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从鸦片战争到1949（一）东印度公司与天朝的崩溃 -- 卢比扬卡

其实，当胡雪岩从1881年5月份开始不动声色地大量吃进江浙生丝、准备控制住生丝货源向洋行叫板的时候，他并不知道自己真正的敌人是谁。

银行家胡雪岩是通过一系列金融创新发家的。作为左宗棠的总军需官，胡雪岩运用自己“阜康票号”的信用和金融网络，于1867年首创以海关税为抵押向洋行和外资银行举债的方式为左宗棠的军事行动融资，此后14年间一共举借洋款1600万两白银，作为回报胡雪岩吃进这笔银子的大量利息回扣；而所有洋人借款又都从他的阜康银号走账，他还可以玩一出空手套白狼的好戏，利用洋人银子到账和官府提走银子之间的时间窗口把这些银子再放出去吃利息。同时胡雪岩还首创了以战争公债的方式动员中国本土商业资本为国家战争融资的全新模式，于1878年在上海召集江浙一带商人创设乾泰公司募股认购债票，拟议以5000两白银为一股，向华商筹借巨款350万两，其间胡雪岩自己作为债券的主承销商自然又大赚了一笔。

从1851年太平天国起事到1878年西北战事最终平定，中国整整打了27年的内战，到战争终于结束时，胡雪岩已经建成了一个金融帝国。在1878年，他拥有6家海关银号，一连串的票号、钱庄，26家当铺以及其他大大小小商号和上万亩土地，仅这个金融辛迪加的旗舰银行“阜康票号”的分支机构就达到20多处，资产在2000万两白银以上，约合今天的10亿美元。当时全中国最优秀的商业和金融青年才俊最想求职的单位不是汇丰银行、也不是怡和洋行，而是胡雪岩的阜康银号。

对于银行家来说，仅仅把银子堆满银库是毫无意义的，要让这些银子生息生利就必须把它们投入到生产和贸易领域，让它们转起来。然而当时的中国，还是小农经济的汪洋大海，没有任何近代工业的生产因素，自然无法把银行资本投入到生产率极高的近代工业之上；而把银子投到利润率极低、风险极大的农业和手工业上，既无吸引力也无必要——广大的中国农村，是高利贷者的天下，与银行家无缘；对于银行家来说，只有一个出路，那就是商业贸易，特别是海外贸易。

就海外贸易而言，我国自鸦片战争以来，丝茶贸易一直主宰着出口贸易，终光绪一朝(1875年——1909年)，丝茶两项合计平均每年占到全部出口额的60%，仅生丝一项在1883年即高达惊人的40%，全部生丝出口额高达3000万两白银，而在整个19世纪80~90年代，朝廷一年岁入不过7000万两，天朝富源之半数尽在生丝贸易中（C.F. Remer, The Foreign Trade of China,p.46）。进入19世纪80年代，中国正式被纳入世界经济分工，外贸转向长期逆差，江浙生丝虽然向来是出口大宗，但生丝贸易的主动权却操纵在以怡和洋行为代表的外国商人手中。

1868年，生丝每担（100市斤）市值还高达白银517两；到1875年，在洋行的操控下，每担价格已下跌至285两。

在洋行通过种种手段控制中国生丝定价权的整个70年代中，胡雪岩一直引而不发，像秃鹫一样盘旋在人们不易察觉之处，冷冷地寻找着洋行控制体系的破绽。控制了外销渠道、航运、保险、生丝贸易融资的洋行，后面又有大英帝国的炮舰和庞大生产和金融能力做后盾，似乎无坚不摧，不可战胜。然而胡雪岩还是敏锐地捕捉到了洋行的死穴——不控制生丝的生产 。胡雪岩肯定不认识大卫沙逊，然而共同的商业头脑和战略眼光让他们选择了同样一条打败怡和洋行的道路：控制生产的源头。方针已定，胡雪岩所耐心等待的，只是时机。

　　机会终于在1882年光绪八年到来了。当年5月，丝季伊始，人们估计生丝收成可达8万包，然而“在8月份逐渐清楚的是，收成被多估了2万包”。此前一年已经在悄悄吃进生丝的胡雪岩立刻部署开始发动总攻。他动员起自己庞大金融辛迪加的每一个铜板，将2000万两白银全部投入商战，派人手在江浙育蚕村镇四处采购，广发定金，控制货源，到1883年5月共囤积生丝1.4万~2万包（《英国领事报告》，1883年，上海，第230页），并邀丝业同行组成生丝价格卡特尔，坚持高价出售，倾尽全力与外资竞争。

这一招果然奏效，在“1882年9月底，上等生丝在伦敦每包售价仅仅16先令6便士，但上海的丝价，由于胡的收购和操纵，折合英镑竟达17先令4便士”（《英国国会文件》，中国，1884年）。怡和洋行无奈之下，只得请大清海关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Robert Hart）出面斡旋，以邀请胡雪岩合伙办丝厂为诱饵，以“市价以外，另送佣金”为条件企图说动胡雪岩售卖生丝；此后不久，日本厂家也登门求购，开出的价格是，按照当前的市价，乘以胡雪岩手中的生丝数量，然后再加800万两白银，经谈判最后同意加到1000万两。此时只要胡雪岩点头，即可净赚相当于今天的5亿美元。形势一片大好。然而胡雪岩拒绝了，他还想要更高的价格。

然而就在这时，“欧洲的蚕丝却见丰收，伦敦和欧洲大陆市场能够不顾中国的歉收” （《英国领事报告》，1883年，上海，第230页）。到1883年阴历年关时，丝价大跌，一半丝商推迟结算，金嘉记等大字号破产。胡雪岩再想邀集商人将当年的新丝再次收尽，以迫使洋商屈服，结果无人响应。

　　1883年，中国丝又减产，估计只3.5万包。不幸的是，意大利丝再获丰收，上海市场生丝成交清淡，买卖双方僵持了整整三个月。由于上海的银根一天天收紧，大批丝商斩仓出局，丝价直线下落。1883年9月初，上等四号辑里丝每包价格尚能维持在427两，10月间就跌为385两，11月5日更进一步下跌至375两。此时上海各洋行完全停止收购新丝，胡雪岩不支，“损失约在100万至125万两白银之间”（《北华捷报》，1883年12与5日）。

到11月9日，公众对阜康帝国银根问题的担忧终于爆发，阜康在杭州的分号泰来钱庄遭挤兑，随即挤兑风潮蔓延到上海阜康总部；恰在这时此前胡雪岩出面为左宗棠办理的一笔汇丰银行400万两白银的借款付息50万两白银的期限到，为这笔贷款作保陕甘地方税收迟迟不能到位，另一担保方上海地方财政因为主管财政的藩台大人忽然“身体不适”也要推迟20天才能拨付，胡雪岩只好以阜康银行仅存的家底还债。不堪重负的阜康金融帝国终于在1883年12月1日倒下（《北华捷报》，1883年12月5日，第630页），胡所经营的“京城、上海、镇江、宁波、福州、湖南、湖北等地所开阜康各字号同时全行闲歇”（《光绪十一年十一月十二日户部奏》，见《光绪政要》（抄本），财政篇，第2卷，《户部陕西司奏稿》，光绪十一年版，第8卷，第44~48页）再也无力支撑生丝霸盘生意的胡雪岩被迫割肉取现，以每包372.5两的低价将所囤积的生丝贱卖给了抄底的怡和洋行。

胡雪岩领导的这场中国本土金融力量对国际银行家的反击，以完败告终。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胡雪岩根本就没有搞清楚自己的敌人是谁，他以为以怡和洋行为代表的外国商人是最大敌人，并以洋行的力量做为自己评估敌方力量的标准，似乎胜券在握。然而，他真正的敌人，却是隐蔽在这些洋行身后、实力更加雄厚的国际银行家；从1870年以后，这些国际银行家就逐渐取代了商业资本的大洋行对于中国海外贸易的控制地位，而这些国际银行家在中国的总代表，就是汇丰银行。

在汇丰银行在1870年前后成为在华外资银行的“中央银行”以前，以怡和为代表的大型洋行，可以以其巨额的资本独立进行中国的进出口贸易。但是, 在19世纪70年代以前, 中国对外贸易之所以需要巨额资本，主要的因素不在贸易数额的庞大，而在于贸易周转时间的缓滞。在中西海上运输一次航程需时6个月的条件下, 一次贸易的周转, 即从货币到商品再到货币, 从本国货币到外国货币再到本国货币, 一般需要6个月、10个月乃至12个月的时间。也就是说, 资本被扣在一次贸易上的时间, 少则半年, 多则一载。贸易上资本流转的迟缓, 决定了垫付资本数额的巨大。这是70年代以前怡和等大洋行之所以能够进行垄断的一个重要条件。

这个条件现在不存在了。1869年苏伊士运河的开通, 使东西方的航程缩短了一半,从而贸易周转的速度增加了一倍。同样贸易额所需要的资本垫付, 现在只需要以前的一半。继航程大大缩短之后, 中国和欧洲之间的电讯交通, 也在1871年由上海伦敦间海底电线的敷设而正式建立。当电讯订货和电讯汇款普遍使用时, 商人手中的资本流转速度, 百倍于前。在新的条件下, 商人完全有可能在订货脱手之时甚至脱手之前立即获得所需的货款, 完全有可能在第一批货物到达对方之手以前, 已经取得从事第二批贸易乃至许许多多批贸易所需的资金。资本周转的加速, 为小洋行进入市场创造了有利条件。

外资银行对“仅有小额资本的人”所提供的“改进资金融通的方式” , 是小洋行进入市场的另一有利条件，也是银行打破大洋行力量的有力武器。在这方面, 银行的押汇贷款和票据贴现, 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现在,上海和伦敦一样, 风行着预约订货, 只要订货合同一成立, 便可立刻从银行获得洋行所需要的周转下一步交易的资金。

到了1880年前后，大洋行依然存在, 并且有所发展, 但是控制中国贸易乃至整个经济局面的组成力量, 却大为改观。如果说, 以前中国贸易局面的控制者是居留中国的大洋行“商业大王”们 , 那么, 现在则是殖民地银行资本的统治。随着外国银行和洋行之间的相互地位和相互关系的变化, 外国银行和洋行与中国商人和金融机构之间, 在资金融通的关系上, 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

在外国银行立足于中国之前, 中国进出口贸易的金融周转, 基本上操在洋行的手里。不仅洋货进口, 就是土货出口, 都需要洋行的资金周转。五口通商开始, 洋行对中国丝茶就曾经采用派人带现款到产区直接收购的办法。50年代以后, 这种办法演化而为预订合同的预购制度, 洋行“现在不是坐等产品上市, 而是事先由中国雇员将大量货币送往乡村, 预付贷款, 签订合同”。一直到70年代中期, 这种贷款, 大体上仍由洋行独占。

至于在进口洋货的推销方面, 中国钱庄的庄票是中国商人向洋行周转信用的重要工具。庄票（Native Order）是中国钱庄很早就发明了一种方便于商品交易的商业票据。“庄票者，钱庄因放款或商家之请求，而发出之无记名式，付款与持票人之票据也。” （杨荫溥：《上海金融组织概要》，商务印书馆1930年版，第46页。） 庄票在鸦片战争后，在对外贸易中的地位日益强大。

由于五口通商，外商大量涌入中国，中外商人之间很难建立起信任关系，内地商人和洋商之间的交易都需要买办作中间人。而中间人因为大多只通外语，没有多少资金，所以外商对于这些没有经济保障的中间人也不敢信任。这样，钱庄就作为中间人的信用保证，出现在鸦片战争以后的中外贸易之中。

　　钱庄作为中间人的信用保证，其方式是钱庄发行庄票，将之提供给信任的中间人。庄票有即期付的本票，也有期票，一般自5天至20天不等，以后最长不过10天。即期庄票见票即付，远期庄票未到期时可流通，与现金无异，还可向钱庄贴现。中间人向洋商办货时，用庄票支付，洋行等庄票到期后，再向钱庄取款，而购货者的钱在没汇到钱庄时，钱庄先为之垫付。这样，中间人对钱庄负责，钱庄对洋商负责，从而使中外贸易得以进行。

从总体上看, 洋行自始至终是立于不败之地的受益者。它从接受庄票和进行抵押放款所得的利息收入, 始终是它营业盈利的绝大部分。而这种融资的利息收入, 月息都在2%至3%的水平上, 至少不低1.5%。因此, 尽管有个别的失手, 即使冒着失利的风险, 在这块地盘上, 洋行无不争先恐后, 乐此不疲。

然而, 这一笔丰盈的收入, 在70年代以后, 却几乎全部移到外国银行的柜台里来了，最后形成了这样的格局：在对外贸易中，中国商人将庄票交给外国商人后取得洋货，外国商人将庄票送到在中国的外资银行去收自己的帐；而出售中国商品的商人在收到外国商人所出的支票后，也将这些支票送到外国银行去兑现。这样，在华外资银行就建立了中国钱庄庄票和外国商人支票间进行轧帐的票据交易所，使现金搬运得以避免，中外商人只清算双方在交易中的差额，从而大大便利了中外进出口贸易。

外国银行通过收取庄票、或对庄票进行贴现的方式对中国商人进行资金融通, 在60年代就已经出现。70年代初期,，外国银行对中国钱庄也开始发生直接的拆放关系。这种拆放, 通常两天一结。从外国银行看, 这是“用最好的方式来利用这些头寸”， 而中国钱庄则得以“每天依照他们的需要”，拆借所需的资金, 使他们能够以有限的资金, “做庞大的生意”。这种资金融通的方式，中国的钱庄业者形象地将其称为“拆票”。

据1878 年8月28日《申报》记载,到19 世纪70 年代，外商银行对上海钱庄的拆放额已达三百万两左右。到19 世纪90 年代,七八百万两的拆放额已习以为常。这使得钱庄在资金的周转上对外商银行的依赖性越来越严重。而以汇丰银行为代表的外资银行，就是通过这种所谓“拆票”控制了中国本土钱庄业银根之松紧，从而控制了中国的货币发行权。

钱庄有何神通，以至于外资银行一经掌握其银根松紧，就能掌握中国之货币发行权？因为中国的金融体系，实以钱庄票号为其核心。钱庄是玩“钱”的金融机构，起源于经营货币兑换的商铺，是经营特殊商品（货币）的商业企业，对不同种类货币本身进行交易和买卖。中国古代的货币制度，自明代确立银本位后，一直实行银两与制钱（铜钱）并行的流通局面，以各地成色不一的银锭为基本货币单位，以标准化的铜钱为辅币；制钱因为老百姓日常生活所多用，因而加以标准化；银锭因为只在大宗交易中使用，且在一个以小农经济为主体的国家，一切计算不需要那么精确化，标准化制作银元的成本又过高，所以一直维持各种成色的“散碎银两”并行的局面，这样在银两和制钱之间、各种银两之间就产生了成色鉴定、兑换比率的问题，早期“钱庄”就是为了满足人们的这项需要才应运而生，到鸦片战争结束后，钱庄的业务已经发展为货币兑换、吸取存款、发放贷款、办理划汇、签发庄票等信贷活动，满足商业活动日益繁盛所需要的融资需求。

而票号是玩“票”的，就是通过“汇票”专营异地货币汇兑的金融机构。票号的汇兑业务，分票汇和信汇两种。票汇即用汇票形式办理汇款的一种方式，因为汇款双方交收汇款的唯一凭据是汇票，故称票汇。票汇也分两种，即票和期票，即票是见票兑付，期票是约定付款期。持期票的客户，在兑付期未到之前急需用款的话，可以提前进行兑付，但要按月息支付给票号利息。票号将这种做法称为“认利预兑”，实际就是票据贴现。

除了票汇之外，票号还有一种远程汇款方式：商人把款交给所在地票号，票号即向商人汇款的目的地联号发信，书明承汇该商人银两若干，成色几何，收取汇费多少，何日交款等内容，联号凭信按期向收款人交付汇款。这种方式被称为“信汇”。信汇也分顺汇、逆汇两种。刚才提到的汇款方式是顺汇，逆汇则是收款地票号先向收款人付款或收款，然后发款地票号再向发款人收款或付款。票号先向收款人放款，再向发款人收款，等于向发款人提供信贷；票号先从收款人处收款，再向发款人发款，等于发款人在票号处的存款。通过“逆汇”的方式，票号也进行存贷款业务。

当然票号的主营业务还是汇兑，它存贷款的对象也不是一般的商人，而是钱庄。因为经营异地远程汇兑而积累起雄厚资本的票号，财力远较钱庄雄厚，而票号经手大量各种成色、种类的银两，也需要钱庄为其进行银两收付、保管。票号在各地分号，一般都同两三家钱庄建立为它代理银两出纳的关系，一般银两收付、保管由钱庄打理。钱庄为票号开立银两或制钱往来账目，作为核算凭据。而票号则对钱庄庄票进行贴现、并对钱庄提供“拆票”支持。由于钱庄及其庄票在中外贸易中所起的建立信用的主导作用，票号对于钱庄的贴现和拆票支持就显得格外重要。

票号为道光初年（1820年前后）山西商人创立，票号也一直被称为“山西票号”，则与钱庄一直分业经营，各司其职，互相协助。然而胡雪岩却进行了另外一次伟大的金融创新，他的阜康银号除了南方钱庄的传统兑钱、存贷款、划汇、庄票等业务外，在全国设立了20多家分号，进行远程汇兑，开创了所谓“南帮票号”的伟大传统。

然而在太平天国运动被镇压以后，票号的主要资源专向为官府服务，包括汇兑各省饷银、税款和海关关税等，包括胡雪岩的阜康银号，主要精力也转向为左宗棠的军事行动进行融资，对于钱庄的融资支持的力度相应减小，钱庄则不得不向外资银行寻求“拆票”的融资支持，不知不觉间为汇丰等外资银行所控制。

汇丰对钱庄进行拆票支持，实际上是仿效英格兰银行，即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中央银行对一般商业银行进行再贴现的办法，通过钱庄间接向中国商人提供贷款并以之作为控制钱庄和金融市场的手段。从外资银行那里拆借款项的钱庄不必另交抵押，只需出庄票存于拆款银行作为担保，所以称为“拆票”，不久汇丰银行便“岁存庄家何止数百万”（《答暨阳居士采访沪市公司情形书》，《申报》，1884年1月12日。），形成钱庄流动资金大部分来自汇丰银行和其他英资银行的局面，一旦以汇丰银行为首的外资银行抽紧银根，钱庄就会周转失灵，甚至关门大吉。到了19世纪70年代后期，“上海钱庄用外国银行资本做生意，已经是众所周知的事实，近300万两的放款，竟为维持上海市面周转所必需的数量。”（《字林西报》，1879年5月23日）一旦市面货币低于这个限额，银根就会立刻感到紧张。

一句话，汇丰银行已经成为上海中国本土金融业的“中央银行”，这个“中央银行”通过控制对钱庄的拆票控制了上海市面银根的松紧，因而也就掌握了全中国的货币发行权，而这，就是胡雪岩对洋商发动的生丝战争以失败告终的根本原因。

然而控制中国的货币发行权只是汇丰银行代表国际银行家攻破中国货币高边疆的一场前哨战，灭掉胡雪岩也只是他们的牛刀小试，接下来他们要力图控制中国货币高边疆最根本的一环：财政权和税收权，而做到这一点，他们整整谋划、布局了半个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