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我就是给一些人找恶心来了 -- 柳叶刀

作为护宪运动的“反右”运动：起因、后果和责任归属

右而左

在《小议“人民民主专政”与“法治自觉意识”》（下略为《小议》）文里，我留下了这样的质问：如果毛泽东真是被指控的那样，搞人治，那他为什么要主持立宪，给自己上一副“镣铐”？这符合人治的逻辑吗？

这个问题关涉毛泽东时代的许多重大“公案”，例如“反右”和“文革”。这里先说说“反右”。

1954年，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的规定，召开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宪法草案。宪法草案成为宪法，经过了各民主党的讨论，经过了全国各级人民代表会议的讨论。中央文献出版社的《毛泽东传》里还有这样一段记载：

在表决前，李济深、宋庆龄、张澜、黄炎培等21人发言。他们认为，这将是中国自有历史以来第一部人民的宪法，是真正的名副其实的人民的宪法，也是领导中国人民走上社会主义大道的宪法。在宪法草案中体现了建设性、和平性、团结性和进步性。张治中在发言中，用三句话概括了这部宪法草案的特点：第一，结构严谨而明确；第二，内容完整而充实，第三措辞简洁而明确。

这些事实有助于说明，1954年“人大”替代“政协”成为国家最高立法机构，宪法替代共同纲领，成为国家根本大法，是遵循各党派和人民的共同意志和共同利益的，宪法代表的也是各党派和全国人民的共同意志和根本利益，确立的是国家未来发展的根本方向。

宪法在实行中于1957年遇到第一个严峻的挑战。在宪法上签字画押，同意接纳了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治制度2-3年之后，某些民主党派要求“轮流做庄”。这是从根本上违反缔约原则，违反民主与法治的本质精神。他们的诉求不是通过建议修改宪法的方式去实现，而是通过制造社会动乱去实现。不详谈，请参考中央文献出版社《毛泽东转》提供的相关资料（注意：章伯均的“政治设计”之梦在最近30年中逐渐清晰起来，最近北大的贺xx还直截了当提出“合法性”问题）。

于是，共产党内部许多人要求毛泽东带领共产党反击这些民主党派的进攻，毛泽东经过反复调查、详细核实许多疑点、在获得党内一致同意后，决定带领共产党发起“反右”运动，有关“反右”的报告还是时为党的总书记后来成为改革总设计师的邓小平作的。这里非常明确的事实是：

1， 反右运动，是共产党对某些民主党的党派斗争。

2， 斗争的起因是某些民主党践踏宪法，并实际制造社会动乱。

3， 斗争的根本目的是捍卫宪法，核心则是遵守还是废除人民民主专政。

因此，“反右”运动应该合理的定性为一次护宪运动（扩大化另谈）。可是，长期以来，这场共产党应对其他党派挑战、以共产党为胜利的护宪运动，在话语体系中几乎变成一场“毛泽东个人发起的对知识分子的迫害运动”。“反右”运动自己不能说话，似乎一直在为这种指控默默作证，并进而为指控“毛泽东以言代代、独裁专制”，也就是“搞人治”提供证词。在人人都号称自己“独立思考”的现代社会里，没有人对这个“证人”所作的伪证提出过任何质疑。这是令人悲伤的。

我曾经在一个帖子里这样评价“反右”前后的民主党派和相关知识分子：本是强奸了美丽少女的流氓，提了裤子，整好衣冠，却说自己是救美的英雄。我说的不符合事实吗？

今天资产阶级阵营的人，“官僚资本家”，既得利益的“精英”知识分子及其后代，诅咒毛泽东，指控他人治，说“反右”是“迫害知识分子”，尚可理解，因为阶级立场决定了他们发言的内容。因为毛泽东身居最高位，的确并非代表他们阶级的利益，而是处处限制他们的特权。

但是，那些普通劳动人民出身的人及其后代，跟在这些“精英”知识分子屁股后面，自以为人格和思想都独立，不在制度层面依据基本历史事实说话，却捕风捉影大肆声言“毛泽东迫害知识分子”，“毛泽东搞人治”，就有点不可理喻。因为毛泽东无论在语言上还是行动上，都是代表他们自己所在的普通劳动者阶级，与企图剥夺宪法中规定的人民权力和权利的少数人，包括为虎作伥的少数知识分子进行决斗（参见《小议》对权力结构的分解）。

与“反右”有关的连串的事件，导致了严重的政治后果、学术灾难和法治变形。

政治后果。各民主党派知道政治上不可能动摇共产党的权力，不可能实现自己的党单独主导或者与其他的党联合主导中国政治大方向的目标，便陆续开始分别在共产党内部寻找利益代理人。从此，共产党没有外患，却开始了内忧。政权刚成立的时候，有共产党高层领导，到天津省亲时，接见有民主党派和工商界人士说：共产党需要你们的工厂，没有你们的工厂，工人怎么就业。就这个意义上讲，剥削非但无罪，还有功（大意）。这样的共产党高层领导人，在“反右”之后很快成为其他党内党外利益集团物色的目标，并给共产党造成某种分裂，表现为后来一系列的党内围绕“社”和“资”展开的斗争。直到今天这些政治后果还没有消除。

学术灾难。毛泽东去世后，“反右”被描述为“毛泽东个人迫害知识分子”的“民族灾难”。有关话语成为一种“显学”，不仅涂黑了毛泽东，还涂黑了一段清白的历史，知识分子通过不断的哭诉和堆积谎言，完全淹没了后一代人的实际判断力，造成他们对历史研究和历史本身的庄重感、责任感的失落。这导致精英知识分子的骄横、中国思想界的混乱、民众的迷失，并直接阻塞思想领域、社会学领域、哲学领域，实事求是研究毛泽东留下的各种有价值的遗产，甚至完全拒绝毛泽东许多实际合理有效的改造中国社会的做法。这个灾难的影响将是很长远的。

法治变形。由于“反右”被作为人治的直接证据，毛泽东就被要求为后来所有非法治的做法，包括后30年里发生的各类法治事故，背书和买单。这让整个社会不去追究破坏法治的真正元凶，只是简单拿毛泽东当替罪羊，导致现实的中国人人喊法治，而法治却似乎离中国社会越来越远。在今天的现实中，的的确确处处还有“权大还是法大”的问题，发生了许许多多人治因素严重干扰国家法制体系正常运行的事件。但是，不能就此认为，现实困境是毛泽东留下的“人治”遗产造成的，恰恰相反，是没有坚持毛泽东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法治思想造成的。

对于以上不幸，我要说的是，1，许多网友在搞无原则的阶级调和，把阶级矛盾的某些方面的暂时缓和，当作阶级本身的消灭，以为人人有300块钱的存款，或者3分地，无产阶级就不存在了；2，许多网友搞理论调和，把八竿子打不着的东西说成是“一脉相承”。在凤凰上拔下一个毛来，指着毛说这就是凤凰。凤凰毛就真是凤凰了吗？

我以为，毛泽东对今天法治的困境不该负责，因为破坏宪法执行和贯彻的不是毛泽东，而是另有其人或者另有利益集团。寻找这样的人和集团其实一点也不难。

1957年“反右”是一次严肃的护宪运动，与毛泽东迫害知识分子风马牛不相及。这是上文从骨干事实得出的结论。谈论历史首要的是掌握骨干事实，因为只要树干整体在，即使少叶缺枝，依然是树，而没有树干整体，枝叶堆成山，也不成为树。用毛泽东喜欢的话说就是，“纲举才能目张”。

我不否认“反右”运动对中国当代史确乎存在某种至关紧要的影响。我以为这种影响是通过我前文总结出的三大严重后果而慢慢显现出来的(那三大后果也只是抓骨干而已，大家可以见仁见智，补充和完善)。三大后果并不彼此孤立，而是一个整体。政治后果，决定了社会的阶段性走向，学术后果为政治后果推波助澜，其结果就是中国的民主与法制建设，也就是法治，在毛泽东去世前严重变形，在毛泽东去世后则是严重倒退。到底谁该对这一切后果负责？

第一责任人毫无疑问是1957年参与制造了动乱的民主党派。这是恶果的直接总根源，而这个根源又在于他们的阶级立场。

中国两千年来，虽然有草莽英雄，各领风骚若干年，但从来没有真正属于人民的统治历史。到了毛泽东，这段历史出现了。所有原来处在统治中心和紧靠中心的阶级，不甘心被边缘化的既成事实，便在毛泽东为了避免类似1956年东欧变故的事在中国发生而倡导“双百方针”的时候，制造事端，导致最具有言论自由含义的“双百方针”被破坏，进而导致共产党不得不发起护宪的“反右”运动。

第二责任人是党内机械马克思主义者和意志薄弱者，也就是毛泽东所说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马克思主义在社会主义国家，一直有正统“五阶段论”和列宁主义的分别。前者坚持“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的“五步走”，不能省略资本主义阶段；后者则认为暴力革命后可以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毛泽东一如既往，并不死抱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理论（因为那只是一般概括，并非一定每个国家必然要经历全部五个形态），而是在认同列宁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创造和发展，并结合中国社会的实际状况实践列宁主义。机械马克思主义者，取马克思“五阶段论”而舍列宁主义，提倡社会主义一定时期可以是“剥削有功论”，60年代出现的类似“厂长负责制”的管理方式和“三自一包”小农经济，都是其表现，在后一个时期，则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最终表现。“市场经济”是实质，“社会主义”只是门面。

党内两种马列主义观的存在，给民主党派失败后在党内寻找代理人创造了客观条件。同时，在当时主导中国经济的各级领导人中，不少核心领导人曾长时间在白区领导地下党工作。工作的特殊性决定他们要与各民主党派和工商界的大佬们，保持密切联系，并建立起私人感情，甚至建立婚姻关系。这些关系一直延续到1949年后。这些人掌握共产党权力给民主党派在共产党内部寻找代理人准备了具体对象（那时在毛泽东主抓党务和外交）。

如果党内没有以上在理论上合乎民主党派胃口和感情上完全接受资本主义可以试行的高层领导人存在，那么“反右”就会局限在一次运动本身，不会扩散和入侵社会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法治，“反右”之后共产党内部会更加团结，不会产生“资”和“社”的斗争。

第三责任人是知识分子。第一层意思是指以各种方式参与了违宪活动的知识分子，他们分布在各民主党派中，共产党内部也有一些。即所谓“党外右派”和“党内右派”。第二层意思是指在毛泽东去世后，利用为“右派”平反的政治条件，对少数蒙难的“右派”故作哀号状，并借机堆积谎言而无所不用其极的知识分子。两层意思涵盖的知识分子之间会有一些重叠，即先违宪后哀号者，也就是我说的强奸“美丽少女”（宪法）后把自己打扮成救美英雄（民主自由英雄）的人。

“反右”运动中，有一些小知识分子，尤其青年学生，由于直接参加了“动乱”，触犯了刑法，被正确处决的，被错误处决的都有，也有以其他形式蒙难的。后来的不少哭嚎者对于这些无名的死者，根本不在意，却把自己的个人历史美化，把自己的小灾小难夸大，把那些在“文革”中，而不是“反右”运动中，自杀的极少数大人物进行炒作。对照两个时代，人民的真实生存状态看，他们是在拿别人的悲伤作道具，把这些人的躯体，风干制作为刀、剑、枪炮，一起射向那个他们仇视的、民众与他们平起平坐的、让他们觉得没有斯文的人人政治地位平等的时代。他们到底有多少真诚，我是怀疑的。现在有些地方，子女死了父母自己偷着乐，却花钱雇来一批嚎丧妇女大发“哀号”。我以为，相当多的鞭笞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就是这类子女和这类嚎丧的妇女。

第四责任人是我们传统的人治文化和由此造成的国民性。这是间接的却是终极的责任者，以上三个责任人是其物质载体，彼此交互作用并彼此强化作用效果。

人治文化的特征之一是有个庞大的特权阶级的存在，所谓“刑不上大夫”，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权大于法”。这个“特权”是源于儒家文化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级观念和轻视体力劳动的“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 思想。毛泽东就是在与人治文化决斗，并改造我们的国民性。这从他一贯倡导法家，反对儒家，并身体力行，就可清晰看出，具体体现为与以上三类人的决斗。（有关这方面详细的论述见本文的“补篇”）

三类人的真实目的是要夺回失去的阶级利益和阶级统治地位。但是，他们用“为共产党建言、帮共产党整风、争取民主自由”等手段巧妙伪装了自己，蒙骗了自己缺乏知识而尤其信赖知识分子的善良的普通民众。对比毛泽东前后两个时代知识分子的表现，我们有足够的理由认为，他们要的民主、自由、平等、人权、博爱，是为己的，而非为民的，因而是虚伪的，是为和他们结盟的阶级的，他们为结盟者摇旗呐喊，也就是为人治死灰复燃擂鼓助威。要我相信他们不是这样，他们就必须证明：当今时代一个煤矿工人的生命，一个产妇的生命，一个农民的生命，与当时一个“右派”的生命，在他们心中有同等的价值；无数在他们捧场而建立的强权下的鲜活生命的毁灭，也如同他们笔下的个别“右派”的生命毁灭一样，“感动”过他们!

有一种广泛流行的说法是，毛泽东要是1957年退下来，就是完人了：1957年前，毛泽东伟大、光荣、正确，1957年后，毛泽东错误累累，给国家和民族造成灾难（在反毛者的嘴里干脆就是罪恶滔天）。

我一直不明白，这个“灾变”是怎么发生的。毛泽东在1957年只有64岁，在1972年，则是79岁。他以79岁的高龄，把霸道的美国总统尼克松“逼”到中南海来，彻底打破西方的封锁，为中国完成内部的整合后融入世界，奠定下基础，赢得了包括党内赞颂在内的世界性赞颂。这表明他直到79岁依然思维敏锐、眼光独到、智慧完美，具有驾驭重大历史事件的能力。难道说，他在1957年至1972年处于“痴呆傻”状态，并于1972年突然返老还童，恢复神智，1972年后再度突然回到“痴呆傻”状态？有这方面的医疗证据吗？世界上有这样的临床病案先例吗？如果没有，同时又不能证明1957年之前毛泽东有犯严重错误的量变积累，那么这个质变就是不符合逻辑和历史事实的，就可能是人为的杜撰，那么我们就该更深刻反思历史，重估对他的评价。

我以为，毛泽东1957年要是退下了，共产党革命纵然有武装斗争的成功，却依然显得轻飘飘，目的不纯洁，中国当代史则显得空空荡荡。正是1957年后的毛泽东赋予了共产党革命最终的意义，也赋予中国当代史最终的内涵。今天的中国无论多么艰难，都将在阐释毛泽东赋予的最终意义和最终内涵中最终找到自己的出路。

由于毛泽东生前降住了龙头，坚持住了社会主义的根本方向，历史虽然受到以上所有那些后果的作用，也只是在行进中表现出痉挛、扭曲、痛苦和挣扎，却没有严重偏离社会主义、人民民主专政和社会主义法治的轨道。毛泽东去世之后，历史虽然不再痉挛，但确实阶段性改变走向。从这个意义上说，在长达半个世纪的较量中，民主党派笑到了最后。荣毅仁可以作国家副主席，而陈永贵必须在副总理的位置上走人，就是最直接的证据。毛泽东说，“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确然并非无中生有，而是智者的先觉和警告。当然，历史没有终结，还有下一个回合，我对此毫不怀疑。

事实是冰冷的、真理是无情的，许多时候由事实到真理只有一步之遥，但有的人就跨不过这一步。若是能力不足我尚可宽恕，若是目的罪恶我则一个也不宽恕。

(本贴到此结束， 将有一个“补篇”结合毛泽东对国民性的改造，谈我对“右派”遭遇的看法，请关注)

右而左

2006-8-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