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报告，我要说张爱玲的坏话 -- 玉垒关2

从费勇的分析中可以看出，新的评价是在突破了旧有的、狭隘的政治概念之后产生的。尤其是在中国新时期文学回归现实，产生了如《李顺大造屋》、《白鹿原》等具有冲击力的作品之后，张爱玲《秧歌》的真实感和预见性才从被遗忘的历史中浮现出来。而就结论本身而言，也许这算不上有很多新意。因为，当年张爱玲把《秧歌》送给胡适看的时候，胡适就细细读过，据说是全篇圈点地还给张爱玲。现在“皇冠”版扉页上印出了胡适题于１９５５年１月２５日的手迹：“此书从头到尾，写的是‘饥饿’——书名大可以题作‘饿’字，——写的真细致，忠厚，可以说写到了‘平淡而近自然’的境界。近年我读的中国文艺作品，此书当然是最好的了。”

关于《秧歌》这本书，我只发现一点需要质疑的地方，那就是那篇检讨的出处。在“跋”中，张爱玲说：“《秧歌》里面的人物虽然都是虚构的，事情却都是有根据的。”她提到，在“三反”运动中，《人民文学》上刊载过一个写作者的自我检讨，是一篇短文，其中谈到，在１９５０年的春天，他在华北某地工作，当地农民为饥饿所迫，聚众抢粮，遭到镇压。指挥开枪的老干部后来亲口对他说：我们失败了。这个作者检讨的是自己用这件事写了小说，革命理想破灭。

　　为了查找这篇检讨，我反复查看了１９５２年全年的《人民文学》，并未找到这篇文字。我进而又从１９５０年开始查，一直查到张爱玲到香港后的１９５４年。从思想改造开始，《人民文学》上时有检讨出现，但登检讨最多的还属《文艺报》，而遍查１９５０年至１９５４年的《人民文学》、《文艺报》，都未查到张爱玲“跋”中提及的这篇文字。是我看走了眼，还是张爱玲记忆有误，倒是希望有心人核实后告之。

宋淇曾在《私语张爱玲》里形容：“在寄到美国经纪人和为出版商接受期间，有一段令人焦急的等待时期。那情形犹如产妇难产进入产房，在外面的亲友焦急万状而爱莫能助。我们大家都不敢多提这事，好像一公开谈论就会破坏了成功的机会似的。”

不久代理人回复意见，嫌太短，认为这么短的长篇小说没有人肯出版。于是张爱玲又添写了第一二两章，描写金花妹出嫁，然后才是月香回乡，又夹叙了王同志过去的历史，以及杀猪的一章。

因为英文本的出版相当不顺利，张爱玲便又把小说译成中文，从一九五四年一月起在香港《今日世界》半月刊连载——比较容易接受张爱玲小说的，还是中文读者。

许多张爱玲传记中，常把《秧歌》和《赤地之恋》的中英文版写成同时出版或者先出英文版后译成中文，事实上，《秧歌》最早虽以英文写作，然而中文版早于1954年七月已由今日世界社出版单行本；十月《赤地之恋》由香港天地出版社出版；英文版则几经周折后，1955年方由美国纽约州Charles Scribner’s Sons出版公司出版，内容与中文版亦有所不同——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这两部书的创作不可能是出于麦卡锡的授意；《秧歌》写于《赤地之恋》前，然而《赤地之恋》的中文本都已经出版了，《秧歌》的英文本还在商榷之中，若说是麦卡锡授意张爱玲写作“反共小说”，那么麦卡锡也未免太蠢而且没能力了；而《赤地之恋》英文本的出版更是张爱玲去美以后的事情，1956年方由香港友联出版社出版，若说由麦卡锡操作，那他又好像神通广大得无远弗届，岂不矛盾？

某些人故意混淆两书的出版时间，并非出于无知，而是有意误导，为了推出“反共”的谬论而歪曲论据。

宋淇回忆，《秧歌》英文本一经出版，好评如潮，但张爱玲更在意的是《时代》周刊有无反应。因为该刊选书极严，评价极苛，一般作品难以上榜。有一天，宋淇手持一份新出的《时代》周刊，要给张爱玲一个惊喜。她似乎有预感似的，抢先就问：“是不是《时代》终于有书评了？”

她在意《时代》周刊，却不理会中文报刊，并非因为不在乎中文读者，而是因为中国的评论家们永远注重意识超过技巧，便如她在给胡适的信中所说：“您问起这里的批评界对《秧歌》的反应。有过两篇批评，都是由反共方面着眼，对于故事本身并不怎样注意。”

作家加作品的文学史模式一统天下现状，使我们的文学史常常缺乏历史感。

　　当然，这并不是说，这方面我们就完全没有进展。至少我在刘登翰先生主编的《香港文学史》中，就看到了一些可喜的章节。例如，关于张爱玲的《秧歌》和《赤地之恋》，其解读就很有历史感。这个部分是颜纯钧和高少锋先生执笔的，他们写到1952年的张爱玲无法和新政权共处，从上海来到了香港：

　　“正是国内反美情绪特别高涨的时期，张爱玲却接受了美国驻香港的新闻处的一份工作，并且在对方的支持下创作了《秧歌》和《赤地之恋》这两部在她来说是分量最重的，却又备受争议的小说。事实上，在张爱玲的文章中，很难找到反共和亲西方的直接言论，而且不难感受到她对政治的一种厌恶情绪和躲避态度。固然这两部小说的创作初衷已不得而知，但在当时的历史情境中，她还是很难避免要受到指责。这也正是她后来在大陆的诸种文学史中，找不到位置的原因。实际上，站在今天的立场上看，《秧歌》和《赤地之恋》对建国初期那些政治失误，以及平民和知识分子受伤害的描写，和后来大陆作家的‘伤痕文学’相比较，显然还是要温和得多。只是在当时，在新中国成立之时，这两部小说就未免显得过分地刺眼了。当然也是基于同一个原因，它们在台湾方面则博得一片喝彩。由此看来，蒙在这两部小说之上的这层迷雾，同样只能看作是当时东西方冷战的结果。”（《香港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30页）

1953年她正用英文写《秧歌》和《赤地之恋》这两部长篇小说；翌年二者 先后问世，而中文版则在美新处的《今日世界》连载。宋淇在《私语张爱玲》里如此描述张爱玲把《秧歌》投稿到美国出版的情形：“在寄到美国经理人和为出版商 接受中间，有一段令人焦急的等待时期。那情形犹如产妇难产进入产房，在外面的亲友焦急万状而爱莫能助。”

1954年，张爱玲在美新处“授权”下写成《赤地之恋》。故事大纲须经专人审核，张没很大空间发挥，所以她写得很辛苦，也对此作不大满意。但她依然紧张，并为此书求得两签（第二支签也见于宋淇的《私语张爱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