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从鸦片战争到1949（一）东印度公司与天朝的崩溃 -- 卢比扬卡

鸦片战争最大的赢家当然是伦敦金融城大银行巴林兄弟公司(Baring Brothers & Co.)，在鸦片战争结束之后3年间，印度输华鸦片就从1839年的35000箱增长到1855年的78000箱，翻了一番，货值超过1000万英镑。如此庞大的鸦片贸易就操纵在巴林家族羽翼之下的怡和、宝顺、旗昌三大洋行手中，早在战前三家合计就控制了全部鸦片贸易的一半，到了战时，仅怡和一家就控制了全部印度输华鸦片的2/3，到了战后这个优势进一步巩固。

怡和和宝顺两家洋行的飞剪船垄断了从中国到印度的航线，不管谁家经营的鸦片生意都得从这条航线运送，运费由怡和来定，并由怡和经营的孟加拉保险公司（Bengal Insurance Society）进行承保；怡和还可以在孟买市场和加尔各答的鸦片拍卖中以卢比对银元的有利比价预付款项，而在中国以销售所得用银元收回垫款；从50年代起，大部分从印度出口的鸦片是以伦敦承付的票据购进的，而怡和则是用其联号——伦敦的马地臣公司（Matheson & Co.）承付的票据进行购买，这种汇兑业务规模庞大，以至于1845年即进入中国的老牌英资银行丽如银行（Oriental Bank）的全部汇兑生意“还没有怡和一个柜台处理的款项多”，到1863年，怡和干脆在上海成立“怡和钱庄”，直接向生意往来的中国商人和其他洋行放贷和办理汇兑业务。整个鸦片贸易的链条，生产、运输、保险、销售、融资、汇兑，除了深入印度腹地的罂粟种植园怡和无法控制外，几乎全部掌握在怡和洋行的手中。

然而就是这唯一的漏洞却被一个来自巴格达的犹太家族牢牢地抓住，敏锐地加以利用，在30年的时间里就彻底打垮了怡和洋行在对华鸦片贸易中的垄断地位，成为新的鸦片贸易之王。这就是后来被称为“东方罗斯柴尔德”的沙逊家族（The Sassoon Family）。

沙逊家族与罗斯柴尔德家族同属于塞法迪犹太人（Sephardi Jews），自古就生活在伊斯兰化的伊比利亚半岛上（今西班牙），从事金匠和钱币兑换的生意，并经常作为热那亚银行家族的代理人从事信用调查、收放贷款等业务，在这个过程中逐渐建立起自己的商业信用和金融网络，直到15世纪90年代，随着伊比利亚基督徒将伊斯兰教政权赶回非洲，塞法迪犹太人亦被逐出西班牙（1492年）及葡萄牙（1497年）。罗斯柴尔德家族流亡德意志从事老本行，后来成为德意志王室的“宫廷银行家”；还有一部分逃往荷兰、比利时，很快就凭借多年积累下来的信用和金融渠道东山再起，并参与了阿姆斯特丹银行、荷兰银行和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建立；沙逊家族则一路向东搬迁至中东波斯湾地区的商贸中心——巴格达，在那里，沙逊家族凭借犹太人独有的金融触觉和经验，利用伊斯兰教义中禁止利息的条文，以其犹太人不受伊斯兰法规约束的便利条件，为中东地区商贸往来中实际存在的大量融资和汇兑需求提供相应服务，很快就成为中东波斯湾地区首屈一指的金融家族，长期担任巴格达的首席财政官，并成为巴格达地区整个犹太社区的族长，称为“纳西”（Nasi），意即犹太人之王。

但是好景不长，到了18世纪末19世纪初，巴格达地区的反犹情绪高涨，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派驻巴格达的地方官开始大规模迫害犹太人，作为“犹太人之王”的沙逊家族首当其冲，不得不在1826年逃往波斯湾东岸港口布什尔（Bushire），在这座被英国东印度公司当做海湾地区活动中心的城市生活了6年后，又于1832年举家迁往英属印度的孟买，不久族长大卫沙逊（David Sassoon）本人加入英国国籍，并创建了沙逊洋行（David Sassoon and Sons Company），开展金融和贸易业务，开始了一段新的传奇。

沙逊家族采取了和罗斯柴尔德家族一样的打法。老大卫沙逊自己坐镇孟买总部，将大儿子阿尔伯特(Albert Sassoon)派往巴格达，主管家族在西亚波斯湾地区的生意；二儿子伊利亚斯（Elias Sassoon）派往上海，主管家族在香港、广州、上海、横滨、长崎等地开设的分支机构；另一子沙逊大卫沙逊（Sassoon David Sassoon）派往伦敦，掌管家族的对英棉花贸易；小儿子亚瑟（Arthur Sassoon）则被派往香港担任汇丰银行（The Hong Kong and Shanghai Banking Corporation Limited）董事会的家族代表。于是从西欧到中东、再经印度到中国，沙逊家族编织了一张绵密的贸易和金融网络；依靠这张网络，沙逊洋行很快发展成为波斯湾地区最大的贸易机构和全印度首富，到1864年老大卫沙逊逝世时，沙逊洋行拥有的资本金已经超400万英镑。而沙逊洋行正是依靠其遍布全球、深入印度全国的金融和贸易网络，最终打败了怡和洋行，成为鸦片贸易以及建立在鸦片贸易基础之上的远东金融网络的新霸主。

自工业革命以来，世界工业的核心是纺织业，特别是棉纺业，在各主要工业国家都是战略产业，而沙逊洋行多年来专门从事向当时的世界工厂英国出售印度和中东原棉；到介入鸦片贸易后，即以长期原棉贸易积累下来的巨额财力贷款给印度各邦的鸦片种植者，用信贷控制的方式来经营鸦片产业，而以鸦片在孟买出售所得来收回本息。当时怡和的飞剪船队控制着中印两国的贸易航线，而据怡和的舱单表明，沙逊从1834年起就以自有资金将鸦片运往中国了。鸦片战争的硝烟刚刚散去，大卫沙逊就派次子伊利亚斯沙逊赴香港设立了一个专门经营鸦片的分支机构。由于沙逊洋行早已在加尔各答和新加坡建立机构，因此除了由于怡和船队的垄断而无法打入中国沿海贸易运输系统外，当时在印-中鸦片贸易的链条中的每一个环节都有了它的分支机构；而在1850年大英轮船公司（Peninsular and Oriental Steam Navigation Company）建立孟买-加尔各答-香港-上海航线以后，沿海贸易运输的这一环节也弥补上了。到1860年，沙逊洋行开始使用怡和洋行和宝顺洋行在三、四十年代所采取的办法，大量囤积鸦片，以低价向中国市场倾销，并向中国商人提供贷款以及定期发货；用这种办法沙逊大大拓展了自己在中国鸦片消费市场中的份额。

然而沙逊洋行真正的力量在于他们对那些愿意正常交货的印度商人给以高达成本3/4的预付货款。沙逊洋行在参与鸦片贸易之后，因为它的根据地就在印度孟买，可以通过大量有经验的代理商至生产地廉价收购尚未收割的罂粟，甚至采取惯用的高利贷手法，直接向产地农民收购罂粟“青苗”，更不用说沙逊洋行通过广泛对印度各地的罂粟种植园进行信贷从而直接控制的鸦片生产规模了。

怡和在印度的合伙人曾试图采取同样的办法，但怡和洋行在鸦片贸易经营中有一个致命的弱点：不掌握印度鸦片的生产，只能依靠印度当地的代理商和中间商，它的预付货款是通过孟买和加尔各答的大型代理商号提供的，无法影响产区，这样怡和进货的价格就完全被这些人所控制。到了1871年，局势已经很明朗了，沙逊洋行被公认为印度和中国全部鸦片库存的主要持有者，是各类鸦片总数70%的拥有者和控制者。

而直接控制印度鸦片产地的沙逊洋行的利润是惊人的。1817年加尔各答每箱鸦片的拍卖价格与中国的卖价相差400银元，到1839年据怡和洋行大班渣甸在给代理商的信中披露“在最好的年头，鸦片的利润可高达每箱1000银元”，为了两万箱鸦片英帝国就不惜与中国一战，直到1911年，每箱鸦片的利润仍高达1000两白银，平均利润率为每箱售价的30%；而居于鸦片贸易霸主地位的沙逊洋行，在1840年~1914年的75年间，一共获利高达1.4亿两白银，平均每年获纯利200万两，这不啻是一个天文数字。

就在沙逊洋行加冕鸦片帝国新王冠的第二年，也就是1872年，继承了老大卫沙逊事业的长子阿尔伯特沙逊获得英国国王授予的爵士称号。阿尔伯特和他的弟弟、汇丰银行董事亚瑟与英国王室关系极为密切，是英王爱德华七世和乔治五世的密友。阿尔伯特沙逊的次子爱德华阿尔伯特沙逊（Sir Edward Albert Sassoon, 2nd Baronet，1856年6月20日－1912年5月24日）于1887年迎娶古斯塔夫罗斯柴尔德的女儿艾琳卡洛琳罗斯柴尔德（1865-1909年）。两家联姻之后，此前若隐若现的联盟关系得到犹太人传统的宗法关系的巩固和维护，沙逊家族的声势更显高涨，这无疑进一步加强了家族在远东的经济地位。

深知大势已去的怡和洋行不得不淡出鸦片贸易，在竭力维护自己在鸦片贸易中的基本盘之余，将业务重心放在了仓储、运输、保险、汇兑、放贷等服务于贸易的产业。此时渣甸早已去世，渣甸外甥威廉凯斯威克（William Keswick）接管了渣甸家族在怡和的股份，从此开始了怡和洋行的凯斯威克（The Keswick Family）时代，直到今天；马地臣则黯然淡出怡和洋行在中国的业务，专心经营伦敦马地臣公司（Matheson & Co.），后来成为英格兰银行行长和英国第二大土地所有者；马地臣家族的继承人休马地臣（Hugh Matheson）则在1873年用家族鸦片贸易所得在西班牙收购了一处锡矿，成立了一家矿业公司，将其命名为“Rio Tinto”，今天人们称之为力拓集团。

然而鸦片贸易只是沙逊家族获得财富的一种手段，作为传统犹太银行家族，金融的血液流淌在每个沙逊人的血管里，他们深知，真正大道无形的财富榨取和控制手段，是金融；对中国，他们最终的目的，是要攻破中国的金融高边疆，控制中国的金融命脉；他们的战略，是在没有中央银行体系的中国建立起听命于自己的“中央银行”；他们的武器，是以汇丰银行为首的外资银行体系；他们要进攻的突破口，是中国金融高边疆中最强大也是最脆弱的部分：中国本土的钱庄、票号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