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甘南风波”·《西路军史话⑷》 -- 双石

　　张国焘变脸的原因，官版《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8月第2版，第362～第363页）是这样叙述的：根据中央部署，“红四方面军便需在优势敌人的进攻下，在通、会、静、海地区坚持两个多月。中央虽连电督促红四方面军迅速控制以界石铺为中心的定、会地段，张国焘却踌躇不决。”[《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第363页，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8月第2版。]

　　这或许是原因之一，但远不是全部，更不是最重要的原因！

　　这部官版权威史著的这种解读，是因为其作者对《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关于滞阻胡宗南部西进对三个方面军的行动部署复朱德等电（1936年9月15日）》签发日期的判读错误（将9月15日判读为9月13日），以为张国焘9月13日致徐向前、周纯全“我们大计仍然快向西北进为宜，同时有利时机不放弃迎击胡敌”那个电报，是对中央这个电报的赞同反应——而且很多读者有可能把“快向西北进”中的那个“西北”，解读成包括陕甘宁青新地区的那个“大西北”，而不是根据红四方面军主力当时所在位置而确定的、有着具体指向的“西北”。

　　其实，张国焘变脸的真正原因，是中央根据共产国际指示而对行动方针作出的重要调整。张国焘的这个“变脸”，应该是从接到中央的这个“重要调整”（即中央9月14日18时“占领宁夏部署电”）开始的：中央来电中的“重要部署调整”，不仅是把三军会师的日程提前了，更重要的，是将“四方面军独立进取青海及甘西直至联系新疆边境”，变成了“一、四方面军合力攻取宁夏，再分兵略取甘肃西部”。

　　如此，如前所述的张国焘出于纠结心结的种种考虑，俱有落空之可能。

　　但这个改变出自中央，源自共产国际，张国焘要想独自一人唱反调，底气仍显不足。

　　9月16日～18日，中共西北局在岷州开会讨论中央部署，参加会议的有张国焘、朱德、陈昌浩、傅钟、曾传六、李卓然、何畏、肖克、刘少文等人（徐向前、周纯全等在漳县前线未能与会）。关于会议情况，与会者傅钟有一段回忆：

　　然而，一进入具体方案制定时，张国焘的底气就变得很足了：

　　陈昌浩也有相类回忆文字：

　　我们有理由认为，张国焘增加的底气，至少有可能部分来自于未能与会的徐向前9月15日的那个“西进”建议——张国焘有可能是在岷州会议开会后的9月16日收悉徐向前这个建议电的，而张国焘反对并推翻西北局根据中央的部署调整而策划“静会战役”的理由，恰好就是数十年后徐向前的“微辞”——对其当年动议“西进”所作出的解释！而会议为此发生了激烈争论后，代表争论双方的朱德、张国焘、陈昌浩还于会议第二天（9月17日）傍晚，致电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询证中央14日部署电的有关内容：

　　象“攻宁夏与甘西．何为重点”这类问题，就是中央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而未能完整向下传达“共产国际指示”而产生的负面效应，虽然既或没有这句话，也并不影响这个“指示”基本意思的解读——“我军占领宁夏地域后（笔者注：不是甘西！！！），即可给我们以帮助”……

　　中央复电是在会议结束后的9月19日15时才发出的，故而未能及时在会议上传达。

　　然而，岷州会议的大多数与会者在没有得到中央进一步解释的情况下，还是表现出了前所未有党性，还是根据中央部署调整的精神作出了决议：执行党中央的既定方针，组织实施静会战役计划。9月18日，西北局以朱德、张国焘、陈昌浩名义致电前线徐向前、周纯全，下达《静会战役纲领》。

　　据当时在红军总部任警卫班长的潘开文回忆：

　　据朱德称，张国焘还在会议形成的决定——《静会战役纲领》上签了字[朱德在西北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6年9月23日），转引自《朱德传》第548页，人民出版社1997年4月第1版。]。

　　中央的那个“答疑解惑电”虽然没有赶上趟，但其内容还是很重要的，有必要在此全文引出——中央在此电中详陈利害，实际上也回复了包括徐向前在内的一些当事人数十年后仍然纠结于胸以至于继续被人利用发挥的那些“微辞”：

　　中央此电的相当内容，是得到了随即而来的事实映证的！虽然因为因“甘南风波”延误了时日，三大主力会师之际敌胡、毛、王各军也已相互靠拢，红二方面军也被迫向北转移，“通庄静会战役”也未能收到预期的效果。但至少，也证明了北上静、会完全不象张国焘嚷嚷的那么可怕，也是“断送”不了红军的！而看似庞然大物的胡、毛、王各路敌军，只要是三军同心，指挥统一，也并不是不可以找到各个击破的机会的！

　　后来在极度险恶环境中一战而改变局面的山城堡之役，证明了这一点！

　　然而已在岷州会议决定上签了字的张国焘心有不甘，遂连夜策马赶往漳县前线。21日，召集徐向前、李先念等前线军事指挥员重新计议。计议的结果是“枪杆子指挥了党”：推翻西北局岷州会议决议，红四方面军全军掉头折返，在永靖、循化一线渡河西进——也就是徐向前15日建议内容。更有甚者，张国焘还电令岷县的红军总部通讯部门负责人：“未经我签字的电报一律不准发出”[《张国焘关于未经他签字的电报一定不准发出致周子昆等电（1936年9月21日）》，《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1142页，解放军出版社1996年第1版。]——封锁朱德等向党中央汇报的渠道。

　　幸而红军总部还有党性未泯的领导人，幸而总部通讯部门还有党性未泯的负责人，幸而朱总司令一年以来身处逆境却依然忍辱负重顾全大局的度量胸襟感动感染了诸多红四方面军将士，朱总司令终于突破封锁向党中央汇报了这个重大变故——更重要的，是表达了西北局乃至红四方面军内部拥护中央部署反对张国焘“变脸”的意见：

　　然而，获得了徐向前等红四方面军高级将领支持而有了底气的张国焘这回是铁了心！朱德总司令突破封锁迭电劝阻不果，赶至漳县劝阻仍不果，红二方面军任、贺、关、刘来电劝阻还是不果，中央迭电再陈利害仍然不果——张国焘摆出的就是一副“九头牛都拉不回来”的架势（竟然还声称是因为“完全同意国际指示”）！大概他觉得此番出走已成定局，又跟年前草地分裂前一样，劲头很足，口气也很冲，一口一个倘如按中央意图办就要“断送红军”……

　　为了解除张国焘、徐向前等“四方面军主力将独立迎击胡敌”的顾虑——《历史的回顾》曾经有过表述[徐向前：《历史的回顾》第333页，第318页，解放军出版社1998年4月第2次印刷。]，彭德怀还于9月25日电请毛泽东转致朱德、张国焘：“奉毛主席电令，一方面军主力配合四方面军夹击胡宗南北进部队，二十七日开向将军铺、单家集出动。[《彭德怀关于配合红四方面军夹击胡宗南北进部队致毛泽东转朱德、张国焘电（1936年9月25日）》，《巩固和发展陕甘苏区的军事斗争⑴》（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726页，解放军出版社1999年12第1版。]”。

　　然而张国焘仍然要一意孤行。

　　最后是老天爷出面说了话才有了“果”——徐向前等返回洮州向西侦察的结果是：黄河彼岸已进入大雪封山季节，气候寒冷，道路难行……[徐向前：《历史的回顾》第335页，解放军出版社1998年4月第2次印刷。]

　　就这样了张国焘仍然固执已见，在9月27日的洮州会议上，又提出“绕道而行”。

　　与会者傅钟回忆道：

　　9月27日，朱、张、徐、陈致电党中央，决定再次北上，且“不再改变”[《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北上会合一方面军的电报（1936年9月27日）》，《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第244页，甘肃人民出版社2004年7月第1版。]。

　　次日，朱德、张国焘下达《通庄静会战役计划》。

　　同日16时，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致电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并红二方面军贺龙、任弼时、关向应、刘伯承，报告红四方面军已“已遵照党中央指示停止西渡转向北进[《朱德、张国寿等关于红四方面军已遵照中共中央指示停止西渡转向北进致毛泽东等电（1936年9月28日16时）》，《巩固和发展陕甘苏区的军事斗争⑴》（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736页，解放军出版社1999年12第1版。]”——这是张国焘一年来第一次将“陕北同志”称作“党中央”。

　　29日，红四方面军主力又掉头北上。

　　三军大会师前的这一段插曲，史称“甘南风波”。

　　红四方面军再次启动北上行程后的10月1日，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致电中央，“党中央”再次赫然出现在电文抬头[《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关于九十三师行动的电报（1936年10月1日）》，《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第258页，甘肃人民出版社2004年7月第1版。]：此前还底气十足的张国焘，折腾出一场本以为可以就此远走高飞的风波后，反而又给自己增添了一个于情于理都无法交代过去的新“错误”，如今还不得不极不情愿地走向在他心目中仍然很矮小的屋檐……

　　低头俯首，似乎也在情理之中？！

　　其实这在此前就已见端倪：张国焘拧着脖子跟中央叫板的同时，也在悄然撤去“西北局与陕北同志取平行关系”这个最后的台阶——比如前几天9月26日12时，他在致中共中央领导人的电报中执意坚持“西进”的同时，也发出了“请洛甫等同志即用中央名义指导我们”[《朱德、徐向前、陈昌浩、张国焘关于先期占领甘北等问题（1936年9月26日）》，《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第227页，甘肃人民出版社2004年7月第1版。另，此前的9月10日，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似有一电致贺龙、任弼时、关向应、刘伯承等，内容似有“以洛甫等同志用中央名义统一党与军事方针之领导”之提议——参见《贺龙、任弼时等请求红四方面军暂停止在现地区待执行党中央的决定致朱德等电（1936年9月25日）》，《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1146页，解放军出版社1996年第1版。]这样“预留后路”的“示好”信息……

　　还是徐向前了解张国焘——“前脚迈出一步，后脚说不定就打哆嗦”。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张国焘在其回忆录《我的回忆》中，对这段史实，作出完全歪曲乃至颠覆性的陈述：在张国焘的回忆文字中，他把“西进”说成是“陕北同志完全赞成的”，而会师后的“西渡”就是为了实现这个“陕北同志完全赞成的”的“西进”，于是他成了北上会师的力主者，陈昌浩等反而成了滞留甘南不愿北上的冥顽者！——幸而，诸多当事人的回忆文字，留存了下来；幸而，诸多原始文献档案，留存了下来！

　　张国焘，他一笔墨汁儿，泼黑不了天！

　　“甘南风波”对张国焘而言是一次挫折一次打击，但“甘南风波”被老天爷而不是别的什么原因给摁了下来，在张国焘及红四方面军有着相似纠结心态的一些领导人心目中，也完全可以理所当然地视作“事出偶然”、“天不作美”，……

　　于是，但有机缘，这纠结的心芽，还要复萌，还会开花，还想结果！

　　果不其然，在一个月后“宁夏战役”中，这纠结的心芽，再次复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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