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千年(敝帚自珍)

主题:青铜时代的蜗角战争 第三章 秦朝的大跃进 -- 潇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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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青铜时代的蜗角 第三章 2

人类劳动创造出的多余财富,总要再把它花出去才好。你就是拼命地吃,拼命地穿,所用也是有限,多余的怎么办呢?只好用在项目工程上,以泽被后世。秦王朝大修长城,大挖秦始皇陵,隋炀帝大修运河,把当时不能长时贮存的粮食,转为不朽的长城和运河,化成持久的能源,留到后代慢慢使用,也是好事啊。所谓“楚人遗弓,楚人拾之”,对丢弓的楚人来讲,是个大遗憾,对整体的楚国,并没有什么遗憾和损失。同样,修长城和秦始皇陵,对于当时的人是个痛苦,对于后代的我们,则是得弓者。就好比埃及的金字塔,在当时修时未尝不是件痛苦的事情,但现在却细水长流地为埃及人挣着旅游的外快。

而且,我们还要骄傲地宣称:秦始皇搞得这些泽被后代的工程和对外军大型事行动,都是从前分封制时代所搞不起来的、史无前例的壮举。也只有皇权专制社会才可以组织如此大规模的全社会参与的工程和军事行动,以及有效地抵御外来的侵掠等等――这大约是皇权专制的好处吧。

但事实证明,秦王朝搞这些泽被后世的项目,代价也很大――甚至以亡国为代价――当时秦王朝全国大约总有二千万人口,各项军事、民用项目和兵役,征发人口总数不下三百万人。秦王朝15%的人口奔赴在各项浩大工程场所,严重损害了社会经济的合理健康发展,甚至引发动荡。如果你对这个比例数据(15%)不敏感的话,那我们说说下面一组数据。

在从前的商周时代,法律规定成年男子每三年去给国家干33天义工,从23岁一直到55岁为止。而秦王朝加码成了每三年要干两年零一个月,而且年限也拉长到16岁到60岁。也就是说,秦王朝的农民如果活到60岁的话,要合计给国家服劳役及兵役10250天,即――他有28年要在工地上渡过!而商周时代则是297天(不到1年)。所以,董仲舒说,秦朝的力役是“三十倍于古”,不虚言也!人生一半时间都去外地筛沙子、砸石头了,这种沉重的劳役只能搞得“海内愁怨”,等着闹事吧。

注意,这种去国家项目上干活是没有报酬的,只一天管三顿饭,是白为国家白作贡献,俗名打义工,学名叫徭役。所以汉朝晁错说:“秦发卒戊边,有万死之害,而无铢两极之报。”意思就是白干活。放下手中的农活,去白给国家劳动,而且白劳动的时间在一生60年中长达28年(28年是什么概念呢,算算你一生中用以上班的年头,也最多就是28年),也就是说,秦朝的一个农民,他一生都在白为国家劳动!真是杨白劳了。这大约不是件愉快的事。

而那些留在家里种地的人(大约都是老人、妇女和小孩子了罢),日子也不好过。种地需要交粮纳税,这是天经地义的,就好像开酒吧、开发廊需要像黑社会老大交保护费一样,但关键是交多少。交多少才能既让黑老大满意,发廊女也不至于不赚呢。经过历史的磨合,中国农业传统的税收标准是十分之一,有时候遇上仁慈的皇帝就只有三十分之一。但是秦王朝标新立异,达到了三分之二(“收太半之赋”,据汉朝人讲)――这简直是没天理了!高达传统水平的7-20倍,所谓“二十倍于古”(董仲舒语)。人们真是没有活路了,所以秦国“男子力耕不足粮晌,女子纺织不足衣服”,人们累死了也养活不起自己,更交不完这天文数字比例的税。于是“秦赋敛亡度,竭民财力,群盗并起,死者相望。”――人们交不起税,只好逃亡当强盗,也等着闹事吧。

注意,这个税收百分比不是按实际产量算的――那还就好了,我不干

活,也就少交税。它其实是按土地的一般产量,由政府估算一个产额

来收税的。不管你这个发廊本月盈利好坏,都按这个月额交!哈哈,

那简直要气死了!但千万不要以为这是秦始皇坏,历朝历代的皇帝都

是这么算的。

可是,为什么秦皇帝定的税率定得非要比别的皇帝高二十倍呢?

他不知道收税多了――“保护费”收多了,发廊女们都要逃亡,逃到

别的老大的地盘上去干吗?――或者没得地方逃,发廊女们就会起

义!

秦始皇也是没办法啊。你想,他搞了那么多国家大项目,都需要花

钱:参加修长城、驰道项目的民夫,虽然没有工资,但也要消耗口

粮;八十万战士的衣甲、武器、口粮、车马,也得有人供应吧;供应

者拖车运输,造桥补路,也需要口粮和器械吧。于是这一切物质压力

都专加到劳动者身上――严格的说是“服劳役、服兵役之余所剩不多

的纯劳动者”身上了,迫使他们交钱(税)交物(赋)。这些他们交

不起这些赋税,终于野死沟壑,民不聊生,强者挺身为盗,海内沸

腾,原六国百姓对于中国统一后的美好生活向往彻底幻灭,潜藏在心

底的是对故国的怀念和对秦王朝强烈升腾起来的厌恨,所谓“天下苦

秦久矣”!

可是为什么秦始皇非得“强力疾作”,搞这么多大项目呢?少搞一些项目,不就缓解了人们的焦苦和怨恨,稳固了老秦的江山,退一步海阔天空了吗?唉,没办法,秦人非得搞这些项目!就像得了强迫症一样。这就要归结为秦人历来传统中的“事功精神”了。

秦国历来是个务实干的雄心勃勃的国家。他们原本偏于西陲,属于蕞尔小邦,却变法奋强,志在天下。他们崇尚战功、治功和农功――“三功”,对利益、财富、土地有强烈的追逐心理。秦法家又推波助澜,以赏功原则作为激励民众和官吏的核心手段。于是秦人功利取向异常强化,秦国“妇人婴儿皆言商君之法”,每次出去打仗都像去商场抢购一样踊跃,急着立功改善自己的生活。执着进取的“事功精神”漾溢于朝廷庙堂之上,播散于都邑乡里之间。所谓“事功”,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作事立功”,必有所为的意思。朝廷课其功伐、劝以功利,民众论荣取功,搏取田宅爵禄。所以秦人在兼并进程中兵锋凌厉所向披靡。而六国文化则是安长处顺,苟安朝夕。

对事功目标的执着追求(六国人称之为“秦人贪”),使秦国全社会能量高度迸发,聚焦出极大的社会效率,终于通过长期竞争战败了六

国。到了秦王朝建立以后,没有什么仗可打了,但秦人的“事功精

神”没有泯灭,“秦人贪”的畸变表现就是在整个帝国版图内大兴项

目的造作。秦始皇急于兴作,好大喜功,他是秦民族事功精神的总代

表,他役使万民,耗竭民力,终于激化了帝国与民众之间,特别是与

山东六国民众之间的矛盾。

事功精神与秦王朝的兴亡,可谓成也由之,败也由之。

另外,并吞六国这件丰功伟绩,也进一步刺激了秦始皇的胃口。

当时人们议论他说:“秦皇帝在吞并天下以后,意得欲从(就是想干

什么,什么就能实现),于是胃口被撑大了。”秦始皇以为想干什

么,就一定能干成,用毛主席的话讲,“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

产”,终于“轻用民力”(轻视使用民力),急于事功,他没有大炼

钢铁,但是搞了长城、阿房宫、击匈奴,攻五岭这些东西,这都属于

不急之务,结果耗得天下枯竭,海内仇怨,民生疲敝,陈胜、吴广振

臂一闹,天下立刻汹汹倾危了!

我们说,秦始皇热衷“事功”没有错,总比啥都不干整天泡妞强。但

秦始皇违背了“量力而行”这条基本规律:在一个久经战乱才建立起

来的王朝初年,本应该休息养民,像汉朝初年那样,他却大兴事功,

大搞跃进,真是求死有道啊。

假使秦始皇当初能够体恤民情,休养生息,则秦王朝断不会如此短命

了。

秦始皇大约万万想不到自己贪于事功、投资过热地之后果会如此严

重。我们管这个就叫做好大喜功吧。

汉武帝也是一样的,好大喜功,穷兵黩武,竭尽财力,终于天下人口

锐减一半,盗贼满山,汉王朝面临风雨飘摇局面,若不是汉武帝下

“罪己诏”及时刹住了“大跃进”的歪风,以及汉武帝的接班人也赶

紧“轻徭薄赋,与民休息”,汉王朝差点步秦的后尘。

总之,我们也看出来了,秦皇、汉武这些大牌皇帝,是凡在历史上留下一点丰功伟绩的痕迹的,就得冒着竭尽天下财力乃至动荡社稷安危的风险。看来,当名人也不容易啊!物质也确实是守恒的啊,不付出就没有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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