粮食价格不但没有上涨，反而连续下跌。投机势力遭到彻头彻尾的失败。

持续十几年、如脱缰野马的通货膨胀终于被驯服了。杨波老人记得，硝烟过后，陈云不无幽默地用他和另两位同志的名字总结了这场战役。陈云说，物价风波是扬(杨)波、又(薄)一波、最后是无(吴)波(时任财政部办公厅主任)。三个人名字中都带个“波”字，并且都与陈云并肩奋战在新中国的财经战线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