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整理】《玄天九变》介绍俄罗斯向中国出口苏-27的历史 -- 俺老孫

北京攻略

还是在德米特里季莫菲耶维奇亚佐夫执掌国防部的时代，总参谋长米哈伊尔莫哈耶谢夫大将在一天之内接连给总参情报部和空军总司令部发去两份措辞严厉的公文，要求这些部门领导遏制军官层中道德败坏且无法无天的行为。因为这种道德败坏不但已经严重影响部队的安定和国家安全，而且还表现的特别可耻！这样严厉地斥责由副总参谋长领导的情报部门和一级军兵种主帅，在那一时期的阿尔巴特还是非常罕见的。

事情的起因是一个中国的代表团由外交部和外贸部门陪同人员的带领下，私自进入远东军区第14防空集团军所属捷姆基机场。此前部队并没有得到外事部门的通知，外交部门的陪同人员直接找到了集团军司令维克多科列斯尼科夫中将，在出示了苏联空军通信兵主任康斯坦丁伊万诺维奇科别茨上将签发的一份模棱两可的文件之后，这些不速之客就在光天化日之下大摇大摆地进入了守卫森严的基地，直奔停机坪。当时跑道两头各有一架值班状态的米格-31，而且是满挂载。当值班军官出来询问时，领队的苏联官员声称已经得到了批准，并且拉出陪同的总参情报部军官交涉。值班军官最终让了步，准许他们参观停在机库的备份值班飞机。这些中国人登上了飞机，并且参观了挂载的武器和座舱情况。只是在值班军官一再坚持之下，参观者才没有公开拿着相机拍照。

国土防空军总司令伊万莫伊谢耶维奇特列季亚克夫中将在很晚的时候才得知此事，对于中国人进入战备机场一事，科列斯尼科夫中将并没有抱怨什么，是由负责守卫机场的KGB部队主官越级上报的。尽管是在和平时期，但国土防空军的新型主力机型一向被视为镇军之宝，不但从不输出甚至连国外基地都不曾部署。现在居然胆敢让尚处于半敌对状态的中国人如此近距离地参观防空部队最重要的米格-31！总参谋长的气急败坏也是情理之中。究竟是谁赋予胆大妄为的科别茨这样的权力？莫哈耶谢夫大将甚至断言康斯坦丁伊万诺维奇已经卖身给中国人了，就好象外交部的那个中国通贾丕才一样被中国人用一台深圳组装日本索尼摄像机收买了（阿尔巴特内部对于副外长贾丕才在中苏边界谈判中的温和表现不满已是公开的秘密）。更重要的是，情报部门的军官居然也涉及其内，这就好象有人在说KGB反党一样滑稽可笑但又确实发生了。不过随后什么也没有发生，无论是在阿尔巴特军区或是其他部门，没有任何人因此受到惩罚。不久后，来自中国的各种代表团和参观团就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军事基地和工厂。根据调查，其中很多并非来自中国军方，也并非专业人员，更多是出于对俄罗斯武器装备的神秘感而借机参观。但是一组中国军方人士却在1989年底参观考察了米格-31歼击机。这一切都是在苏联总统办公厅和当时的外交部长，后来曾任格鲁吉亚总统的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的大力支持下进行的。

就在阿尔希波夫于北京签署《建立中苏经济、贸易、科技合作委员会协定》之后，合作委员会的筹备工作就迅速展开。由于此时中苏两党还没有取得完全的和解，北京和莫斯科的总参谋部里，军官们还在将对方列入主要的作战目标，因此这个合作委员会在一开始就必然被赋予一些其他的色彩。由伊瓦舒京大将领导下的部门在过去十几年时间里对中国的业务开展的非常之不得力，在中国政治路线的变化和中越战争等方面所提供的信息往往是前后矛盾且时效性很差的。尤其是发生在北京镶红旗的“黑车事件”，更让克里姆林宫感到丢人的同时对军情系统大加鞭挞。在受到政治局一连串的羞辱之后，伊瓦舒京大将决心利用这一难得的机会展开对华情报侦察工作的重新部署。

理论上，在苏联时代派往官方代表的每个需要的国家都有一个总参情报部（GRU）的秘密特派站。这与国家安全委员会（KGB）的秘密特派站平等存在但互不隶属。这样在苏联的每一个海外聚居地都无形地分成三个组织：以大使为首的“干净组织”，即真正的外交官和记者及外贸、民航、海运和苏联国际旅行社的代表；总参情报部（GRU）的秘密特派站；KGB的秘密特派站。一般来说总参情报部（GRU）的秘密特派站过着隐居孤立的生活，所雇佣的人员数量要比其他两个组织的任何一个都要少得多。平时若非工作需要也绝对不与其他两个单位发生任何联系。但是中国的情况比较特殊，由于担负的任务有所不同，其感兴趣的领域也不尽相同（虽然二者的工作方法几乎一致）。KGB的主要任务是，不让苏联从内部被搞垮。他们想当然地认为，在经过60多年的共产党统治之后苏联人民绝对不会对中国的任何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表现丝毫兴趣。来自苏联的叛逃者除非疯了才会想到中国去，因此中国对他们而言没有任何吸引力。相反，KGB对香港和台湾的兴趣明显要大于共产党统治下的中国大陆。

而总参情报部（GRU）的职能则是，防止来自外部的打击搞垮苏联。因此他对外部的任何政治、军事、经济、科技和文化情报感兴趣。具体到中国，从一开始关注中国政治和军事领导人的变动到之后与西方的军事和技术合作有可能进入中国的F-16和幻影2000歼击机。因为总参情报部（GRU）本身拥有相当数量专业背景的技术军官，尤其在航空航天领域。他们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对西方和中国之间进行的军事技术合作进行评估，特别在军用飞机和火箭发动机以及导弹武器方面。西方国家利用委托中国航空工业生产客机零配件而向中国输出大量先进设备和工艺技术，这样的做法对中国航空工业将产生怎样的影响？是否是为了避免过于刺激苏联而采取的迂回作业方式，以便向中国输出现代化军用飞机技术？美国声称将帮助中国进入国际卫星发射市场的目的何在，是否将帮助中国提升其弹道导弹技术？这一切都让莫斯科感到不安。在原来的秘密特派站因为“黑车事件”而被中国消灭间谍局（注：原文如此）连根拔除后，总参情报部（GRU）利用建立“中苏经济、贸易、科技合作委员会”的机会重建了他们在中国的特派站，也就是新一代“东方战线”小组。

此时的中国正处于经济大发展的前夜，商品经济几乎在一夜之间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中国党积极鼓励商品经济在可控制的范围内经营发展，也鼓励西方资本进入中国兴办企业。这些对于莫斯科来说简直不可想象，克里姆林宫当然也对中国正在进行的经济改革抱有极大兴趣。由于苏联大使馆的工作人员在KGB官员的监视下，除了给自己捞点好处之外几乎无所作为。莫斯科授权给“东方战线”的工作人员进行商业贸易的权力，在资金和运输通道上也给予方便。当然，其根本目的是为情报人员搜集中国的经济和军事情报提供保障。自上世纪30年代肃反扩大化运动结束后，总参情报部（GRU）的一项传统是尽量不在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子女中招收新人，对本部门也只考虑已经退出现役干部的子女，以根除在挑选年轻干部时有可能出现的舞弊现象（在这一点上与KGB总是挑选本部门现役将军和上校的子女形成鲜明对比）。总参情报部（GRU）在培养新人的过程中重点考虑的是大约10%的平民子弟，这些年轻人不像高干子弟那般桀骜不逊难以控制，且吃苦耐劳勤学肯干。更重要的是，他们对上级领导的忠诚和对于分配到的任务不会挑三拣四。

公平地说在当初选择这批干部时的指导思想是正确的，在新成立的“东方战线”中，的确有一批肯吃苦且工作积极的年轻人脱颖而出，不过并非是按照莫斯科原先所设想的方向。正如中国党领导人自己常讲的那样，中国的改革是社会主义阵营的一次前所未有的探索，这对于“东方战线”的工作人员而言也是如此。他们当中的很多人很快就在中国的改革开放经济大潮中如鱼得水，在与中国的政府官员，个体商贩和警察甚至是情报部门的交往中建立起自己的关系网和商业通道。曾经发生过这样一件事情，足以说明他们与中国同行的密切关系。中苏和解后不久，一名教学访问的苏联冶金专家在著名的北京秀水街市场（译音）采买了一件皮质大衣。在他返回住所后发现这件衣服的质量有问题，在翻译的陪同下他找到那个出售劣质产品的商人要求退货，但被对方无理蛮横的拒绝了。过了很多天，他在与合作委员会的一名旧相识聚会时谈到了此事。他的这位老朋友立即拿出当时在苏联还很少见的手提电话并打给了一名高级中国军官，很快几名健壮的中国青年就在那名翻译的引导下再次回到了事情发生的地方。这些训练有素的打手们狠狠地教训了那个缺乏商业道德的家伙，当地的警察自始至终没有出现。最后，被欺骗的人拿回了属于自己的财产，而那名可怜的假货经销商被告知：“绝对不允许蒙骗国家请来帮助我们的客人。”

由于他们本来就担负有侦察中国经济情报的任务，所以在“工作需要”这一冠冕堂皇的理由掩饰下，活动的规模也越来越大。后来竟然发展到利用情报部门直属的运输航空兵甚至海军的辅助船舰来满足“工作需要”的地步。起先上级领导部门对此非常不满，阿尔巴特曾经数次发函给总参情报部（GRU），要求他们遏止外派情报工作人员中道德败坏和受资产阶级腐蚀堕落的现象，将主要的精力集中到本职业务上来。上级机关警告说，那些肥头大耳的“北京烤鸭”们（阿尔巴特军区对东方战线的谑称）如果忘记了自己应尽的本分，就要好好回忆一下雅格布姆拉奇科夫斯基。后者虽然在欧洲和中国为红军筹集了大量资金，但还是没有摆脱悲惨的下场。但一切都为时已晚，尤其是当阿尔巴特的将军们发现那些能干的“倒爷”从遥远的北京发回的家用电器和生活日用品把歌廷卡中央机场的小卖部和阿尔巴特军区大院里的生意搞得如此红火时，也就不再说些什么了。一些头脑灵活的将军干脆直接加入到这个日益壮大中的商业队伍中去。随着“新思维”的推广，整条阿尔巴特大街都变成了集贸市场，那么要进行商业活动的话没有商品是不可以的。苏联军队中就有无穷无尽的“商品”，从载重汽车到直升飞机，乃至防空导弹和新型歼击机。一些在经商领域有着与生俱来天赋的军官们展现出苏俄军官团特有的高效率，以惊人的速度成为前苏联第一批发家致富的百万富翁，乃至今日俄罗斯政经界富有影响力的亿万富豪，神通广大无所不能的“公爵”。这其中就包括了在“发动机事件”中名声大噪的“柳别尔齐公爵”，前空军上校季米特里塔利斯曼伊柳京。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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