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苏拉密：论张宏良左派的阶级基础和历史使命（授权转载） -- 马前卒

注：除了认为张宏良是个傻逼外，本人目前不对本文任何观点表示赞同——马前卒

苏拉密：论张宏良左派的阶级基础和历史使命（供批判）

文章来源：苏拉密（孟凡贵）博客http://blog.sina.com.cn/sulami000mfg?retcode=0

作者按：本文为《论张宏良及左派的阶级基础和历史使命》一文的其中一个部分。《论》是一篇长文，是作者4年来对左派及张宏良现象思考的总结。拟包括以下部分：

一、为左派正名

二、小资党、小资左派、新民主义、走资派的历史同源

三、当代左派的崛起

四、“横空出世”张宏良

五、为什么要批判张宏良？批判什么？怎么批判？

六、当代左派的穷途末路与无产阶级的崛起

一、为左派正名

在本文写作过程中，甚至在之前的4年以来，有很多同志及朋友建议作者将左派二字加以引号（“”），以表示此左派并非真正的左派，也不代表左派的全部。而在作者看来，此左派二字却坚决不能增加引号。

左派是什么？

很多人会从教科书和百度词条里寻找答案，甚至上溯到法国大革命的座位。然而，观察家们却一针见血地指出：传统的左派定义“对于当代中国是不适用甚至相反的”。比如当代中国左派民族主义产业理论奠基人之一的‘愚蠢小猪’-钟庆就说过：在其它国家民族主义都属于右派甚至极右翼势力，在日本就是团结在靖国神社周围的那个群体；只有在中国算是左派。被左派公认为是“左派学者”的温铁军，因为弄不清楚当前的左右划法，干脆就声称自己“没派”。本文作者长期以来也一直被左派认证为“著名左派学者”，但由于本人一再声明自己与左派不具有共同的阶级认同，并恶毒攻击左派旗手，吓得左派不敢再继续认证为左派了。也有国际学者认为：“在中国，左派的名称是一种误称，‘左’和‘右’的理解与欧洲或美国完全不同”。

可见，用传统教科书的“刻舟求剑大法”是划不清楚中国当代左派的。

是从定义出发去划分左派？还是从左派的现实状态出发去给左派下定义？反映了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分歧。中国古代有个寓言，叫“郑人买履”，说的就是一些人宁可从具有人为定义性质的脚长尺度出发，而不愿从真实的脚出发的故事。对于这些人来说，假如到最后按尺度购买的鞋子穿不进去，那也不是就没办法了——中国还有个成语叫“削足适履”。

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研究方法是从现实出发，在现实中搜集现象，然后归纳出这些现象的共性，然后再抽象出本质，提炼出定义，从具体到一般。这也是自然科学研究方法的基础手段—— “归纳法”。

如果我们也使用这种方法为左派定义，首先要做的是收集现实中的左派现象：

谁是左派？

——人们通常说的左派都包括哪些人？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可以用“左派代表人物”“左派经济学家”“左派学者”“左派旗手”“著名左派”“左派大佬”“左派网站”“左派论坛”等进行百度搜索；我们轻而易举地就获得了张宏良、左大培、韩德强、孔庆东…乌有之乡、强国论坛、旗帜网、中华论坛…等结果。我们将这些结果通称为“张宏良群体”。

也就是说，虽然在当前中国，人们对“什么是左派？”在定义上有着各种各样的分歧，但对“谁是左派？”却有着广泛、确定的社会认同。

根据语言逻辑学“约定俗成”的原则，黄瓜之所以叫黄瓜，不是因为它黄，而是因为社会的约定俗成。厨长老师喊道：“来一条黄瓜”，你帮厨的小工不能拿一只金黄的老南瓜过来说：“这个黄，这个符合黄瓜的定义”。

同理，假如将来有历史学家要求来一名2010年前后的左派大佬，你不能抛开张宏良群体不屑一顾，去按书本上的左派定义，把符合“激进”标准的刘晓波和符合“代表底层”标准的胡小燕送上来。

因此，本文所说的左派，就是已经被社会广为认知为的、以张宏良为代表的那个宽泛群体；假如说教科书定义的左派和“张宏良群体”的性质不符，那不能说明张宏良不是左派，而只能说明那个定义严重背离了中国现实。假如你认为张宏良不代表你，“张宏良群体”不包括你，那你完全可以认为自己不是左派。你可以是周群自诩的 “左的2次方派”——“真左派”（以后也难保不会出现“左的3次方”“左的4次方”…）；可以是苏拉密标榜的“阶论派”（阶级斗争学说派）；也可以是广大民众一致自动采取的、被左派道德家定罪为“资产阶级反动‘屁民观’”的“范跑跑-打酱油”一派；更可以是张宏良判决过的“反革命沉船派”；但你必然没有资格是左派，因为左派已经被社会明确认知为“张宏良群体”了，已经“约定俗成”了。只要社会一天不改变这种认知，左派这个概念就属于“张宏良群体”。

这样，在明确了“谁是左派？”之后，我们对“张宏良群体”所包括的民族主义、国家主义、超国家主义（法西斯）、阴谋论者、灭绝论者，新法家、新儒家，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乌托邦——也可以译为“忽悠之乡”）、修正主义、社民主义，新民主义派（走资派）、三中全会派（拨乱反正派）、红色世袭派、老造平反派、红歌派、乡建派、新合派（新合作化），…伟大崛起派、伟大复兴派、伟大转折派（左转）、长缨在手派、长空泪雨派、伊甸三曲派、天理良知派、正义回归派、哀号眼泪派、中国普京派、夫复何求派…等林林总总的“泛左翼”进行考察，可归纳出中国当代左派无一不具有的基本共性：

1、坚持党的领导，坚持健康力量，反对多党制颜色革命。

2、坚持民族大义，反对帝国主义，反对中国内斗。

3、坚持国有垄断资本，反对私有自由资本。

以上左派的“四坚持四反对”原则，其核心是“坚持党的领导”。实际上，“四坚持四反对”已经成为中国当代左派区别于其他派别的本质特征。

很久以来，大多数自认为是左派的网友对于作者苏拉密归纳的以上左派本质特征矢口否认，恼怒这个定义有把左派恶搞成“党卫军”和“冲锋队”的嫌疑；不过对这个定义跳脚的大多数都是一些自命不凡的“小左”，而“左派大佬”们对这个定义早就“舍我其谁”了。

文风严谨的“法统左派”代表人物杨连旭同志，就比较早地敢于公开承认。他的“否定邓小平不利于坚持党的领导；只有同时肯定毛泽东和邓小平，才能坚持党国法统”的重要论述，刹住了左派长期以来“挺毛贬邓”的意气用事，为中国当代左派运动开创了“求实维稳”的崭新阶段。

就在本文的写作过程中，《乌有之乡》隆重置顶了‘愚悻’的文章《我对当前左派内耗的几点看法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22/201101/211634.html》，针对“最近左翼营垒中骤然兴起、愈刮愈猛”的“倒张”风潮，在内部出现分化，旗手踉跄飘摇的关键历史时刻，左派老人愚悻中流砥柱，以70岁人生的炉火纯青，向左派队伍发出了具有“主心骨”意义的“护旗”呼召。

非常有幸，本文作者苏拉密竟然被列为“倒张”之首——“苏三”。

对本文作者，不知老人家是出于“治病救人”的高尚呢还是尚无理论勇气做出更加深入的甄别，竟轻描淡写地诊断为 “（与张宏良）思想方法差异，导致理念分道”。实际上，我和张宏良的方法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和张宏良的分野在于代表了不同的阶级利益，是阶级立场的对立。

在对本文作者的“定性”问题上，张宏良及粉丝可谓目光如炬；在这点，愚悻老人可算是“老眼昏花了”了。早在2009年夏，以张宏良粉丝组成的“锄奸团”就把本作者审定为“第一工作目标”，位列反毛分子袁腾飞之前。一年后的2010年，张宏良定义了“反革命双奸分子”（“反革命托奸”“反革命汉奸”），是人的都知道那说的就是我。真奇怪愚悻老人家怎么还能把我也归到“内耗左派”之列？

对文中列举的另一“倒张”代表人物——‘马门列夫’，老人家写道：“（在原则上）马门难道与张宏良有不同吗？没有，至少目前看不出区别”“只是提法、观点、策略上有不同，可算是大同中的小异”。这是何等的火眼金睛啊！——和本文作者简直就是“英雄所见”；本文作者也早以阶级斗争学说的高瞻远瞩，洞察出马门列夫的“‘草包族’马克思主义”和张宏良的民族大义是“换了包装的同类产品”。

接下来，愚悻老人以“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的老马识途，严肃地儆醒那些尚处于鬼鬼祟祟、偷偷摸摸、羞羞答答、蹑手蹑脚地坚持党的领导的左派后生们：

张宏良的最突出点是“保皇”，而我真以为，“保皇”则是张宏良的最清醒点。

今天的“保皇”是什么？就是保共产党的领导！

黄河九十九道弯终归流向东海，万里长城起伏蜿曲而屹立不倒。自然界万事万物都不是走的直线，我们怎么不容许一个政党在发展中的波折与迂回？！

再接着，老人家以不折腾不动摇的如磐党性，从“党国一体化”、“党左共生死”的高屋建瓴，深沉地论述了坚持党的领导的必要性和必须性：

第一，左派从民族大义出发，必须保卫共产党的领导。

要清醒看到，共产党目前做得再差，毕竟是中国核心，没有核心，中国就会分裂。

第二，左派要从自身利益和生命上考虑，必须确保共产党的领导。

中国的新自由派，比西方自由派更具血惺，一旦真的登政，必定千百万人头落地。第一个要杀的是张宏良，第二个要杀的就是你苏拉密和其他小左。

...

愚悻老人把话都说到了这个份儿上，山河为之动容，金石为之颤栗。那些还不敢理直气壮、光明正大、义无反顾地“坚持党的领导的”小左们，你们悔改吧，你们从了吧！——本文作者早在4年前就“从”了，你们怎么还拧着？趁早也从了吧！

在左派得到正名后，左氏家族还将加入许多声名显赫的大人物来光耀门庭：

按以往的看法，孔子、慈禧太后、蒋介石无疑是属于极右的；但依据中国当代左派“四坚持四反对”的本质特征来衡量，他们都绝对属于大左派。

孔子坚持周天子姬姓党的领导，反对诸侯多党制，反对“三分晋”颜色革命，坚持九大铜鼎国有化，抵制割刀自由运动（“割不正”）。孔子在民族大义问题上尤为坚持原则。孔子认为周武王纠结“三苗-盎格鲁-撒克逊”异族，攻伐同华族的领导核心殷纣王，是楚帝国主义阴谋唆使的“极左”行为；孔子对周武王这种践踏民族大义的行径进行了义正词严的批判。孔子还对“反革命沉船派”申侯勾结西方犬戎帝国主义，将民族领袖周幽王迫害致死、逼迫平王东迁的汉奸买办行为进行了无情的揭露。

慈禧坚持大清宗人党的领导，反对君主立宪颜色革命，坚持国家主权和民族独立，“以一抵八”抗击帝国主义联合侵略。为了维护国家稳定和统一，坚决打击太平军、捻军、苗民、回民等内斗势力和疆独分裂势力，谱写了民族大义的灿烂篇章。

蒋委员长坚持党国法统的领导，反对“赤色农运”颜色革命。坚决打击朱毛“国中国”分裂势力和李济深、陈铭枢等“权利宣言-反革命沉船派”。蒋介石是中国现代最伟大的民族主义者，在“国家至上、民族至上”的宗旨指导下，坚持容共抗战、寸血抗战、决堤抗战、清野抗战、焦土抗战，最终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一举使中国成为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

补遗：关于蒋中正先生的左派地位，张宏良粉丝们一直很不爽快。最近在本文作者和愚悻老人的合力撺掇下，张粉们终于“从了”。下图为张宏良粉丝团发出的QQ群发信件，已经承认了蒋先生的“中华民族英雄”地位：

张粉们现在才认下蒋先生，已经谈不上是多先进了；在左派大佬们那里，蒋先生早就是大左派了。孔庆东有一段语录，曾被粉丝们制作成招贴画片，大致是这样写的：

他们打倒了毛泽东，

就要打倒邓小平，

还要打倒蒋介石，

最后他们迎来汪精卫。

（内容出处见：《粗茶淡饭万年香》http://blog.sina.com.cn/s/blog_476da3610100iixa.html

《文艺要有浩然正气》http://blog.sina.com.cn/s/blog_476da3610100jmza.html ）

注：

“决堤抗战”：1938年6月9日，为阻止日军西进，蒋介石以民族大义扒开黄河花园口大堤，直接淹死和饿死平民多达89万人，诱发饥荒瘟疫造成间接死亡300多万，合计400多万。是“南京大屠杀”的近15倍，而日军只伤亡1000多人。

“清野抗战”：抗战中期，蒋介石在中日双方对峙的中部地区实行“清野清乡，不留一粒粮食资敌”的民族大义政策；造成仅1942一年河南一省就直接饿死300多万人。这场“活体耐饥饿实验”，规模相当于60~100支“731部队”的工作总量。

“焦土抗战”：1938年11月12日，张治中被电令要求贯彻蒋委员长“焦土抗战”的民族大义政策——即使烧毁长沙也不能让日本获得任何物资。13日凌晨，湖南省政府组织纵火队伍将当时中国最繁荣富庶的长沙古城付之一炬。使长沙与被200多万士兵鲜血淹没的斯大林格勒、蘑菇云下的广岛一起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废墟指数”最高的三大城市，超过了日后的柏林和另一座蘑菇云城市长崎。

孔老圣人不仅是大左派，同时不愧为中国当代左派的开山鼻祖。孔子的“克己复礼”，为当代左派领袖张宏良同志的“回归天理良知”奠定了千年不朽之理论基石。孔子巨型雕像的竖立，标志了中国已完成左转的“伟大转折”和左派们在政治博弈中已经“长缨在手”！

二、小资党、小资左派、新民主义、走资派的历史同源

概念说明

当代

“当代”在中国指的是毛泽东逝世后至今的时期，也就是中国的改革开放史。在邓小平时期，中国的官方文献大量采用“新的历史时期”来表明“当代”。

小资

“小资”为“小资产阶级”的简称。本文不讨论小业主、小股东、自耕农、“土地资本化农民”等构成的物质型小资产阶级。本文“小资”是指“职业小资”——在职业上以知识技术、身份地位资格等“超劳动因素”为资本，获得和部分获得分配利益的人。以资本类型可划分为“知识小资”和“身份小资”。以和国家体制的关系可划分为“体制内小资”和“体制外小资”。还可以根据小资所处的政治地位以及“所有权”关系划分为“主人公小资”和“雇佣小资”。比如，在80年代初，小资处于社会领导地位，所有权也属于小资产阶级体制性质的 “平均国有制”，那时的小资属于“主人公小资”；特征是单位和领导对小资没有处置权。后来虽然那个小资的位置没有发生任何变化，但由于小资产阶级整体失去了社会领导阶级的政治地位，企业也经过了改制，“主人公小资”就沦为被“官僚-资产阶级”雇佣的“雇佣小资”；特征是单位和领导对小资享有人事、劳动处置权。当然，能被“雇佣”也是需要“资本”的，或“知识”或“身份”。 “体制内小资”还可进一步划分为“财政小资”和“国有小资”。

人的利益构成是复杂的。比如，一个高级电焊工的利益分配包括“劳动因素”——劳动时间、劳动强度和“超劳动因素”——技术。也就是说，这个电焊工既有劳动阶级的成份，也有“知识小资”的成份。

小资的各种属性分类是可以重叠的。比如，一名正编教师既是“知识小资”，同时也是“体制内小资”；或者他并不具有良好的职业水平，只是靠正编身份混工资，那他就是“身份小资”和“体制内小资”的重叠。

我们还需要进一步认识到：随着教育的普及和劳动阶级的知识化，除了为数不多的高、精、尖职业外，像公务员、教师、甚至包括医生、律师、工程师这些普通职业，知识的资本性已经越来越小，起决定作用的是“身份”。或者是先“身份”，后“知识”。比如，一个人之所以能当公务员，并不在于他比农民工的知识多、能力强，而是因为他的家庭、财富、权力等背景使他获得了公务员职业。他比农民工所具有的职业优势仅仅是“工作经验”、“工作能力”；而这些往往是在先获得身份之后，靠消耗国家资源“锻炼”出来的。给农民工同样的“身份”，自然也可以锻炼出来。因此，这种一般性的工作技能，我们不视为“知识资本”。

在资产阶级法权被彻底消灭之前，以知识构成个人资本具有相当的“合理性”，“知识小资”往往表现为社会的进步力量。而“身份”则属于封建等级性质的，因而“身份小资”往往表现为社会的反动力量。

改革开放前，中国小资产阶级由教师、医生、技术员、行政人员…等组成。他们都是社会地位几乎无差别的“国家干部”。

改革开放后，中国当代小资随着利益分化，在观念上也逐步分化出“左”“右”来。“左”“右”的区分最容易表现为对党、国、民族的不同态度，我们简称之为“党认同”（或“体制认同”）而各派的“党认同”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也呈现出不同的变化。

（一）恢复新民主义——“资本主义复辟”

“美酒飘香歌声飞”“再过20年我们来相会”；流溢出80年代初中国当代小资难以掩饰的自命不凡。在阳光明媚的早春，他们一边擦拭着伤痕的泪花，一边呼叫着“外行不能领导内行”“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向劳动阶级夺权，完成了一次具有“革命”意义的、被赞颂为“第二次解放”的社会变革。——这被后来的共产主义者指认为“资本主义复辟”。

毛泽东自60年代后就一再警告“资本主义复辟”。然而，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在80年代，中国根本就不存在一个资本家群体和权利资本化群体，谁来复辟？，中国从来都没有实行过经典的资本主义，何谈“复辟”？

许多人也许从来就没弄清楚过，在中国社会主义改造之前，曾经存在过一种啼笑皆非的社会形态——新民主主义（本文习惯写为“新民主义”）。按定义，“新民主义是无产阶级领导的资本主义”。 因此，毛泽东所说的 “资本主义”指的就是新民主义。毛泽东一再要打倒的“走资派”指的就是在新民主义时期坚持新民主义秩序100年不动摇；进入社会主义时期还要想方设法恢复新民主义秩序的党内当权派。也就是说，“走资派”本质上就是“新民主派”。

80年代发生的那场社会“革命”，就是在党领导下，以知识小资为主体所进行的全面恢复新民主义秩序。

1979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拨乱反正”，为新民主派平反昭雪；将《75宪法》的“无产阶级专政”恢复为《54宪法》的“人民民主专政”；把带有群众自治色彩的“革命委员会”恢复为政府机制；《82宪法》还将“全民所有制”不动声色地诠释为“国有制”；在企业恢复利润效益和厂长工程师负责制；在农村将人民公社恢复为新民主义土改后的小农平均地亩制度。

后来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即“‘三七开’决议”，“七分成绩”肯定的就是党的新民主主义部分，“三分错误”否定的就是毛泽东的社会主义运动部分。

历史证明：“资本主义复辟”就是“新民主义复辟”。

虽说复辟后经30多年对新民主义的突破，中国当前的社会形态和经典资本主义已无质的差异；虽说这也是新民主义复辟的必然结果。但依然保留了许多新民主义的重要社会形态。如：党的领导、平均地亩制度等。

（二）小资产阶级政党

根据定义，新民主义是“无产阶级领导的资本主义”； 然而，客观的历史是：在新民主义革命时期，除了上海、武汉等少数城市存有为数不多的产业工人外，中国并不具有规模化的无产阶级群体；新民主义革命的主体是农民，工人阶级是呆在城市里等农民革命军去解放的。处于新民主义“领导”地位的到底是谁？实际上是一个以知识分子为骨骼所组成的政党；所谓“无产阶级领导”，说破了就是党的领导

那么，这个由“信仰”了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所建立的政党到底是什么性质的？通常的观点认为：在毛泽东逝世之前，是无产阶级政党。

难道这个结论就真的无可置疑了吗？

不是。

在本文之前，至少有斯大林和“国际”认为中共不是一个工人党，而是一个“农民小资党”。

“农民小资”的提法是违背中国现实的——因为中国和俄国的情况很不相同。自明朝中叶以来，由于人口的增加、土地的兼并、小农的破产，中国的大部分小农就得不到“自耕”标准了，他们连地主、资本家、官员、教授家丫鬟的地位高都没有，根本就没“资格”小资。然而，中共不是工人党而是“小资党”的说法却是成立的，只不过应当把“农民小资”替换为“知识小资”；因为“知识小资”才是党的骨骼（组织）和灵魂（意识形态）。—— “假小资”农民，被“真小资”以“无产阶级的名义”领导着。

知识分子领导农民，本身并不是问题；任何规模和复杂的社会活动都必须有知识分子的参与和领导。革命既是“大活”又是“细活”，当然需要知识分子。问题在于：“无产阶级的名义”和“无产阶级”之间能划等号吗？难道知识分子只要“信仰”了共产主义就必然改变其小资属性？从而成为真正的“无产阶级知识分子”？

这又是一个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的问题。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一个人的阶级立场取决于他的阶级地位与阶级利益——社会存在与社会实践。严格说来，“共产主义理想”不仅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组成部分，反而是马克思多次批判的东西。“大同”与“乐园”的观念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梦想，“共产主义理想”既不是马克思的发明，也不是马克思的发现（注）。要不是因为阶级斗争血腥，地主资本家或许比工人农民更愿信仰共产主义。那么，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是什么呢？是“劳动价值论”与“剩余价值论”——即“阶级斗争学说”；和在此基础上建立的科学社会主义。所谓“信仰的阶级”是一种子虚乌有的东西；信仰可以制造出一种基督教文化，但从来没听说过能够制造出一个“佛教阶级”或“伊斯兰教阶级”来，就算是对共同科学的信仰也没有能造就出一个“物理学阶级”。

注：柏拉图认为，一个管理好的国家应该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不应该有私人的房屋、土地和其他私人财产，甚至妻子、女儿也应视为公共财产。（见《柏拉图：理想国》第201页-商务印书馆-1997年。）

“信仰”不仅改变不了一个人的阶级地位，用它来改变一个人的阶级立场也是不靠谱的。重庆有个甫志高，信仰共产主义，在酒馆中兴诵《共产党宣言》、醉唱《国际歌》，后来在“老虎凳”面前信仰不着调了，牵连了江姐、许云峰等四百多人，史称“挺进报事件”。据说甫志高的原型涂孝文在后来被国民党处死时，同样还高唱《国际歌》，信仰溜达一圈又回来了。有人会说，“这不是信仰的问题，而是信仰动摇的问题”。哦，信仰原来是会动摇的；那么如何才能治疗“动摇病”呢？我看“信仰论”者能开出的处方恐怕就只有“洗脑药水”了。还要再问一句，“信仰”和“迷信”到底有什么不同？我记得有一个笔名为‘寒梅’的海外左派民族大义妹妹，谈起“信仰”眉飞色舞，据说是她让美国的白领阶层信仰了毛泽东。她是这么理解的：

左派的迷信叫信仰，

农民的信仰叫迷信；

粉领的偷情叫爱情，

工妹的爱情叫偷情。

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只有当“阶级利益”融入一个人的社会实践而成为行为动机时，才能确立阶级立场，成为阶级斗士；在这之前，所谓“阶级的信仰”充其量不过是激励话语而已。

然而，超越阶级的社会实践是十分苛刻的。一个穷人很难去实践高尔夫球场的绿茵与阳光；小资的口袋里只要还有几枚铜板，就很难实践到饥饿的滋味。

因此，小资产阶级通往无产阶级的历程是艰辛而遥远的。阿托尔斯泰用 “在清水里泡三次，在血水里浴三次，在碱水里煮三次”来描述小资向劳动阶级背叛的炼狱过程。作为信仰共产主义的杰出代表，瞿秋白在《多余的话》里坦诚：一生都“不能成为无产阶级的战士”；他在最后的反思中意识到：脱离了无产阶级实践的共产主义信仰，“不免是‘捉住了老鸦在树上做窝’，不免是一出滑稽剧。”应当说明，瞿秋白在这里的反思依然是小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內察”，依然不具有实践的意义。

是毛泽东而不是陈独秀、瞿秋白能够从小资背叛到工农立场上来，是他们不同的社会实践决定的。毛泽东投身于无产阶级解放运动，深入工农的生活和实践，行工农所行，思工农所思。为转变到无产阶级立场奠定了基础。也就是说，只有阶级的实践，才有阶级的立场。这个过程用宗教语言表达，就是“以主性情行事为人，方能与主合二而一” 。这也使我们理解了毛泽东为什么要求知识分子和劳动人民“同吃、同住、同劳动”。

对于共产主义“信仰”问题，历来有不同的观点。

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而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１卷第４０页）——也就是说，马克思描述的科学社会主义是一种运动，不是理想，而是批判；不是对未来的理想，而是对现实的批判；不是对乐园的向往，而是对资本的反抗。马克思甚至辛辣地嘲弄忽悠之乡的红歌派们：“‘革命’本身成了某种像童贞女马利亚之类的东西，理论成了信仰，参加运动成了祭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２卷第６０２页）

邓小平却有许多肯定共产主义信仰的提法，比如“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是中国革命胜利的一种精神动力。”（《邓小平文选》第３卷第６３页）

续1 ht[URL=]tp://www.here4news.com/article/3322526[/URL]

续2 链接出处

刘少奇则认为，仅仅“信仰”还是不够的，还要再来点“修养”。

以上，我们从“信仰不等于阶级属性”（社会意识不决定社会存在）的原理出发论述了“小资党”的可能性。而80年代以来的中国当代史和全部中共党史却证实了“小资党”猜想的真实性。——只有把中共看成是一个小资产阶级性质的党，很多历史谜团才可以得到解释。

假如中共是一个比较彻底的无产阶级政党，为什么1976年10月的高层“资产阶级政变”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在一夜之间改变党的无产阶级属性？为什么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资产阶级路线”可以在一个无产阶级政党内畅行无阻？老左派说是上了邓小平的当，“当”是那么好“上”的？这种说法是不是和“不是我们无能，而是共军太狡猾了”的电影台词一样喷饭呢？找一个没人的地方打自己的嘴巴子去，都比“上当”这种苍白无力的推诿来得爽。——恩格斯早就明确指出，1848年欧洲革命爆发和失败的原因“不应该从一些领袖的偶然的动机、优点、缺点、错误或变节中寻找，而应该从每个经历了动荡的国家的总的社会状况和生活条件中寻找”。

符合逻辑的解释是，这个诞生于“五四运动”小资背景，壮大于小资以“民族大义”纷纷加入“抗日民族统一阵线”的政党，本质就是一个小资产阶级“民族党”；虽然借来共产主义作为最高纲领，但广泛、深厚的小资基础却要求党只以最高纲领为“团队精神”，而以最低纲领为经营内容。是毛泽东依靠农民和后起的工人阶级，多次试图把它改造成一个工人农民党，最后没有成功。改造是一种外在的强力，一旦毛泽东去世，强力消失，它就恢复了本来面目。

一个组织的阶级属性由什么决定？首先是它的经济基础，其次是它的组织结构，而政治纲领往往是处于受制约、受支配的地位。比如：从经济基础看，上海周恩来中央的经济基础是国际经费，而苏区朱毛的经济基础是打土豪，这就决定了中央倾向于服从国际，而朱毛则倾向于保护农民武装；从组织结构看，如果某一处组织的结构是“单线联系”，那么上线的指示就是最高纲领，下线是不允许考虑是否和政治纲领相抵触的；从政治纲领看，世界上从来没有一个政党把“反人民”设定为自己的政治纲领。谁都知道国民党的政治纲领是“三民主义”，但国民党的大地主、大资本家的经济基础和大军阀的组织结构决定了它无法完成这一历史使命，从而被“小资党”抢班夺权。

（补遗：当本文碎片在《华岳论坛》被零散披露时，有左派批评本段“严重混淆了‘经济基础’与‘收入来源’的差别”。实际上，说“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是“经济基础”对于整个社会形态来说的；而“经济基础”对于具体的人，用中国老百姓的话说就是“吃谁的饭，给谁干；端谁的碗，归谁管”。在左派那里，“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都是高尚的学术；本不应该和“饭碗”这种庸俗的玩意有半点瓜葛。）

如果我们能够从阶级基础出发而不是从名义出发来定位党的性质，就很容易解释农民战争时期“毛泽东所代表的‘农民武装’和王明-周恩来所代表的‘小资中央’”两个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也很容易解释抗战时期毛泽东“阶级利益”与王明、彭德怀、项英“民族大义”之间的斗争；更使我们理解了毛泽东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关于“资产阶级就在党内”“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等一系列科学论断。

这里，我觉得有必要多浪费点笔墨把毛泽东和王明、彭德怀、项英在抗战时期的斗争过程和本质讲清楚。

毛泽东与王明路线的斗争分前后两次，第一次是井冈山-瑞金时期毛泽东“农村路线”与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国际路线”的斗争；以毛泽东被边缘化，又遵义复出为过程；这段历史史家多有评述。

第二次以1937年“洛川会议”和王明回国后“十二月会议”的路线对立开始，直到1947年蒋介石扒掉“民族大衣”，搞起“阶级裸斗”，大肆进攻解放区；小资们“和平民主新阶段”“进城搞议会斗争”的梦想彻底破灭结束。整整10年，毛泽东也曾一度被边缘化和孤立。这段历史史家解析不足。

（请参阅《苏拉密：亮剑，一卷民族主义的梦呓》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17/201007/163405.html）

1935年7-8月，共产国际召开第七次代表大会，为建立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要求中共“联蒋抗日”，放弃打倒蒋介石和其他帝国主义的口号。王明在大会上发表了《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革命运动与共产党的策略》，提出“阶级斗争应从属于民族斗争”的理论，得到了国际支持。1937年王明从苏联回国后召开了“十二月会议”，在山西前线领导华北敌后抗战的周恩来、彭德怀以及北方局的刘少奇，在南方坚持游击战争的项英都参加了。会议通过了“一切经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切服从抗日”。的宣言，淡化了“洛川会议”路线。

会上，王明和毛泽东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解说各执一词。此时毛泽东虽已经获得军事主导地位，但在政治上尚没有力量对抗来自国际的“民族大义”路线，毛泽东的“阶级利益”没有得到认同。

彭德怀在回忆中承认他“在会上并没有支持毛泽东同志的正确路线，也没有拥护或反对王明的错误路线，是采取了一种模棱两可的态度”。（《彭德怀自述》）（“没有拥护或反对”是彭德怀一贯的抵赖方式）

毛泽东后来说道：“十二月会议我是孤立的，我只对持久战、游击战为主，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原则是坚持到底的。”

据史料记载：十二月会议后毛泽东已处于被边缘化状态，“在公开场合虽然表示拥护党的这条新路线，但在这段时间里，他除了去抗大以外，很少露面。”

1937年底，中共中央长江局（武汉）的王明、周恩来，背着毛泽东、张闻天擅自以中央名义发表《中共中央对时局的宣言》，主动提出了“统一指挥、统一纪律、统一武装、统一待遇、统一作战计划”的招安要求。蒋介石非常高兴，希望王明等“在汉相助”，共商国是。

1338年2月，在延安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王明又提出了“军事上服从国民政府统一指挥”的主张。和蒋介石 “一个军队”“统一军令”遥相呼应。

毛泽东提议：“在今天的形势下，王明同志不能再去武汉”，但是，毛泽东的要求未能得到大多数的认可，会议否决了毛泽东的提议。为了给毛泽东“下台阶”，会议决定：“王明同志（去武汉）一个月再回来”。但是，王明根本就没有执行这一规定，直到10月六届六中全会召开，才回到延安。

会议上毛泽东发表了《关于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的讲话。

毛泽东论述到：“保存党派和阶级的独立性，保存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不是因合作和统一而牺牲党派和阶级的必要权利，而是相反，坚持党派和阶级的一定限度的权利；这才有利于合作，也才有所谓合作；否则就是将合作变成了混一，必然牺牲统一战线。”

这时的毛泽东虽已稳固了党的领袖地位，但对国际肯定过的“阶级斗争应从属于民族斗争”这一“统一战线的根本原则”依然不能公开否定。毛泽东只得采取“抽象肯定、具体否定”的方式进行迂回抵抗。

毛泽东接着讲到：“在民族斗争中，阶级斗争是以民族斗争的形式出现的”。这句话隐含了：民族斗争是形式，阶级斗争是内容，“形式服从内容”的哲学命题；和王明的“阶级斗争应从属于民族斗争”的观点是完全对立的。

但是，对于小资产阶级来说，“民族大义”是沁人心脾的。本文作者曾经论述：不是因为小资不需要阶级利益而专好“民族大义”，正是为了本阶级利益的最大化才专好“民族大义”的。——民族的本质是文化认同，而资本无国界，劳动无祖国，只有知识分子才是民族文化的稳定载体；所以“民族大义”就成了他们的专属阶级利益。从中国元朝文人深情怀恋腐朽的大宋王朝，到法国作家都德的《最后一课》里的法文教师，他们的“民族大衣”无一不包裹着职业-饭碗-地位的活生生利益要求。（见《苏拉密：网游启示录-屁股时代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17/201010/190630.html》）

在小资党内部，王明的“民族大义”具有天然的土壤。是蒋介石一定要搞阶级斗争杀他们，为了活命他们才不得不跟着毛泽东搞起阶级斗争。但无论是来自蒋介石还是王明的“民族大义”口号，都无时不让小资心痒难耐、跃跃欲试。中共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两支农民武装，都为小资的本性难易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在早于王明回国的1937年10月，彭德怀主导的“华北军委分会”就下发了《目前华北战争形势与我军任务的指示》的小册子，对“洛川路线”进行修正，受到了毛泽东的批评。小册子说，如果改善国民党在山西的军事领导，加上八路军的积极影响和配合，就可以争取获得“战略上的反攻”，“改变华北战局”。彭德怀和王明回国后的“民族大义”路线可谓心有戚戚。

从一些史料可窥见彭德怀鼓吹王明“民族大义”路线造成的影响。《陈赓日记》1938年1月3日记述：“读德怀同志传达中央政治局会议之一部，深感过去对统一战线的认识确有模糊之处，以致在运用上发生缺点，而且引起了友党政府发生不必要摩擦，……抗战是每个中国人的共同要求，目前是抗日高于一切，统战是抗日的基本要素（特别是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统战），因此一切服从统战的利益。过去对国民党的转变确是估计不足……”

“（十二月会议后的一个时期）共产党对八路军的绝对领导作用有些降低，党的政治工作也有些削弱，从而发生了个别军官逃跑和国民党勾引八路军官兵叛变的现象” （《彭德怀自述》）

彭德怀后来承认：“没有真正地认识到毛泽东同志路线的正确性，而是受了王明路线的影响，在这些原则问题上模糊不清”。

“对王明路线，我只是在具体实践行不通时，才被迫抵制的，认识是不深刻的。”

（可参阅：1945年中共华北地方军队同志座谈会http://baike.baidu.com/view/3201738.htm）

“百团大战”就是“民族大义”路线的军事体现。

彭德怀不顾毛泽东多次电示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发动群众、创建根据地”“坚持依傍山地不打硬仗”的基本原则，在未经批准的情况下就调动40万大军，发动了一场长达107天（加之29天预备时间共计131天）的大规模损耗战。“为肯骨头咯掉牙”，“歼敌五千、自损一万”。

百团大战中八路军阵亡（含失踪、被俘）约6500人，伤一万多人，共计17000人（不含民兵）；日军阵亡（含伤死、失踪、被俘）2700人-3000人，伤约6000人，共计9000人（不含伪军）。

八路军牺牲的这6500人，精华是毛泽东从雪山草地的九死一生中带出来的江西子弟兵，是革命的“种子”。

百团大战后，日军抽出“正面战场”的15万兵力对华北根据地进行了野蛮的报复和疯狂的扫荡。对八路军和根据地的生存造成了严峻的威胁。大扫荡使华北的老八路伤亡过半。以冀中根据地为例：因力量悬殊过大，主力只好退出，冀中被敌1600多个据点分割，根据地变为游击区，有所谓“一枪能打穿根据地”之说。直至1944年才恢复到大扫荡前的水平。给根据地人民带来的灾难也是毁灭性的。如1943年3月，彭德怀在辽县（左权县）一个村庄召集一个地方干部会议，与会者饿得连坐都坐不稳，彭德怀只好请大家躺在炕上开会。

邓小平在1943年评价：“百团大战中本区军事力量过于突出暴露，不仅自己伤亡很大，元气不易恢复。且警惕了敌人对我们的严重注意，也产生了不利的影响。”

更早的1942年，有着“当代孙子”之称的刘伯承将军评价：刻意强调正规军，放任地方部队，为了片面取得政治影响、仓促上阵。“如果百团大战不打不行，也不是这种打法；更不是运动战、尤其是阵地战这样的打法；而是要用全面游击战争的打法。” 《刘伯承：晋冀鲁豫抗日民主根据地现状的报告-1942-04-30》

刘伯承这里所说的“政治影响”，指的就是指某人要打出“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 正规军的国家尊严来，打出民族大义的气势如虹来。打出民族英雄的千古流芳来。

在1945年“华北座谈会”上，彭德怀承认：“1940年的百团大战……在政治上也是错误的。过早暴露了自己的力量，把日本军队主力从正面战场吸引过来，有利于国民党……这很明显是民族义愤模糊了阶级立场”。

“（和国民党）‘互相帮助，互相发展’的提法是受了王明路线影响，‘过高估计了国民党军队的力量及其进步性’。”（《彭德怀自述》）

“百团大战”的消息传到蒋介石耳朵，许多国民党高级将领恍若梦中惊醒，无不惊呼：“共产党在华北怎么会有100多个团？再加上山东、冀南等地的游击武装该有多少？”

“百团大战”惊醒了蒋介石的“防共”警惕，给后来的“皖南事变”埋下了祸根。

“皖南事变”也是民族大义的“经典牌局”。

在王明和周恩来长江局（后迁部重庆改为南方局）的直接领导下，项英以“华中特殊性”反对毛泽东的“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坚持统一战线，坚持统一，坚持抗战。”他认为，一切工作的发展，都要经过统一战线。面对国民党的磨擦，项英认为是地方上国共合作不彻底造成的。“不是统战的问题，而是统战不彻底的问题。”

毛泽东多次电示新四军要“果断北移”，但项英对国民党的“阶级斗争”缺乏准备和安排，强调北移困难，行动能拖则拖，以至于全军覆没。研究者指出：“皖南事变”的根本原因在于项英不相信毛泽东关于“蒋介石一定要彻底消灭共产党”的判断；他相信蒋介石的“民族大义”超过相信毛泽东的“阶级利益”。

1947年11月，毛泽东在“杨家沟会议”《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中对这10年斗争历史作了简要的总结：

“抗日战争时期，我党反对了和这种投降主义思想相类似的思想，即是对于国民党的反人民政策让步，信任国民党超过信任人民群众……我党对于这样一种软弱无能的腐朽的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的思想，进行了坚决的斗争。……这样，就不但保证了我党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时期能够战胜日本帝国主义，而且保证了我党在日本投降以后蒋介石举行反革命战争时期，能够顺利地不受损失地转变到用人民革命战争反对蒋介石反革命战争的轨道上，并在短时期内取得了伟大的胜利。这些历史教训，全党同志都要牢记。”

（三）小资产阶级国度——新民主义

新民主义的本质就是“三民主义”。

新民主义是中国小资产阶级从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三民主义的一路风雨选择。从“十月革命一声炮响”借来的只是件小资用以“救国救民”的工具和标新立异的外衣，目的和内容仍然还是三民主义——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三民主义其实也借鉴了不少社会主义，新民主义的许多纲领和政策都是国民党制订的。比如作为新民主义最强劲动力的土地改革——“耕者有其田”的纲领是孙中山提出的，“二五减租”“翻本免息”“土地赎买”等都是国民政府颁行的法令，但是国民党自己搞不定，中共却坚决要帮助搞定，不接受帮助，就越俎代庖。——在“新民主义是‘无产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的定义里，“领导”就是取而代之。

“4.12”国共决裂的内在原因竟然是中共坚决地执行了国民政府的土改法令，篡夺了农民运动的领导权。后来，陈诚和蒋经国同志在台湾也搞定了土地改革的“新民主义”。可见，新民主义原本就不是中共的专利，作为原创人的国民党，在适当的条件下也完全有能力使其“产业化”。现在想来，“4.12”大屠杀原来是为了保护“知识产权”不受侵犯。

新民主义是中国小资产阶级领导农民所进行的革命和建立的社会形态，也是最符合中国小资产阶级利益的社会形态。新民主义革命目标和成果之一是小资产阶级成为社会领导力量——小资党取得政权，小资取代旧官僚成为国家干部；之二是农民分得土地从而奠定社会安定局面；之三是建立民族资本主义；从而圆满中国小资产阶级自鸦片战争以来生生不息的民族崛起、国家富强之梦。对于中国小资产阶级来说，这是一片乐土：外对帝国主义扬眉吐气，上无需仰大资产阶级的鼻息，中有良民炊烟袅袅，下有劳工勤劳朴实；小资们满腹经纶地操持着他们的祖国。

党和新民主义的小资性决定了复辟的必然性。新民主义革命胜利后，小资产阶级建立了既可称为 “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也可说是“小资产阶级资本主义”的理想王国。然而，是毛泽东“背信弃义”，利用工农力量和在党的最高纲领上的合法名义，搞起了“三分错误”的社会主义运动，背离了新民主义。大跃进、人民公社打乱了新民主义的经济秩序和革命成果，文革又真的尝试起了“无产阶级领导一切”，“五七干校”和“上山下乡”试图将革命的胜利者沦入被改造地位。

小资产阶级的怒气集中表现为1976年的“4.5运动”。“4.5运动”可以看作是小资产阶级寻找阶级领袖的“呼唤运动”。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他们从《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的导师风范、从《沁园春.雪》的帝王气象中找到了领袖；毛泽东越来越走向他们的反面，他们就寄希望于周恩来；周恩来逝世他们把目光投向邓小平；邓小平遭到“五人帮”重创，他们从绝望里发出呐喊。——后来有一出以“4.5运动”为背景的话剧《于无声处》，核心台词就是“沉默啊沉默，不在沉默中灭亡，就在沉默中爆发”。几年后的1984年，“35大庆”成了小资的狂欢节，“小平您好！”恰如梦里寻他千百度的灯火阑珊。邓小平后来高度赞扬“‘4.5运动’为‘拨乱反正’奠定了群众基础和思想基础”是绝无半点虚情假意的。

只要党在被改造为真正的无产阶级政党之前仍然处于主导地位，它领导小资产阶级“拨乱反正”恢复新民主义秩序就是一种历史的必然。没有邓小平也会有李小平。

姚文元根据毛泽东授意撰文《从资产阶级民主派到走资派》，这里的“民主派”显然指的是“新民主派”，因为中共从来不是旧民主革命的主体。文章论证了“新民主派”与“走资派”的历史继承性和历史必然性。

在这里毛泽东示意姚文元谨慎地隐去“新”字，是高深莫测的。莫不是因为“新”字代表了党的主体吗？若不隐去“新”字，就意味着毛泽东承认了改造党的失败？意味着毛泽东将选择和党的决裂？对于毛泽东来说，这也许是难以解脱的历史桎梏。

要是姚文元不死，也许还会写一篇《从走资派到当代左派》；现在我来写，因为我活着。新老小资产阶级左派在指责“资本主义复辟”的时候，从来就不敢承认自己这个阶级就是“复辟”的主体，整个小资产阶级整体都是“走资派”；只是“复辟”后过了一阵子，其中有一部分人感觉并没有捞到多少好处，复辟的胜利成果被另一部分人攫夺了，于是就气哼哼地成了左派，急头红脸地到党那告状，让人家把成果“吐”出来还给他。他们从来就不认为，分赃不公是复辟的必然结局，不是他霸占就是你霸占。再给他们一次机会，他们还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复辟。

（四）小资产阶级体制

土地小农化（农民分土地）和体制小资化（小资当干部）是新民主义革命的成果也是新民主义社会形态建立的基础。在革命和建国初期，由于新旧体制更迭、百废待兴，也由于教育落后的历史状态，一名高中或初级师范水平的人，只要拥护党，就会被动员“参加革命队伍”进入国家体制。初期的国家体制包括党、政、军机关，还包括教育、文化、科技、医疗卫生、交通通讯…等国家事业，工作人员均属于国家干部（或国家职工）。新体制不仅吸纳了几乎所有“知识分子”，而且还在“土包子”革命战士中“速成”了一大批 “知识分子”。包括旧体制遗留的“清白”人员也被改造利用，可谓“天下英雄尽入彀中”。分了土地的小农在快乐地耕作，得了名分的小资在兴奋地为国效劳——“世界上最大的小资国” ——温铁军语，在踌躇满志地前行。

然而，一个社会所能养活的“以知识为资本”“以脑力为工具”的小资不是无限的，政府财政所能承载的工作人员则更少。即便是当今美国这样经济、科技、文化、教育高度发达的社会，眼下也被过量的中产白领阶层拖累虚拟化、空壳化、泡沫化。可想而知，就当时中国的发达程度，若没有大规模的实体经济支撑，仅仅靠“干革命开工资”的“凯恩斯”经济是不可能将越来越多的小资全部纳入体制的。也就是说，小资“傍”体制的新民主义是不可持续的。

新民主义的另一条腿“土地小农化”也不会永远都诗情画意。随着人口骤增，人均土地越摊越薄，原本勉强能维持的“自耕自足”将面临“耕而不足”。一些不善经营的、缺少劳力的、好吃懒做的农民一碰到生老病死的关卡就习惯性卖地，新的土地兼并已有了苗头。自然状态的农业又旱涝不保收。小农化在觊觎着工程化、集约化、规模化的大农业。

随着体制的稳定、教育的发展和连续产出，到了50年代中期，党已经不敢再像建国初期一样动员高中水平的青年学生“参加革命队伍”了，而是鼓励他们成为“祖国的建设者”、“普通劳动者”。

50年代中期后，国家开始进行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国家体制”随之扩大到经济部门。“国营”（包括地方国营和大集体）正编工人和国家干部没啥差别，都属于“国家职工”。

然而，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数目最多的农村人民公社，未被纳入国家体制，社员未能获得以工资制度、供应制度、退休制度、医疗制度、票证制度等“俸禄制度”构成的体制身份，仍然停留在“民”的等次。

小资和工人吃上“俸禄”当了“官”，而曾经的革命主力军却为人做嫁衣，依然完粮纳税、听天由命、生老病死。虽说这是千百年来历史的延续，也是国家优先发展工业的战略导向和“工人阶级”领导地位的体现；但是，这种体制性的等级制度合理吗？应该延续和能够延续吗？毛泽东很愤恨地说这叫“资产阶级法权”。一生追求平等、为农民说话办事、依靠农民夺取了政权的毛泽东，进行人民公社化的“农村社会主义改造”，就是为了能够在不久的将来把人民公社也纳入国家体制，但这个努力终被80年代的“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化为泡影。

这里，我们看到有一支新的强大力量在兴起——“工人阶级”加入了国家体制。也许是毛泽东深刻认识到了“小资党”的问题，想通过“工人体制”来实现对“小资体制”的改变。但现在看来，通过“缔造”方式产生的“工人体制”并不见得比“小资体制”能好到哪里。

工人队伍在建立之初的1956——1970年，还是充满生机的。和农村的交流非常便捷，农民加入工人队伍相当容易。“大跃进”、“大三线”，每年都有成千万的青年农民自愿报名加入工人队伍，而在国家建设出现波折或低潮时，工人也可以随时“转业”为农民——就和现在的农民工差不多。当年在豫北一带流传着“高小毕业，西安打铁；啥也不会，鹤壁挖煤”的谚语，这个“就业指导大纲”反映的就是农村青年加入工人队伍的随时性。

• 苏拉密：论张宏良左派的阶级基础和历史使命（授权转载）

由于城乡差别的历史继承和城市就业的压力，工人队伍的活力在1970年以后逐步消失，农民不再能成为工人队伍的后备军。城市知青和工人子弟“下乡插队—招工返城”的途径成为工农之间非常“表面化”的交流方式；就算这种“表面文章”随着1979年的知青大返城也彻底结束。工人队伍对农民表现出强烈的体制“排他性”。——不在乎你的知识体魄有没有农民子弟高，你能当工人就是因为你是干部子弟、工人子弟、城市青年——只要不是农民，似乎谁都可以当工人。历史遗留的城乡“二元化”到此达到极致。

工人阶级的“体制化”，使工人阶级和小资一样“傍定”国家成为“官人”。当自己的革命先辈和同盟军——农民，在经过社会主义集体化改造而越来越显示出无产阶级属性时，而新生的工人阶级却蜕变为“官”。他们通过享用国家对农村的征收而成为间接的“剥削者”；通过对工业产品的优先享用而成为特权阶层——工贵；“工贵”的本质是小资。

如果说在70年代中国有一个阶层最接近无产阶级的话，那绝不是模仿小资体制缔造出的体制工人，而是通过社会主义集体化改造的农民——既不私有基本生产资料：土地、和中型以上的农机具，也不拥有国家体制的“隐资本”。

“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无产阶级自己”——当占社会人口80%的农民尚处于基础生产资料（人均耕地）非常匮乏、相对于大自然的解放十分有限、却还在为工业建设艰苦地“挤”出剩余产品的历史阶段；任何其他社会各阶层去谋求自身的“优先解放”，都必然走向反动。工人阶级尤为突出，因为这意味着背叛。

这种体制化的“工人阶级”到底算不算是无产阶级？他们身上流淌的到底还是不是 “最先进”“最革命”“最无私”的血液？

1967年，武汉“百万雄师”用自己的行动和立场如是向历史发问。

有人说，没有私属生产资料，就是无产阶级。但请不要忘了，体制、身份、地位、特权也可以给人带来利益，只要能够带来劳动以外的利益就是资本。要不凭啥你的子弟可以加入工人队伍而农民子弟就不行？我们在以后的“企业改制”中会看到一种叫做“买断”的政策，所谓“买断”就是动用国有企业的净资产置换正编职工的身份。不是资本凭啥人家和你置换？不是资本凭啥在同一个国企中你就可以比农民工多拿几倍？而且农民工在干苦活、重活、累活、危险活时你们做监工？如果以前你还可以说是知识的差异，那么现在农民子弟和其他体制外青年也都本科、专科化了，凭啥不能和你同等待遇？你是不是还可以说是“技术”的因素？你的技术是不是练出来的？其他人为啥就没资格用国家的材料设备去练技术？更有甚者，从破产倒闭的集体、地方企业流入国有打工的技术工人，干着技术活，拿的还不到体制内“吃干饭”人员的1/3。

你比别人多吃多占多分配凭的就是身份！身份就是你的资本。别人可以不眼红你，因为公务员比你更“身份”，但你也绝无资格说自己是无产阶级。

只要资产阶级法权还存在，文化知识不可避免地会成为资本，包括劳动阶级拥有的技术也同样具有资本的性质。但一般说来“知识小资”是社会的进步力量。当年的知识小资敢主动玩“深入基层”，不怕太“深”了撂在那被体制落（là）下（华罗庚就“深”出了“优选法”“统筹法”）。眼下的“知识小资”敢无视体制玩“跳槽”“下海”“打拼”，你“身份小资”敢吗？靠“身份”多吃多占，是社会的寄生虫，是最腐朽的阶级，比产业资产阶级还反动。说是“小资”，实际根本不配一个“资”字，说“封建余孽”倒还差不多。

左派领袖张宏良与“真左派”领袖周群异口同声要求“回归主人公地位”，代表的就是“身份小资”被大资和知识小资挤兑得“资”不起来了的眼泪和哀号。（见《张宏良：栾平的哀号，李涯的眼泪…》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22/200906/87914.html）。

什么是左派？“身份小资”尚处于体制内但被边缘化了，求告老板“想当初你重用我的时候我可比他们忠心”的叫左派。（张宏良个人当属知识小资，正因为有“知识”，才有资格当身份小资的代言人）

什么叫“真左”？“身份小资”被体制彻底踢出，威胁主子“踢了大爷你们‘玩不转’，大爷迟早要回来收拾你们”的叫“真左”。

左派、“真左”都不过是想要改善和体制的关系，没人打算把体制作废。所以，左派主张“护场子”，“真左”声称要“接盘子”，没哪个要“踢场子”“砸盘子”的。

左派的反动性就在于对体制的依附性与寄生性。进一步说来，这种反动性甚至超出了体制本身；因为他们比体制自身更在乎体制。据说在中国历史上，曾经有张良要遣散家奴去刺杀秦始皇，家奴们哭天抹地说：“主人可不能丢下我们啊，你走了我们怎么活哇！”。这就是“身份小资”的“更”。体制可以选择自我改变，“身份小资”决不答应体制有变。

若一个老板在一个项目上玩不转了，虽然老子心情很沉重，但为了保存实力东山再起，或换个地方继续当老板，宣布倒闭未尝不是一种方案；公司的“知识小资”可以神色坦然地选择换槽，“此处不养爷，自有养爷处”；而“身份小资”可就惨了，揪住衣襟，抱住大腿：“主子，我们怎么办啊？”。我们经常在QQ群、IS频道听到左派的类似口气：“千万可不敢颜色，颜色了高官都有绿卡，可以飞美国享福去，丢下我们百姓在国内受苦！”左派们说的“百姓”恐怕是“身份小资”吧？对于破产农民、城市贫民、农民工、失业学生来说“换盘子”也许还是个机会；特别是失业学生，赌对了筹码说不定还能捞一把。就算啥机会也没有，大不了是换个人来剥削压迫，又能坏到哪里去？只是新老板来了会养一批新的奴才，眼下的“身份小资”要想再“蹭”上“铁饭碗”可就不那么容易啦！

言归正传。在农民之外，体制依然不能接纳所有城市小资。党在50年代中期以后，就开始动员青年学生“上山下乡”；戏剧《朝阳沟》反映了这段历史——上山下乡并不是文革才有的。上山下乡的知青仍有优先机会被招入体制。未能招入体制的也有优先机会成为乡村教师等职业，但有了一个本质的不同，叫“民办教师”——“体制外小资”产生了，小资也被体制分割。据统计，50年代中期以来，先后有4000万城市知青参加过“上山下乡”。

在文革的“五七干校”、干部下放、干部插队落户等运动中，也有很大一批小资被边缘化或从体制排出。

毛泽东提出消灭三大差别——城乡差别、工农差别、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差别，同时也是消灭体制差别——“官”与“民”的差别。 知青“上山下乡”和文革“打倒干部”“下放干部”“干部能上能下”“选拔工农干部”“开门办大学”“社来社去、队来队往”“升职不升级（吴桂贤）”“升职不转干（陈永贵）”…等一系列改革措施，何尝不是为了打破体制垄断、砍剥体制的庞大、促进体制新陈代谢？以将体制的差别降低到最低？有未经查实的数据显示：1968年，北京市的干部由文革前的5万多人减少到1万多。

与体制的封闭性、排他性相反，农村则敞开了宽广的胸怀，一方面以“剩余产品”供养体制，一方面以人均耕地被“摊薄”为代价接纳上亿的（知青、下放干部、下放工人）体制冗余；而且还在默默地创造着消灭“二元化”、被体制“认同”的条件。

70年代中期后，农业工业化、农村社会化、农民工人化已曙光初见。

以北京郊区双桥人民公社为例：在1975——1981年，双桥人民公社改制为“双桥农场”，生产大队为“分场”，实行职工工资化，干部国家化。分场和国营农场几无差别，分场厂部设有政工组、农工工会、妇联、工业组、农业组、渔业组、多种经营组、农工学校、医院、俱乐部…等机构。农工可与同地区城镇集体企业对调流动；干部或由国家派遣或由农工“以工代干”。

以河南省沁阳县西向人民公社第五生产大队第八生产小队为例：由于开办玻璃钢工业， 1975年，八队的集体存款已达30多万元。现在看30万不过就是一个科级小官僚一次受贿能拿到的数字，但在1975年农村建造一所占地300 m2、建筑面积100m2的3开间新农村院落，造价仅为500—1000元。30万约折合当今的3000—5000万。而这个生产队才20多户、150人左右。也就是说，平均到每个家庭都有今天的200万。八队当时定的工资为99元，相当于17级干部（县委书记）、老红军、八级工（上海102元、北京90元）的水平，发生过“正式工”要求退职回家当农民的事。

在全国更普遍的范围，农业学大寨和水利、机械、化肥等工业成果推动了农村发展，社队企业如雨后春笋。新兴的社队企业和原有的城镇集体企业享有同等地位。

体制在拒绝农民，而农民却在追求体制。这种追求也许包含着对体制消极因素的嫉妒与渴慕；但是，一个包括了所有社会成员的体制就是“无体制”，就是对体制的反动，就是打倒体制。这就如同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考察报告》描述的那样，“牙床”本不是什么好东西，“滚一下牙床”却是革命！虽说消灭了这样的差别还会产生那样的差别；但是，消灭现存差别就是革命。

因为中国的农民最吃苦、最贫穷、最低层；只有消灭差别，他们才能够获得自身的解放。因此他们才能够成为消灭差别的最坚决动力；因此他们担负起了本应工人阶级担负的历史使命；从而放射出了无产阶级的夺目光辉。

但是，在中国农民迎来工业化解放与社会化解放的万顷霞光之前，人民公社被社会主导力重又得到强化的小资产阶级解体了。以农民的“小生产”习性为“可接受”的前提，以社会主义运动创造的水利工程、农田基本建设的现代化成果为可依赖的基础， “联产承包责任制”将农村恢复为“现代小农体制”。一刀斩断了农民与他们以战争赢得的国家体制、以及用他们剩余产品奠基的工业体系的所有联系；任其自生自灭。为日后的“三农”问题埋下了祸根。但是，更加值得骄傲的是，体制差别、二元化、“三农”问题、小农破产…等因素的叠加作用，为继承了先辈无产属性的“农民工”——大器晚成的中国真产业工人阶级播下了龙种——正因为被剥夺了所有机会，他们彻底绝望；正因为被“二元”，他们遭受多重的歧视压迫；因此，他们更加嫉恨体制，更加革命。

（五）、党的离弃——小资产阶级和新民主义社会的没落

1976年的“4.5运动”是小资对领袖的呼唤，同时也是对体制的回归呐喊。拨乱反正以来，平反昭雪的，落实政策的，知青回城的、弥补损失的、抚慰伤痕的、高考升学的、大学毕业的，民办转正的、军人转业的、接班顶替的、特权安排的、统战需要的…甚至已经按“社来社去、队来队往”政策回到农村的工农兵大学生也被重新分配。一拨一拨的小资涌入了体制。出现了“夫妻局、父子科，外甥打水舅舅喝”的喧嚣。邓小平把毛泽东剥离或挡在外面的小资全部拉回体制，团结到自己身边；聚集了阶级斗争的力量，也背上阶级没落的沉疴。

满载着回归体制的欣喜若狂，在80年代初期，小资不仅自身不分左右，而且和党也是高度一体化的。党和邓小平“拨乱反正”，把他们从“十年动乱”被工农改造的悲惨境地中解放出来，他们没理由和党玩什么“左派”“右派”的歪门邪道。“解放思想向前看，同心同德干四化”是党和小资的共同话语。“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科学的春天”“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外行不能领导内行”；为了获得领导阶级的名份，竟然还自贬身份声称“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认真说来，体制工人才是小资的一部分呢！“小平您好！”标志了小资对党和领袖的高度阶级认同。那段时期党简直可以更名为“知识党”。

对于毛泽东的社会主义运动（大跃进、文革），“拨乱反正”曾有过一个左右逢源的大好局面。既可以像“分浮财”一样释放社会主义的物质积累，立竿见影地彰显自己；又可以平反社会主义“冤案”，积累“恩遇资本”。

但是，再多的积累也有挖空的时候，再大的恩遇也不能光感恩不吃饭。当正反积累耗尽，体制的庞大令财政捉襟见肘。就在1984年这个小资的盛世，邓小平一边享受着成就感，一边在琢磨着打算“甩包袱”的四个字：放开、搞活。就是以市场为导向，让企业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独立核算、允许破产。为了保住小资体制的运行，先把工人从国家体制中踢除。工人阶级终于也有了要被体制“外化”的一天，我估计有不少农民在幸灾乐祸。在这之前，让回城知青“自谋出路”就让农民们偷着乐了好几年。

农民自有“乐”的道理。一方面因中国战略力量的生成而具有了和美国战略妥协的资格，不再需要“深挖洞广积粮”。免除了“储备粮”任务，农民一夜之间忽然发现可以啃上白馍馍了；另一方面为了突出“‘包产到户’就是好！”，为给即将到来的城市经济改革树立样板；连续几年提高农产品价格，并倾斜政策鼓励农民发家致富。农村呈现出一派 “希望的田野”。

不及农村的好运，1984年开始的城市经济改革就表现得颇为惊心动魄。

财政能力远跟不上体制的膨胀和腐化，就只好靠“赤字财政”和“贷款财政”来维持。除了部分企业靠贷款上交利润、发放工资奖金外，连党、政、军、事业单位都一哄而上为贷款而“办企业”。1988年，人民币“百元大钞”问世。发钞的结果是不可避免的通货膨胀，在尚处于“短缺经济”的80年代“发钞-通胀”的效应尤为激烈。通胀在“计划内价格”无法实现，就扑向“计划外价格”；造成了“内”和“外”几倍至十几倍的落差。这落差又催生了最早的权贵资本家——官倒。中央只好咬牙“价格闯关”——取消价格双轨制，完全市场化。这一闯不要紧闯出了大海啸般的“抢购潮”。“抢购潮”为第二年的“6.4”打下了深刻的社会基础。“抢购潮”和“6.4”一起标志着第一次城市经济改革的失败。

（资料：1988年8月19日，中央决定改革物价：少数重要商品和劳务价格由国家管理，绝大多数商品价格放开，由市场调节。引发抢购，短时间内全国居民储蓄锐减300亿元。相当于2010年增加20万亿货币冲向日用零售市场）

1986年以后，小资就觉得不妙。除了少数成员被“年轻化”“知识化”“化”为“官僚”外，更多小资的经济利益并没有随着“知识”和“人才”的桂冠而提高。工资不涨物价飞涨，家庭生活量入为出。眼看着体制内当官的掌权的摆起官派头，公开声称“有权不用，过期作废”，为自己大捞好处；体制外的承包人、倒爷、个体户等“新阶层”活得虎虎生风，农民的日子也过得有了滋味，失落感和嫉妒心油然而生。虽然党屡屡许诺“要让教师的收入超过公务员”，但“干四化”的豪言壮语还是被“做导弹不如煮茶叶蛋”“操手术刀不如操杀猪刀”的现实取代了——小资最不乐见的劳心者与劳力者利益倒置。80年代下半期小资的经济地位就已经和社会地位不能保持同步了，小资们的精神优越感与囊中羞涩感交织在一起，“精神贵族”成为小资们的自嘲。

改革的“深化”渐渐地让小资的精神也优越不起来了，感觉由“不如意”变成了“不好受”。其一，“小资产阶级官僚体制”内部已严重分化，形成了凌驾于该体制之上的“权贵官僚阶层”。在以前，普通干部和领导同属于小资产阶级，并不比领导矮多少，仗着“干部人事制度”的保护，可以给领导提意见，和领导论资格、攀高低、摽心眼、耍手段，即使领导烦透了也无可奈何。现在可不行了，惹火了领导随时都会被退回人事部门，等着的是“不管不问”的“冷板凳”，或支农、扶贫。小资在体制内已处于受支配的地位，变得越来越“乖”。其二，大款、能人进政协、受特聘，成为党依靠的力量。小资以往对“土财主”嗤之以鼻的风度也矜持不下去了。其三，小资体制的“安全性”也受到了威胁。1987年以后，官方媒体就开始批判“进了大学就如同进了保险箱”的“包分配”制度，并“鼓励”人才流动和干部下海——“人才”们若对待遇不满，领导就会和言善语地“提醒”你：“可以流动或下海嘛”。

体制内分化出的权贵官僚阶层和体制外“新阶层”在崛起，小资产阶级的经济地位与社会地位在衰落。小资产阶级作为社会领导阶级的地位开始没落，小资的理想王国——新民主义道路也熬到尽头。

“6.4”的本质就是中国当代小资产阶级在领导地位沦陷前的恐慌和挣扎。——若无此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动因，普通学潮绝无可能发展成为惊天动地的大事件。“地位危机”造成了小资和党关系破裂，“争民主、反腐败”不过是一篇用来“说事”的童话。

从“4.5”到“35大庆”再到“6.4”， 也就10多年的光景，中国当代小资产阶级历经了一次跌宕起伏的爱恨沧桑。

当年毛泽东曾以“劳动化”来限制体制规模和缩小体制差别。而邓小平“反其道而行之，”对小资体制全面强化。起初，靠积累也着实让小资们“美酒飘香”了一阵子；“一份报纸一包烟，一杯茶水泡一天”成了小资舒适的“官生活”；但正常社会无法供养已经非常庞大、而且还在急剧膨胀的“小资产阶级官僚体制”；这是小资产阶级没落的根源。没落，是“小资产阶级官僚体制”寄生性统治的必然结果，是中国当代小资产阶级不可抗拒的历史宿命。他们的领导地位将被新的力量取代，这个力量就是官僚阶级和新生资产阶级的同一体——“官僚-资产阶级”

小资产阶级的寄生性也决定了他们的依附性。小资要么归顺资产阶级，要么投诚无产阶级，绝无可能长久“自立为王”。人类不可能在“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或“小资产阶级资本主义”这种搞笑的社会形态中长期驻留；新民主义的历史使命就是“过渡”——要么过渡到社会主义，要么过渡到资本主义。

毛泽东早在50年代初就深刻地认识到了打破新民主义秩序的必然性，并主动向社会主义引导。针对当时党内流行的“确立（巩固）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的观念，毛泽东说：“‘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这种提法是有害的。（因为）过渡时期每天都在变动，每天都在发生社会主义因素”；“‘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的想法，是不符合实际的，是妨碍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的。”（《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1953年6月15日》>>《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81页》）

邓小平出于小资产阶级的利益、立场，依靠“小资产阶级官僚体制”的强大力量、中国社会深厚的小资产阶级基础，领导党和小资产阶级再次恢复新民主义，但这次是通往资本主义。

一直到1996年之前，小资自身都没有分化出像样的左右来。但其间小资的“党认同”发生了变化。在1986年以前小资与党是高度一体化的， 1987以后先是对党怨言满腹，然后又发展为背心背德。这倒不是因为小资变了，小资还是小资，而党却在“与时俱进”。党正在摆脱“小资党”的属性，向“官僚-资产阶级党”蜕演。几年后“三个代表”理论的建立和“资本家可以入党”的组织原则更新，标志着党转性完成。

财政无能、小资愤怒的现象一直延续到90年代中期。特别是1994年朱镕基实行“分税制”，中央拿去了几乎所有好税种，把大把的小资的饭碗撇给地方财政，而地方还没学会“经营城市”的“土地财政”，中小企业又纷纷倒闭，地方只能靠“罚款财政”、 “纵罪罚罪”的“钓鱼财政”、计划生育的“抢劫财政”维持，小资们的工资、经费、医疗费经常被克扣、拖欠得一塌糊涂。自1979年“开春”以来，小资碰上了结结实实的“倒春寒”。

比小资还要惨痛，体制职工遭遇的是滚滚“寒流”。198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试行）》规定允许全民所有制企业破产；1988年《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颁布：国营企业实行“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独立核算”；《1988年宪法修正案》追认：“国家允许私营经济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存在和发展”。

进入90年代，中国经济已由短缺经济转型为“过剩经济”，开工不足、产品滞销、巧取豪夺、化公为私困扰着所有企业。企业把车间、分厂一块一块地承包给“能人”“大款”。职工长期待工、工资无法兑现，医疗福利已实际消失。物价上涨、养家糊口都成了奢望。很多职工被迫开辟了很“失身份”的第二职业，比如摩托车载客、摆地摊、卖淫等聊以为生。

不过呢，小资和体制职工在这之前还都获得了一些现在看来十分重要的利益：子女安排、福利住房，坚持守住了“身份”，即便将来会被体制“踢出”，也赢得了被买断、低保的资格。这些都是农民做梦也追求不到的，虽说农民进城打工已不再是白日做梦，但却得不到这些“身份”利益。城乡二元化表现出更加本质的“身份鸿沟”而不再是以前表面上反映出的“职业鸿沟”。

三、中国当代阶级分析—兼论左右派的阶级属性与体制根源

（一）左右分化的体制根源

伴随着经济和社会生活的风云变幻，中国的社会价值体系犹如人格分裂；——官方意识形态与社会思潮对立着。

一方面，党推行“甩包袱”的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必将带来全面的自由主义社会思潮。——按照“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原理，只有那些采取了自由主义原则的人，才有可能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捕到鱼摸到虾。

另一方面，党又坚持“保党国”的集权主义，集权主义要求党必须在拆毁的“阶级-革命”价值观废墟上构建“党-国-民族”——“三位一体”的官方意识形态。“党啊妈妈”“共和国旗帜”“龙的传人”“大汉盛唐”“振兴中华”“民族复兴”“拼搏崛起”…成为这个时期党的主旋律。

这里就出了问题：你让人家自由竞争去找饭辙，却要求人家吃饱后去膜拜“三位一体”，人格不分裂才怪呢！

为了江山社稷要坚持“三位一体”，为了市场经济又要容纳自由主义，甚至有时还得眉来眼去地挑逗一番。这就如同交际花周旋在几个男人中间，分寸很不好把握。

左派在追述这段历史的时候，自觉不自觉地混淆了“自由主义社会思潮”与“党-国-民族——‘三位一体’官方意识形态”二者的不同，责怪是党刻意主导了自由主义。实际上，党的“健康力量”从来都是反对自由主义的，党的“健康力量”从来都是党的主流力量。也就是说，假如我们按目前左派们的左右划分标准，党推行自由主义市场经济可算是右；而在政治上坚持党的领导、坚持民族大义、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对颜色革命，从来都是左。

党采取经济自由主义与政治集权主义两条路线，邓小平称之为“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左派经常用“打左灯、向右拐”来责怪党，这是有失公允的。实际上，打左灯是党的本意，向右拐是“小资产阶级复辟”的必然；一旦上了这条道想不拐都不行。就像抽上了大烟，戒断意愿的“左灯”，抵挡不住满足烟瘾的“右拐”。——小资产阶级庞大的寄生性统治体制要吃饭要穿衣，不仅要比以前吃的饱、比劳动阶级吃的好，而且还要脚不沾泥、头不冒汗、西装革履、风度翩翩。任何当家人都会想办法踢出一部分人。毛泽东采取的是与工农结合的“劳动化”，邓小平采取的是用市场竞争来“两极分化”。不选“劳动化”，你就必须选“两极分化”。

党的政治路线与经济路线的“言行不一”，为日后小资分化为 “左派”“右派”埋下了体制根源。

回过头来，我们可以这样说：后来的左派、右派都应当算是邓小平的衣钵传人，虽然左派右派从不同的立场出发骂邓小平；但是，左派右两派又都坚持了邓小平的其中一个方面；右派坚持邓的经济原则——自由主义，左派坚持邓的政治原则——党-国-民族的“三位一体”。邓小平不仅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也是中国当代小资左右派的总掌门。

邓是“左右总舵”的观点，也体现在邓小平对官僚左右派的成功整合上：在小资尚未分化出左、右派之前，邓小平已可以驾驭陈云、邓力群等左派和赵紫阳、李锐等右派双方全都 “为我所用”。

北京有一位老人，用诙谐智慧的语言道破了这个让很多人都为之迷惑的问题：“左蛋、右蛋都是邓小平生的蛋；新左、老左全是邓左”。

体制内官僚阶层的“高高在上”、体制外新生资产阶级的“意气风发”让“碌碌无为”的小资心怀妒意，曾经“被改造”的历史伤痕还在隐隐作痛；历史与现实驱动着小资要去寻找另外的道路。于是，美国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和意识形态成了中国小资追求的目标。这个时期小资的价值观与立场，按目前左派们的左右划分标准，应该算是“整体右派”。现在左派中的很多人，在那个时期也都属于“整体右派”。作者苏拉密在《强国论坛》有一位敬佩的兄长，他的《远逝的钟声和逼近的贫困http://www.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no01/1/305817.shtml》《1949年，时间开始了！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14/200512/3845.html》在左派群体广为流传；他的笔名就叫‘右而左’。‘右而左’反映了中国当代左派脱胎于“整体右派”的心路历程。‘右而左’老兄不仅语言艺术犹如惊涛拍岸令人叹为观止，也是左派中较早对张宏良提出思考的人。

（二）左右派的阶级属性与体制属性

中国当代小资真正分化出左右两大阵营是90年代中期以后的事；不过，这种分化开始于邓小平 1992年“南巡”。

“胆子再大一点”“不问姓资姓社”，1992年邓小平南巡就是要打破新民主义秩序，向资本主义挺进。邓小平已经认识到了毛泽东早就认识到、而邓小平却一直不服气、不甘心的问题——小资产阶级新民主义不具有可持续性。这意味着邓小平由此而成为资产阶级代理人，党也不再甘心一直“小资”下去。

任何社会变革都必须具备相应的阶级基础和利益集团。恢复新民主义靠的是小资产阶级，但小资体制的庞大和寄生性使得他们在恢复了社会领导地位之后却无法形成坚固的“既得利益集团”。从政治上说都是统治阶级，从经济上说又都属于“无利益阶级”；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如果经济无“利益”那么政治就会无“地位”。“无利益阶级”是一种乌托邦，仅小资内部“出人头地”的倾轧都无法使之延续，更不要说官僚-资产阶级已经开始挑战。

（注：如何在未来把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和经济利益结合起来，从而形成强大的利益集团，同时又不重蹈“体制化”、“国家化”的覆辙，是每一个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和马列毛主义者需要思考和探索的课题。）

没有坚固的既得利益集团作为基础，任何统治都难免遭遇“6.4”的尴尬：平时就怨言漫天飞，“一根筷子吃肉，一根筷子骂娘”；一遇动荡更是推波助澜、“鼓破乱人捶”。“6.4”着实让邓小平出了一身冷汗。虽说改革已改出了官僚阶层和倒爷、承包人、个体户等“新阶层”，但由于体制的巨大惯性，“新阶层”往往需要看官僚和小资的脸色、在官僚统治和小资管理的强大国家体制面前，他们只能在缝隙中求得生存和发展；况且他们在道义上也处于下风。虽说“倒爷”充满了海盗般的传奇色彩，令小资心旌摇曳，但“倒爷”一词在社会潜意识中并没有获得“干部”一样的褒义，凭着身份养尊处优的小资也没胆量去尝试海盗的浪漫。新阶层仍保持着对体制的戒备和敌视。“官僚阶层”一时成了无阶级基础的“孤家寡人”——失去了旧有的小资产阶级基础，而新的阶级基础尚在形成之中。没有一个阶级肯挺身而出维护其统治，最后需要靠“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来搞定。

阶级力量不足的困局迫使邓小平在“6.4”以后的3年中采取了低调和蛰伏，“让子弹飞一会儿”未尝不是一种高明的策略。“6.4”把党内右派送上了祭坛，党内左派在陈、江、李领导下对改革的烂摊子进行整顿。这就是第一次“左转”，也是新民主义的回光返照。

任何“炼石补天”的努力都阻挡不了小资产阶级的分化。90年代后，中国已经“产能过剩”，产能过剩使经济活动包含了大量的“零和”因素——市场就那么大，只要你多生产一点，我就得少生产一点。在竞争原则下，就必然要发生破产、兼并的财富集中。这为官僚垄断资本的形成创造了条件，也促成小资产阶级进一步分化出无产阶级或资产阶级；仍保留在小资行列的，性质也由“主人公小资”转化为“雇佣小资”。

更值得大书特书的是，农村在“包产到户”之初确实呈现了“希望的田野”，但那是计划经济“计划”出来的。农产品提价，免征“战备粮”都是国家计划的结果。但在市场经济中，农业天然不具有市场竞争的优势。特别是在加入了WTO的国际市场后，小农已整体破产，小农回归了无产阶级行列。（ “整体破产说”和下一段“农民收入计算”详见《苏拉密：“中美国”，民族矛盾的背后…>>第二章-分配的倾斜》http://www.wyzxsx.com/Article/finance/201008/170828.html）

严格说来，包产到户形成的“小农体制”也是一种“身份资本”——不具有农民“身份”也无法获得“责任田”的承包权，但是，这个资本的获利性极小。本文作者详细计算得出，“小农体制”的土地正常受益为户均（5口之家）年收入4000元、人均年收入800元，比城市最低户均年收入6000元（2口人领取低保、无其它收入）还要低。人均年收入800元，只占农村人均全收入的13.5%，城市人均年收入4.0%（2010年）。除了这一点点微薄的收入来源于“小农体制”外，农民的其他收入就彻底来源于完全无体制的“无人身依附、自由出卖劳动”。

也就是说，对于普通“包产到户”形成的“体制农民”来说，“土地使用权”的资本性是可以忽略不计的，他们的几乎所有收入来源于打工——“无身份工人”。因此，可以看作“纯无产阶级”。

毛泽东曾经想要工人阶级做为党的阶级基础，便推动“小资党”在社会主义运动和工业化过程中“缔造”了“体制工人”，但“体制工人”本质仍属于小资——本来就是“按照小资的模样造人”。而现在邓小平则需要一个强大的资产阶级作为党的阶级基础，同样也可以“缔造”。但缔造的结果一定会和官僚阶层十分相像——因为缔造者已经是“官僚党”了。

南巡后的“企业改制”就是专业制造资本家的宏大工程，不挥动如此大手笔不足以在短时期内造就出一个足够强大的资产阶级。靠个体户、私营企业那三脚猫功夫，恐怕再过50年都不一定发展出像样的资本家阶层来；而且官僚阶层对偷偷摸摸的贪污腐败也失去了耐心，他们需要更加直接的攫取。

破产、零转让、贱卖、股份制、贡献赠股、业绩送股、管理层持股...一夜之间就由官僚阶层衍生出了一个庞大的资本家阶层。

改制使中国的资本也发生了新的分布，由小资产阶级性质的“体制职工平均国有制”转化为“官僚垄断国有制”和“资本家所有制。

伴随着“官僚-资本阶级”的横空出世，是几千万“体制职工”被“砸三铁”踢出体制——下岗；在农村则是更加惨烈的“市场化”导致“体制小农”整体破产。

“体制职工”有的被买断，有的是先行扫地出门，然后给了一些补偿。被踢出的“知识小资”拿了补偿后扬长而去，换个地方继续“体制外雇佣知识小资”了，被踢出的“身份小资”较少部分沦为“城市贫民”或回归农村，大部分还是在忿恨中保住了“市民阶层”。

我们需要说明的是，“市民”在当代中国也具有“身份资本”的性质，要不怎么叫“二元化”。当下岗职工转化为“一般市民阶层”后，往往和体制还保持着或多或少的、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他们一方面对体制的“翻脸不认人”耿耿于怀，一方面对“过去的好时光”延留着依恋和幻想。因此，他们往往是“红歌派”的构成部分。

他们和体制仍保留的联系大致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许多下岗职工拥有的“福利住房”、“小产权房”等本身就是原有“体制身份”的延续。2010年，中国农业产值只占社会总产值的9.60%，说明城市是经济生活的主体。在城市拥有住房、拥有家庭是取得分配的“超劳动”因素。比如，就业成本低、可便利地介入零星第三产业经营、可顺利地融入市民社会（马克思对此论断道：“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6页》。因此，一个人所处的社交层面，具有鲜明的阶级属性）…等。有人认为生活住房不属于资本，那么我们问：“富士康”的职工宿舍算不算资本？你把城市看做个“大富士康”，再把城市住房看作“大富士康”内的“职工宿舍”就行了。

其次，下岗职工可优先获得“城市低保”、失业救济等，这是破产农民做梦都不敢想的“美事”。当然，按规定再就业后会失去“低保”和救济。事实上呢，申领低保时确实是规定了很多苛刻条件，比如：不准安装电话、要参加社区义务劳动、每月（或每周）报到一次…等，但多数形同虚设。不让安电话可以用手机，社区义务劳动可以让亲属代劳，每月报到可以不走得太远…目前中国领取城市低保为2500万人左右，再就业或不充分就业后仍在领取低保的不在少数。这样，他们比民工在同等就业情况下却可以比民工多领取一份“低保金”。——这也是“体制身份”的延续。

再次，下岗职工可以获得再就业“优待”，有的优待条件已转化为“资本”。在下岗的初期，党为了“稳定压倒一切”，至少做了一些“促进再就业”的表面文章。比如，追着给你颁发“个体执照”，有的还开办了“下岗职工市场”；下岗职工可以很优惠获得摊位和执照。后来不仅摊位可以几倍转租出去，“执照”也可以每月几百元转租。有的为“下岗职工”办理了“摩的许可证”，现在三轮摩托载客许可证可以每月800元转租给外来民工（相当于营运收入的1/3）。有夫妻都办了“摩的”的，每月先收租1600，如果还找不到好的营生就到广场和退休职工一起“红歌”去——这同样属于“体制身份”的延续。

还需要说明，有一部分“城市贫民”严格讲来根本就不属于“市民”。因为他们除了“非农业户口”外，在城市一无所有，不包括在任何“城市居委会体制”内，未进入保障部门的统计、管理范围，无处申领低保、失业救济，看病也没有百分之多少的报销，就业不稳定，也未能融入当地的市民社会。比如：“城市漂流族”。这部分人从“政治经济学”角度无疑属于无产阶级；但他们大都还在讲究“‘茴’字有四种写法”，或者“梦”还在，因而从“社会学”角度他们尚未加入无产阶级行列。

经过剧烈的分化，留在体制内的小资可分为公务员、教师等“财政小资”，和国企正编职工的“国有小资”。但随着所有制的嬗变，他们都从“主人公小资”降为“雇佣小资”；成为官僚-资本阶级的依附和“分肥”阶层；地位虽然降了，但利益却专一了；他们和官僚-资本阶级构成了“利益同盟”。

在不讨论小业主、小股东、自耕农、“土地资本化农民”等物质性小资的情况下，体制内外各种职业小资和“一般市民阶层”构成了中国当代小资产阶级主体，大约有3.5亿人口左右。其中，对体制最敏感的是“身份小资”、体制退休职工等，他们唯恐体制再发生什么变化。他们或者因为年龄已折腾不起，或者没多少可依赖的知识技术去另谋饭碗，体制要是再出了问题，他们可就“形如丧家”了。他们中的一部分人虽然也会被体制利益“边缘化”，有时也充满了妒忌——看见靠近利益中心的恨不得扑上去咬一口；但体制对于他们来说，“不是亲爹，但还是亲舅”。至于那些紧密围绕着体制中心的“身份小资”，应该算是“虽没本事但很会孝顺”的亲儿子吧。

据说，在一次讲座后，有人提问了“无产阶级”的问题；据说（还是据说），张宏良恼羞成怒地反问：你说，什么是无产阶级？你们谁是无产阶级？

那么，让中国的社会现实，让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对现实的剖析来回答张宏良的反问吧！

厦门郊区有一个靠出租“格子间”给外来打工者的农民业主，在经过了多年的观察与思考后认为可以根据人们的“家居”特点，把中国现社会划分为“流动”和“定居”两大阶级。这种划法咋一看很荒谬，细琢磨却暗合马克思的学说。

“流动”，非常符合无产阶级“没有任何人身依附性、自由出卖劳动”的本质。正因为小农破产、正因为下岗后得不到“低保”和像样的再就业“优待”，正因为毕业后不能按照“预期值”加入“体制”或“体面职业”，他们在传统驻地无法生存，不得不背井离乡去“流动”，到他处“讨生活”；但是，在能够“讨”得的地方，他们又买不起房、成不起家、交往不起社会…而又不得不在一定的时间段（一般是逢年过节，而并非农忙）千里迢迢“流动”回老家进行家庭生活和社会生活，从事 另一种“生产”——“人类自身的再生产”——娶妻生子、繁衍人口的“劳动力再生产”；正因为他们对资本和“体制”没有一点点诸如“保障局”、“摊位”等期盼和顾虑；他们才能“无牵无挂”地去“流动”！

李玉和说“无产者四海为家”，其实这是剧作者缺乏无产阶级实践的“想当然”，准确的说法是“无产者四海无家”；老“家”盖的房子虽还可以，就是没资格留去住；“家”里倒是娶了老婆，就是没资格一起生活。正应了耶稣的话：“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太八：20）。本文作者爷爷一辈上世纪30年代就是“破产农民打工仔”，弟兄四个没有一个人能在上海安家的；父亲这一代托共产党、毛主席的福全当上了体制职工，都能在城市安身立命。

“流动”还是“定居”，这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在“经济活动”的同时，还能不能进行正常的家庭生活和社会生活？这是区别“无产阶级”和“非无产阶级”的一种“生动”划分。这种划法也反映出城市风景的泾渭分明：民工吃饭的小饭馆，连比较贫穷的市民都是不去的；在公交车上，如果不是挤，民工旁是没人择座的；如果附近住了一群民工，市民们就会警惕民工偷东西…“民工”，一个“民”字划下了他们与城市“官人们”的鸿沟。

寻找中国当代无产阶级不是要到“洛阳周王城广场”的红歌队，也不是要“上”到郑州“黄委会”楼群的“葛丽英沙龙”，而是要乘电梯从葛丽英那“下”来，到“二马路劳务市场”，去领略一下什么叫做“人山人海”和“插标待售”。那还只是零散出卖劳动的“非产业无产阶级”！那些身处深圳、东莞、佛山的外企私企产业工人，那些国有企业的“无名分”产业工人，那些学生工、临时工，那些富士康、广本，那些目无、小宝、止戈、赵理…等熟悉的ID们，他们吃的饭是馊的，每个月只能在网吧上2个小时网；那些在工地的噪音和粉尘中淌汗的民工，那些破产农民，那些城市贫民，他们构成了中国当代庞大的工人阶级和无产阶级群体，他们代表了9亿中国人口，但张宏良找不到！张宏良能找到的都是上午唱红歌中午有饭吃，下午开沙龙晚上有饭吃，晚上听讲座门票100元的“左派工人”，当然不会有无产阶级啦！

官僚-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无产阶级构成了当代中国三大阶级。其中，身份小资和体制割舍不断，纵有怨言，也属“会闹的孩子有奶吃”；知识小资则游离于体制内外、寻觅更好的买家，不在乎华与夷，不在乎国与资。身份小资、知识小资二者不同的“体制认同”大致划定了中国当代小资产阶级派别的左、右分野：左——身份，右——知识。

未完待续

• 苏拉密：论张宏良左派的阶级基础和历史使命（授权转载）

有好多词可以用，不一定非要用傻逼

苏拉密是个高水平战士,张某人是个高水平小丑.

慢慢看.

何必要把话说得这么透呢

有时候含糊一点也有好处,可以团结一些力量。当然这里边不包括张宏良之流。

韩德强的思想是左派中最正确的，以韩德强为代表的非主流左派是左派中最有希望的一派。

我归纳韩德强的主要观点如下：

一.只崇拜毛主席这唯一的一尊神。

二.尊崇春秋战国时代百花争鸣时的原版传统文化。

三.反对“市场迷信”、“民主迷信”、“自由迷信”、“制度迷信”、“历史进步论”、“物质决定论”。

三.认为马克思主义也有不正确的地方。

四.对文革和改革都用两分法，同时认识各自的合理性与缺陷。

五.经济上以计划经济为主导，市场经济为基础。认为“市场是必要的恶”。

对孔子持肯定态度。

对邓以批判为主，部分肯定。

对蒋介石和慈禧是否定态度。

与所谓的左派“基本共性”进行比较

“1、坚持党的领导，坚持健康力量，反对多党制颜色革命。”

基本认同，但党需要党内民主，人民监督，需要坚持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2、坚持民族大义，反对帝国主义，反对中国内斗。”

基本认同。但国内可以通过合法手段进行斗争。

“3、坚持国有垄断资本，反对私有自由资本。”

国有垄断资本需要逐步从官僚垄断转化为公共垄断。

私有资本可以发展，但必须在政府的监管下发展，不能危害社会利益。

如果把邓胡赵和改革开放切割开，就可以在否定他们的同时保持党的历史的连续性。

可以这样来解释：改革开放本来是好经，被歪嘴和尚给念歪了。

从最近纪念华国锋的文章可以看出，华国锋也是要搞改革开放的，所以从理论上这个想法是可行的。

改革开放的错误主要是思想上的堕落，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具体到改革就是私字当头，具体到开放就是洋奴哲学。这些错误集中体现在邓胡赵三人身上。

改革开放的合理性在于承认私心至少在当前无法消灭，所以市场是必要的恶，人自利的动机也可以在制约下用于创造公利。如果是华国锋版的改革开放，可能会对私做一定的妥协，但不会全面缴械投降，比如不会进行全面的包产到户，更不会在城里搞一包就灵；不会全面开放市场，对外商直接投资也会进行严格限制。

两则材料：

一.原吉林省省长张根生在1999年与华国锋交流后留下的遗稿内容摘要：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怎么确定的？华国锋：1977年11月10 日，我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宣布：中央政治局决定，从明年1月起，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

　　建立特区是怎么决定的？华国锋：当时，先是中央几位同志商定，派一个由谷牧为团长，七八个部长参加的去西欧几个国家考察的“国务院经济考察团”。大概是 1978年6月底。考察回来向中央汇报时提出，有的国家建立加工区，把周围封闭起来，吸引外商投资办工厂，不收税，产品直接出口，可引进技术、设备、资金。大家听完汇报后，就议论办加工区的事。赵紫阳、谷牧、登奎等都赞成。就确定由谷牧进一步研究考虑此事。此后征求广东、福建省委意见。习仲勋、项南都很积极。由谷牧牵头酝酿提出建立特区，经政治局讨论同意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建立四个特区。

二.纪念华国锋同志诞辰90周年文章摘录

在稳定全国局势的同时，华国锋同志重视恢复和发展工农业生产，重新发出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的号召。他提出要千方百计把经济搞上去，多次强调革命就是解放生产力，使工农业生产得到比较快的恢复和发展。他支持经济理论界开展的关于按劳分配问题的讨论，肯定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应该实行按劳分配原则。在他推动下，教育科学文化工作开始走向正常，外交工作取得了新的进展。他认为，“一定要学习外国的好经验，其中包括学习科学技术，学习经营管理经验，开展广泛的经济合作”。他还提出，“思想再解放一点，胆子再大一点，办法再多一点，步子再快一点”。华国锋同志在领导揭批“四人帮”和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方面作出了很大努力。　

建议从第二部分读起，第一部分的写作背景交代过于繁琐。

格局无疑是好的，但也必须认识到当下中国随着全球化涌来的滚滚利益，阶级层次已经空前复杂和分化——这又涉及到方法论或者干脆就是世界观的问题。

如果是方法论，就是以什么方式完成阶级社会这个历史阶段，即是不是只有无产阶级专政这条路走的通。而这又会分化成另外3个问题，第一个是取消阶级社会的基础是生产力的发展，而无产阶级专政这条路是否能最适应当下生产力发展的需要。第二个是无产阶级专政如果不是最合适在当前历史条件发展生产力的制度，那么最后阶级社会的实现，是不是以其他制度体系的自行崩溃为条件的？第三个就是不论其他制度是否会自行崩溃，对无产阶级专政制度下的国家和民族来说，到底是保持政权的阶级属性重要，还是生产力的进步重要。毕竟不论压迫性与否，生产力发达的制度是可以先消灭欠发达的制度的，就像奴隶制消灭了原始共产主义制度。而即便日后无产阶级制度再次复兴，也完全可能是在不同国家与民族身上实现。

如果是世界观的话，那就简单了，问题只有一个。那就是阶级社会到底能不能被取代和超越。如果阶级社会是难以被取代的，那么因为无法达到共产主义，无法取消阶级压迫，无产阶级专政和西方普世价值观在实质上就合流了，本质并无差异——这里还要排除以后生产力发达，可以通过殖民外星球、奴役压迫外星文明来维持地球人内部无压迫的伪“共产主义”。

好文！

这是最关键的！

拉萨尔对工运也不是纯然无益

谁叫你们没有社民党呢

就像拉萨尔可以钓到贵族寡妇一样~

拉萨尔对共运也不是没有贡献~

谁叫现在没有社民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