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双面月球：冷战太空竞赛与我们的故事 -- 万年看客

1975年的拜科努尔和十年前相比已经大不一样了。新落成的招待所里面有游泳池和网球场，城里还修建了剧院和许多新商店，此外还配备了接送受训人员的空调车队。当年4月底，距离阿波罗-联盟任务的最终发射还有3个月不到的时候，我们邀请美国宇航员访问拜科努尔。

在带领他们参观发射设施之前，我们先带着他们在塔什干，布哈拉和撒马尔罕转了一圈。当我们来到拜科努尔的时候，盛大的欢迎宴会已经准备好了。不少哈萨克斯坦偏远地区的当地老乡也骑着骆驼赶来助兴，驼背上满载着地方土特产。我们支起哈萨克帐篷，盘腿席地而坐，为预祝联合任务的成功而举杯痛饮。

这是两边的乘员在发射前的最后一次聚会，下一次握手与举杯就要在太空中了。

接下来的两个多月里我有时会和汤姆.斯塔福通电话。发射前一晚他打电话给我询问是否一切顺利。

“一点毛病都没有，比剥了皮的鸡蛋还完美，”我说道。“你们那边怎么样？”

“比三个剥了皮的鸡蛋还完美。”汤姆操着一口俄克拉荷马口音回答道。“太空里见。”

我们的相关技术人员已经去了休斯顿，美国人的技术人员也已经来到了加里宁格勒的新建任务控制中心。这些人都要接受对方语言发出的指令。一切已经就绪。

除了多年以来形成的各种传统之外，联盟飞船从拜科努尔升空前一晚，我们又遵循了一项近期形成的习惯。我们集体观看了电影《沙漠白日》，一部关于苏联内战时期的经典电影。这部影片既激发了我们的爱国热情，又通过不失幽默的情节放松了我们的情绪。影片结束后我们开了一瓶香槟，喝了一点之后又把酒瓶封了起来。

第二天早上离开招待所的时候，我们把自己的名字和当天日期写在了房门上。在前往发射场的路上，我们再一次下车站成一圈围着汽车轮子撒了一泡尿。

我们这边的发射定于7月15日下午，阿波罗飞船则于休斯顿当地时间下午发射。轨道动力学与地球自转将会使两艘飞船进入平行轨道。

当天是星期二，天气很热，天空晴朗，有微风。这次发射是第一次在苏联境内得到电视实况转播的太空任务。幸运的是一切都十分完美，一点意外也没出。升空后第一小时里的唯一故障是联盟飞船上装载的摄像系统失灵了。地球上接收不到飞船舱室内发来的信号。

全世界的目光都在注视着我们这次意义重大的任务，因此这个问题必须马上得到解决。

我们别无选择，只能将轨道舱内部拆掉一部分，好修理后面共计5台摄像机的走线。这些走线连在交换机上，要修理就得把交换机从电路中分离出来。这是项费时费力的工作，我们把原定的睡眠时间都花上了。

在与美国宇航员进行联合训练的时候，瓦莱里.库巴索夫得到了“巧手”的称号。他们经常开玩笑说，“出故障就找库巴索夫，他什么都能焊在一起。”这话一点不错，早在1969年他和格里高利.绍宁（Gyorgy Shonin）一起执行联盟6号任务时他就担任了飞行工程师，并完成了第一例太空焊接。

我们解决故障的整个过程通过广播电台得到了直播。结果回到地球之后我们收到了一大口袋令人忍俊不禁的信件，内容都是苏联各地居民邀请我们去他们家修电视的请求。

我们刚刚完成这项复杂的工作，就接收到了自阿波罗飞船发射以来首次发出的信号。电台里汤姆用俄语说道：“Vyo normalno.”（一切正常。）

然后是文斯.布兰的声音，“Miy nakhoditsya na orbite.”（我们已经进入了轨道。）

他们已经上路了。一切都在按计划进行。这感觉实在令人兴奋。

会合时间是进入太空之后的第二天。眼下两艘飞船还在地球的两边。这段时间了美国人也有自己的故障要处理。从他们与休斯顿的通话中我们得知，阿波罗飞船轨道舱与对接舱之间的舱门打不开了。

休息了几个小时之后，我们密切关注着阿波罗飞船上的事态进展。最后他们也顺利解决了自己的问题。文斯.布兰设法拆掉了对接探针，然后迪克进入了对接舱并对其内部进行了检查。

7月17日的早晨是两船彼此靠近的时间。此前阿波罗飞船的轨道都比较高。我们能通过耳机收听到他们的声音，但是看不见他们。此刻，阿波罗飞船开始降低远地点并增加速度从而靠近我们。

两艘飞船飞过欧洲大陆上空时，我突然从舷窗里看到了美国飞船上的信号灯。美国飞船就在我们的正前方。一开始在25公里左右的距离下信号灯看上去就像一颗特别明亮的星星，随着距离的缩短，飞船的轮廓也越发明显起来。

“阿波罗，联盟呼叫，能听到吗？”我在听到迪克祝我们“Dobroye utro”（早上好）以后回复道。

“阿列克谢，我听得很清楚，”迪克答道。“你们能听见吗？”

“十分清晰。”我回答道。

接下来的动作是进一步缩短两船之间的距离。两艘飞船的速度都在每小时30000公里左右，从远处看去就像一出优美的太空芭蕾。当两船距离只有几米的时候我看到阿波罗飞船的窗户上映出一张笑脸，那是汤姆。

自拜科努尔升空后52小时，莫斯科与休斯顿发出了最后接触的指令。新设计的双向对接系统顺利发挥了功用。

“我们已经固定住了。”汤姆报告道。

“联盟与阿波罗正在握手。”我回答道。

还要再过几个小时我们才能打开对接舱门彼此见面。首先要平衡两艘飞船之间的气压。一段时间以来我们一直在缓慢下降联盟飞船内部的气压，现在美国人需要增加他们那边的舱内气压，将氮气充入近乎纯氧的环境中。

在此期间我们收到了政治局发来的祝贺。这是我第二次身在太空接受勃列日涅夫的致词。这一次我已经准备好和总书记正经说上几句了。这次我并没有进行太空行走，而是舒服地坐在飞船的内部。

“全世界的目光都在充满敬佩地关注着你们的联合行动，”勃列日涅夫说道。“缓和的形势以及美苏两国关系所取得的积极进展使得首次国际太空合作成为了可能。”

他接着说道他希望此类合作能在我们返回地球后继续下去。这也是我的深切希望。

两艘飞船之间的气压均衡之后，我们作好了开启对接舱门的准备。首先我开启了联盟一侧的舱门，把自己挤进联合对接舱，身边是密密麻麻的各种线路。然后，在全世界观众的注视下，阿波罗一侧的舱门也打开了，有史以来第一次，一名苏联航天员与一名美国宇航员在太空中见了面。汤姆笑得十分灿烂。

“非常，非常高兴见到你。”我一边说着一边伸出双手，一把把他拉过两艘飞船的分界线，狠狠地给了他一个熊抱。

“Tovarich!”（朋友！）汤姆说着也一把抓住了我的手臂。

此时此刻，我觉得我的整个航天员生涯——这些年来所有的失望与挫折——都是值得的。这一刻是整个任务最精彩的部分，之前基本没有什么经验可以和这次的狂喜相提并论。

汤姆爬进了联盟飞船，迪克跟在后面，不久后文斯也过来了。在两船之间进行的每一个动作都是事先研究后的结果。不过我为他们准备了几个计划外的小惊喜。

汤姆的迪克进入我们的舱室之后设法移动到了舱室中央一张金属小桌的旁边，他们通过耳机用心听着美国总统杰拉德.福特发来的贺词。福特原本只打算说几句话，但是最后却向在场的每一位都问了一连串问题。

太空里的食物怎么样？他问库巴索夫。他回答道，考虑到菜单上既没有海鲜也没有啤酒，质量还是比地球上的好。

“作为全世界最老的太空新手，你对未来希望进入太空的人们有什么忠告吗？”他又问迪克。

“下定决心，”迪克答道，“不要放弃，直到成功为止。”

美国乘员们正和总统通话的时候，我悄悄地拿出了第一项惊喜，然后静待他们的反映。

在从拜科努尔升空之前，我把几管罗宋汤和黑莓汁上的标签撕了下来，贴上了著名伏特加酒的商标。

“开饭之前我们先喝一杯吧。”说着我递给汤姆和迪克一人一管。

“这不太好吧，这么多人看着呢。”汤姆有点担心，示意了一下我们身后的摄像机。

“没事，汤姆，”我说道。“我先喝，你看着。”

说着我也拿起一管，挤进嘴里一口吞了下去。汤姆乐了，也吞了一管。

“怎么是罗宋汤啊？”他的表情稍微有点失望。

接着我亮出了第二项惊喜。在联合训练的时候我为汤姆、迪克和文斯都画了素描，这是进入太空之后送给他们的见面礼。“美丽的新世界迎接伟大的勇士，”我在素描簿的背面写道，“欢迎来到联盟——欢迎下次再来。”

他们三个很明显对这一姿态大为感动。汤姆代表美国人民送给我一袋云杉种子作为礼物，这也是为了我们这边栽种纪念树的习俗相呼应。我们则回送了一袋松树、冷杉和落叶松的种子，这些种子后来被播种在了休斯顿任务控制中心的附近。

然后我们按照事先安排开始在各种纪念品上签字，包括交换后的国旗以及我们双方分别保管的成套纪念币。忙完了之后我们才坐下来吃饭，一边吃一边讨论这次为期两天的联合任务的各种细节。

第二天我们受邀到阿波罗飞船那边用餐。吃完以后我们进行了多项联合科学实验——其中一项与焊接有关——并且为世界观众们进行了一次两艘飞船的内部电视游览。

两艘飞船连接了44小时之后，到了分离、进行一系列新的会合动作并再次对接的时候。这一次迪克斯雷顿负责控制阿波罗飞船。

这次的对接就没这么顺利了。

在两船接触并固定在一起之后，迪克一不小心点燃了一枚阿波罗的侧滚火箭。这使得两艘飞船都偏离了中心并贴向彼此。这很可能损坏对接系统并使得我们的轨道舱严重失压。幸运的是，这项错误很快得到了纠正，一场重大事故就此避免。莫斯科任务控制中心进行了一系列检查后认为飞船没有受到严重损害。

事后我们一直没提这件事。大肆宣扬阿波罗飞船差一点就撞坏了联盟飞船不是高明之举，我们把这件事当成了内部事务。不过休斯顿那边的确向我们做出了道歉。

接下来的3个小时里我们又在对接与分离两种状态下完成了一系列复杂动作。到此为止我们在太空中呆了5天，其中两天处于对接状态，现在是两艘飞船各自上路的时候了。库巴索夫和我还要在太空里呆1天，阿波罗飞船还要在轨道上停留3天。对于美国人来说这将是未来6年里最后一次载人太空飞行。

我们这边的载人飞行项目还将继续下去，我也将继续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但是对于美国人来说，他们要等到1981年首架航天飞机的处女航时才会再次将人送进太空。

我们在70年代初就意识到了美国人正在研制一种可以重复使用的航天器，也就是日后的航天飞机。在此前的几年，我曾经参加过茹科夫斯基空军工程学院内部的一个学生小组，小组的目标就是设计我们自己的回收式航天器。

在谢尔盖.波洛特斯科夫斯基教授的指导下，1968年我们在毕业之前的几个月为自己布置了设计“有翼梭型航天器”的任务。我们写了一份长达12卷的论文并将其随信递交给了中央委员会，信中建议应当立即开始研发此类航天器。

但是中央委员会将我们的提案转交给了国防部，国防部很快又把我们的论文踢了回来，上面还划拉着两行大字：“胡说八道”和“少管闲事”。这件事就这样被搁置了。直到多年以后，美国人的哥伦比亚号航天飞机要升空了，中央委员会又把我们叫去，质询我们为什么苏联的太空项目当中没有做出类似的计划。

“我们早在1968年就提交过类似的提案，但是没有得到重视。”我们回答道。“现在我们看到后果了。”

直到这时自行研发航天飞机的命令才正式下达，这也就有了日后的“暴雪”（Buran）。但是它和美国的航天飞机有一点根本性的不同，美国的航天飞机通过飞行员的操作来着陆，而暴雪则是由自动导航系统来操纵的。这比美国人的系统更加昂贵，研发起来也更加费时。

格卢什科坚持使用自动导航系统，认为这能保证航天飞机在任何条件下降落。我们则一贯认为自动导航系统只是紧急情况下的备用措施，不能将其视为主要手段。航天员与工程师对于控制权的争夺由来已久，这次辩论只是以往的延伸。自从黎明2号的意外之后我始终坚信手动控制应当是第一位的。但是工程师们胜利了，暴雪号上配备了自动导航系统。我们因此损失了大量时间，最后项目本身也因为缺乏资金被砍掉了。

不过在阿波罗-联盟任务的时候，这些未来的挫折还遥远得很。

停留在太空的最后一天里我们进行了一系列实验并为重返大气层做准备。我也忙里偷闲地又画了几张画，这次画画也是实验的一部分。我这次不光带着蜡笔和纸张，还带了一件专门仪器来精确测量与记录地球表面不同部分的颜色差异。

我希望未来的制图人员能够妥善利用这些信息更精确地为地图上色。我开始记录地球上大大小小的海洋的不同颜色。比方说，黑海的确是世界上颜色最深的海。我本来还想把主要山脉的颜色也记录下来，可惜时间不够了。

7月21日下午，在太空中停留6天之后，返回地球的时间到了。和发射时一样，这次着陆也将首次通过电视在苏联境内直播。千百万苏联男女公民此刻正围坐在电视机前收看着我们的着陆。

莫斯科下午1点09分，联盟飞船的制动火箭按照着陆计划准时点燃。9分钟后着陆舱与轨道舱分离，同时直升机与地面搜救队也开始向预定着陆地点靠拢。下午1点40分直升机上的摄像机拍摄到了飘扬的降落伞拖曳着陆舱缓缓下降的美景。

在距离地面还有几米的高度，着陆火箭点燃以缓解着陆时的冲击力。我们降落在哈萨克斯坦一片平整的麦田里，3分钟后库巴索夫打开舱门爬出来站到了地面上。我跟着爬了出来，微笑着想直升机挥手。然后我们登上直升机飞回了拜科努尔。

汤姆.斯塔福以及其他阿波罗乘员在飞船飞行期间发来信息，祝贺我们安全着陆。他们的着陆并没有这么顺利。直到后来我们才了解到全部细节。当时我们只知道他们在7月24日溅落在夏威夷西北，并且在下降时出了严重的问题。

原来阿波罗着陆舱内部在下降的过程中充满了有毒的四氧化二氮。这是因为阿波罗着陆舱上的一具火箭没能在正确的高度关闭，结果在降落伞张开以后，毒气就顺着通风阀灌了进来，差点把乘员们呛死。

事后我们得到了对方的通报。不过我们并没有向公众披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