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苏拉密：论张宏良左派的阶级基础和历史使命（授权转载） -- 马前卒

刘少奇则认为，仅仅“信仰”还是不够的，还要再来点“修养”。

以上，我们从“信仰不等于阶级属性”（社会意识不决定社会存在）的原理出发论述了“小资党”的可能性。而80年代以来的中国当代史和全部中共党史却证实了“小资党”猜想的真实性。——只有把中共看成是一个小资产阶级性质的党，很多历史谜团才可以得到解释。

假如中共是一个比较彻底的无产阶级政党，为什么1976年10月的高层“资产阶级政变”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在一夜之间改变党的无产阶级属性？为什么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资产阶级路线”可以在一个无产阶级政党内畅行无阻？老左派说是上了邓小平的当，“当”是那么好“上”的？这种说法是不是和“不是我们无能，而是共军太狡猾了”的电影台词一样喷饭呢？找一个没人的地方打自己的嘴巴子去，都比“上当”这种苍白无力的推诿来得爽。——恩格斯早就明确指出，1848年欧洲革命爆发和失败的原因“不应该从一些领袖的偶然的动机、优点、缺点、错误或变节中寻找，而应该从每个经历了动荡的国家的总的社会状况和生活条件中寻找”。

符合逻辑的解释是，这个诞生于“五四运动”小资背景，壮大于小资以“民族大义”纷纷加入“抗日民族统一阵线”的政党，本质就是一个小资产阶级“民族党”；虽然借来共产主义作为最高纲领，但广泛、深厚的小资基础却要求党只以最高纲领为“团队精神”，而以最低纲领为经营内容。是毛泽东依靠农民和后起的工人阶级，多次试图把它改造成一个工人农民党，最后没有成功。改造是一种外在的强力，一旦毛泽东去世，强力消失，它就恢复了本来面目。

一个组织的阶级属性由什么决定？首先是它的经济基础，其次是它的组织结构，而政治纲领往往是处于受制约、受支配的地位。比如：从经济基础看，上海周恩来中央的经济基础是国际经费，而苏区朱毛的经济基础是打土豪，这就决定了中央倾向于服从国际，而朱毛则倾向于保护农民武装；从组织结构看，如果某一处组织的结构是“单线联系”，那么上线的指示就是最高纲领，下线是不允许考虑是否和政治纲领相抵触的；从政治纲领看，世界上从来没有一个政党把“反人民”设定为自己的政治纲领。谁都知道国民党的政治纲领是“三民主义”，但国民党的大地主、大资本家的经济基础和大军阀的组织结构决定了它无法完成这一历史使命，从而被“小资党”抢班夺权。

（补遗：当本文碎片在《华岳论坛》被零散披露时，有左派批评本段“严重混淆了‘经济基础’与‘收入来源’的差别”。实际上，说“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是“经济基础”对于整个社会形态来说的；而“经济基础”对于具体的人，用中国老百姓的话说就是“吃谁的饭，给谁干；端谁的碗，归谁管”。在左派那里，“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都是高尚的学术；本不应该和“饭碗”这种庸俗的玩意有半点瓜葛。）

如果我们能够从阶级基础出发而不是从名义出发来定位党的性质，就很容易解释农民战争时期“毛泽东所代表的‘农民武装’和王明-周恩来所代表的‘小资中央’”两个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也很容易解释抗战时期毛泽东“阶级利益”与王明、彭德怀、项英“民族大义”之间的斗争；更使我们理解了毛泽东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关于“资产阶级就在党内”“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等一系列科学论断。

这里，我觉得有必要多浪费点笔墨把毛泽东和王明、彭德怀、项英在抗战时期的斗争过程和本质讲清楚。

毛泽东与王明路线的斗争分前后两次，第一次是井冈山-瑞金时期毛泽东“农村路线”与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国际路线”的斗争；以毛泽东被边缘化，又遵义复出为过程；这段历史史家多有评述。

第二次以1937年“洛川会议”和王明回国后“十二月会议”的路线对立开始，直到1947年蒋介石扒掉“民族大衣”，搞起“阶级裸斗”，大肆进攻解放区；小资们“和平民主新阶段”“进城搞议会斗争”的梦想彻底破灭结束。整整10年，毛泽东也曾一度被边缘化和孤立。这段历史史家解析不足。

（请参阅《苏拉密：亮剑，一卷民族主义的梦呓》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17/201007/163405.html）

1935年7-8月，共产国际召开第七次代表大会，为建立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要求中共“联蒋抗日”，放弃打倒蒋介石和其他帝国主义的口号。王明在大会上发表了《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革命运动与共产党的策略》，提出“阶级斗争应从属于民族斗争”的理论，得到了国际支持。1937年王明从苏联回国后召开了“十二月会议”，在山西前线领导华北敌后抗战的周恩来、彭德怀以及北方局的刘少奇，在南方坚持游击战争的项英都参加了。会议通过了“一切经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切服从抗日”。的宣言，淡化了“洛川会议”路线。

会上，王明和毛泽东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解说各执一词。此时毛泽东虽已经获得军事主导地位，但在政治上尚没有力量对抗来自国际的“民族大义”路线，毛泽东的“阶级利益”没有得到认同。

彭德怀在回忆中承认他“在会上并没有支持毛泽东同志的正确路线，也没有拥护或反对王明的错误路线，是采取了一种模棱两可的态度”。（《彭德怀自述》）（“没有拥护或反对”是彭德怀一贯的抵赖方式）

毛泽东后来说道：“十二月会议我是孤立的，我只对持久战、游击战为主，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原则是坚持到底的。”

据史料记载：十二月会议后毛泽东已处于被边缘化状态，“在公开场合虽然表示拥护党的这条新路线，但在这段时间里，他除了去抗大以外，很少露面。”

1937年底，中共中央长江局（武汉）的王明、周恩来，背着毛泽东、张闻天擅自以中央名义发表《中共中央对时局的宣言》，主动提出了“统一指挥、统一纪律、统一武装、统一待遇、统一作战计划”的招安要求。蒋介石非常高兴，希望王明等“在汉相助”，共商国是。

1338年2月，在延安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王明又提出了“军事上服从国民政府统一指挥”的主张。和蒋介石 “一个军队”“统一军令”遥相呼应。

毛泽东提议：“在今天的形势下，王明同志不能再去武汉”，但是，毛泽东的要求未能得到大多数的认可，会议否决了毛泽东的提议。为了给毛泽东“下台阶”，会议决定：“王明同志（去武汉）一个月再回来”。但是，王明根本就没有执行这一规定，直到10月六届六中全会召开，才回到延安。

会议上毛泽东发表了《关于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的讲话。

毛泽东论述到：“保存党派和阶级的独立性，保存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不是因合作和统一而牺牲党派和阶级的必要权利，而是相反，坚持党派和阶级的一定限度的权利；这才有利于合作，也才有所谓合作；否则就是将合作变成了混一，必然牺牲统一战线。”

这时的毛泽东虽已稳固了党的领袖地位，但对国际肯定过的“阶级斗争应从属于民族斗争”这一“统一战线的根本原则”依然不能公开否定。毛泽东只得采取“抽象肯定、具体否定”的方式进行迂回抵抗。

毛泽东接着讲到：“在民族斗争中，阶级斗争是以民族斗争的形式出现的”。这句话隐含了：民族斗争是形式，阶级斗争是内容，“形式服从内容”的哲学命题；和王明的“阶级斗争应从属于民族斗争”的观点是完全对立的。

但是，对于小资产阶级来说，“民族大义”是沁人心脾的。本文作者曾经论述：不是因为小资不需要阶级利益而专好“民族大义”，正是为了本阶级利益的最大化才专好“民族大义”的。——民族的本质是文化认同，而资本无国界，劳动无祖国，只有知识分子才是民族文化的稳定载体；所以“民族大义”就成了他们的专属阶级利益。从中国元朝文人深情怀恋腐朽的大宋王朝，到法国作家都德的《最后一课》里的法文教师，他们的“民族大衣”无一不包裹着职业-饭碗-地位的活生生利益要求。（见《苏拉密：网游启示录-屁股时代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17/201010/190630.html》）

在小资党内部，王明的“民族大义”具有天然的土壤。是蒋介石一定要搞阶级斗争杀他们，为了活命他们才不得不跟着毛泽东搞起阶级斗争。但无论是来自蒋介石还是王明的“民族大义”口号，都无时不让小资心痒难耐、跃跃欲试。中共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两支农民武装，都为小资的本性难易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在早于王明回国的1937年10月，彭德怀主导的“华北军委分会”就下发了《目前华北战争形势与我军任务的指示》的小册子，对“洛川路线”进行修正，受到了毛泽东的批评。小册子说，如果改善国民党在山西的军事领导，加上八路军的积极影响和配合，就可以争取获得“战略上的反攻”，“改变华北战局”。彭德怀和王明回国后的“民族大义”路线可谓心有戚戚。

从一些史料可窥见彭德怀鼓吹王明“民族大义”路线造成的影响。《陈赓日记》1938年1月3日记述：“读德怀同志传达中央政治局会议之一部，深感过去对统一战线的认识确有模糊之处，以致在运用上发生缺点，而且引起了友党政府发生不必要摩擦，……抗战是每个中国人的共同要求，目前是抗日高于一切，统战是抗日的基本要素（特别是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统战），因此一切服从统战的利益。过去对国民党的转变确是估计不足……”

“（十二月会议后的一个时期）共产党对八路军的绝对领导作用有些降低，党的政治工作也有些削弱，从而发生了个别军官逃跑和国民党勾引八路军官兵叛变的现象” （《彭德怀自述》）

彭德怀后来承认：“没有真正地认识到毛泽东同志路线的正确性，而是受了王明路线的影响，在这些原则问题上模糊不清”。

“对王明路线，我只是在具体实践行不通时，才被迫抵制的，认识是不深刻的。”

（可参阅：1945年中共华北地方军队同志座谈会http://baike.baidu.com/view/3201738.htm）

“百团大战”就是“民族大义”路线的军事体现。

彭德怀不顾毛泽东多次电示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发动群众、创建根据地”“坚持依傍山地不打硬仗”的基本原则，在未经批准的情况下就调动40万大军，发动了一场长达107天（加之29天预备时间共计131天）的大规模损耗战。“为肯骨头咯掉牙”，“歼敌五千、自损一万”。

百团大战中八路军阵亡（含失踪、被俘）约6500人，伤一万多人，共计17000人（不含民兵）；日军阵亡（含伤死、失踪、被俘）2700人-3000人，伤约6000人，共计9000人（不含伪军）。

八路军牺牲的这6500人，精华是毛泽东从雪山草地的九死一生中带出来的江西子弟兵，是革命的“种子”。

百团大战后，日军抽出“正面战场”的15万兵力对华北根据地进行了野蛮的报复和疯狂的扫荡。对八路军和根据地的生存造成了严峻的威胁。大扫荡使华北的老八路伤亡过半。以冀中根据地为例：因力量悬殊过大，主力只好退出，冀中被敌1600多个据点分割，根据地变为游击区，有所谓“一枪能打穿根据地”之说。直至1944年才恢复到大扫荡前的水平。给根据地人民带来的灾难也是毁灭性的。如1943年3月，彭德怀在辽县（左权县）一个村庄召集一个地方干部会议，与会者饿得连坐都坐不稳，彭德怀只好请大家躺在炕上开会。

邓小平在1943年评价：“百团大战中本区军事力量过于突出暴露，不仅自己伤亡很大，元气不易恢复。且警惕了敌人对我们的严重注意，也产生了不利的影响。”

更早的1942年，有着“当代孙子”之称的刘伯承将军评价：刻意强调正规军，放任地方部队，为了片面取得政治影响、仓促上阵。“如果百团大战不打不行，也不是这种打法；更不是运动战、尤其是阵地战这样的打法；而是要用全面游击战争的打法。” 《刘伯承：晋冀鲁豫抗日民主根据地现状的报告-1942-04-30》

刘伯承这里所说的“政治影响”，指的就是指某人要打出“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 正规军的国家尊严来，打出民族大义的气势如虹来。打出民族英雄的千古流芳来。

在1945年“华北座谈会”上，彭德怀承认：“1940年的百团大战……在政治上也是错误的。过早暴露了自己的力量，把日本军队主力从正面战场吸引过来，有利于国民党……这很明显是民族义愤模糊了阶级立场”。

“（和国民党）‘互相帮助，互相发展’的提法是受了王明路线影响，‘过高估计了国民党军队的力量及其进步性’。”（《彭德怀自述》）

“百团大战”的消息传到蒋介石耳朵，许多国民党高级将领恍若梦中惊醒，无不惊呼：“共产党在华北怎么会有100多个团？再加上山东、冀南等地的游击武装该有多少？”

“百团大战”惊醒了蒋介石的“防共”警惕，给后来的“皖南事变”埋下了祸根。

“皖南事变”也是民族大义的“经典牌局”。

在王明和周恩来长江局（后迁部重庆改为南方局）的直接领导下，项英以“华中特殊性”反对毛泽东的“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坚持统一战线，坚持统一，坚持抗战。”他认为，一切工作的发展，都要经过统一战线。面对国民党的磨擦，项英认为是地方上国共合作不彻底造成的。“不是统战的问题，而是统战不彻底的问题。”

毛泽东多次电示新四军要“果断北移”，但项英对国民党的“阶级斗争”缺乏准备和安排，强调北移困难，行动能拖则拖，以至于全军覆没。研究者指出：“皖南事变”的根本原因在于项英不相信毛泽东关于“蒋介石一定要彻底消灭共产党”的判断；他相信蒋介石的“民族大义”超过相信毛泽东的“阶级利益”。

1947年11月，毛泽东在“杨家沟会议”《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中对这10年斗争历史作了简要的总结：

“抗日战争时期，我党反对了和这种投降主义思想相类似的思想，即是对于国民党的反人民政策让步，信任国民党超过信任人民群众……我党对于这样一种软弱无能的腐朽的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的思想，进行了坚决的斗争。……这样，就不但保证了我党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时期能够战胜日本帝国主义，而且保证了我党在日本投降以后蒋介石举行反革命战争时期，能够顺利地不受损失地转变到用人民革命战争反对蒋介石反革命战争的轨道上，并在短时期内取得了伟大的胜利。这些历史教训，全党同志都要牢记。”

（三）小资产阶级国度——新民主义

新民主义的本质就是“三民主义”。

新民主义是中国小资产阶级从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三民主义的一路风雨选择。从“十月革命一声炮响”借来的只是件小资用以“救国救民”的工具和标新立异的外衣，目的和内容仍然还是三民主义——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三民主义其实也借鉴了不少社会主义，新民主义的许多纲领和政策都是国民党制订的。比如作为新民主义最强劲动力的土地改革——“耕者有其田”的纲领是孙中山提出的，“二五减租”“翻本免息”“土地赎买”等都是国民政府颁行的法令，但是国民党自己搞不定，中共却坚决要帮助搞定，不接受帮助，就越俎代庖。——在“新民主义是‘无产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的定义里，“领导”就是取而代之。

“4.12”国共决裂的内在原因竟然是中共坚决地执行了国民政府的土改法令，篡夺了农民运动的领导权。后来，陈诚和蒋经国同志在台湾也搞定了土地改革的“新民主义”。可见，新民主义原本就不是中共的专利，作为原创人的国民党，在适当的条件下也完全有能力使其“产业化”。现在想来，“4.12”大屠杀原来是为了保护“知识产权”不受侵犯。

新民主义是中国小资产阶级领导农民所进行的革命和建立的社会形态，也是最符合中国小资产阶级利益的社会形态。新民主义革命目标和成果之一是小资产阶级成为社会领导力量——小资党取得政权，小资取代旧官僚成为国家干部；之二是农民分得土地从而奠定社会安定局面；之三是建立民族资本主义；从而圆满中国小资产阶级自鸦片战争以来生生不息的民族崛起、国家富强之梦。对于中国小资产阶级来说，这是一片乐土：外对帝国主义扬眉吐气，上无需仰大资产阶级的鼻息，中有良民炊烟袅袅，下有劳工勤劳朴实；小资们满腹经纶地操持着他们的祖国。

党和新民主义的小资性决定了复辟的必然性。新民主义革命胜利后，小资产阶级建立了既可称为 “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也可说是“小资产阶级资本主义”的理想王国。然而，是毛泽东“背信弃义”，利用工农力量和在党的最高纲领上的合法名义，搞起了“三分错误”的社会主义运动，背离了新民主义。大跃进、人民公社打乱了新民主义的经济秩序和革命成果，文革又真的尝试起了“无产阶级领导一切”，“五七干校”和“上山下乡”试图将革命的胜利者沦入被改造地位。

小资产阶级的怒气集中表现为1976年的“4.5运动”。“4.5运动”可以看作是小资产阶级寻找阶级领袖的“呼唤运动”。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他们从《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的导师风范、从《沁园春.雪》的帝王气象中找到了领袖；毛泽东越来越走向他们的反面，他们就寄希望于周恩来；周恩来逝世他们把目光投向邓小平；邓小平遭到“五人帮”重创，他们从绝望里发出呐喊。——后来有一出以“4.5运动”为背景的话剧《于无声处》，核心台词就是“沉默啊沉默，不在沉默中灭亡，就在沉默中爆发”。几年后的1984年，“35大庆”成了小资的狂欢节，“小平您好！”恰如梦里寻他千百度的灯火阑珊。邓小平后来高度赞扬“‘4.5运动’为‘拨乱反正’奠定了群众基础和思想基础”是绝无半点虚情假意的。

只要党在被改造为真正的无产阶级政党之前仍然处于主导地位，它领导小资产阶级“拨乱反正”恢复新民主义秩序就是一种历史的必然。没有邓小平也会有李小平。

姚文元根据毛泽东授意撰文《从资产阶级民主派到走资派》，这里的“民主派”显然指的是“新民主派”，因为中共从来不是旧民主革命的主体。文章论证了“新民主派”与“走资派”的历史继承性和历史必然性。

在这里毛泽东示意姚文元谨慎地隐去“新”字，是高深莫测的。莫不是因为“新”字代表了党的主体吗？若不隐去“新”字，就意味着毛泽东承认了改造党的失败？意味着毛泽东将选择和党的决裂？对于毛泽东来说，这也许是难以解脱的历史桎梏。

要是姚文元不死，也许还会写一篇《从走资派到当代左派》；现在我来写，因为我活着。新老小资产阶级左派在指责“资本主义复辟”的时候，从来就不敢承认自己这个阶级就是“复辟”的主体，整个小资产阶级整体都是“走资派”；只是“复辟”后过了一阵子，其中有一部分人感觉并没有捞到多少好处，复辟的胜利成果被另一部分人攫夺了，于是就气哼哼地成了左派，急头红脸地到党那告状，让人家把成果“吐”出来还给他。他们从来就不认为，分赃不公是复辟的必然结局，不是他霸占就是你霸占。再给他们一次机会，他们还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复辟。

（四）小资产阶级体制

土地小农化（农民分土地）和体制小资化（小资当干部）是新民主义革命的成果也是新民主义社会形态建立的基础。在革命和建国初期，由于新旧体制更迭、百废待兴，也由于教育落后的历史状态，一名高中或初级师范水平的人，只要拥护党，就会被动员“参加革命队伍”进入国家体制。初期的国家体制包括党、政、军机关，还包括教育、文化、科技、医疗卫生、交通通讯…等国家事业，工作人员均属于国家干部（或国家职工）。新体制不仅吸纳了几乎所有“知识分子”，而且还在“土包子”革命战士中“速成”了一大批 “知识分子”。包括旧体制遗留的“清白”人员也被改造利用，可谓“天下英雄尽入彀中”。分了土地的小农在快乐地耕作，得了名分的小资在兴奋地为国效劳——“世界上最大的小资国” ——温铁军语，在踌躇满志地前行。

然而，一个社会所能养活的“以知识为资本”“以脑力为工具”的小资不是无限的，政府财政所能承载的工作人员则更少。即便是当今美国这样经济、科技、文化、教育高度发达的社会，眼下也被过量的中产白领阶层拖累虚拟化、空壳化、泡沫化。可想而知，就当时中国的发达程度，若没有大规模的实体经济支撑，仅仅靠“干革命开工资”的“凯恩斯”经济是不可能将越来越多的小资全部纳入体制的。也就是说，小资“傍”体制的新民主义是不可持续的。

新民主义的另一条腿“土地小农化”也不会永远都诗情画意。随着人口骤增，人均土地越摊越薄，原本勉强能维持的“自耕自足”将面临“耕而不足”。一些不善经营的、缺少劳力的、好吃懒做的农民一碰到生老病死的关卡就习惯性卖地，新的土地兼并已有了苗头。自然状态的农业又旱涝不保收。小农化在觊觎着工程化、集约化、规模化的大农业。

随着体制的稳定、教育的发展和连续产出，到了50年代中期，党已经不敢再像建国初期一样动员高中水平的青年学生“参加革命队伍”了，而是鼓励他们成为“祖国的建设者”、“普通劳动者”。

50年代中期后，国家开始进行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国家体制”随之扩大到经济部门。“国营”（包括地方国营和大集体）正编工人和国家干部没啥差别，都属于“国家职工”。

然而，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数目最多的农村人民公社，未被纳入国家体制，社员未能获得以工资制度、供应制度、退休制度、医疗制度、票证制度等“俸禄制度”构成的体制身份，仍然停留在“民”的等次。

小资和工人吃上“俸禄”当了“官”，而曾经的革命主力军却为人做嫁衣，依然完粮纳税、听天由命、生老病死。虽说这是千百年来历史的延续，也是国家优先发展工业的战略导向和“工人阶级”领导地位的体现；但是，这种体制性的等级制度合理吗？应该延续和能够延续吗？毛泽东很愤恨地说这叫“资产阶级法权”。一生追求平等、为农民说话办事、依靠农民夺取了政权的毛泽东，进行人民公社化的“农村社会主义改造”，就是为了能够在不久的将来把人民公社也纳入国家体制，但这个努力终被80年代的“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化为泡影。

这里，我们看到有一支新的强大力量在兴起——“工人阶级”加入了国家体制。也许是毛泽东深刻认识到了“小资党”的问题，想通过“工人体制”来实现对“小资体制”的改变。但现在看来，通过“缔造”方式产生的“工人体制”并不见得比“小资体制”能好到哪里。

工人队伍在建立之初的1956——1970年，还是充满生机的。和农村的交流非常便捷，农民加入工人队伍相当容易。“大跃进”、“大三线”，每年都有成千万的青年农民自愿报名加入工人队伍，而在国家建设出现波折或低潮时，工人也可以随时“转业”为农民——就和现在的农民工差不多。当年在豫北一带流传着“高小毕业，西安打铁；啥也不会，鹤壁挖煤”的谚语，这个“就业指导大纲”反映的就是农村青年加入工人队伍的随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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