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黯然失色-美国中央情报局最新秘闻的读后感 -- 暗香疏影月黄昏

一条路上遭到拷打后被发现的。他对荷兰当局说，他被指责为中央情报局工作。不几天，他被一个中国突击小组从医院绑架返回大使馆，不久即因伤死去。在世界各地都发生牵涉到中国人的类似事件。据一位毕业于情报局中国行动讲习班的中央情报局官员说，整肃行动在非洲尤其严厉，中央情报局在阻止中国打进非洲大陆最具活力的解放运动方面特别有效。

上述中央情报局官员还说：“不管具有什么观点的人都能看列在文化大革命后中国面临巨大的问题。他们在海外的谍报行动由于这次运动造成的分裂变得一团糟，他们渗入和联络非洲解放运动的重要计划，在六十年代未已告寿终正寝。”在文化大革命年代，中央情报局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卓有成效的招募情报人员的工作。据一位前情报局东亚处的官员说，文化大革命把中国驻外使馆人员分裂成三部分，他解释说：“持强硬路线观点的人大都是地位最高的人。在文化革命中恢复职务的人居于中间地位。余下的是革命中

的激进分子。因此我们就从中间派和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伤害的人中物色对象。然后我们就招募他们。”

另一个前中央情报局官员说：“使我们感到震惊的是，中国已拥有一个小型的、尖端的而且十分有效的洲际[导弹]运载系统。他们拥有技术精湛的电脑系统，而这是经过他们改进的。显然，这个系统的某些计划是从美国窃取的。”

第一个报告在6 月3 日（中国时间）晚到达，报告称在距离天安门广场西边一英里多的地区冲突在进行，那刚好是报纸刊载布什选派李洁明出使中国的消息之后4 个月。美国情报官员从燕京饭店高层一个可以远眺的地点往下看，一群至少有一千之多的抗议者同一队士兵对峙。在饭店内的中央情报局官员用保密通讯工具同美国大使馆联系，在晚上十点零三分发出第一个报告。

美国大使李洁明从距冲突正在进行的长安街以东不到3 英里的大使馆办公室里，听到远处传来的微弱枪声，他知道，他过去几天来最为担心的事终于开始了。早在事件开始前四大，他就对中央情报局北京站站长说：“示威者将被赶出天安门。军队奉命结束抗议活动，必要时使用武力。”

站长摇摇头，表示不同意。他告诉李洁明，中央情报局得到最可靠的情报，中国领导人不会很炔采取行动平息示威。他对此估计满怀信心。他对李洁明的警告摆摆手、耸耸肩。就好像是为了强调他的这些保证，站长两天后离开中国，作长途旅行，返回弗吉尼亚州兰利的中央情报局总部，作例行磋商。谁也没有为他的离去感到有什么不安，直到驱赶开始，忽然都记起他在动身前说的：不用担心，我离开期间不会出什么事。

站长的决定招致灾难性后果：他离开之后，使得美国在中国的秘密间谍网和中国内部其他提供情报的来源陷于混乱。更糟的是，在天安门事件期间，美国大使馆的一些要员，担心他们自身的安全纷纷逃出北京，6 名国务院官员以及为数更少一些的情报局雇员，干脆逃回美国，只有李洁明大使和国务院情报组长等5 名大使馆负责官员留了下来，对付这个似乎处在内战边缘的巨大国家出现的一片混乱局面。基于他的级别和经验以及中情局站长的离去，李洁明成了美国在北京的事实上的首席情报官员，这是他14 年来的第一次。幸亏他预测中国政治局下令驱赶的时间准确到以小时计，所以他能及时派出几个监视小组观察情况。其中一个小组派在燕京饭店，一个在天安门广场以东的北京饭店，另一个深入到广场内部。另外两个小组派在京伦饭店和位于广场以南的友谊饭店。6 月3 日傍晚时分，在燕京饭店内的指挥小组报告军队与学生之间发生冲突，但直到十点零三分真正的冲突才发生。随着冲突沿着长安街从西向东朝着天安门移动，李洁明从他的其他指挥点得到报告。正当军队在北京西部行进时，广场东边相对平静，尽管在外交人员公寓附近军队与人群明显地对峙着。在广场东部边缘的北京饭店外边也有军队布上岗哨。在美国大使馆东边据报发生小的冲突。在北京京伦饭店内，李洁明和他的手下人，决定把愿意离开中国的美国学生安排在这里，这时抗议者和军队之间的冲突还在继续。在第一次战斗开始约9 个小时后，李洁明通过公开电话线路频繁地向白宫和国务院报告事态的详细情况。第二天早晨，在暴力达到高潮后逐渐平息下来，他才停止了报告，他已精疲力竭。

李洁明接到的最令人感兴趣的报告，是派到天安门广场的一个美国情报小组在6 月4 日凌晨两点钟发出的。报告说，中国安全部门官员在仍留在广场内安营扎寨的学生中间来回做工作，劝他们离开广场。美国情报小组推测，一个特别安全单位在军队进驻之前就派到了广场，它的明确的目的是阻止流血。

据中央情报局谍报人员发现，中国安全人员还安装了大扩音喇叭，劝说学生们和平撤离广场。安全官员在广场周围的建筑物上俯瞰广场内的学生们，有些人则打着手势示意他们往西朝木樨地方向撤退。早上四点，广场上的灯全部熄灭作为一种警告。最后，留在广场的一小批头头同意离开。大约凌晨五时，广场内的学生列队离开天安门，向东边的北京饭店方向走去。

天安门事件以后的日子里，李洁明和其他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都为他们能不能更好地预料这次危机之事而受到精神折磨。李洁明爽快地承认1989年2 月在戴维营向布什汇报的人中，没有谁能预料到4 个月后在北京街头发生的乱轰轰的事件。

布什1989 年2 月胜利地重返北京，也没有形成关于中国政治结构内部在发生什么变化的新思路。几乎没有人，不论是在中央情报局或美国政府任何处所，会认为中国的昏昏欲睡的“支持民主的改革力量”会突然发难。尽管如此，考虑到中央情报局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及其以后在中国所进行的范围广泛的招募活动，6 月事件也并非那样的突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