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整理】《玄天九变》介绍俄罗斯向中国出口苏-27的历史 -- 俺老孫

别洛乌索夫

作为苏联时代主管军事工业和经济工作的领导人，ИС别洛乌索夫并非今日俄罗斯某些人宣传的那样是个泛泛之辈。由他参与开拓的中苏（俄）军事贸易，使俄罗斯的很多重要的军事工业和高科技企业在最困难的时期获得了喘息的机会。仅从这一点来讲ИС别洛乌索夫就功不可没。

现在，别洛乌索夫放下国防部长的电话，嘴里反复嘟囔着一句：“唉，德米特里季莫菲耶维奇！”

这声“唉！”可是意味深长。

在上一章《北京攻略》中，我们已经介绍了苏联军事工业国家委员会的情况。在经过将近70年具有苏联特色的只求数量不讲质量的经济发展，再加上连年军备竞赛和阿富汗战争的影响，苏联帝国已是江河日下，不复当年之风光了。在苏联建国之初，这种只求数量不讲质量，同时又是非常迅速的发展是符合当时的迫切需要的。没有强制性的大规模工业化运动，也就不可能将苏联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迅速建设成为一个世界工业化强国，更不可能在伟大的卫国战争中击败纳粹德国的入侵。可是后来这种形式的发展已经失去了它的合理性，并变成了一种滋养着官僚体制种种弊端的温床。

理论上，大家都生活在“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王国和自上而下的严格的职位等级制度中。苏共中央政治局和苏联部长会议管理着这个庞大帝国的一切事务，为从儿童玩具和床上用品一直到全天候超音速歼击机和导弹核潜艇为止的2500多种不同的产品制订生产计划指标。全苏的10万多个企业，则必须按照规定完成这些指标，理论上不能多也不能少。这就是“行政命令式管理”的经济，实际情况则是更加复杂和更加难以驾驭式的。权力、生产、管理、分配以及思想体系的制定和解释都集中在上级任命的干部手里。国家的一切重大决策都是由苏共中央决定的，而不是人数为两千万的普通党员。在经济领域，它规定需求，控制价格，并分配资源。所有的问题，就连那些更适合于让商店经理级别的人解决的问题，全都处于苏共中央领导人的管辖范围内。赫鲁晓夫时代曾经发生过这样一件事情，赫鲁晓夫从匈牙利访问归来后立即指示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尼古拉叶戈雷切夫，将政府大楼内卫生间的抽水马桶的坐垫换成塑料的，因为赫鲁晓夫在匈牙利的时候感觉他们的塑料坐垫在天冷的时候不会让人感觉到冷。也就是说，苏共中央领导的意见可以决定任何问题，甚至是厨卫设备的选型这一类最无关紧要的问题。

为人民提供食品是真正意义上的每个领袖和总书记应办的事，检查土豆的种植和采集、糖和油的生产，监督粮食的分配、销售等。但即便是在以极度强制和残酷为特点的斯大林时代，计划经济也没有像钟表那样准确地工作过。现在，当社会里实际上不存在强制手段的时候，国内形势的特点是懈怠和日益增强的不负责态度，以及市场的无规则发展，既没有实现计划水平上的规则，也没有“国民经济”的规则。

尤其是因为苏共中央政治局内部的人员构成，缺乏经济、金融、贸易、文化、农业或工业方面的专家。哪怕是等当上了政治局委员，也会是纯机械式地当上。既没有讨论，也没有辩论，进行的是那种旨在解决那些未解决的问题的墨守成规的工作。将近1980年代时，主管分配稀缺的食品或消费品的“商人们”的财产大大增加了。苏联已经有了“秘密的百万富翁”，他们在外高加索并不隐瞒自己的财产，而在中亚的乡村地区甚至是大地主。干部队伍从1960年的1200万增加到1987年的2600万人。国家部委的数量从1955年的37个增至1977年的88个，到1987年就100多个了。上级任命的干部职务并不是按程序方法来转让的，但是想要“以最快和最方便的方法走上上级任命的干部的职位”，就必须是“出身于上级任命的干部这一大家庭的”。这是因为财产在苏联既不是“集体所有的”，也不是“社会所有的”，更不是“个人所有的”，而是“国家所有的”。但实际上在斯大林时代，就已经演变为“国家领导人所有的”。

尤里安德罗波夫早就指出，如果苏联打算保住战后确定的全球战略地位，那就必须进行深刻的经济和社会改革。苏联在生产投资的总额上超过了美国，而总的生产却只能勉强达到他们生产水平的60%。我们的播种面积是美国的1.8倍，但是粮食经常不够用，差额正在令人不安地增长。我们需要粮食，不是需要一点点，而是需要成百上千万吨。苏联在钢铁、水泥、煤的生产上超过了美国，但是这些物资仍旧是非常稀缺的。它们非常奇怪地不够用！在美国建设的工厂马上就开始全力出产品，而在苏联掌握生产能力的过程要4到5年时间。

手工劳动在苏联是：工业生产中60%，农业生产中占80%，在贸易中占70%，在建筑中占60%，在运输业中占50%。

纸面上，苏联在1984年生产了比美国多80%的钢、42%的石油、55%的化肥、一倍的锻铁和5倍的铁矿石。苏联工厂生产的拖拉机比美国同类工厂所生产的多4倍。但是那个时候西方已经在建立另一种完全不同的经济体系了，有着新的技术经济水平的全部本质属性和另一种合理性的概念，是生活在后工业的社会中，是以集成电路作为这个社会进步的参数而不是铁矿石；是塑料而不是钢；在这个社会中厉行节约原料消费的制度成了比生产石油更重要和更为有利的事情。1980年代西方的变革导致了那些在前10年在技术经济关系落后的结构崩溃，苏维埃国家在50年的历史中，在工艺、经济和思想领域里所付出的努力、所受过的苦难和所取得的成就，在新的纪元到来之前被宣布贬值了。在被任命为苏共中央总书记之后，戈尔巴乔夫在莫斯科利哈乔夫汽车厂首次公开亮相时，当着所有工人的面以非常坦率的态度谈到，国家从70年代起与西方的差距越来越大的这一现实。

在现在的俄罗斯，虽然不断有人要为勃列日涅夫“正名”，但是谁也不能否认，他领导的那十几年恰恰是苏联发展停滞的十几年。勃列日夫时代的最大特征，就是维护了党在各级组织中的领导地位。更确切地说，是维护了那些党的高级干部的绝对利益。无论是在中央还是在地方，在各加盟共和国或是州还是边疆区，无论在军队或是其他强力部门。斯大林时代噩梦般的大清洗没有了，赫鲁晓夫时代胆大妄为的改革消失了，苏联似乎真正进入了“和谐时代”。但是，无论在中央或地方，在军队或军工业，在以勃列日夫为首的第一书记领导下已经形成了一个庞大的贵族集团，权贵之家！在这里每个人都掌管着自己的领地，而且大家间存在着一种无形的默契：你不要来干涉我的事情，我也不会去打扰你的封域。

正是因为如此，强大的、富有朝气的苏联如今已是暮气沉沉。在这个国家里除了坦克和核弹之外什么都短缺，能够制造出最现代化的歼击机、导弹、坦克和核潜艇，甚至将人类送上太空的国家，却无法供应国民足够的洗衣机、电视机甚至是普通日用品。在商店里，甚至是牙膏、袜子之类的东西，只要一上柜台都会在最短的时间内抢购一空。人们拼命抢购一切能够购买到的商品，也不管质量或式样。无论在什么地方，排着长队等候购买日用品的景象已经成为勃列日夫时代的一种特征，一件遗物。一个可以让所有人记得他曾经领导过这个国家的记忆。

一位到访的中国航空技术专家曾经这样问别洛乌索夫：“我在1959年离开这里的时候，留给我的记忆是美好的。为什么到今天会搞成这个样子？”

军事工业委员会主席回答说：“你们中国在毛泽东去世之后就进行了改革，我们则浪费了整整20年。而且是一边睡着一边白白错过的……”

庞大的苏联国防工业

当戈尔巴乔夫被任命为苏共中央总书记之后，他发现自己这个名义上的最高统帅居然有几个无法逾越的禁区。那就是举凡牵涉到实际军费开支、军队的整体状况、军工综合体科研情况、国防资金和物资有效利用的资料等等，一切都被列入国家机密而不得触及。这里说的不止是小老百姓，就边政治局委员也不能随意涉及这一领域。勃列日夫在世时将军队和军工口完全委托给他最信任的战友，国防部长德米特里乌斯季诺夫元帅负责。

后者一手垄断了这方面的任何情况，除了勃列日夫以外，政治局委员中谁也不敢过问一句，更不必说要求了解这方面的什么情况了。需要的时候其他政治局委员过来签字就是，标准的橡皮图章。安德罗波夫曾经想对这一局面进行改变，但一来他在位时间太短，还没来得及做出具体的安排。二来他与乌斯季诺夫关系密切，他们二人加上外交部长安德烈葛罗米柯是一个政治团队，这在莫斯科是个公开的秘密。而且当初乌斯季诺夫也是戈尔巴乔夫的主要支持者，不过戈氏还未上台他已经追随勃总而去了。

但是尽管如此，戈尔巴乔夫发现军队和军工部门依然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虽然借助那架德国小飞机将国防部和总参谋长换了个遍，但是在军工，尤其是军事装备的出口方面依然是个迷。苏联武器的销售方面：数量、品种、交货地点、货款金额等等，即使是总书记也无法很快就搞清楚。在戈尔巴乔夫的回忆录中，他曾经提出在苏联最高苏维埃的预算草案表决过程中，有一笔占全部预算五分之一的，多达1000亿-2000亿卢布的“其他支出”是谁都不敢过问也不敢提的。等到他坐上克里姆林宫的第一把手之后，才发现苏联军费开支在国家预算所占比例并非原先估计的16%而是40%！军事工业系统的产值占社会生产总值的比例也不是6%，而是20%。250个亿的科研总经费中，将近200个亿都用于军事设备的研制。他发现以前为了弥补赤字，国家甚至一次又一次地非法从储蓄银行挪用资金。在保密的幌子下，某些做法简直是令人发指。

除此之外，军事技术和装备的出口也是乱帐一堆。随着乌斯季诺夫元帅的去世，当初与叙利亚、越南、古巴、和朝鲜等国签署的军售和军援合同现在连莫斯科都搞不清楚具体状况了。戈尔巴乔夫发现这个国家所有尖端科技产业和重工业都在为下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而进行着长年的准备，苏联的拖拉机产量是美国的10倍，同时却不可能为它们找到备用零件，因为所有生产拖拉机的工厂是怀着在必要情况下变成生产坦克的企业的使命建造起来的。根据同样的理由，苏联生产大量的铝，大约每年300万吨，而国家的内部需求量只是产量的10%-15%，铝在很多情况下用在了根本不必用它的地方，那也只是因为它作为生产飞机和武器的一种主要成分，已经多的过剩了。煤和石油的巨大开采量或金属的生产情况大致也是如此，它们与出口的规模以及居民需用的极小的成品数量都是绝对不成正比的。这一混乱现象的逻辑可以在斯大林早在1946年就说过的那些话里找到：一年需要采5亿吨煤、6000万吨石油，生产5000万吨钢材，只有到那里国家才会免遭任何意外之灾……

经济军事化的后果是努力消耗着这个国家所有科学和物质上的一切资源，工业部门越是“国防性的”，它的工程师和技术人员水平也就越高，得到国家拨款的机会也就越多。但这些部门缺乏真正合格的管理者，武器装备的研制生产很少按照西方国家那样在一开始的时候就将控制成本的因素考虑进去，在大规模生产的过程中也很少考虑类似的问题。军队的领导人根本没有成本和预算的概念，即使手握大权的乌斯季诺夫元帅也不得不向他的下属们妥协。当国土防空军总司令帕维尔马季茨基大将和导弹防御部队司令尤里沃金采夫上将要求重建一套导弹防御系统，替换1961年投入使用的A-35时。乌斯季诺夫元帅出于各方面的考虑，不同意将A-35这样快地废弃掉，尤其是这样意味着又要花费一大笔资金建设一套新的系统。但巴季茨基大将威胁要运用推土机推平老系统之后，国防部长乌斯季诺夫不得不同意了这一要求。

这沿着粗放式道路运行的高消耗特征经济模式，每件产品的劳力、燃料、原料平均消耗量比西方发达国家高出1-1.5倍，农业尤甚。苏联所生产的煤炭、石油、金属、水泥等材料，除人造与合成者外，数量比美国多，而最终产品的数量却比人家少一半以上。汽车、尤其是农业技术装备，给消费者发货时并未配套成龙，到达目的地后几乎都得重新组装。纪律涣散现象甚至蔓延到运输这样的重要部门。备用道和尽头线上成月地停放着数十辆甩下的列车，上面装载着全国急需的商品，任凭损坏盗窃。一款莫斯科人牌家庭轿车或嘎斯牌载重汽车，就因为是供民用的，所以居然连续生产30年没做过任何改动。这种情况在西方发达国家是不能想象的。苏共27大之后，随着改革的推广，人民对当局的失望情绪反而越来越大。人们普遍反映苏共越来越跟不上生活的节奏，这种自上而下的改革让群众感觉不到任何好处反而过得更加艰难。实际上在这次改革之前苏共曾经推广过几次所谓的“改革”，但每次都是无疾而终，就连1965年的那次李卜曼设计的要求分权和消费品生产的改革也因为遭到官员的和反抗而未能进行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