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千年(敝帚自珍)

主题:【原创】报告,我要说张爱玲的坏话 -- 玉垒关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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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知人论世总是没错的

福柯说得好,重要的不是话语讲述的年代,而是讲述话语的年代。《巨人传》在当年法国是启蒙的炸弹,要今天谁按那风格写一本,只怕放在地摊都卖不出去。无他,时过境迁耳。余华写《活着》是什么时候,张爱玲写《秧歌》是什么时候,在什么环境下写成,发挥的是什么作用,吹捧这小说的又是些什么人?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流亡香港的左翼作家大批返回祖国,与此同时大陆的一些右翼文人却流亡到了香港。左右翼文人在香港换防,香港文坛立刻变色,左翼文学的中心立刻成了右翼文学的大本营。这批流亡文人之所以写作反共小说,除了他们对于共产党的抵触之外,还与反华的美国“亚洲基金会”的资助有关。这些被称为“绿背文学”的作家作品有:张爱玲的《秧歌》、《赤地之恋》,沙千梦的《长巷》、《有情世界》,司马长风的《北国的春天》、《多少梦想变成真》,赵滋蕃的《半下流社会》,南宫博的《江南的忧郁》、林适存的《驼鸟》等等。50年代初中期的香港文坛,基本上为这股“右”翼“绿背文学”浪潮所主宰。关于这些文学作品的成色,刘以鬯先生说:“在‘绿背浪潮’的冲击下,作家们不但失去独立思考的能力,甚至失去创作的冲劲,写出来的作品,多数因过分重视思想性而缺乏艺术魅力。”这段评价,应该说大体上是公允的。

有过两篇批评,都是由反共方面着眼,对于故事本身并不怎样注意。
(这是从你的引文中取的)

对,是有一大票人对《秧歌》吹捧有加,什么人呢?胡适、夏志清(这厮还大肆吹捧姜贵的《重阳》《旋风》之类更加不堪的反共小说)、龙应台,以及其他对TG恨之入骨的人。

据袁良骏的《香港小说史》,《秧歌》和《赤地之恋》都是张爱玲在美新处授意下写成的,而后者更是美新处拟定了大纲,由张去完成[14];张爱玲自己也说,《赤地之恋》是“在授权的情形下写成的”,“故事大纲已经固定了”,没什么地方可供作者发挥[15]。这不正是地地道道的“主题先行”吗?而且它与“四人帮”鼓吹的“领导出思想,群众出生活,作家出技巧”所谓“三结合”的创作方法——只是这儿的“领导”为美新处,“生活”乃作者胡编乱造——何其相似也!而张爱玲这两部小说的出版,竟比“文革”还早了十多年;张爱玲还是实际上的“三结合”创作方法的始作俑者呢!然而,高举“审美”大旗的新锐理论家与学者,又有多少人也来指责张氏这两部小说是“主题先行”呢?相反,一味廉价地、毫无保留地唱赞歌的却并不鲜见:《秧歌》“是一部近乎完美的作品”,其“描绘的农村生活和农民形象相当真实可信”[16];《秧歌》对于张爱玲乃至20世纪的中国文学史均是宝贵的收获,它“丰富了现代中国文学的表现力”[17]等等。是这样吗?诚如丁尔纲先生根据夏著上述大段论述在《评美籍华裔学者夏志清著〈中国现代小说史〉》等文章中概括指出的,即便夏氏本人也不得不承认《赤地之恋》是一部没有什么艺术性可言的概念化的小说。因此,夏氏虽以“小疵不掩大瑜”之说,试图挽回并抬高《赤地之恋》,但只能说这是一种掩耳盗铃、自欺欺人的“天真”想法:本段评论于张爱玲的评价实在非常不利。

外链出处

其实陈若曦已经有过回忆:当时美国新闻处处长麦卡锡曾告诉她,张爱玲的这两部小说是在他们的授意下虚构的。事实上,张爱玲后来也承认了这一点。据水晶晚年对于张爱玲的采访,张爱玲曾主动告诉水晶:“《赤地之恋》是在‘授权’ (commissioned)的情形下写成的,所以非常不满意,因为故事大纲已经固定了,还有什么地方可供作者发挥的呢?”另外,水晶告诉张爱玲:《秧歌》的结局动作太多,近乎闹剧,冲淡了故事的“抒情”格调,不能令人满意,张爱玲对此意见没有异议,并鼓励水晶将这种评论写下来。

外链出处

水晶这段访谈记录,出处是 水晶:《张爱玲的小说艺术》,台北大地出版社1973年版,第27页。

当然,您可以认为水晶和陈若曦都是造谣,这个是您的自由。

要抓TG的黑暗面,那例子多的是,但关键点不要放过了:张爱玲并没有真实的农村经验,这篇小说不过是为赋新词强说愁,还是应制的宫体。另外,我再次提醒您——拿钱这件事是铁板钉钉的,不确定的是有没有授意。

至于写文学史要有历史感,这当然没错。可惜的是这些人往往是双重标准,对张爱玲就要有历史感,“温柔敦厚”,对于大陆的十七年文学就极力贬损。这种历史感,说到底还是伪装客观罢了。

通宝推:huang,沧海笑一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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