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千年(敝帚自珍)

主题:【原创】报告,我要说张爱玲的坏话 -- 玉垒关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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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您是专业的,我还能说什么呢?

大体看了看,不会比《活着》更反动多少。区别在于,据您说她自己说是拿了美国人的钱写的。一个人拿钱和写东西之间的相关性有多强,我没有办法做个回归曲线出来。据说,鲁迅当年也是拿国民党的钱的。不过我也没有找到直接的证据证明张是被授意拿钱写的。我搜了半天,在百度找的这么一个页面。

http://nomobrain.com/forum/viewtopic.php?p=8638

从费勇的分析中可以看出,新的评价是在突破了旧有的、狭隘的政治概念之后产生的。尤其是在中国新时期文学回归现实,产生了如《李顺大造屋》、《白鹿原》等具有冲击力的作品之后,张爱玲《秧歌》的真实感和预见性才从被遗忘的历史中浮现出来。而就结论本身而言,也许这算不上有很多新意。因为,当年张爱玲把《秧歌》送给胡适看的时候,胡适就细细读过,据说是全篇圈点地还给张爱玲。现在“皇冠”版扉页上印出了胡适题于1955年1月25日的手迹:“此书从头到尾,写的是‘饥饿’——书名大可以题作‘饿’字,——写的真细致,忠厚,可以说写到了‘平淡而近自然’的境界。近年我读的中国文艺作品,此书当然是最好的了。”

胡适是资深反共专家了。自然是和张沆瀣一气的。

关于《秧歌》这本书,我只发现一点需要质疑的地方,那就是那篇检讨的出处。在“跋”中,张爱玲说:“《秧歌》里面的人物虽然都是虚构的,事情却都是有根据的。”她提到,在“三反”运动中,《人民文学》上刊载过一个写作者的自我检讨,是一篇短文,其中谈到,在1950年的春天,他在华北某地工作,当地农民为饥饿所迫,聚众抢粮,遭到镇压。指挥开枪的老干部后来亲口对他说:我们失败了。这个作者检讨的是自己用这件事写了小说,革命理想破灭。

  为了查找这篇检讨,我反复查看了1952年全年的《人民文学》,并未找到这篇文字。我进而又从1950年开始查,一直查到张爱玲到香港后的1954年。从思想改造开始,《人民文学》上时有检讨出现,但登检讨最多的还属《文艺报》,而遍查1950年至1954年的《人民文学》、《文艺报》,都未查到张爱玲“跋”中提及的这篇文字。是我看走了眼,还是张爱玲记忆有误,倒是希望有心人核实后告之。

(乱世悲歌——关于张爱玲的《秧歌》·艾晓明· )

宋淇曾在《私语张爱玲》里形容:“在寄到美国经纪人和为出版商接受期间,有一段令人焦急的等待时期。那情形犹如产妇难产进入产房,在外面的亲友焦急万状而爱莫能助。我们大家都不敢多提这事,好像一公开谈论就会破坏了成功的机会似的。”

不久代理人回复意见,嫌太短,认为这么短的长篇小说没有人肯出版。于是张爱玲又添写了第一二两章,描写金花妹出嫁,然后才是月香回乡,又夹叙了王同志过去的历史,以及杀猪的一章。

因为英文本的出版相当不顺利,张爱玲便又把小说译成中文,从一九五四年一月起在香港《今日世界》半月刊连载——比较容易接受张爱玲小说的,还是中文读者。

许多张爱玲传记中,常把《秧歌》和《赤地之恋》的中英文版写成同时出版或者先出英文版后译成中文,事实上,《秧歌》最早虽以英文写作,然而中文版早于1954年七月已由今日世界社出版单行本;十月《赤地之恋》由香港天地出版社出版;英文版则几经周折后,1955年方由美国纽约州Charles Scribner’s Sons出版公司出版,内容与中文版亦有所不同——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这两部书的创作不可能是出于麦卡锡的授意;《秧歌》写于《赤地之恋》前,然而《赤地之恋》的中文本都已经出版了,《秧歌》的英文本还在商榷之中,若说是麦卡锡授意张爱玲写作“反共小说”,那么麦卡锡也未免太蠢而且没能力了;而《赤地之恋》英文本的出版更是张爱玲去美以后的事情,1956年方由香港友联出版社出版,若说由麦卡锡操作,那他又好像神通广大得无远弗届,岂不矛盾?

某些人故意混淆两书的出版时间,并非出于无知,而是有意误导,为了推出“反共”的谬论而歪曲论据。

宋淇回忆,《秧歌》英文本一经出版,好评如潮,但张爱玲更在意的是《时代》周刊有无反应。因为该刊选书极严,评价极苛,一般作品难以上榜。有一天,宋淇手持一份新出的《时代》周刊,要给张爱玲一个惊喜。她似乎有预感似的,抢先就问:“是不是《时代》终于有书评了?”

她在意《时代》周刊,却不理会中文报刊,并非因为不在乎中文读者,而是因为中国的评论家们永远注重意识超过技巧,便如她在给胡适的信中所说:“您问起这里的批评界对《秧歌》的反应。有过两篇批评,都是由反共方面着眼,对于故事本身并不怎样注意。”

其实我个人对《活着》这种东西是同样的不感冒。我当时看电影就极不喜欢,觉得是大大简化了历史。因此,我对张这两部作品也没有什么好评价的,因为据我所知,当时的共产党在某些方面还是比较用心的。当然也不排除有些不妥的地方。

我姥爷在刚解放的时候坐了三年的大牢,起因是因为人家污蔑他杀人。他被关了三年后出来,期间并没有受到什么折磨,无非是天天的政治学习,而且当时的形式还较为活泼。后来是tg给他平冤昭雪。我奶奶的父亲,因为涉嫌出卖tg党员,导致一宗惨案,也被关了五年。出来后不久就死了,但是tg也不算太亏待他,毕竟有重大嫌疑。我同学的曾祖父的弟弟,讳程长发的,曾做过保定军校教务长,解放前为安徽省省主席的座上客,其儿子因为被告发组织反共民团而遭到枪毙,他被从安徽拉回来关了不知道多久(后来上面就不让家人去探望了),再后来去世,连尸骨都没得收。当然这段遭遇,比起来千万的tg的将士未必就惨。这也是我并不采信张文中的某些描述的原因。

但是,若是说张所描写的这一切可以发生在58年以后,倒是真的有可能。我姥爷也曾经给我描述过他的姑父,那些年因为饥饿落逃异乡,后来就失踪了。有人说是被吃掉了。

当年的真正情形要待一切水落石出,只能等张与他人的信件面世,可能才能有点希望。毕竟这个人后来是移居美国,连一个穷困的赖雅都会被说成是在美国文艺界要风得风,要雨得雨,我实在是不能想象一些人恶意揣测的功力有多强。

http://www.gmw.cn/01gmrb/2003-05/08/08-F309C6E7C169BCF848256D1F008195B7.htm

 

作家加作品的文学史模式一统天下现状,使我们的文学史常常缺乏历史感。

  当然,这并不是说,这方面我们就完全没有进展。至少我在刘登翰先生主编的《香港文学史》中,就看到了一些可喜的章节。例如,关于张爱玲的《秧歌》和《赤地之恋》,其解读就很有历史感。这个部分是颜纯钧和高少锋先生执笔的,他们写到1952年的张爱玲无法和新政权共处,从上海来到了香港:

  “正是国内反美情绪特别高涨的时期,张爱玲却接受了美国驻香港的新闻处的一份工作,并且在对方的支持下创作了《秧歌》和《赤地之恋》这两部在她来说是分量最重的,却又备受争议的小说。事实上,在张爱玲的文章中,很难找到反共和亲西方的直接言论,而且不难感受到她对政治的一种厌恶情绪和躲避态度。固然这两部小说的创作初衷已不得而知,但在当时的历史情境中,她还是很难避免要受到指责。这也正是她后来在大陆的诸种文学史中,找不到位置的原因。实际上,站在今天的立场上看,《秧歌》和《赤地之恋》对建国初期那些政治失误,以及平民和知识分子受伤害的描写,和后来大陆作家的‘伤痕文学’相比较,显然还是要温和得多。只是在当时,在新中国成立之时,这两部小说就未免显得过分地刺眼了。当然也是基于同一个原因,它们在台湾方面则博得一片喝彩。由此看来,蒙在这两部小说之上的这层迷雾,同样只能看作是当时东西方冷战的结果。”(《香港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30页)

http://www.infzm.com/content/23297

1953年她正用英文写《秧歌》和《赤地之恋》这两部长篇小说;翌年二者 先后问世,而中文版则在美新处的《今日世界》连载。宋淇在《私语张爱玲》里如此描述张爱玲把《秧歌》投稿到美国出版的情形:“在寄到美国经理人和为出版商 接受中间,有一段令人焦急的等待时期。那情形犹如产妇难产进入产房,在外面的亲友焦急万状而爱莫能助。”

1954年,张爱玲在美新处“授权”下写成《赤地之恋》。故事大纲须经专人审核,张没很大空间发挥,所以她写得很辛苦,也对此作不大满意。但她依然紧张,并为此书求得两签(第二支签也见于宋淇的《私语张爱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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