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从鸦片战争到1949（一）东印度公司与天朝的崩溃 -- 卢比扬卡

沙逊王朝的开创者老大卫沙逊于1864年11月7日病逝于印度波纳(Poona)的寓所。在死之前，老沙逊做出的最后一项重大战略决策是参与创建汇丰银行（The Hong Kong and Shanghai Banking Corporation）。

鸦片战争以后，洋行经营的国际贸易对金融服务有着大量的需求。在诸如国际汇兑、放贷、贴现、结算等等环节，商人们都需要金融机构的协助。而直到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之后的那段日子里，金融业务一般由怡和洋行和旗昌洋行来兼营，另外，一些总部在英国和印度的银行也在香港做一些金融业务，比如丽如银行（Oriental Bank）、渣打银行(Chartered Bank，当时称麦加利银行)、有利银行（ Chartered Mercantile Bank of India, London and China）等等。但这些银行的重心并不在中国，因此，所提供的金融服务并不能完全满足贸易的需要。到了19世纪60年代，这种金融服务的欠缺状况已经越来越明显。老大卫沙逊敏锐地捕捉到了这枚解决中国金融问题的钥匙，决定择机进军中国当时几乎还不存在的银行业。

这时有两份要在中国成立银行的商业计划书摆在了老沙逊的办公桌上，一份是孟买本地英国商人开始筹建面向中国市场的“中国皇家银行”；另一份是一位年青的苏格兰航运商人送来要成立“香港和上海银行”的计划书，而打动老沙逊的，恰恰是那位毫无银行业经验的年青人的计划。这个苏格兰小伙子名叫托马斯苏石兰（Thomas Sutheland），时年只有30岁，却已经是著名的大英轮船公司驻香港业务总监和1861年才刚成立的香港黄埔船坞公司主席。

　　1864年初，苏石兰搭乘大英轮船公司的“马尼拉”号小轮，从香港驶往汕头、厦门和福州，沿途进行商务考察。船上陈列有好多本《布莱克伍德杂志》(Blackwood's Magazine)，被船上近乎静止的时间折磨的无聊透顶的苏石兰专心阅读这些杂志，其中碰巧有一些关于银行业务的文章，简直入了迷。后来他回忆到，“我平生从未开过银行账户，只在买办那里有一个账户，而且是经常透支的。但是我认为，如果机会合适，世界上最简单的事情之一，就是根据苏格兰原则在中国开设一家银行。”于是，当天晚上，苏石兰写出了现在还存放在汇丰银行档案内的那份计划书，计划募集的资本只有五百万港元。次日，苏石兰把这个计划书拿到他的朋友、“香港最优秀的律师”波拉德（Pollard）那里，这位仁兄看了一眼，马上注意到有一万港元的手续费可得，就拿了这份计划书走遍了香港所有大商行；在香港的伊利亚斯沙逊几乎第一时间就拿到了这份计划书，立刻就呈送给了远在孟买的老大卫沙逊。

老大卫沙逊一下子就喜欢上了这个主意，因为作为一家总部设在香港和上海的银行，与那些仅仅在香港和上海设立分行的银行相比，在信息联系方面更加便利，这一点在交通通讯还不发达的19世纪显得尤为重要。市场时机转瞬即逝，那些需要向远隔重洋的总行请示的银行在与未来的汇丰银行竞争中只能居于下风。而且，根据伊利亚斯沙逊发来的情报证实，被后人称为“香港通货之父”的香港总督罗便臣（1859~1865年在任）把促进金融业发展，作为其任内的施政重心。罗便臣认为虽然香港已经有多家总行设在伦敦和孟买的银行进驻，但如果有一家本地银行，则不仅可适应急剧扩大的贸易发展需要，还可以照顾到香港殖民政府关于港口码头、公用事业建设的需求，为香港殖民政府出力。这个草拟中的“香港及上海银行”正好满足罗便臣的要求，会被港府视为“我们自己”的银行，在承办港英政府的官方业务方面将占据明显的优势，这样就极有可能取得发钞行地位并接手港府的往来账户。

老沙逊立刻就批准了这个项目，远在香港的伊利亚斯沙逊马上在苏石兰的这个项目计划书上签了字。1864年8月6日，汇丰银行召开了由14家发起洋行参加的临时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亚瑟沙逊代表沙逊洋行出席了这次会议。1865年初，汇丰完成筹备工作。3月3日，汇丰银行正式开业，总部就设在今天香港汇丰银行的所在地。

参与发起汇丰银行的，除了沙逊洋行，还有一家历史悠久、实力雄厚的大洋行——宝顺洋行。另外一家老牌美资大洋行旗昌也于1866年加入汇丰董事会。于是我们可以看到巴林系的盎格鲁-萨克逊银行家势力似乎以2:1的票数压倒罗斯柴尔德系的犹太家族沙逊的势力；然而宝顺洋行在1866年席卷全球的棉花泡沫破裂引起的危机中被摧垮、破产，旗昌洋行也在危机的打击下于1870年代初淡出中国市场；于是已经成为鸦片贸易新霸主的沙逊洋行就逐渐成为汇丰银行的一个主要台柱，汇丰银行实际上成为罗斯柴尔德-沙逊家族在远东金融棋局里布下的一个眼。

　　这样一家银行必然引起号称远东“洋行之王”的怡和洋行的坚决抵制，这种抵制，即基于金融城势力版图划分的区隔，也源自于实实在在的利益之争。

早在鸦片战争爆发之前，巴林家族羽翼下的怡和洋行就以鸦片贸易中获得的大量现金开展汇兑和贷款业务。进入上海后，怡和的银行部门实际上包揽了上海大部分的国际汇兑业务，不仅包括一般的商业汇款，连英国政府的汇款也由它经手。各国领事汇到香港的公款，直到1855年还在用它的汇票。战后，一批在伦敦注册并以印度为基地的英国银行，虽然先后将业务扩展到香港和上海，侵蚀着这些洋行的业务领域，但国际汇兑业务仍然把持在有实力的怡和、旗昌和宝顺等大洋行手中。1863年，怡和还创办了“怡和钱庄”，积极贷款给中国的钱庄和地方政府，并与上海70多家钱庄保持着密切联系，在上海滩钱业公会里声名显赫。现在汇丰银行要扎进来抢怡和洋行利润优厚的国际汇兑和贷款业务，怡和自然要誓死抗争。

然而首先改变汇丰银行历史命运的，却是美国南北战争。

当时世界工业体系的核心战略产业是纺织业，纺织业需要的主要原料一是原棉而是生丝，其中又以原棉为主。而当时世界的主要棉花产区是印度和美国南方各州，那里的棉花对世界经济的重要性，或许只有今天的石油可以与之相提并论，可以说整个世界工业的上层建筑的基石就是印度和美国南方的棉花种植园。美国南北战争一爆发，掌握制海权的北方即对南方实施海上封锁，南方对世界市场的原棉供应立刻中断。英国棉纺织业转而趋向印度棉花，印棉价格随即暴涨。孟买和加尔各答的棉花市场，一时成为英国和远东大小资本家投机的对象。到美国内战结束的1865年，印度棉花价格已经由每磅两便士猛升到七便士，在中国做生意的商人同样趋之若鹜，据史料记载，这一年仅从上海载运棉花到英国去的船只，就多达250艘。

棉花泡沫催生了更大的金融泡沫。在英国本土，1860~1865年间，包括银行、贴现公司、金融信托公司在内的各种金融企业的数目和资本直线上升；英国殖民地银行也急速膨胀，1862~1865年的四年间，先后诞生了19家银行。单是1864年登记的殖民地银行就多达7家；在香港和上海，这几年新设的英资银行，同样如雨后春笋，它们打着一两百万英镑资本的招牌，金库中却空空若也，但是股价却节节上扬，汇隆银行的股票升水40%、丽如银行的股票升水70%、渣打银行（麦加利银行）的股票升水100%、新成立利华银行刚一开张股价立刻升水150%、有利银行的股票升水近200%……

　　就在这时，“噩耗”传来，美国内战结束了！震撼全球金融业的棉花危机开始了。

　　伦敦金融城首当其冲，1866年一年之内，一连倒闭了17家银行。

　　伦敦金融城地震的冲击波迅速冲向远东，1866年，香港、上海出现开埠20多年来的首次金融大恐慌，一系列外资银行和本土钱庄倒闭……当金融海啸的大浪退去，沙滩上还屹立不倒的，只剩下老牌的丽如银行、有利银行、渣打银行（麦加利银行），巴黎官方背景的法兰西银行以及有金融城大银行家族特别关照的汇丰银行。

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就在金融海啸的第二年，汇丰银行的一根台柱、老牌的宝顺洋行竟然被淹死了，这时的巴林家族，在危机和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双重打击下已经自身难保，无力顾及远东的小兄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宝顺洋行被棉花危机拖下水，而这对羽翼尚未丰满的汇丰而言，不啻为一场地震。

这时站出来力撑危局的，是沙逊洋行。从1866年起，沙逊家族所有在华鸦片贸易所得利润全部通过汇丰银行进行汇兑。在世界金融海啸的情况下，唯一还有超额利润的生意，就是鸦片。这个维持金融城和英帝国生命线的定海神针，再一次稳定了远东的局势，并成为国际银行家们完成远东利益格局洗牌的武器。就在同一年，为怡和洋行阻挠而迟迟不能颁发的银行经营许可证终于下发，原来巴林家族旗下的旗昌洋行也审时度势，本着“打不过就加入”的原则加入了汇丰银行。

　　此时兵强马壮的汇丰立即主动出击，开始在同行之间展开搏击。

　　当时在华最具实力的外资银行，是最先进入香港和中国内地的丽如银行。它当时在远东的地位，正如报纸载文所说：“差不多像英格兰银行在英国的地位。”

　　1866年6月，在银行业龙头老大丽如银行的倡议下，包括渣打银行（麦加利银行）、有利银行和法兰西银行在内的几家银行，达成协议把过去一贯习用的6个月到期的汇票，缩短为4个月。从1867年1月起，在中国的分支机构，不再买卖超过4个月到期的汇票，原因是轮船的改进使欧洲与中国的海上运输航程大为缩短，继续使用6个月到期的汇票，有可能使承兑汇票的商号利用货款到手而汇票尚未到期的空隙时间，以到手的货款进行其他商业活动。用缩短汇票付款期限的办法，银行就可以指望商人在货物尚未脱手时，根据货物所开具的汇票即已到期，因而货款的偿付必须依靠本次交易以外的资金。因此，只有资金比较雄厚的商号才能进行这种交易，而银行和它们打交道，承担损失的风险也就小得多。

　　这个同业间的协议，遭到了汇丰银行的抵制。当其他银行拒绝购买6个月到期的汇票时，在雄厚实力的大股东的支持下，汇丰银行逆向操作、大量收进。不仅如此，汇丰还进一步利用其他银行只做4个月期票的机会，一方面从急需脱手6个月期票的商人那里，以低价购进；一方面高价抛出大量4个月到期的本行汇票，卖给竞争对手丽如等银行。一买一卖之间，赚取了大量利润。半年下来，汇丰的汇兑业务便由920万两迅速上升到1300万两。不到10个月，其他几家银行便不得不向汇丰“投降”，重新走上6个月期票的老路。

　　在这场“期票大战”中，汇丰银行旗开得胜，表明了“中国的英格兰银行”这一头衔的易主，汇丰自此成为中国外资银行界中的领袖行。而在汇兑、存款、印钞、放贷等业务方面，汇丰也同样在加速运转，蒸蒸日上。

汇兑业务是这个时期所有在华外资银行的主要业务，汇丰也不例外。在汇丰刚成立的头十年中，包括汇付、贴现和承兑在内的汇兑业务迅速增长，从1865年成立时的1442.9万元开始，在1866年因为全球金融海啸的影响，汇丰就掌握了从香港、上海到孟买、加尔各答的全部汇兑渠道，此后汇兑业务逐年上升，至1872年达到7450.7万元。

汇丰的另一项独门暗器，是大量吸收中国储户存款。汇丰成立后，一改过去外资银行只重国际汇兑而忽视存款的商业习惯，上上下下将“抓存款”作为“首务之急”。不仅从多方面吸收存款，而且大小不拘——大宗款项固然欢迎，小额存款也不嫌弃。然而真正使汇丰得以吸纳中国广大储户存款的，却是汇丰等西方银行在中国享有的政治特权。在清末长篇小说《官场现形记》中曾经描写这样一个故事：清朝政府的一个藩台（主管一省财政和人事的行政长官）奉命到上海查办一个被参官僚以赃款存在汇丰银行的案件。他一到上海，就身穿官服，坐着八抬大轿，带着一些随从直奔汇丰银行而来。但当他来到银行门口，却被挡了驾，守门的说是必须从后门进去。藩台大人只得徒步走到银行后门立了半天，结果还是没有人理睬他。后来，他才知道汇丰对中国存户在那里的存款，是拒绝中国官方进行任何调查的。没有办法，他只得以“外国人不准查帐”回复他的上司，事情就这样不了了之。

中国人存款在汇丰，汇丰就能依靠英帝国的势力，拒绝中国政府就中国存户任何款项加以调查。因为有了这个特权，当时许多军阀、官僚、地主就更以汇丰为最安全保险库，把历年搜刮来的赃钱统统送了进去。据统计，汇丰银行在1865年的存款余额仅为300余万元（港元），但了1913年，存款余额即达2.9亿元以上。

由于汇丰银行被港英当局视为“我们的银行”，因此备受优待和庇护，享有极大的发钞权。1872年，港英政府准许汇丰发行票面1元的小额钞票。随后，汇丰的小额钞票大量出笼，并迅速流通于华南各地。1874年3月，上海《字林西报》刊登这一年2月四大英资发钞银行——丽如、渣打（麦加利）、有利和汇丰的钞票发行额，在实发的350万元钞票中，汇丰发行的钞票占到了51%以上。汇丰通过发行纸币，所掠夺到的财富是十分巨大的。1893年洋务派知识分子郑观应在他的《盛世危言》中曾指出：“若今之洋商所用的银票（纸币），并不由中外官吏验瞧虚实，不论多少，惟所欲为。闻英商汇丰银行在粤通用之票百余万，该行已获利二百万之谱”。此后汇丰银行发行的港币在中国大量流通。特别是在华南几乎代替了中国货币的地位，成为计价流通的工具。

通过吸收存款和发行纸币，汇丰银行掌握了巨额流动资金，从而在办理商业抵押贷款和商业票据贴现等业务之外，还有能力办理对清政府出于军事、政治需要的贷款。

此时的汇丰银行已经成为香港最大的发钞银行、港英政府的出纳银行、所有在华同行的结业银行，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的英格兰银行”。这时已经完成转型（从鸦片贸易到贸易服务业）的怡和洋行变得更为现实，面对汇丰的强势，怡和新的领导人凯斯威克家族不得不更积极地去考虑怡和与汇丰的关系。整个远东金融格局为之一变。

然而罗斯柴尔德-沙逊集团对于汇丰银行的期许，并不仅仅是让其充当管理在华外资银行的银行，而是要让其成为管理整个中国金融体系的银行，成为真正的、全中国的“中央银行”。要做到这一点最好的办法就是成为中国政府的债主，而让一个政府欠债最好的办法有两个，一是战争，二是政府投资的大规模经济基础设施建设。于是就有了从1851年太平天国起义一直到1874年最终被平定的西北回民起义，绵延20年不间断的战争，整个中国被打成一片焦土，政府财政被彻底摧毁，不得不向金融机构融资；在20年战争结束之后，紧接着就是20年兴办西式企业的洋务运动，同样需要大笔融资。而这时政府融资还有另外一个选择，就是向中国本土的金融系统——钱庄票号体系，钱庄票号同时还为中国的对外贸易进行大量融资，控制着中国经济的富源。为了彻底控制中国的财政金融，就必须控制中国的钱庄票号体系；只有控制了中国的钱庄票号体系，才能真正实现国际银行家对于中国金融高边疆的纵深控制。

这时有位中国银行家站出来对抗国际银行家的战略，这个人的名字，叫做胡雪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