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双面月球：冷战太空竞赛与我们的故事 -- 万年看客

大卫.斯科特上校

伦敦，2003

当我们仰望穿越夜空的月球时，无论我们身处何方，无论月球此刻是圆是缺，我们都只能看到月球的近地面。由于月球自转一圈的时间与绕地球公转一圈的时间相等，月球表面的深色部分或者说月海——例如静海、澄海与危海——一直面对着我们，在周围较高地势的反衬之下，就形成了我们儿时就熟悉的人脸形象。

但是从月球表面回望地球，我们的行星却无休止地变幻着。从月面看去，地球在漆黑星空中的位置不会改变，但是地球的表面每个小时都不尽相同。地球的自转显露了在这颗熠熠生辉的蔚蓝球体上，地理特征与气候特征结合得多么紧密。这种极致之美绝对无法通过二维的照片来表达。

《周六评论》杂志的前主编诺曼.卡森斯曾经在一次关于未来太空探索的国会听证会上宣称：“月球探险所取得的最为重大的成就不是将人类送上月球，而是使他们能够回望地球。”从月球表面来看，我们的唯一家园是如此惊人地生机勃勃，活力无限；但同时又是如此刺目地渺小而脆弱。

1971年夏天我在月球表面的3天停留期间，有一次我站在月球舱旁边，伸手指向地球，竖起裹在僵硬手套里的大拇指，指向黑暗天空中的地球。我发现我的大拇指能把地球完全挡住。就这么一个简单的手势，地球就不复存在了。

想到这一点令我心中思绪万千：从我们一路走来的坎坷，到眼下这一刻的意义，再到未来前进的方向。最为重要的信念是：除非人类爱护这颗行星，否则一切有意义的事物——科学，历史，音乐，诗歌，艺术与文学——都不会存在太久，就如同整个星球都能被一根手指遮蔽一样。所有我们这些曾经踏上月球或者曾经进入过太空的人都相信这一点，无论未来我们为自己选择了怎样千差万别的道路。

每当我踏上讲坛讲述我的宇航员生涯时，总会有人问我月球之旅如何“转变”了我的生活。那究竟是怎样的感觉？为什么这么多宇航员回来以后都皈依了宗教？作为曾经踏上月球的仅有12人之一，我很理解为什么人们要这样问我，而我的答案也因人而异。

如果是一个小男孩问我在月球上行走感觉如何，我会说“感觉好极了”。我知道这个孩子会两眼放光地离去，也许当天晚上他会在梦中造访我们的近邻。如果听众期待较为详细的回答，我会描述月球上雄伟的山脉，层层堆积的熔岩，或者岩石中透明夺目的晶体。他们有时会因为我的言辞不够优美而感到失望，但是我摆脱地球引力第一次进入太空时的本能反应依然正确：只有艺术家或者诗人才能真正表现太空的美。我感觉，阿列克谢的绘画就很好地捕捉到了这种经历带来的敬畏之情。

说道转变，或许我已经在不知不觉间受到了转变。说到这一点，我有时也会突然想起指挥登月任务的我们这6位指挥官与6位月球舱导航员在任务之后的生活轨迹是如何的大不相同。你可以把我的观点称为“左右座假说”。在月球舱里，指挥官坐在左边负责飞行，导航员则坐在右边负责监控仪器。

对于右座的6个人来说，他们的后阿波罗时期生活轨迹都相当不同寻常甚至困难重重，一般人很难把这种生活与工程师或者导航员联系起来。阿波罗11号之后巴兹.奥尔德林与自我的斗争早已众所周知。阿尔.宾在阿波罗12号与一次天空实验室任务之后转行做了艺术家。埃德.米切尔在阿波罗14号之后成立了智力科学研究所，投身于对意识和心智的研究。吉姆.艾文在阿波罗15号之后成立了高飞基金会（High Flight Foundation）。查理.杜克在阿波罗16号之后重新成为了基督徒，还成为了一名励志演说家。只有阿波罗17号的右座杰克.施密特从月球返回之后依然从事他原来的地理专业，不过他还担任了6年的参议员。

这一切可能只是巧合。可能这反映了他们由于无法指挥自己的月球任务而产生的挫折情绪。也有可能是因为他们不用承担与指挥官一样重大的责任，因此更有时间体味我们所共同经历过的非凡旅程。也许是因为他们现在可以自己做主了。

不管理由是什么，我们这些坐在左边的人从月球返回后的职业道路要平直得多。尼尔.阿姆斯特朗在阿波罗11号之后转而从事商业与航空教学工作。彼得.康拉德在阿波罗12号之后参与了天空实验室1号任务，然后加入了麦道公司的管理层。阿朗.谢巴德在阿波罗14号之后回到了领导岗位。约翰.扬在阿波罗16号之后继续为NASA工作。至于基恩.瑟南则在阿波罗17号之后投入了商场。

我们全体12人从未共聚一堂，因此也就没有机会讨论月球任务对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怎样不同的影响。仅有的12名“月面行者”居然没有共同成立一个什么组织可能会令某些人感到惊讶。我们中间有3个人已经去世了。但是尽管我们彼此私交依然深厚，但是我们之间的关系并不像曾经共同出生入死的兄弟连那样密切，更像是一群成就超凡之人的松散集合。随着阿波罗计划的结束以及美国探月项目的搁置，我们也踏上了各自的前程。

比方说，我们再也不是邻居了。我们现在的住址分布在整个美国，从加州到俄亥俄再到佛罗里达，甚至还有人搬到了欧洲。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俄国航天员在后太空项目时期的生活方式。我曾在星城的郊区亲眼看到瓦莲京娜.捷列什科娃与她的孙子在自家花园里玩耍，隔壁就是阿列克谢的美丽新家。

就我来说，我在NASA做了6年管理工作，最后两年在德莱顿飞行研究中心度过。1977年底我意识到我的未来在太空领域之外。此时我已经参与监督了十几项令人兴奋的飞行器研发项目，就我看来这是NASA内部最好的工作岗位之一。这些项目中包括航天飞机着陆测试，航天飞机由改装过的波音747 搭载升空并释放，然后降落在空旷的湖床上，这项测试证明航天飞机可以像普通飞机那样着陆。但是所有这些项目都要结束于当年11月。太空科研的预算十分紧张，而且我对频繁往返于NASA华盛顿中心的旅程也感到了厌倦。这之前一切都刺激而有趣，我也获得了珍贵的管理经验。但是现在是继续前进的时候了。

但是我身为宇航员培养出来的技能完全为了一个特定的目标而存在。我不同于职业生涯即将告终的运动员，没有人请我当教练，也没有什么即将开展的探月项目请我去当顾问。为了寻求新的挑战，我找到了在麻省理工结交的一位老朋友阿尔.普莱斯，他当时负责怀特-帕特森空军基地的对比飞行研究中心。我们一致同意辞去公职，开展自己的私人咨询业务。

我们研发了一系列十分有趣的项目，其中包括十分早期的单字串数字记录系统，这次的客户是好莱坞切罗基工作室的4位合伙人，其中就有披头士的鼓手林戈.斯塔尔。此后我们又尝试用光学全息技术保存数据，还为英格兰的多家公司提供了技术及管理方面的咨询服务。

最重要的是，我们这时开始研发一款光电感应器，称之为结构信息探测器或者SID（structural information structure）可以用来监控与测量微小的震动。后来有人邀请我继续研究如何利用这款设备来监测飞行器的结构完整性以及桥梁、建筑与海上平台可能的结构隐患。不过这时我已经在几位老同事与技术专家的协助下全盘接手了SID研究项目，因此阿尔决定做全职咨询顾问，我们于是用掷硬币的方式来决定公司管理责任的归属。

也是在这段时间，空军助理部长找到我参与设计一套绝密训练章程。空军自己也在研制航天飞机，这套章程就是为了即将成为宇航员并驾驶“蓝色空梭”的空军军官们预备的。在招募了6位最出色的前NASA阿波罗项目工程师加入载人太空飞行工程师项目或MSE（manned spaceflight engineer）之后，我开始协助选拔训练头两批项目入选人员。训练在洛杉矶进行，有几位受训人员后来成为了“常规”航天飞机的驾驶员。但是空军后来又变卦了，放弃了对载人航天的参与。这不禁让我想起曾经遭到裁撤厄运的空天飞行器，X-15和载人轨道实验室项目。

不过就在这扇窗口关闭的同时，我又遇到了新的机会。在1984年初，NASA宣布它有意让私人企业开发一款航天飞机的“配套设施”。NASA将向企业购买火箭，从航天飞机能够抵达的近地轨道进行发射，将卫星送到更远的特定轨道。这为我们将自己关于航天飞机的知识和为科研向私人企业筹款的经验结合在一起提供了一个绝佳的商业机会。两年后，英国宇航公司签下了合同，完成了第一款全尺寸卫星转移载具或STV（satellite transfer vehicle）的模型原型机的开发。

但是1986年挑战者事故之后，总统发布敕令，航天飞机不能再搭载商业载荷。因此我不得不为STV 寻找新的发射方式。所有商业卫星都要由“消耗性的发射载具”发射，因此第二年我去了两次中国，与中方谈判并签署协议备忘录，希望购买6枚长征火箭用来发射装载卫星的STV并获得相应技术支持。但是我们的投资人对中国的产品不感兴趣，因此STV项目也就告吹了。

差不多也就在这个时候，我们公司八年以来的主要贷款银行开始崩盘。几乎就在一夜之间我们所有的贷款都遭到了追讨。我们平白无故地陷入了财务危机当中，我们的主要项目都没了，资金来源也枯竭了。最后我们的公司被另一家航天咨询机构合并了。之后我们在我的好友彼得.布伦菲尔德的引荐下为多家英格兰公司提供过服务，我和他之后又继续迎接了许多充满挑战的新机会。这时空军又一次找上了我。

这次他们希望我协助参与一个演示项目，证明在星球大战计划中研发出来的所谓“动能杀伤飞行器”或者KKV（kinetic kill vehicle ）具有和平的科学用途。这种小型自主推进太空飞行器的设计用途是通过撞击来破坏太空中的物体——例如核弹头。为了改善这一高度争议项目的公众形象，空军方面做出了各种努力，证明这种飞行器具有和平的科学用途就是其中之一。

我们的目标是将一台标准的KKV——4英尺长，直径2英尺，由类似于阿波罗及双子星飞船配置的迷你火箭驱动——改装成一台可以搭载一到多辆袖珍勘探车的行星登陆载具。我们为此招募了麻省理工著名人工智能专家罗德尼.布鲁克教授，然后设计了一款6条腿的勘探车——仅仅8英寸长，6磅重——携带多种袖珍传感器，由行为控制软件操纵，就像蚂蚁一样。勘测车可以置于保护罩内部，将普通KKV顶端的传感器组拆除之后就可以安置保护罩。

一年之后我们成功地在爱德华基地的一间机库里举行了“高新概念结构测试”，展示了我们的原型机。在观众们惊异的目光下，我们将一辆4条腿的勘测车装在保护罩里面“发射升空”，并使其在一片模拟的月球表面着陆。保护罩自行分裂，勘测车爬了出来，进行了长达几分钟的月面勘测。这证明了我们可以通过改造后的KKV将这种勘测车送往月球，火星或者更远的行星，它们的勘测能力几乎与人类不相上下——只不过缺乏了人类的冒险精神。

在参与这个项目的时候，我经常从家里出发，驱车两个小时，途经曼哈顿海滩与洛杉矶前往爱德华基地。这一路上我有很多沉思的时间。有一天下午我突然想到一枚昂贵的通讯卫星面临的两难处境。这枚卫星是海军在1993年3月发射升空的，但是没能进入正确的轨道。卫星本身没有受损，但是却毫无用处，结果保险公司支付了18亿美元的赔偿金。我意识到如果能够发射一艘“拖拉式”飞行器与卫星对接并利用其自身的推进系统将卫星送进正确的轨道，卫星完全可以重新投入使用。不仅如此，如果飞行器多带一些燃料，还可以延长卫星在轨道上的停留期限，从而增加其商业价值。

在德莱顿工作时我们曾设想过在地下室的控制舱内操纵高风险的实验型飞行器。这意味着试飞员不必以身涉险“跨越已知安全区域。”如果这一设想能够应用在“拖拉式”飞船上面，那么载人飞船带来的所有成本与风险都可以避免。利用我在德莱顿学到的关于遥控飞行的知识以及在担任宇航员期间掌握的飞船会合与对接的经验，我开始投身于这一概念的开发。

我意识到这种“遥控牵引式”飞船的商业潜力十分巨大，因为这比重新制造并发射另一颗卫星要便宜省时得多。这将是三赢的局面，卫星客户可以在预定的运营时间期限内重新获得他们的卫星，保险公司可以免去原赔偿金的一半，而我新成立的公司则可以从保险公司那里获得“回收”卫星的报酬。我立刻为这项发明的好几种形式都申请了专利。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我邀请了好几位当年NASA的同事与太空保险行业的朋友一起改进完善这一概念，并为进一步的研发与运行四处筹款。我的专利最终被一家德国公司买走并继续发展了下去。

在这一阶段的初期，有一天我接到了我的朋友、阿波罗13号指挥官吉姆.洛维尔打来的电话。他最近出了一本书，写的是命途多舛的阿波罗13号任务。他问我愿不愿意参与改编电影的拍摄。1970年的这次任务中，飞船在前往月球途中氧气罐爆炸，乘员们历经九死一生之后才勉强回到地球。任务控制中心所做出的卓绝努力在电视上得到了直播，令全世界的观众目不转睛。当时吉姆住在德州，正忙着宣传他的新书，而我的住址距离好莱坞的环球影城只有30分钟的距离。和吉姆聊了几句之后我来了兴趣，这时我又接到一个电话，电话那头是电影的导演朗.霍华德，他问我愿不愿意担任影片的技术顾问并与他和四位主演汤姆.汉克斯 、比尔.帕克斯顿 、 凯文.贝肯和加里西尼斯一起共事。

这是我离开NASA之后最愉快、最兴奋也是最有成就感的一段工作经历。这是我第一次涉足电影业，因此对自己的工作习惯进行了一些调整。我第一天去片场报道的时候穿了全身西服，结果发现在片场上除了场记之外没人穿正装。在拍摄期间，我不但参与了电影制作的各个环节，还结识了许多位好莱坞的杰出领军人物。

在《阿波罗13号》杀青之后不久，汤姆.汉克斯邀请我吃午餐。他即将开拍一部十集电视短剧，《从地球到月球》，从头到尾地展现从美国早期太空飞行到登月项目结束的全过程。汤姆又一次聘请我担任技术顾问，但是由于这部片子的时间要长得多，我很快就参与到了影片制作的所有方面：审核剧本，训练演员的言谈举止，为导演当顾问，甚至还有后期剪辑。阿波罗15号任务占据了整整一个小时的篇幅，我负责指导扮演我的演员布莱特.柯伦。这部电视剧是我所见过的对美国太空项目的起起落落描写得最为生动准确的作品，在同年的艾美奖上它赢得了最佳电视短片奖。这个领域与我一向熟悉的政府环境大相径庭，我度过了一段十分愉快的时光，还在电影业里面结交了许多朋友。

近几年来我的注意力又投向了环保领域。我和我的好友，物理教授阿瑟.米勒一道提出了利用太空永久处置“高危核废料”的方法。只要我们能找到比地下掩埋更安全的核废料处置方式，核能完全可以成为化石能源的最佳替代选择。商业运载火箭行业的扩张将使人们有能力将核废料送进太空，飞出太阳系，向黑洞一类的终点飞去。

不过除了这些兴趣之外，从我在NASA工作到后来离职的这些年来，我还一直关注着我们的冷战老对手在太空领域的进展。随着点燃太空竞赛的旧秩序随着共产主义的瓦解而改变，我越来越想念1973年我访问莫斯科时结识的老朋友，阿列克谢.列昂诺夫。随着旧日的敌对关系与相互限制烟消云散，阿列克谢和我感到当年我们在他的画室里说过的话现在可以公之于众了。我们将各自对那个年代的记忆汇总起来并两相对照，结果就有了这部不分彼此的回忆录。

我们两人经历的鲜明对比充分表明了登月竞赛的政治动机。这是两大强权激烈碰撞造成的结果，双方都试图向世界证明自己的技术与意识形态更为优越，双方都集中了巨大的资源与最顶尖的人才来争取最终胜利。用肯尼迪总统的话说，这是“自由与暴政”之间的较量，而自由最终获得了胜利。尼尔.阿姆斯特朗在月球踏出的第一步有力地证明了一个自由社会的技术实力，科研水准，和平的用意与开放的精神。

并非所有人都认为这一切物有所值或者利大于弊，有些人认为这些钱应该花在社会福利上面，还有些人认为太空技术终将导致太空战争。不管结果如何，毫无疑问登月竞赛极为深远地改变了我们的世界。

我坚信，抛开一切政治纠葛，这场了不起的竞赛在人类的心中开辟了两条重要的新前沿。这标志这人类踏出了探索新世界的第一步，还令我们真切意识到要如何为子孙后代们保护我们的星球。

但是展望太空探索的未来，我还是相信太空技术的下一次重大突破将由军事领域主导。在不太遥远的未来——也许就在十年之后——我相信美国军方，可能是空军，将会建立一支“太空巡逻队”来检查、监视与追踪其他国家的卫星。这些飞行器不太可能是载人的，而更有可能由技术高超的太空飞行员在地下控制中心的模拟舱里操作。本质上它们就是无人战斗机，在必要时对威胁性或有敌意的卫星或其他太空物体发动攻击。与此同时，美国很有可能以某种形式部署星球大战计划中的洲际弹道核导弹防御体系。

行星间往来的新型推进方式早晚将要开发出来并投入使用。但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化学火箭将依然是离开地球的首选方式。正如早期德国火箭先驱沃尔特.邓伯格（Walter Dornberger）所说，“人类历史受到或将要受到三大发明的影响，轮子使人类征服了大地，铆钉使人类征服了海洋与天空，火箭将使人征服太空并向群星进发。”

载人航天的未来则远没有如此确定。很难说人类何时才能再次踏上另一颗行星。挑战者号与哥伦比亚号的悲剧集中体现了太空探索所面临的风险，尽管航天飞机仅仅在近地轨道飞行。尽管悲剧之后NASA依然在研究载人飞行技术，但人们有理由说，即便依靠目前的机器人技术也完全可以避免拿人命来冒险。

随着计算机与机器人技术以及人类行为模拟软件的显著发展，人工智能化的机器人的确很有可能取代人工机器人化的人类（即身着宇航服的宇航员）。阿波罗项目中的宇航员穿着僵硬笨重的宇航服在月球表面跌跌撞撞的形象和机器人的确相差无几。但是机器人能在通向宇宙的征途上前进多远还是个未知之数。

有人认为规模如此宏大的载人登月之所以能够成功，是因为当时的科技已经发展到了与开拓新疆界的需要相一致的程度。其他人认为这是特殊时代机缘际会的特殊产物：某几个动机强大的个人，坚定的决心以及充足的资源，尽管必要的技术当时还不存在。我相信我们的经历证明后者才是正确的。

以今天的标准来衡量，我们在四十年前着手实施阿波罗计划时的科技水平实在是极其低下。例如，阿波罗飞船上所有电脑的内存总量只有36K。但是在两位非凡个人的领导与激励下，400000名天资卓越的男男女女将有限的技术发挥到了最大程度。约翰.F.肯尼迪总统与韦纳.冯.布劳恩，无论面对怎样的困难、失败与损失，他们都坚定地向前推进。就阿列克谢与航天员队伍来说，是他们那位总工谢尔盖.科罗廖夫的智慧、动力与排除万难争取胜利的决心促使着他们不断超越。

很难说这样的人如今是否还存在。同样难说的是如今是否还有哪个国家或国家集团有充分的资源、理由与决心重启载人登月、载人火星探测或者探测其他行星。但回首过往，展望未来，我们人类一贯倾向高估眼前而低估长远。地月系已经存在了45亿年，如果将这段时间压缩在45分钟之内，人类在地球出现只是眨眼之前的事情。

在我们考虑人类对太阳系其他行星及其卫星进行探索时，我们应当考虑到阿波罗任务的一项特质。科幻小说对载人航天的出现起到了重大作用。而就我所知，没有哪个科幻小说作家曾经预言过全世界都能通过电视收看首次登月任务的现场直播。这些强有力的影像在每一位观众的心里都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有些观众当年还是孩子。几乎每一个我遇到的人，只要他/她当时年龄已经大到能够看电视了，都会告诉我他们当年看过尼尔.阿姆斯特朗在月球上踏出第一步。对于在NASA工作的400000名员工来说，无论他们的具体岗位是什么，阿波罗项目都是他们职业生涯的里程碑。因此，阿波罗登月就成为了地球上全体其他人类的“共有经历”。可以说这是“虚拟现实”带来的经历，人们通过虚拟方式获得了这种经历，然后就成为了他们思想与情感中真实的一部分，这种经历也就成为了“真实”的冒险。随着技术的发展，这种“共有经历”将会越发强大，甚至还会成为促使人类探索其他行星的动因之一。这想法实在令人兴奋。

当我在月球上时，我做了一个简单但含义深刻的实验——同时抛下一枚羽毛和一柄地质锤借以证明伽利略关于引力场中下落物体的论断。我觉得，就算伽利略对未来再怎么憧憬，他也绝不会想到未来将有人在月球表面验证他的理论。

从长远来看，如果以地球上的情况来打比方，我们现阶段的太空探索不过处于哥伦布时代的后期。要是从历史角度为目前太空探索所处的阶段找对应关系的话，现在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刚刚发现新大陆返回西班牙，而人们还在激烈辩论世界究竟是不是平的。费尔南多.麦哲伦首次环绕地球的舰队尚未启航离开塞维利亚，而奋进号的船长，伟大的詹姆斯.库克此刻甚至还没有出生。

在前往新的行星之前，未来的太空探索者们与未来受到我们家园以外的其他奇妙世界激励的人们将会回想起我们那一代人，那些在太空探索之初奋力拼搏的先驱，他们的冒险征途与沉浮起落。载人航天的雄心与梦想终将回归。但是，尽管我们要向过去学习，但却不能沉湎于过去。我们必须梦想未来，但决不能为了做梦而整天昏睡。

距离我此生最值得纪念的三天过了三十年之后，有时我在夜晚到海滩或河畔散步，抬头仰望漆黑的夜空，一轮明月高悬头顶，我的目光会自然地落在月球表面最大的印记上，也就是雨海。我凝视这雨海的东缘，我曾在那里降落过一艘飞船。这使我不由感到一阵思乡之情。在我眼中，月球不是一个冰冷空寂的世界，而是地球的一部分，正是在这轮明亮的天体表面，人类踏出了通向无尽前沿的第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