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双面月球：冷战太空竞赛与我们的故事 -- 万年看客

大卫.斯科特上校

华盛顿，白宫

阿波罗15号任务刚刚结束，我们还没来得及喘口气就踏上了巡回访问的道路。在华盛顿我们受邀参加了国会的联席会议。之后萝坦和我以及吉姆与阿尔两家人受邀来到了白宫，这次我们是带着孩子来的。太空飞行的概念对这些孩子来说已经多少习以为常了，但是这一趟旅行可实在不一般。

我们这些成人在一楼与尼克松总统和阿格纽副总统以及其他客人一起用餐，孩子们就在二楼总统的私人生活区由副总统的女儿款待。晚饭之后，尼克松把八个孩子叫到一起，领着他们在白宫内部游览了一圈。他就像彩衣魔笛手那样擅长与小孩子相处。他领着孩子们参观了一条密道，游览结束时还分发了许多钢笔与书签之类的小礼品。和吞没了他执政后期的激烈的指控与丑闻相比，眼前这一刻实在是非常打动人。

离开华盛顿之后我们又来到纽约，在联合国全体会议上做了发言并从秘书长吴丹手中接受了联合国和平奖章。下一站是盐湖城，我们在一座美丽的摩门教堂里面做了发言。在芝加哥，五大湖区消防船队在高压水枪里加了颜料，用彩色的水柱来欢迎我们。接着我们又前往了若干西欧国家首都，包括巴黎，波恩，布鲁塞尔和伦敦。几周后我们又受邀前往波兰与捷克斯洛伐克进行为期10天的友好访问。在古堡深处人们举行了盛大的招待酒会。能够穿越铁幕进行访问的确难得。

在波兰的访问尤其有趣。在华沙与克拉科夫，有关方面为我与萝坦提供了一位保镖，这是所有出访当中唯一的一次。桑岱少校身材高大而且为人和蔼，将我们保护得十分周到。热情过度的围观者根本无法靠近我们，他凌厉的眼神以及铁板似的面目足以令任何人退避三舍。我们在华沙的最后一夜，美国大使在当地一家夜总会为我们设宴送行，这时我们和桑岱少校已经很熟悉了，尽管他这人平时一直少言寡语。但是当他提出要与萝坦跳舞时我们还是吃了一惊。回去的路上我和萝坦一直在小声商量给桑岱少校的妻子买个什么礼物才好，结果第二天分别的时候他反而代表他妻子送给我们一件礼物。看来我们说得话他都听到了。

这一趟公关之旅一直持续到年底，新年那天我们参加了佛罗里达桔子碗花车游行。这一路上我们都在想我们的下一个任务。阿波罗15号返回地球已经过了5个月，太空项目的前进方向发生了重大转折。1972年12月的阿波罗17号将会成为最后一次登月任务。

目前天空实验室（Skylab）太空站计划还只安排了3项任务，截止到1973年底，所有的乘员都已经挑选好了。再远一点的将来属于航天飞机，但是总统还没有批准这一项目。眼下实在没什么盼头，尤其对于富有经验的登月宇航员来说。

一月底的某一天，阿兰.谢巴德把我叫道了他的办公室。他又一次成为了宇航员办公室的主任，考虑到我们的公关工作已经基本结束，他提供给我两个选择。我可以为阿波罗17号的指挥官基恩.瑟南（Gene Cernan）做后备，或者我也可以加入NASA管理层，以任务执行特别助理的身份参加阿波罗-联盟项目并为项目主管格兰.鲁尼（Glenn Lunney）工作。

阿波罗17号没什么指望。我对于在基本没有上天可能的前提下再接受一轮高强度训练一点兴趣也没有。不过我很喜欢鲁尼，他是阿波罗9号与15号的飞行指挥之一，而且阿波罗-联盟项目听上去也十分诱人。所以在为天空实验室项目主管担任了两个月的技术助理之后，我选择了后者。

鲁尼已经组织了一支队伍，我也在休斯顿和苏联方面碰了几回头。我的主要工作是协调各方面进程，以保证双方在软件与硬件方面都能兼容。任务的乘员还没有确定，所以我也要代表美方学习如何操作苏联飞船的界面以及与苏联同行们共事。

在此期间，我去了一趟华盛顿。到了以后NASA的代理主管乔治.劳把我叫了过去。我在休斯顿是就认识乔治，当时他还是阿波罗飞船项目主管，我十分尊敬他。见面之后我们先是客套了一番，然后乔治看着我的眼睛说了实话。

“大卫，”他说，“我必须告诉你我对自己在这件事里的表现并不感到光彩。”

他说说的事情后来被人们称作阿波罗15号信封事件。阿波罗15号发射的时候，我们随船带了一批首日封。不幸的是，任务结束几个月之后其中一部分被一个德国邮票贩子卖掉了。作为NASA的二把手，乔治在这件事情的善后处理方面牵涉很深，他的这句话是对直到当时为止NASA最差管理案例的说明。

这一切大概从水星计划时就已经开始了，然后一路由双子星延续到阿波罗。人们对于进入过太空的物品有着异乎寻常的迷恋，因此它们也越发流行与值钱起来。从水星计划一开始起，宇航员就获准携带一定数量的个人物品或者PPK（personal preference kits）登上飞船。在任务开始之前，这些物品的清单要交给迪克.斯雷顿过目并批准，他对此有完全责任。

随着任务重要性的增加，这些物品的数目与种类也在增加。除了个人纪念品之外，宇航员们还开始携带纪念章之类的东西，以便任务结束后送人。到最后有些宇航员一个人就会携带上百块纪念章，以至于重量都成了问题。此外，商业化的触手也悄悄伸了进来。

到了阿波罗14号的时候，有人称乘员们将一批银质纪念章带上了飞船，打算回来以后交给富兰克林纪念品公司（Franklin mint）重铸并与大量其他纪念章混合出售。富兰克林纪念品公司甚至还在任务开始之前打出了广告。这笔买卖最终没有做成，最后没了下文。报纸上从没提过这件事。但是有些国会成员还是听说了，并且十分生气。

当时我们正在为阿波罗15号接受训练，对这件事情一点也不知道。要是我们事先得到了消息，一定会对接下来的事情小心得多。我们只知道迪克.斯雷顿把我们能够携带的纪念章上限砍掉了一半。不久后迪克请我，吉姆和阿尔介绍给了他的一位老朋友，这人名叫沃尔特.艾尔曼。事后回想起来，这恐怕不是巧合。

阿波罗25号发射前几个月的一天晚上，迪克将我们几个请到艾尔曼的家里吃晚饭。艾尔曼问我们愿不愿意通过在邮票上签名的方式来赚点外快。“大伙都这么干。”他说。我们也同意了。当时载人航天中心集邮俱乐部的人也找过我们，请我们为许多首日封签名，说这既是为了俱乐部成员也是为了我们自己。当时我们都没买人身保险。所以我们以为万一我们在任务中遭到不测，这些东西可以为我们的家人起到代替保险的作用。

但是艾尔曼提议我们将400份纪念信封带上飞船，返回之后将其中的100份交给一位德国的邮票贩子。发射当天这些信封要盖一次邮戳，返回当天再盖一次。我们当时以为这位邮票贩子要过上几年才会将他那部分信封出手，至少也要等到阿波罗计划结束之后。作为交换，艾尔曼为我们每人建立一笔6000美元的信托基金作为日后子女的教育费用。由于连月来的紧张训练，我们对这件事并没有多想就同意了。回头看来我们根本不该沾这种事的边。

任务结束后，我们得知那个邮票贩子开始出手信封。我们通知艾尔曼说我们反对他的行为。我们不需要他的信托基金，这和我们事先理解得不一样。

NASA的高层领导一听说这件事就火冒三丈。很快公关办公室就把尚不完全的信息披露给了媒体，在新闻报道中我们似乎私自把这些信封带上了飞船。这根本不可能，飞行前的所有准备工作都是由NASA工作人员完成的，根本没有我们插手的份。

我们携带的所有物品都要交给工作人员打包以确保其防火。个人物品要列清单并在发射前得到批准。我从来不知道有哪条规章规定了什么东西不能打包。迪克负责审核清单，所以就我看来我们只要信任管理层就好了，只要清单通过审核就万事大吉。

不过在我们的任务开始之前，不知为什么迪克没有按照惯例向我们各自索要清单，也没有在清单上签字。他说一切物品都已经装上了飞船。信封是我们自己买的，不过在发射当天负责贴邮票与盖邮戳的是宇航员办公室。但是不知为什么工作人员并没有把它们列入PPK的最终货单。

新闻报道还称出事之后我们都被宇航员队伍开除了。这也是无稽之谈。不幸的是，NASA管理层眼对于漫天飞舞的谣言与不实之词毫无作为，采取了彻底的鸵鸟战术。

这些报道令国会大为震怒，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在于NASA有义务向国会通报自己的所有活动，但是这次的事情国会反而是先从媒体那里知道的。国会当中的许多人一定回想起了阿波罗14号纪念章事件，这些人当中有很多从来都不支持NASA。

NASA随即展开了内部调查，调查开始之后一位高级官员告诉我们，现在我们只能靠自己了。他建议我们赶紧给自己请律师。一场参议院听证会正在筹备中，随之而来的就是司法部调查。

事情很快就变成了捕风捉影的迫害活动。NASA上层建议我们保持缄默并且援引第五修正案。我们没有这么做，我们把实情全部说了出来，因为从一开始我们就没什么好隐瞒的。

司法部的最终调查结果认为我们触犯了若干行政规定，但是并不构成犯罪行为。NASA没收了剩下的信封，但是不管怎么说他们在了解全部事实之前就采取了行动。在NASA、司法部与参议院联合进行的调查结束后，司法部于1978年12月6日在《递交助理司法部长的意见备忘录》中总结道，NASA对于剩余信封没有所有权；信封从一开始就是非卖品；任务乘员无意隐瞒携带信封进入飞船的事实；最后，只要提出申请这些信封完全可以获准进入飞船。

为了这件事我们都受了处分。但是从一开始这件事就不地道。NASA把我们晾了起来，我们的上级逃避了自己的责任，留下我们没遮没盖地在暴雨中哆嗦。

我花了许多年试图获取NASA与国会关于这一案件的档案。NASA一直拒绝彻底解密。我们发现对于之前任务中的牟利行为也早有人发出过不满的声音。我搞到了一封信件的副本，信中NASA承认有其他10名匿名宇航员曾经与艾尔曼的签名邮票生意有牵涉。但是这一切直到阿波罗15时才曝光，因此我们就成了众矢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