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从鸦片战争到1949（一）东印度公司与天朝的崩溃 -- 卢比扬卡

1839年8月5日，林则徐虎门销烟禁烟的消息也经东印度公司-怡和洋行-宝顺洋行的情报渠道传到伦敦。(英国外交部档案，F.O.17/31)一石激起千层浪，金融城一下子炸了锅。常年跟中国打交道的鸦片贩子们对于中国官场上的那点伎俩早都门清了，中国皇帝颁布禁烟令100多年来，每次都是雷声大雨点小，与其说是“禁烟令”，不如说是敲诈信，“满大人”们无非是想多要点贿赂多讹点银子，从鸦片走私里多分一杯羹而已，只要使银子，没有办不成的。林则徐被任命为禁烟钦差的消息甫一传出，大家还都摸不清路数，万没料到这位仁兄要动真格的。怎么办？

8月7日，伦敦鸦片利益集团立刻动员起来，召开紧急会议。让我们来看看参加这次会议的都是些什么人：伦敦印度中国协会（London East India and China Association）主席、下院议员拉本德（G. G．de H．Larpent）；银行家、下院议员、外相帕麦斯顿勋爵（Lord Palmerston）和莱昂内尔罗斯柴尔德（Lionel de Rothschild）的亲密伙伴、对华航运投资人约翰阿拜斯密斯(John Abel　Smith)；斯密斯的两个兄弟、怡和洋行伦敦代理人奥斯瓦尔德斯密斯(Oswald Smith)和汤玛斯斯密斯(Thomas Smith)；下院议员、对华贸易商人威廉克劳复(William Crawford)；伦敦大银行巴林兄弟公司(Barings Brothers & Co.)对华利益关系公司的约书亚贝兹(Joshua Bates)；曼切斯特商会主席莫克维卡(John MacVicar)，宝顺洋行(Dent & Co.)老板、大鸦片贩子颠地(Dent)，怡和洋行鸦片走私船船长格兰特(Capt. Grant)。会后，拉本德、莫克维卡等8人(贝兹急于将会议结果报告巴林，借故先行离开)都依约在帕麦斯顿私人住宅与外相会谈约一小时，初步商定对华开战。

8月26日，巴林金融王朝掌门人弗朗西斯桑西尔巴林爵士（Sir Francis Thornhill Baring）跳上前台，出任英国战时内阁财政部长（1839年8月26日-1841年8月30日），开始着手为迫在眉睫的对华战争进行融资准备。

巴林家族与对华鸦片贸易渊源极深。早在1793年，英国马格尔尼使团访华时，马格尔尼勋爵除了给中国皇帝带去一封英国国王的国书之外，还给两广总督带去了时任东印度公司董事会主席的老弗朗西斯巴林的一封信，企图扩大对华贸易。未果之后，老巴林又派遣其子乔治巴林(George Baring)访华，于1811年在广州和苏格兰人大卫荪(W. S. Davidson)合伙开设一家鸦片走私公司，即巴林公司，也就是后来的宝顺洋行（Dent & Co.，即颠地洋行，于1867年破产）。后来巴林兄弟公司的高级合伙人约书亚贝茨也是在中国大作鸦片生意发了大财之后才被巴林家族招安进入巴林兄弟公司董事会的，具体负责巴林家族的对华鸦片业务。贝茨依约拥有巴林兄弟公司分红1/4的权利，由此可以推断，当时巴林家族每年盈利的大约1/4来自中国的鸦片利润。

积极在伦敦上蹿下跳、鼓吹战争的另外一股势力是以怡和洋行和宝顺洋行为代表的在华洋行利益集团。怡和洋行自1832年成立以来，仗着有伦敦金融城的支持，仅仅7年功夫，就占据对华鸦片贸易1/3的份额。宝顺洋行有巴林家族的全力关照，紧随怡和之后，位列第二。尽管生意越做越大，但中国朝廷规定的仅开放广州一口通商的“十三行”外贸制度极大地束缚了洋行在华利益，怡和洋行的渣甸、马地臣和宝顺洋行的颠地等人认为应该进一步打开中国市场的大门，如果鸦片的力道还不够，那就大炮。

早在1830年，就由马地臣起草、广州47名英商联名向英国国会致函，要求对中国采取强硬政策，并建议派兵占领中国沿海岛屿，以扩大对华贸易。随后广州的英商加紧串联，在1834年成立“贸易事物会馆”，即广州英国商会，由马地臣出任商会首任主席，渣甸则躲在幕后遥控。同年12月，发生了两艘英舰炮轰虎门炮台的事件，怡和控制下的广州英国商会借题发挥，向英女王情愿，请求政府出动舰队，以炮舰强迫清政府接受“自由贸易”的原则，结束广州十三行的贸易垄断，并开放中国沿海各省口岸。

1835年，渣甸派马地臣返回伦敦，斡旋出兵中国一事。但是马地臣的使命一开始并不顺利，当时的英国外相，滑铁卢一役击败拿破仑的 “铁公爵”威灵顿公爵（阿瑟韦尔斯利）相当蔑视他，老公爵从一位古典贵族的荣誉感出发，拒不接受一位哪怕是在伦敦也是臭名昭著的鸦片贩子的摆布。事后马地臣在给渣甸的信中悲痛地报告，他“被一个傲慢愚蠢的老家伙所侮辱”。

转机很快出现，老威灵顿公爵不久告老还乡，接替他担任英国外相的，是与伦敦金融城关系密切的帕麦斯顿勋爵（亨利约翰坦普尔帕麦斯顿，Henry John Temple Lord Palmerston，1784～1865 ，又译作巴麦尊）。这下正中渣甸-马地臣下怀。原来渣甸的老朋友、怡和洋行合伙人之一霍灵沃斯马格尼亚克与斯密斯家族合伙在伦敦另开一个门面，叫做马格尼亚克斯密斯公司(MagniacSmith&C0．)，是伦敦经营对外贸易与金融业最称显赫的巨头之一，这里的“斯密斯”就是参加8月7日会议的那个“斯密斯”。斯密斯家族也是金融城老字号的银行家族，在拿破仑战争时与当时号称欧洲“第六强权”的银行业世家巴林家族共同承销了一笔2000万英镑的战争国债；后来阿拜斯密斯又力挺莱昂内尔罗斯柴尔德当选英国历史上第一位犹太裔下院议员，与罗斯柴尔德家族关系又很暧昧。伦敦的马格尼亚克斯密斯公司与广州的怡和洋行不仅同出一源，互为代理人。从1835年起，怡和的詹姆斯马地臣也正是马格尼亚克斯密斯公司的重要股东之一。同时马格尼亚克斯密斯公司的另一合伙人斯密斯兄弟中的阿拜斯密斯却又是伦敦政治舞台上一个非常活跃的人物，非但是下院辉格党一个有力集团的首脑，并且还是外相帕麦斯顿勋爵的“亲密朋友”。

有了这条管道，东印度公司羽翼下成长起来的怡和洋行立刻开始了公关攻势。就在1835年7月24日，曾乔装成普通商人从福建一路刺探情报到山东半岛的前东印度公司间谍林赛（Hugh Hamilton Lindsay)致信帕麦斯顿勋爵，对如何侵略中国献计献策，“我们(的对华关系)不能让现在这样的反常状态继续下去了。……经过深思熟虑，我认为有两条路可走：第一，这是我要建议采取的，就是直接用武力来对过去的损害取得补偿，对将来取得保障；……照我的意见，采取恰当的策略，配以有力的行动，只要一支小小的海军舰队，就万事皆足了。我乐于看到从英国派出一位大使，去和（英属）印度舰队的海军司令联合行动，对于我们所受的损害索取补偿，并商订一份以自由原则为基础的通商条约。迫使（清政府）屈服的武装力量可以包括一艘主力舰、两艘大型巡洋舰、六只三等军舰、三四只武装轮船，船舰载运陆上部队约六百人，以炮兵队为主，以便进行必要的陆上动作，这就满够了。这支武力的绝大部分，印度已经有了，花不了多少钱就可以行动起来，例如(驻印度)皇家海军假定就提供以下各项：

　　　　　　　　　　　74尊炮主力舰一艘 500人

　　　　　　　　　　　大型巡洋舰一艘　　　300人

　　　　　　　　　　　小型巡洋舰两艘　　　320人

　　印度海军则提供： 三等军舰两艘　　　 300人

　　　　　　　　　　　武装轮船两艘　　　　200人

　　加尔各答提供： 武装轮船一艘　　　　100人

　　需要从国内派遣的：大型巡洋舰一艘　　　300人

　　　　　　　　　　　小型巡洋舰两艘　　　320人

　　　　　　　　　　　陆上部队　　　　　　600人

　　　　　　　　　　　共　　计　　　　　 2，940人

　　这支武装之满够达到我们所想望的一切目标，是毫无疑义的。”

当然为了鸦片发动一场对华战争却是符合英国国家利益的。大英帝国的“东方三角贸易体系”（即英国的纺织品输往英属印度，英属印度的鸦片输往中国，中国的茶叶、丝绸输往英国）中，鸦片贸易是最重要的一环。到鸦片战争前期，英国和中国的贸易占其整个海外贸易的六分之一，而鸦片占所有对华贸易的三分之二。

在渣甸鼓励下，马地臣转而寻求“发动群众”，在议会说了算的英国政体下，只要动员起代表金融城和商会利益的下院议员们，几个老式贵族基于“荣誉信条”的反对和自由派分子的无病呻吟都将被资本的力量无情地碾的粉碎。于是在1836年，马地臣于伦敦出版了臭名昭著的《对华贸易的现状和展望》一书，竭力鼓吹英国应对华采取“前进政策”，建议占领香港，作为“英国和著名的苏格兰自由贸易者的代管领地”。一石激起千层浪，早为英-中-印三角贸易辉煌的现实利益和预计更为辉煌的未来所深深吸引的曼彻斯特商会、利物浦商会、格拉斯哥商会都立刻动员起来，向外交部请愿，要求“加强对华贸易的保护”。

除了请愿，本着盎格鲁-萨克逊传统的公民自由结社原则，109家和印度或中国贸易有关的大公司，包括进出口贸易、航运、金融等等各界的巨头，例如巴林兄弟公司和怡和洋行，于1836年成立了伦敦东印度和中国协会(London East India and China Association) ，辉格党下院议员拉本德(G. G．de H．Larpent)任主席，另一位下院议员哈斯堤(Archibald Hastie) 出任副主席，这两位仁兄都曾在东印度公司工作多年，是“公司的孩子”，后来又都作为伦敦金融城选区的代表当选国会议员；同时出席协会的各公司代表中，拥有下院议员身份者也并不少见，因此，这个协会不仅在经济上拥有极其雄厚的势力，而且在政治上也有着极强的影响力。

伦敦的印度和中国协会自从成立那天起，就积极进行对印度和中国的侵略活动，经常和政府有关各部，特别是外交部，保持联系，书面地或口头地供给情报，提出意见，鞭策英国政府为自己的利益加紧侵略远东。今天翻阅英国外交部的档案，不乏这个协会送交外交部的许多备忘录和情报。拉本德个人写给帕麦斯顿勋爵的信件和要求会见的便条，更是屡见不鲜。

而这位拉本德先生在广州有一个关系公司，叫做拜尔公司(Bell & Co.)，专门与怡和洋行进行鸦片交易；协会副主席哈斯提则又自己贩运鸦片，委托怡和洋行代为销售；利益攸关之下，这个协会竟曾向英国政府的印度事务部提出交涉要求减低鸦片税。

战争前夕，在幕后进行鼓动的另一个资本家集团是曼彻斯特商会，主席是约翰莫克维卡(John MacVicar)。在远东问题上，曼彻斯特商会在1814年前为了打破东印度公司对印度贸易的垄断权而大肆叫嚷过一阵。在1834年前为了打破东印度公司对中国贸易的垄断权又叫嚷过一阵。到了东印度公司废止对华贸易专利以后，他们多次地为侵略中国而向政府提交备忘录、请愿书；到了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他们又为进一步侵略中国而年年不断地向政府提交备忘录、请愿书。莫克维卡本人在1839年秋和1840年初也就对华战争一事几次上书、面见帕麦斯顿。

当然莫克维卡也与怡和有染。怡和洋行有一个匹头部，专门运销国内纺织品。它在曼彻斯特的“机密代理人”正是这里的莫克维卡。另一方面，莫克维卡经营茶叶进口的生意，也常用委托怡和洋行给他代销鸦片的办法筹集贩茶资金。在1835年7月，莫克维卡一次就运送土耳其鸦片50箱给怡和，估计可卖得2.5万英镑。

一句话，所有这些人，英国对华利益集团的头面人物，不管是外相、议员、银行家还是工厂主，都是国际银行家们远东贸易的“利益攸关方”，都是金融城和老东印度公司的“圈内人”。

一切都在紧锣密鼓地策划着，历史的时针终于指向1839年10月1日，英国内阁正式开会讨论是否要对华开战的问题。主管英帝国对外关系事物的帕麦斯顿勋爵本来就是帝国主义炮舰政策的狂热鼓吹者，这几年怡和洋行为了鼓动他发动对华开战也没少做“公关”工作，怡和上缴给林则徐的那7000箱鸦片中有不少就是属于帕麦斯顿本人的，林钦差的虎门销烟就是在销这位大英帝国外相的荷包，与公与私，老帕都极力主张对华开战；财相桑希尔巴林爵士眼看着自己旗下的三家洋行怡和、宝顺、旗昌一共上缴了10000多箱鸦片，价值150万英镑，吃亏着实不小，肉痛之余，一直在会上追问战争胜利后“谁来赔偿英国商人的损失？”有内阁成员建议由国会拨款赔付、或者有东印度公司出面补偿，一下子会议就炸了锅，这样跟中国还打个什么劲？当然要由中国佬来赔！最后国防和殖民大臣约翰罗素伯爵（Earl John Russell）一锤定音：根据他的经验，“难道还有比我们的海军舰长更好的外交家么？”于是英国内阁会议终于决定对华开战。

然后是议会斗争。1840年4月7日-9日，英国议会就是否对华开战举行最终辩论。渣甸带着有数百名在亚洲和英国的英国商人签名的请愿书，走进了议会大厅。渣甸在对议员演讲的过程中，开创了今天声名狼藉的“炮舰外交”的先例：“中国地大人稠，只要全面通商，我们有多少（鸦片）就可以卖多少。面对这样一个几艘炮舰停在岸边开几炮就可以制服的政权（满清），我们不能允许大英帝国的贸易受制于他们的反复无常之下。一场同中国的战争能够带来硕果累累，我毫不怀疑。”

最终，议会下院以271票对262票的9票微弱多数，通过了支付军费案、支持派兵侵略中国的政府对华政策。对于不体面的鸦片贩子们来说，“民主”倒真是个好东西。

1840年中，东印度公司前雇员、现英国政府委派的对华作战总指挥亨利璞鼎查爵士（Sir Henry Pottinger）率领一支庞大的舰队出现在中国海岸，英国开始了鸦片战争。英国军舰摧毁许多海滨炮台，用密集的炮火轰击一个又一个城市，甚至向北直接威胁北京紫禁城。

同时东印度公司在华培植多年的地下网络也全部动员起来，为英国侵略军服务。传教士郭士立直接为侵略军充当向导、翻译和谈判人员，并协助侵略军在占领区建立地方施政机构；前行商、现怡和买办伍秉鉴、伍绍荣父子则积极为侵略军和洋行通风报信，暗中为英军补充给养，并充当侵略者与清政府内投降派的沟通桥梁；被东印度公司鸦片贸易收买的朝中大员，包括大学士穆彰阿、直隶总督琦善、盛京将军耆英等都动员起来，与扼杀自己财路的林则徐禁烟派积极斗争，穆彰阿参倒了林则徐，琦善接任钦差大臣，耆英则最后再卖国的南京条约上签字；琦善在与英人谈判的过程中绝不许其他政府官员在场，每次只带怡和洋行买办鲍鹏随侍左右；更可笑的是在南京与英国侵略者谈判的耆英还公然向璞鼎查讨好，要认璞鼎查的儿子为义子，璞鼎查也欣然接受，将自己儿子改名为耆英璞鼎查（Qiying Pottinger）……

在伦敦金融城里应外合的全面打击下，清政府被迫屈服，接受英国的要求。

1842年，中英双方代表签订了南京条约。条约允许开放5个重要的中国港口，给予在华外侨治外法权，赔偿损失的鸦片货值300万英镑（1200万银元），并正式割让已于1841年1月26日被英国占领的贸易和军事基地香港岛。1841年，怡和洋行的渣甸“众望所归”，当选为英国国会议员。怡和洋行的股东们则在战争的血雨腥风中，“20年分享了300万英镑的红利……其中大部分都是在最近10年（1837～1847年）里积累的。”【马丁：《中国的政治、商业和社会》，伦敦，1847年版，地2卷，第258页】，成为东方首屈一指的“洋行之王”。

鸦片战争结束了一个旧时代，开创了另外一个新时代。只是谁也料想不到，这个新时代所蕴含的，竟然是此后100年不间断地血腥杀戮、战争、革命、改革、近代化和中国金融高边疆的彻底沦陷以及伦敦金融城在华利益格局的大洗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