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张厂长的故事 -- wqnsihs

在内战期间(1946-1949年),托洛茨基主义者得以进行较公开的活动,并且吸收了一些年轻的成分.残酷镇压、与世隔绝、无产阶级的政治消极,这些因素加在一起带来政治上很大的消耗.在人员上,没有多少无产阶级可以组织了;许多从前存在的工业基地在中日战争初期就被轰炸和炮火摧毁了.

托洛茨基自然认识到,共产国际1925到1927年间的背叛对中国无产阶级在政治上和物力上来说都是一场破坏性的打击.然而,托洛茨基原先希望,经济回升能够复活工人阶级,使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们能够再一次介入.蒋介石在斯大林的帮凶下斩断工人阶级的头颅之后,紧接着便是世界性的经济大萧条,中国的工人阶级一直就没有从中恢复过来.陈独秀在1939年给托洛茨基的信中描述道:“[工人们]都退到三四十年以前的状况”(“致托洛茨基”,《陈独秀著作选》,第3卷)

不幸的是,中国的托洛茨基主义者不能象布尔什维克那样,建立一个流亡领导机构来协调在俄国内部的地下党的工作,以作为一种打破隔离的手段.也许有可能象托洛茨基提议的,把陈独秀那样的一两个人带到海外作为国际领导运作的一部分.但是,中国共产主义同盟在设立一个有效的流亡中央的问题选择上,远比列宁的布尔什维克所有的选择要有限.随著十月革命的退化,莫斯科是不能去了,东亚邻国的中心城市不是被日本就是被西方帝国主义敌对势力直接控制或影响.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王凡西和彭述之领导的中国托洛茨基主义的两翼都表现出政治上的迷惑,拒绝采取明确的立场去号召支持毛泽东以农民为基础的红军在军事上战胜蒋介石的势力.虽然两个组织都声称认识到国民党是主要敌人,王凡西的组织号召“立即停战,但不解除斯大林主义军队武装”,而彭述之的一翼则要求中国共产党“为国民议会斗争而放下武器”.

1946年和1947年送往国际秘书局的报告中,两个组织都写到参加在上海由国民党领导的要求苏联从满州撤军的示威.特别是在毛泽东于1947年未作大肆宣扬地与斯大林分道扬镳并开始号召推翻国民党时,中国托洛茨基主义者未能明确地在军事上站在毛泽东的力量一边,这一错误使他们绝断了发展的可能.

当毛泽东的军队在1949年占领城市,并建立了官僚式畸形的工人国家之时,托洛茨基主义者再一次被迫转入地下.终于在1952年9月当中国共产党政府开始国有化所有资产阶级财产时,毛泽东的警察大批逮捕了近千名托洛茨基主义者及其同情人士.许多托洛茨基主义者死于毛泽东的狱中,其他服了几十年的徒刑,只有少数几名老干部,包括王凡西和彭述之得以逃亡.中国托洛茨基主义被彻底摧毁了.

郑超鳞坐了二十七年的监狱,直到1979年才获释.他的关于中国托洛茨基主义早期历史的回忆录《郑超鳞回忆录》于1986年在中国发表,其流通受到了限制.现在这本书已有英文版发行(An Oppositionist for Life: Memoirs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ary Zheng Chaolin [Humanities Press, 1997])

在《中国城市革命家》一书中,班顿对托洛茨基主义者在试图影响和领导农民之前集中在城市工人中争取基础的策略提出了质疑:

“然而在日本入侵之后,这个策略已不再可行.1927年革命失败,随后又是国民党的镇压,最关键的是日本占领了中国主要的工业中心;托洛茨基主义者看不到工人们在这些累积影响下已经变得被动消沉,而为了革命的成功,要在城市中的运动复苏之前就去开始组织农民是十分重要的.这个失策的根源是过度的正统做法.”

班顿的这个批评与王凡西回忆录中发表的观点相吻合.班顿同情王凡西的一翼.但是,以农民为基础的“托洛茨基主义”会很快复制偏狭保守的斯大林主义的世界观.实际上,世界托洛茨基主义运动中的一些分子,象夫兰克格拉斯和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俄尼斯汪拜克,并没有被班顿所抱怨的那种“过度的正统做法”所累. 他们在1950年反对工人政治革命驱逐毛式政权的口号.这是那种认为托洛茨基主义者错在没有赶在毛泽东前面到农村去的观点的逻辑性结论.事实是,弱小的、被赶入地下的托洛茨基主义运动,没有力量组织听从其指挥的无产阶级的军事单位.班顿和王凡西都承认,当托洛茨基主义者几次试图进行游击战时,他们不是被斯大林主义者就是被日本军队打尽了.

班顿写道:“1949年之后,托洛茨基主义者关于中国革命的本质(无产阶级还是资产阶级民主,不断革命的还是分阶段的)的旧争论,以及推动中国革命的战略和战术都已归到历史书里去了”.这种说法是十分错误的.尽管是从反面,中国的经验有力地证明了不断革命论.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这一两段论的中国翻版被证明是赝品.毛主义的中国不是一个农民国家,或称为“四个阶级联盟”的国家.随著红军的胜利,中国资产阶级大部分和国民党一起逃往了台湾,除了几个资产阶级政客在政府里短暂就职以装点门面外,政权完全掌握在中国共产党手中.在无产阶级专政和资产阶级专政之间没有第三条路.

1949年建立起来的中国工人国家从诞生起就是官僚式畸形的.中国随后的演化-今天被毛泽东及其继承人们带到了资本主义复辟的边缘-鲜明地表现出了中国这样一个畸形的工人国家同列宁和托洛茨基领导的苏维埃国家间的重要区别.从我们作为一个趋势创立之日起,国际共产主义同盟一直坚持: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历史证明,在小资产阶级领导下的、以农民为基础的游击战本身,最多只能导致反工人阶级的官僚政权.这种政权是在帝国主义衰落、斯大林主义的背叛所造成的消沉和迷失方向以及缺乏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来领导工人阶级这些条件下产生的殖民地革命只有在革命的无产阶级领导下才会具有明确的进步革命意义.把对革命中无产阶级领导的修正主义引入托洛茨基主义者的战略中,是一个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根本否定,不管同时表现出什么‘在殖民地国家建立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虔诚愿望.”

　　1927 年 7 月 15 日，武汉国民党实行“分共”，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 进行大屠杀，国共合作的大革命终于失败。共产国际被迫改变指导中国革命 的路线，并寻找失败的替罪羊，派来代表罗明纳兹。在 8 月 7 日汉口召开中 共中央紧急会议，毛泽东出席，而陈独秀被阻止参加。会议确定了土地革命 和武装暴动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总方针，不指名批判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 义路线，成立了瞿秋白为首的新的中央临时政治局，实际上正式解除了陈独 秀的领导职务，毛泽东当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他在会上思想得到一次大解 放：破除了“素以为领袖同志的意见是对的”观念。这里道出了他过去虽然 与陈独秀有分歧却总是服从中央的思想原因。国际的新路线符合他一贯主张 的，他自然完全拥护，并从国共合作、农民问题、军事问题和党的组织四个 方面批评了陈独秀的右倾错误，提出了“枪杆子中夺取政权”的著名论断。 “八七会议”后，瞿秋白和李维汉去看望陈独秀，传达会议精神，并劝 他接受国际决定到莫斯科去讨论中国革命问题。陈对国际搞文过饰非不满， 拒绝去苏，同时认为大革命已经失败，应该取退却方针，保护革命力量，反 对“八七会议”制定的武装进攻的方针。后来，他进一步论证革命在“往下 落”，进入“低潮”；国民党的统治已经稳固，不可存“以暴动取得政权” 的幻想，工农运动“应偏重经济的斗争”，以“四不”（不交祖，不完粮， 不纳捐，不还债）为口号。接着，他在 9 月 10 日，由武汉秘密返回他熟悉的上海，利用华洋杂处的复杂环境，隐居起来，以躲避国民党政府的通缉。

　　毛泽东由此不仅在革命路线上与陈独秀完全对立，而且在个人走向上也 背道而驰。“八七会议”后，中央临时政治局分工前，瞿秋白征求他去上海 中央机关工作的意见，毛泽东表示，不愿去大城市住高楼大厦，愿到农村去， 上山结交绿林朋友。当时湖南代理省委书记何资深深知毛泽东的志向，送给 毛泽东两样礼物：一本《水浒传》，一张大革命时期邮政工人提供给党的湖 南农村“邮路图”。这图后来对他在农村打游击帮了大忙。就这样，大革命失败后，陈独秀到上海大城市隐居起来，后来主张中国

革命走以城市为中心的国民会议运动的道路；毛泽东则到农村领导武装斗 争。由于农村武装斗争是以后 20 多年中国革命的主要战场，所以，大革命失 败后，实际上是毛泽东始终站在革命的第一线，而陈独秀则远离革命斗争的 实践。这样，毛泽东与陈独秀彻底地分道扬镳了。而且，由于陈独秀那样的 处境，他只能凭主观想象或书本上的教条来理解革命，因此一错再错；毛泽 东则能在革命生动的实践中，把马克思主义与革命实际相结合，创造性地运 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从而把革命引向胜利。这就决定了两人完全不同的结 局和命运。

大革命失败时，国际和党中央不承认革命失败，更不承认革命正走向低 潮的形势，因此制订了不断进攻，连续在大城市发动武装暴动或以红军攻打 大城市，企图很快夺取全国政权的路线，造成了连续三次的“左”倾路线统 治中央。陈独秀在当时正确地认识到革命进入低潮的形势，但他因脱离革命 第一线，尤其不了解广大农村的情况，主要在上海从国民党报纸的宣传上来

主观地观察分析形势，因此主张革命全面退却，全盘否定党中央的武装斗争 路线。而不是像毛泽东那样，深刻地看到中国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由此 而决定的城市与农村、南方与北方、受过大革命影响与未受过大革命影响地 区之间，革命形势发展的不平衡，从而把城市的退却与农村的进攻结合起来。 当时，陈独秀的思想路线虽然有正确的因素，但总的说来是在向错误的方向 滑下去。他既反对党中央的错误路线，也反对正在形成的以毛泽东为代表的 正确主张。

　　1929 年八九月份，陈独秀托派小组织反对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活动发 展到高峰。一方面是由于在 7 月发生了国民党为适应帝国主义“反苏”要求 而制造的“中东路事件”，中共中央不顾中国人民的民族情绪，根据国际要 求错误地提出了“保卫苏联”的方针。陈独秀多次写信批评中央失策，要求 中央改用“反对国民党误国政策”的口号。但这个意见却引起国际和中央的 强烈不满。同时，陈独秀在 8 月 5 日，给党中央写了一封长信，详细阐述上 述托派路线，要求党改变六大路线，并要求在党报上公布他的信，在全党公 开讨论。这显然是错误的，而且在当时对处在白色恐怖中的地下党来说也是 不现实的，自然遭到中央的拒绝和批评。之后，他与彭述之等人竟公开打出 “中国共产党反对派”的旗帜，向党示威和挑战，终于在 11 月 15 日被开除 出党。这时毛泽东正在福建长汀、古田一带领导红军战争并总结两年多来的革

命经验。1929 年 11 月 28 日，毛泽东在接读 10 月 5 日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 的《中央关于反对党内机会主义与托洛茨基主义反对派的决议》后，致函政 治局常委李立三，表示：“独秀近来行动真岂有此理，中央的驳议文件已到 此，我们当普遍地宣传”。这是至今发现的毛泽东第一次指名批评陈独秀。 接着，1930 年 1 月 5 日，毛泽东在给林彪的一封长信中，第一次论述了在全 国范围内“先争取群众后建立政权的理论，是于中国革命的实情不适合的”， 发展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基本形成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 理论。

陈独秀等人被开除后，成立了名为“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的托陈派小组织。1930 年 3 月 1 日出版机关刊物《无产者》，宣传托洛茨基主义，批 判中共路线，陈独秀在创刊号上发表《我们在现阶段政治斗争的策略》长文， 认为“国民党资产阶级政权”是“走向逐步统一与相当的稳定”，主张无产 阶级应该力求参加资产阶级的国民会议，抨击共产国际和中共对形势的估计 和策略口号是“机会主义”、“盲动主义”。4 月 13 日，他又写《关于所谓 “红军”问题》一文，从所谓西欧和俄国革命经验出发，攻击中共“领导农 民做游击战争”是“背叛”中国工人运动；又以中国历史上农民起义的眼光， 说红军的成份“大部分是游民无产阶级（土匪与溃兵）”，其前途不外是被 统治阶级击溃或收买变成“白军”，或内哄而溃散。无产阶级的政党长期在 农村活动，也必然“农民意识化”，“蜕化变质”。在托洛茨基多次来信的催促和指导下，1931 年 5 月初，托陈派与其他三 个归国留学生托派小组织统一，正式成立中国托派组织“中国共产党左派反 对派”，陈独秀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书记处书记，接着就按托洛茨基规定的路 线，在中国开展所谓“国民会议运动”。1931 年 11 月，中华苏维埃第一次 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召开，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毛泽东当选为中华苏维 埃共和国主席。消息传到上海，陈独秀在其机关报《火花》上为托洛茨基的一篇文章写按语时，猛烈批判共和国的成立，批判《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 苏维埃代表大会告全国工农民众书》，攻击党始终不肯抛弃“工农民主专政” 口号，“是为‘反地主，的资产阶级在将来的新政权中留一席地”。①但是，陈独秀毕竟是一个爱国者，当 1931 年底至 1932 年初，抗日民主 运动走向高潮，发生十九路军上海抗战，蒋介石被迫下野，国民党发生统治 危机时，他认为革命形势到来了，坚决排除内部极左派的反对，呼吁在国民 会议政纲下，与中共及其领导下的红军合作，进行抗日反蒋运动。但是，当 时推行第三次“左”倾路线的党中央的回答是，把托陈派视为与国民党改组 派、第三党等一样的“最危险的敌人，应该以主要的力量来打击这些妥协的 反革命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