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旁观主席读历史—漫议李固黄琼传与江青 -- 起于青萍之末

人生的细节往往是人的内心世界深处最本真的反映。

比如，巾帼女谍沈安娜弥留时的喃喃自语：“我暴露了?他们抓人了，从后门跑……”

公开的毛主席临终前的抢救记录显示，主席生命最后一刻仍然以敲三下木头的方式要读关于日本当时首相三木武夫的书。在我看来，临终前的主席已经读不进去什么书了，所有的举动都不过是长期生活培养的爱好旨趣的本能内心反应，临终前的这个举动为主席一辈子嗜书如命的性情添加了一个小小的注角。

毛主席对历史，特别是中国历史情有独钟，对历史书用功之勤、心得之深在中国历代政治人物中是很少有的，以至于张闻天悻悻地说：“在党内，毛主席是懂中国历史的第一人”。

对主席苦读历史的情况，在主席去逝以后，党内一些所谓的“理论家”归究于主席醉心统治权谋和其中的封建思想，并成功地使不少普通民众信其为真。

的确，对这种搞笑的结论，普通人还真的有点警惕性才行。

毛主席对历史的看法显然深受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道循环思想的影响，认为人类历史的更替是循环往复的，并在循环往复中以螺旋方式前进，他渴望打破那种停滞不前的循环，这就是在不同时期表述的：“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思想，也就有了与黄炎培的“周期论”之辨。

既然人类的历史是循环往复的，日落会有日升，现实的困境就一定会在历史上找到相似的场景，就一定可以看到前人面对困境的决断和结果，一定能给现实提供一个行动的样版。所以，我们看主席读历史时，经常是看到他遇到现实困境时，去反复读他认为遇到相似问题的古人的传记，旁观他们的作为，分析他们的得失，汲取其中的养份。当有人颂扬主席是天纵奇才和英明伟大时，主席明确地予以否认，他对自己所取得成就的表述的很清楚：“我不过是靠总结经验吃饭的”，这的确不是一句虚话。

从主席苦读历史的身影，我看到的是，一个人以试图超越个体生命长度去触摸历史发展脉络的努力。

和《愚公移山》的家喻户晓一样，《李固传》和《黄琼传》在现代中国的文名也是与毛泽东联在一起的。

主席在不同的场合，向不同的对象推荐过这两篇历史传记，但最著名的推荐是在1966年和1974年的两次，这两个时间点都是历史转折的一个节点，推荐的对象都是江青。

第一次推荐明显与发动文革有关。

1966年文革前夕，主席在韶山滴水洞里长考后，写了一封信给江青，信中用李固给黄琼信中的话来表明心迹，这就是布流甚广的“峣峣者易折，皎皎者易污。阳春白雪，和者盖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并且明确提出：后两句指得是我！

这几句话本是黄琼正在犹豫是否出仕时，李固提前给打的预防针。主席用这几句话明确表达了，即使文革的发动是峣峣者的“折”，皎皎者的“污”，是盛名之下的不自量，也再所不惜的决然。

联系到主席曾在1965年就先后将此两传批给“刘、周、邓、彭一阅”和批给“陈毅同志一阅“的时间节点，联系到在全国刮风分田承包时，主席要求”硬着头皮顶着歪风“，以及在井岗山视察途中与张平化谈到分田引起的贫富分化的忧思，这几句话也未尝不是主席对他心目的“左派”（社会的先进分子（体制精英））在大转折关头不计个人名利和不畏牺牲的期许和对当时一线领导层在集体经济和私有制经济之间来回摇摆的批评。

最终，文革的确成了主席的“折”和“污”。

对李固传和黄琼传的第二次推荐就更加有目的性和针对性了，反映了主席对政权交接的考虑和对江青的劝慰和爱护。

现在甚霄尘上的一种说法是，主席有意把政权交给江青和毛远新，以成家天下。至少在1973年到1975年这个时间节点上是可笑的。但这种言辞是凡夫俗子乐听乐道的，也是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乐做的。

现在有比较可靠的公开史料证明，当时的交接班安排完全是毛主席主导，周总理具体安排实施的，整个过程我们可以看到主席和总理为交接班殚精竭虑的辛劳。毛周之间在人事安排的问题上，对具体的人或有分歧，在思想上和行动配合上用“高度一致”来形容我看并不为过，有人为了小集团的现实政治利益而有意营造的毛周对立，对总理和对历史都是很邪恶的，对总理是永久的伤害，总理的人格魅力和政治品质是在与主席共同的奋斗中体现的，如果树在了主席的对立面上，同样的作为就变成了伪善、奸滑和懦弱。所以，总理对这一切看得很清楚的， 那句名言“晚节不保，一笔勾销”可不是随便说着玩的，总理临终前，有人就想做文章，准备了一迭白纸，等着总理病痛中抱怨点什么，好记下来利用一把，总理却不置一词。事后有人竟把总理的举动解释成满腹委屈，含冤欲说却想忍为国，这就有点可笑了。

中美大门打开后，主席和周总理都知他们这代人去日无多，最重要的事情是安排政权交接。从党的“十大”和“四届”人大的人员组织结构看，毛周共同的愿望和努力，是要建立一个左中右共处，老中青结合的新领导体制。而之后的1973年到1976年间的批“四人帮”和“批邓”都是在构建新的权力机构中，各派政治力量相互博弈造成的。

正因为毛周关于新权力体制构筑思路的宏大和复杂，因此，殷切希望各派力量在大局的考虑下团结起来，平衡平稳过渡，这才是“三项指示为纲”的真谛。“十大”的人事组织核心是“叶王”结构的老少配企图，为此，让王洪文进政治局当常委和党的副主席，并让王拜叶为师，叶还准备为王专门在玉泉山修一处房子，要耳提面命地教导一番。主席深知江青的特点是思想敏锐、斗争性强，是冲锋的干将，而在这个需要稳定的时候是不宜站前台的，因此，很希望江青等人能脱离开一线。虽然总理在文化艺术领域和人大权力安排上给了江青一系尽可能的安排，可江青似乎对“十大”的权力安排不太满意，特别是一年之后，随着安排王洪文去上海调研和学习“刘盆子传”，“叶王老少配”开始降温，主席重启了“叶邓配”，很明显，江青对此种政治安排缺乏认识，在之后批周上的过头话和批林批孔中夹着的“批走后门“的动作，明显地是表现出了为派系利益不顾政权交接大局的毛病，为此事，主席专门写信给叶剑英替江青转圜补台，还把《桓伊传》批给总理看，婉转表达了歉疚之意和难为之情。另一方面，主席的严厉批评和斥责江青，或许也意识到了身后江青的风险，毛在江青的信上批示：“不要多露面，不要批文件，不要由你组阁（当后台老板），你积怨甚多，要团结多数。至嘱。”“人贵有自知之明。又及。”一句“至嘱”，关爱之情溢于言表。

当王洪文再次在主席面前提出江青在政治局里没有具体工作时，主席很决然地给江青写信，让江青去读李固黄琼传，信里写到：“江青：可读李固给黄琼书。就思想文章而论，都是一篇好文章。你的职务就是研究国内外动态，这已经是大任务了。此事我对你说了多次，不要说没有工作。此嘱。”并把校注好的《李固传》和《黄琼传》批给江青阅读。

《李固传》简直可以看着是主席推荐给江青的政治行为指南，从治世理念上讲求王道教化，能官治世，要求宣淳厚之风，革雕薄之俗，不要迷信繁刑重禁。劝告江青要吸取古之“后妃之家少完全”的教训，要知道“其进锐，其退速”遭至祸败的道理，行事要“不夷不惠”不走极端，希望使“权去外戚，政归国家”。还希望江青要明白一国之尚书 “犹天之有北斗”，“出纳王命、赋政四海、权尊势重，责之所归”，劝告江青要尊重总理组阁和管理，告戒江青“一家之事，安则共其福庆，危则通其祸败”。

经过这一轮博弈，江青表现出了愿意妥协的意愿，在政治局作了书面检讨。

作为博弈的另一方，邓小平似乎并不打算听总理的劝告，并不想妥协，而是在等进一步绞杀政治对手的机会，自以为等到的机会就是邓小平转交的刘冰的告状信，可没想到的是刘冰这封信在几个月之前已经交到了主席手中，主席一直留中不发，收到第二封信，主席直接让人拿来对比，有理由相信，两封信放在一起一比，明眼就可以看出该信作为棍子要打人的作用，邓小平这次失算了。

邓小平不想让别派分享权利，也不想在约束下行使权利的心思，才是主席无法忍受的理由，这种搞法完全是对主席政权转移构想彻底破局搞法，就算如此，主席还是作了最后的努力，让毛远新找邓小平谈，希望邓小平能有所妥协，邓一口回绝了这个带着枷索接班的结果。至此，主席和总理设想的“左中右共处，老中青结合”的权力更替格局最终彻底破局了。

邓家把邓小平这次拒绝妥协的态度上升到坚持原则的高度来颂扬，其实这是很可疑的，邓小平至少曾有四次很著名的时刻都面临着相似的场景，各有精彩的表演，第一次是1966年文革前夕，主席让邓与林彪去谈谈，结果邓拒绝妥协，两人谈崩了，所以，当上了第二号修正主义路线头子；第二次是林彪客死他乡，邓的揭发信和“永不翻案”的检讨，换得了重新出山和接班态势；第三次是这次“不知有汉，何论魏晋”的不妥协换得的“右倾翻案头子”；第四次就是以忠于“英明领袖”的效忠表态信换得的重出江湖。邓小平这一系列眼花缭乱的表演都证明他并非是个很有原则的人，他的妥协或不妥协，每一次都都透着精明的算计，本质上讲，邓小平的确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商人”，当得上他终身信奉的政治格言“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

主席在面临政治权力架构设计落空，时日无多的困境面前，超越个人喜好和博弈的得失，表现出了伟大政治家胸怀和高度的政治智慧，没有把政治权柄交给博弈的胜利者，而是交到了打酱油的华国锋手里，最终形成了后毛时代的“华叶体制”。

主席在等待死亡招唤的日子里，是与古诗词赋为伴的。种种细节都生动表达了一个迟暮英雄的壮心和失落。

如果说，读辛弃疾《南乡子 登京口北固亭有怀》是对叶剑英的期望，那么，反复颂读陈亮的《念奴娇，登多景楼》可以看着主席对小平，叶帅最后表现的一个评价。

在历史的转折关头，各色政治人物总能上演极其生动的活剧，而这一次大潮过后，将会给普通人留下什么样的回味呢？

附：

危楼还望，叹此意、今古几人曾会？鬼设神施，浑认作、天限南疆北界。一水横陈，连岗三面，做出争雄势。六朝何事，只成门户私计？

　　因笑王谢诸人，登高怀远，也学英雄涕。凭却长江，管不到，河洛腥膻无际。正好长驱，不须反顾，寻取中流誓。小儿破贼，势成宁问强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