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苏拉密：论张宏良左派的阶级基础和历史使命（授权转载） -- 马前卒

由于城乡差别的历史继承和城市就业的压力，工人队伍的活力在1970年以后逐步消失，农民不再能成为工人队伍的后备军。城市知青和工人子弟“下乡插队—招工返城”的途径成为工农之间非常“表面化”的交流方式；就算这种“表面文章”随着1979年的知青大返城也彻底结束。工人队伍对农民表现出强烈的体制“排他性”。——不在乎你的知识体魄有没有农民子弟高，你能当工人就是因为你是干部子弟、工人子弟、城市青年——只要不是农民，似乎谁都可以当工人。历史遗留的城乡“二元化”到此达到极致。

工人阶级的“体制化”，使工人阶级和小资一样“傍定”国家成为“官人”。当自己的革命先辈和同盟军——农民，在经过社会主义集体化改造而越来越显示出无产阶级属性时，而新生的工人阶级却蜕变为“官”。他们通过享用国家对农村的征收而成为间接的“剥削者”；通过对工业产品的优先享用而成为特权阶层——工贵；“工贵”的本质是小资。

如果说在70年代中国有一个阶层最接近无产阶级的话，那绝不是模仿小资体制缔造出的体制工人，而是通过社会主义集体化改造的农民——既不私有基本生产资料：土地、和中型以上的农机具，也不拥有国家体制的“隐资本”。

“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无产阶级自己”——当占社会人口80%的农民尚处于基础生产资料（人均耕地）非常匮乏、相对于大自然的解放十分有限、却还在为工业建设艰苦地“挤”出剩余产品的历史阶段；任何其他社会各阶层去谋求自身的“优先解放”，都必然走向反动。工人阶级尤为突出，因为这意味着背叛。

这种体制化的“工人阶级”到底算不算是无产阶级？他们身上流淌的到底还是不是 “最先进”“最革命”“最无私”的血液？

1967年，武汉“百万雄师”用自己的行动和立场如是向历史发问。

有人说，没有私属生产资料，就是无产阶级。但请不要忘了，体制、身份、地位、特权也可以给人带来利益，只要能够带来劳动以外的利益就是资本。要不凭啥你的子弟可以加入工人队伍而农民子弟就不行？我们在以后的“企业改制”中会看到一种叫做“买断”的政策，所谓“买断”就是动用国有企业的净资产置换正编职工的身份。不是资本凭啥人家和你置换？不是资本凭啥在同一个国企中你就可以比农民工多拿几倍？而且农民工在干苦活、重活、累活、危险活时你们做监工？如果以前你还可以说是知识的差异，那么现在农民子弟和其他体制外青年也都本科、专科化了，凭啥不能和你同等待遇？你是不是还可以说是“技术”的因素？你的技术是不是练出来的？其他人为啥就没资格用国家的材料设备去练技术？更有甚者，从破产倒闭的集体、地方企业流入国有打工的技术工人，干着技术活，拿的还不到体制内“吃干饭”人员的1/3。

你比别人多吃多占多分配凭的就是身份！身份就是你的资本。别人可以不眼红你，因为公务员比你更“身份”，但你也绝无资格说自己是无产阶级。

只要资产阶级法权还存在，文化知识不可避免地会成为资本，包括劳动阶级拥有的技术也同样具有资本的性质。但一般说来“知识小资”是社会的进步力量。当年的知识小资敢主动玩“深入基层”，不怕太“深”了撂在那被体制落（là）下（华罗庚就“深”出了“优选法”“统筹法”）。眼下的“知识小资”敢无视体制玩“跳槽”“下海”“打拼”，你“身份小资”敢吗？靠“身份”多吃多占，是社会的寄生虫，是最腐朽的阶级，比产业资产阶级还反动。说是“小资”，实际根本不配一个“资”字，说“封建余孽”倒还差不多。

左派领袖张宏良与“真左派”领袖周群异口同声要求“回归主人公地位”，代表的就是“身份小资”被大资和知识小资挤兑得“资”不起来了的眼泪和哀号。（见《张宏良：栾平的哀号，李涯的眼泪…》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22/200906/87914.html）。

什么是左派？“身份小资”尚处于体制内但被边缘化了，求告老板“想当初你重用我的时候我可比他们忠心”的叫左派。（张宏良个人当属知识小资，正因为有“知识”，才有资格当身份小资的代言人）

什么叫“真左”？“身份小资”被体制彻底踢出，威胁主子“踢了大爷你们‘玩不转’，大爷迟早要回来收拾你们”的叫“真左”。

左派、“真左”都不过是想要改善和体制的关系，没人打算把体制作废。所以，左派主张“护场子”，“真左”声称要“接盘子”，没哪个要“踢场子”“砸盘子”的。

左派的反动性就在于对体制的依附性与寄生性。进一步说来，这种反动性甚至超出了体制本身；因为他们比体制自身更在乎体制。据说在中国历史上，曾经有张良要遣散家奴去刺杀秦始皇，家奴们哭天抹地说：“主人可不能丢下我们啊，你走了我们怎么活哇！”。这就是“身份小资”的“更”。体制可以选择自我改变，“身份小资”决不答应体制有变。

若一个老板在一个项目上玩不转了，虽然老子心情很沉重，但为了保存实力东山再起，或换个地方继续当老板，宣布倒闭未尝不是一种方案；公司的“知识小资”可以神色坦然地选择换槽，“此处不养爷，自有养爷处”；而“身份小资”可就惨了，揪住衣襟，抱住大腿：“主子，我们怎么办啊？”。我们经常在QQ群、IS频道听到左派的类似口气：“千万可不敢颜色，颜色了高官都有绿卡，可以飞美国享福去，丢下我们百姓在国内受苦！”左派们说的“百姓”恐怕是“身份小资”吧？对于破产农民、城市贫民、农民工、失业学生来说“换盘子”也许还是个机会；特别是失业学生，赌对了筹码说不定还能捞一把。就算啥机会也没有，大不了是换个人来剥削压迫，又能坏到哪里去？只是新老板来了会养一批新的奴才，眼下的“身份小资”要想再“蹭”上“铁饭碗”可就不那么容易啦！

言归正传。在农民之外，体制依然不能接纳所有城市小资。党在50年代中期以后，就开始动员青年学生“上山下乡”；戏剧《朝阳沟》反映了这段历史——上山下乡并不是文革才有的。上山下乡的知青仍有优先机会被招入体制。未能招入体制的也有优先机会成为乡村教师等职业，但有了一个本质的不同，叫“民办教师”——“体制外小资”产生了，小资也被体制分割。据统计，50年代中期以来，先后有4000万城市知青参加过“上山下乡”。

在文革的“五七干校”、干部下放、干部插队落户等运动中，也有很大一批小资被边缘化或从体制排出。

毛泽东提出消灭三大差别——城乡差别、工农差别、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差别，同时也是消灭体制差别——“官”与“民”的差别。 知青“上山下乡”和文革“打倒干部”“下放干部”“干部能上能下”“选拔工农干部”“开门办大学”“社来社去、队来队往”“升职不升级（吴桂贤）”“升职不转干（陈永贵）”…等一系列改革措施，何尝不是为了打破体制垄断、砍剥体制的庞大、促进体制新陈代谢？以将体制的差别降低到最低？有未经查实的数据显示：1968年，北京市的干部由文革前的5万多人减少到1万多。

与体制的封闭性、排他性相反，农村则敞开了宽广的胸怀，一方面以“剩余产品”供养体制，一方面以人均耕地被“摊薄”为代价接纳上亿的（知青、下放干部、下放工人）体制冗余；而且还在默默地创造着消灭“二元化”、被体制“认同”的条件。

70年代中期后，农业工业化、农村社会化、农民工人化已曙光初见。

以北京郊区双桥人民公社为例：在1975——1981年，双桥人民公社改制为“双桥农场”，生产大队为“分场”，实行职工工资化，干部国家化。分场和国营农场几无差别，分场厂部设有政工组、农工工会、妇联、工业组、农业组、渔业组、多种经营组、农工学校、医院、俱乐部…等机构。农工可与同地区城镇集体企业对调流动；干部或由国家派遣或由农工“以工代干”。

以河南省沁阳县西向人民公社第五生产大队第八生产小队为例：由于开办玻璃钢工业， 1975年，八队的集体存款已达30多万元。现在看30万不过就是一个科级小官僚一次受贿能拿到的数字，但在1975年农村建造一所占地300 m2、建筑面积100m2的3开间新农村院落，造价仅为500—1000元。30万约折合当今的3000—5000万。而这个生产队才20多户、150人左右。也就是说，平均到每个家庭都有今天的200万。八队当时定的工资为99元，相当于17级干部（县委书记）、老红军、八级工（上海102元、北京90元）的水平，发生过“正式工”要求退职回家当农民的事。

在全国更普遍的范围，农业学大寨和水利、机械、化肥等工业成果推动了农村发展，社队企业如雨后春笋。新兴的社队企业和原有的城镇集体企业享有同等地位。

体制在拒绝农民，而农民却在追求体制。这种追求也许包含着对体制消极因素的嫉妒与渴慕；但是，一个包括了所有社会成员的体制就是“无体制”，就是对体制的反动，就是打倒体制。这就如同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考察报告》描述的那样，“牙床”本不是什么好东西，“滚一下牙床”却是革命！虽说消灭了这样的差别还会产生那样的差别；但是，消灭现存差别就是革命。

因为中国的农民最吃苦、最贫穷、最低层；只有消灭差别，他们才能够获得自身的解放。因此他们才能够成为消灭差别的最坚决动力；因此他们担负起了本应工人阶级担负的历史使命；从而放射出了无产阶级的夺目光辉。

但是，在中国农民迎来工业化解放与社会化解放的万顷霞光之前，人民公社被社会主导力重又得到强化的小资产阶级解体了。以农民的“小生产”习性为“可接受”的前提，以社会主义运动创造的水利工程、农田基本建设的现代化成果为可依赖的基础， “联产承包责任制”将农村恢复为“现代小农体制”。一刀斩断了农民与他们以战争赢得的国家体制、以及用他们剩余产品奠基的工业体系的所有联系；任其自生自灭。为日后的“三农”问题埋下了祸根。但是，更加值得骄傲的是，体制差别、二元化、“三农”问题、小农破产…等因素的叠加作用，为继承了先辈无产属性的“农民工”——大器晚成的中国真产业工人阶级播下了龙种——正因为被剥夺了所有机会，他们彻底绝望；正因为被“二元”，他们遭受多重的歧视压迫；因此，他们更加嫉恨体制，更加革命。

（五）、党的离弃——小资产阶级和新民主义社会的没落

1976年的“4.5运动”是小资对领袖的呼唤，同时也是对体制的回归呐喊。拨乱反正以来，平反昭雪的，落实政策的，知青回城的、弥补损失的、抚慰伤痕的、高考升学的、大学毕业的，民办转正的、军人转业的、接班顶替的、特权安排的、统战需要的…甚至已经按“社来社去、队来队往”政策回到农村的工农兵大学生也被重新分配。一拨一拨的小资涌入了体制。出现了“夫妻局、父子科，外甥打水舅舅喝”的喧嚣。邓小平把毛泽东剥离或挡在外面的小资全部拉回体制，团结到自己身边；聚集了阶级斗争的力量，也背上阶级没落的沉疴。

满载着回归体制的欣喜若狂，在80年代初期，小资不仅自身不分左右，而且和党也是高度一体化的。党和邓小平“拨乱反正”，把他们从“十年动乱”被工农改造的悲惨境地中解放出来，他们没理由和党玩什么“左派”“右派”的歪门邪道。“解放思想向前看，同心同德干四化”是党和小资的共同话语。“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科学的春天”“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外行不能领导内行”；为了获得领导阶级的名份，竟然还自贬身份声称“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认真说来，体制工人才是小资的一部分呢！“小平您好！”标志了小资对党和领袖的高度阶级认同。那段时期党简直可以更名为“知识党”。

对于毛泽东的社会主义运动（大跃进、文革），“拨乱反正”曾有过一个左右逢源的大好局面。既可以像“分浮财”一样释放社会主义的物质积累，立竿见影地彰显自己；又可以平反社会主义“冤案”，积累“恩遇资本”。

但是，再多的积累也有挖空的时候，再大的恩遇也不能光感恩不吃饭。当正反积累耗尽，体制的庞大令财政捉襟见肘。就在1984年这个小资的盛世，邓小平一边享受着成就感，一边在琢磨着打算“甩包袱”的四个字：放开、搞活。就是以市场为导向，让企业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独立核算、允许破产。为了保住小资体制的运行，先把工人从国家体制中踢除。工人阶级终于也有了要被体制“外化”的一天，我估计有不少农民在幸灾乐祸。在这之前，让回城知青“自谋出路”就让农民们偷着乐了好几年。

农民自有“乐”的道理。一方面因中国战略力量的生成而具有了和美国战略妥协的资格，不再需要“深挖洞广积粮”。免除了“储备粮”任务，农民一夜之间忽然发现可以啃上白馍馍了；另一方面为了突出“‘包产到户’就是好！”，为给即将到来的城市经济改革树立样板；连续几年提高农产品价格，并倾斜政策鼓励农民发家致富。农村呈现出一派 “希望的田野”。

不及农村的好运，1984年开始的城市经济改革就表现得颇为惊心动魄。

财政能力远跟不上体制的膨胀和腐化，就只好靠“赤字财政”和“贷款财政”来维持。除了部分企业靠贷款上交利润、发放工资奖金外，连党、政、军、事业单位都一哄而上为贷款而“办企业”。1988年，人民币“百元大钞”问世。发钞的结果是不可避免的通货膨胀，在尚处于“短缺经济”的80年代“发钞-通胀”的效应尤为激烈。通胀在“计划内价格”无法实现，就扑向“计划外价格”；造成了“内”和“外”几倍至十几倍的落差。这落差又催生了最早的权贵资本家——官倒。中央只好咬牙“价格闯关”——取消价格双轨制，完全市场化。这一闯不要紧闯出了大海啸般的“抢购潮”。“抢购潮”为第二年的“6.4”打下了深刻的社会基础。“抢购潮”和“6.4”一起标志着第一次城市经济改革的失败。

（资料：1988年8月19日，中央决定改革物价：少数重要商品和劳务价格由国家管理，绝大多数商品价格放开，由市场调节。引发抢购，短时间内全国居民储蓄锐减300亿元。相当于2010年增加20万亿货币冲向日用零售市场）

1986年以后，小资就觉得不妙。除了少数成员被“年轻化”“知识化”“化”为“官僚”外，更多小资的经济利益并没有随着“知识”和“人才”的桂冠而提高。工资不涨物价飞涨，家庭生活量入为出。眼看着体制内当官的掌权的摆起官派头，公开声称“有权不用，过期作废”，为自己大捞好处；体制外的承包人、倒爷、个体户等“新阶层”活得虎虎生风，农民的日子也过得有了滋味，失落感和嫉妒心油然而生。虽然党屡屡许诺“要让教师的收入超过公务员”，但“干四化”的豪言壮语还是被“做导弹不如煮茶叶蛋”“操手术刀不如操杀猪刀”的现实取代了——小资最不乐见的劳心者与劳力者利益倒置。80年代下半期小资的经济地位就已经和社会地位不能保持同步了，小资们的精神优越感与囊中羞涩感交织在一起，“精神贵族”成为小资们的自嘲。

改革的“深化”渐渐地让小资的精神也优越不起来了，感觉由“不如意”变成了“不好受”。其一，“小资产阶级官僚体制”内部已严重分化，形成了凌驾于该体制之上的“权贵官僚阶层”。在以前，普通干部和领导同属于小资产阶级，并不比领导矮多少，仗着“干部人事制度”的保护，可以给领导提意见，和领导论资格、攀高低、摽心眼、耍手段，即使领导烦透了也无可奈何。现在可不行了，惹火了领导随时都会被退回人事部门，等着的是“不管不问”的“冷板凳”，或支农、扶贫。小资在体制内已处于受支配的地位，变得越来越“乖”。其二，大款、能人进政协、受特聘，成为党依靠的力量。小资以往对“土财主”嗤之以鼻的风度也矜持不下去了。其三，小资体制的“安全性”也受到了威胁。1987年以后，官方媒体就开始批判“进了大学就如同进了保险箱”的“包分配”制度，并“鼓励”人才流动和干部下海——“人才”们若对待遇不满，领导就会和言善语地“提醒”你：“可以流动或下海嘛”。

体制内分化出的权贵官僚阶层和体制外“新阶层”在崛起，小资产阶级的经济地位与社会地位在衰落。小资产阶级作为社会领导阶级的地位开始没落，小资的理想王国——新民主义道路也熬到尽头。

“6.4”的本质就是中国当代小资产阶级在领导地位沦陷前的恐慌和挣扎。——若无此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动因，普通学潮绝无可能发展成为惊天动地的大事件。“地位危机”造成了小资和党关系破裂，“争民主、反腐败”不过是一篇用来“说事”的童话。

从“4.5”到“35大庆”再到“6.4”， 也就10多年的光景，中国当代小资产阶级历经了一次跌宕起伏的爱恨沧桑。

当年毛泽东曾以“劳动化”来限制体制规模和缩小体制差别。而邓小平“反其道而行之，”对小资体制全面强化。起初，靠积累也着实让小资们“美酒飘香”了一阵子；“一份报纸一包烟，一杯茶水泡一天”成了小资舒适的“官生活”；但正常社会无法供养已经非常庞大、而且还在急剧膨胀的“小资产阶级官僚体制”；这是小资产阶级没落的根源。没落，是“小资产阶级官僚体制”寄生性统治的必然结果，是中国当代小资产阶级不可抗拒的历史宿命。他们的领导地位将被新的力量取代，这个力量就是官僚阶级和新生资产阶级的同一体——“官僚-资产阶级”

小资产阶级的寄生性也决定了他们的依附性。小资要么归顺资产阶级，要么投诚无产阶级，绝无可能长久“自立为王”。人类不可能在“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或“小资产阶级资本主义”这种搞笑的社会形态中长期驻留；新民主义的历史使命就是“过渡”——要么过渡到社会主义，要么过渡到资本主义。

毛泽东早在50年代初就深刻地认识到了打破新民主义秩序的必然性，并主动向社会主义引导。针对当时党内流行的“确立（巩固）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的观念，毛泽东说：“‘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这种提法是有害的。（因为）过渡时期每天都在变动，每天都在发生社会主义因素”；“‘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的想法，是不符合实际的，是妨碍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的。”（《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1953年6月15日》>>《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81页》）

邓小平出于小资产阶级的利益、立场，依靠“小资产阶级官僚体制”的强大力量、中国社会深厚的小资产阶级基础，领导党和小资产阶级再次恢复新民主义，但这次是通往资本主义。

一直到1996年之前，小资自身都没有分化出像样的左右来。但其间小资的“党认同”发生了变化。在1986年以前小资与党是高度一体化的， 1987以后先是对党怨言满腹，然后又发展为背心背德。这倒不是因为小资变了，小资还是小资，而党却在“与时俱进”。党正在摆脱“小资党”的属性，向“官僚-资产阶级党”蜕演。几年后“三个代表”理论的建立和“资本家可以入党”的组织原则更新，标志着党转性完成。

财政无能、小资愤怒的现象一直延续到90年代中期。特别是1994年朱镕基实行“分税制”，中央拿去了几乎所有好税种，把大把的小资的饭碗撇给地方财政，而地方还没学会“经营城市”的“土地财政”，中小企业又纷纷倒闭，地方只能靠“罚款财政”、 “纵罪罚罪”的“钓鱼财政”、计划生育的“抢劫财政”维持，小资们的工资、经费、医疗费经常被克扣、拖欠得一塌糊涂。自1979年“开春”以来，小资碰上了结结实实的“倒春寒”。

比小资还要惨痛，体制职工遭遇的是滚滚“寒流”。198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试行）》规定允许全民所有制企业破产；1988年《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颁布：国营企业实行“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独立核算”；《1988年宪法修正案》追认：“国家允许私营经济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存在和发展”。

进入90年代，中国经济已由短缺经济转型为“过剩经济”，开工不足、产品滞销、巧取豪夺、化公为私困扰着所有企业。企业把车间、分厂一块一块地承包给“能人”“大款”。职工长期待工、工资无法兑现，医疗福利已实际消失。物价上涨、养家糊口都成了奢望。很多职工被迫开辟了很“失身份”的第二职业，比如摩托车载客、摆地摊、卖淫等聊以为生。

不过呢，小资和体制职工在这之前还都获得了一些现在看来十分重要的利益：子女安排、福利住房，坚持守住了“身份”，即便将来会被体制“踢出”，也赢得了被买断、低保的资格。这些都是农民做梦也追求不到的，虽说农民进城打工已不再是白日做梦，但却得不到这些“身份”利益。城乡二元化表现出更加本质的“身份鸿沟”而不再是以前表面上反映出的“职业鸿沟”。

三、中国当代阶级分析—兼论左右派的阶级属性与体制根源

（一）左右分化的体制根源

伴随着经济和社会生活的风云变幻，中国的社会价值体系犹如人格分裂；——官方意识形态与社会思潮对立着。

一方面，党推行“甩包袱”的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必将带来全面的自由主义社会思潮。——按照“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原理，只有那些采取了自由主义原则的人，才有可能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捕到鱼摸到虾。

另一方面，党又坚持“保党国”的集权主义，集权主义要求党必须在拆毁的“阶级-革命”价值观废墟上构建“党-国-民族”——“三位一体”的官方意识形态。“党啊妈妈”“共和国旗帜”“龙的传人”“大汉盛唐”“振兴中华”“民族复兴”“拼搏崛起”…成为这个时期党的主旋律。

这里就出了问题：你让人家自由竞争去找饭辙，却要求人家吃饱后去膜拜“三位一体”，人格不分裂才怪呢！

为了江山社稷要坚持“三位一体”，为了市场经济又要容纳自由主义，甚至有时还得眉来眼去地挑逗一番。这就如同交际花周旋在几个男人中间，分寸很不好把握。

左派在追述这段历史的时候，自觉不自觉地混淆了“自由主义社会思潮”与“党-国-民族——‘三位一体’官方意识形态”二者的不同，责怪是党刻意主导了自由主义。实际上，党的“健康力量”从来都是反对自由主义的，党的“健康力量”从来都是党的主流力量。也就是说，假如我们按目前左派们的左右划分标准，党推行自由主义市场经济可算是右；而在政治上坚持党的领导、坚持民族大义、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对颜色革命，从来都是左。

党采取经济自由主义与政治集权主义两条路线，邓小平称之为“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左派经常用“打左灯、向右拐”来责怪党，这是有失公允的。实际上，打左灯是党的本意，向右拐是“小资产阶级复辟”的必然；一旦上了这条道想不拐都不行。就像抽上了大烟，戒断意愿的“左灯”，抵挡不住满足烟瘾的“右拐”。——小资产阶级庞大的寄生性统治体制要吃饭要穿衣，不仅要比以前吃的饱、比劳动阶级吃的好，而且还要脚不沾泥、头不冒汗、西装革履、风度翩翩。任何当家人都会想办法踢出一部分人。毛泽东采取的是与工农结合的“劳动化”，邓小平采取的是用市场竞争来“两极分化”。不选“劳动化”，你就必须选“两极分化”。

党的政治路线与经济路线的“言行不一”，为日后小资分化为 “左派”“右派”埋下了体制根源。

回过头来，我们可以这样说：后来的左派、右派都应当算是邓小平的衣钵传人，虽然左派右派从不同的立场出发骂邓小平；但是，左派右两派又都坚持了邓小平的其中一个方面；右派坚持邓的经济原则——自由主义，左派坚持邓的政治原则——党-国-民族的“三位一体”。邓小平不仅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也是中国当代小资左右派的总掌门。

邓是“左右总舵”的观点，也体现在邓小平对官僚左右派的成功整合上：在小资尚未分化出左、右派之前，邓小平已可以驾驭陈云、邓力群等左派和赵紫阳、李锐等右派双方全都 “为我所用”。

北京有一位老人，用诙谐智慧的语言道破了这个让很多人都为之迷惑的问题：“左蛋、右蛋都是邓小平生的蛋；新左、老左全是邓左”。

体制内官僚阶层的“高高在上”、体制外新生资产阶级的“意气风发”让“碌碌无为”的小资心怀妒意，曾经“被改造”的历史伤痕还在隐隐作痛；历史与现实驱动着小资要去寻找另外的道路。于是，美国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和意识形态成了中国小资追求的目标。这个时期小资的价值观与立场，按目前左派们的左右划分标准，应该算是“整体右派”。现在左派中的很多人，在那个时期也都属于“整体右派”。作者苏拉密在《强国论坛》有一位敬佩的兄长，他的《远逝的钟声和逼近的贫困http://www.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no01/1/305817.shtml》《1949年，时间开始了！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14/200512/3845.html》在左派群体广为流传；他的笔名就叫‘右而左’。‘右而左’反映了中国当代左派脱胎于“整体右派”的心路历程。‘右而左’老兄不仅语言艺术犹如惊涛拍岸令人叹为观止，也是左派中较早对张宏良提出思考的人。

（二）左右派的阶级属性与体制属性

中国当代小资真正分化出左右两大阵营是90年代中期以后的事；不过，这种分化开始于邓小平 1992年“南巡”。

“胆子再大一点”“不问姓资姓社”，1992年邓小平南巡就是要打破新民主义秩序，向资本主义挺进。邓小平已经认识到了毛泽东早就认识到、而邓小平却一直不服气、不甘心的问题——小资产阶级新民主义不具有可持续性。这意味着邓小平由此而成为资产阶级代理人，党也不再甘心一直“小资”下去。

任何社会变革都必须具备相应的阶级基础和利益集团。恢复新民主义靠的是小资产阶级，但小资体制的庞大和寄生性使得他们在恢复了社会领导地位之后却无法形成坚固的“既得利益集团”。从政治上说都是统治阶级，从经济上说又都属于“无利益阶级”；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如果经济无“利益”那么政治就会无“地位”。“无利益阶级”是一种乌托邦，仅小资内部“出人头地”的倾轧都无法使之延续，更不要说官僚-资产阶级已经开始挑战。

（注：如何在未来把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和经济利益结合起来，从而形成强大的利益集团，同时又不重蹈“体制化”、“国家化”的覆辙，是每一个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和马列毛主义者需要思考和探索的课题。）

没有坚固的既得利益集团作为基础，任何统治都难免遭遇“6.4”的尴尬：平时就怨言漫天飞，“一根筷子吃肉，一根筷子骂娘”；一遇动荡更是推波助澜、“鼓破乱人捶”。“6.4”着实让邓小平出了一身冷汗。虽说改革已改出了官僚阶层和倒爷、承包人、个体户等“新阶层”，但由于体制的巨大惯性，“新阶层”往往需要看官僚和小资的脸色、在官僚统治和小资管理的强大国家体制面前，他们只能在缝隙中求得生存和发展；况且他们在道义上也处于下风。虽说“倒爷”充满了海盗般的传奇色彩，令小资心旌摇曳，但“倒爷”一词在社会潜意识中并没有获得“干部”一样的褒义，凭着身份养尊处优的小资也没胆量去尝试海盗的浪漫。新阶层仍保持着对体制的戒备和敌视。“官僚阶层”一时成了无阶级基础的“孤家寡人”——失去了旧有的小资产阶级基础，而新的阶级基础尚在形成之中。没有一个阶级肯挺身而出维护其统治，最后需要靠“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来搞定。

阶级力量不足的困局迫使邓小平在“6.4”以后的3年中采取了低调和蛰伏，“让子弹飞一会儿”未尝不是一种高明的策略。“6.4”把党内右派送上了祭坛，党内左派在陈、江、李领导下对改革的烂摊子进行整顿。这就是第一次“左转”，也是新民主义的回光返照。

任何“炼石补天”的努力都阻挡不了小资产阶级的分化。90年代后，中国已经“产能过剩”，产能过剩使经济活动包含了大量的“零和”因素——市场就那么大，只要你多生产一点，我就得少生产一点。在竞争原则下，就必然要发生破产、兼并的财富集中。这为官僚垄断资本的形成创造了条件，也促成小资产阶级进一步分化出无产阶级或资产阶级；仍保留在小资行列的，性质也由“主人公小资”转化为“雇佣小资”。

更值得大书特书的是，农村在“包产到户”之初确实呈现了“希望的田野”，但那是计划经济“计划”出来的。农产品提价，免征“战备粮”都是国家计划的结果。但在市场经济中，农业天然不具有市场竞争的优势。特别是在加入了WTO的国际市场后，小农已整体破产，小农回归了无产阶级行列。（ “整体破产说”和下一段“农民收入计算”详见《苏拉密：“中美国”，民族矛盾的背后…>>第二章-分配的倾斜》http://www.wyzxsx.com/Article/finance/201008/170828.html）

严格说来，包产到户形成的“小农体制”也是一种“身份资本”——不具有农民“身份”也无法获得“责任田”的承包权，但是，这个资本的获利性极小。本文作者详细计算得出，“小农体制”的土地正常受益为户均（5口之家）年收入4000元、人均年收入800元，比城市最低户均年收入6000元（2口人领取低保、无其它收入）还要低。人均年收入800元，只占农村人均全收入的13.5%，城市人均年收入4.0%（2010年）。除了这一点点微薄的收入来源于“小农体制”外，农民的其他收入就彻底来源于完全无体制的“无人身依附、自由出卖劳动”。

也就是说，对于普通“包产到户”形成的“体制农民”来说，“土地使用权”的资本性是可以忽略不计的，他们的几乎所有收入来源于打工——“无身份工人”。因此，可以看作“纯无产阶级”。

毛泽东曾经想要工人阶级做为党的阶级基础，便推动“小资党”在社会主义运动和工业化过程中“缔造”了“体制工人”，但“体制工人”本质仍属于小资——本来就是“按照小资的模样造人”。而现在邓小平则需要一个强大的资产阶级作为党的阶级基础，同样也可以“缔造”。但缔造的结果一定会和官僚阶层十分相像——因为缔造者已经是“官僚党”了。

南巡后的“企业改制”就是专业制造资本家的宏大工程，不挥动如此大手笔不足以在短时期内造就出一个足够强大的资产阶级。靠个体户、私营企业那三脚猫功夫，恐怕再过50年都不一定发展出像样的资本家阶层来；而且官僚阶层对偷偷摸摸的贪污腐败也失去了耐心，他们需要更加直接的攫取。

破产、零转让、贱卖、股份制、贡献赠股、业绩送股、管理层持股...一夜之间就由官僚阶层衍生出了一个庞大的资本家阶层。

改制使中国的资本也发生了新的分布，由小资产阶级性质的“体制职工平均国有制”转化为“官僚垄断国有制”和“资本家所有制。

伴随着“官僚-资本阶级”的横空出世，是几千万“体制职工”被“砸三铁”踢出体制——下岗；在农村则是更加惨烈的“市场化”导致“体制小农”整体破产。

“体制职工”有的被买断，有的是先行扫地出门，然后给了一些补偿。被踢出的“知识小资”拿了补偿后扬长而去，换个地方继续“体制外雇佣知识小资”了，被踢出的“身份小资”较少部分沦为“城市贫民”或回归农村，大部分还是在忿恨中保住了“市民阶层”。

我们需要说明的是，“市民”在当代中国也具有“身份资本”的性质，要不怎么叫“二元化”。当下岗职工转化为“一般市民阶层”后，往往和体制还保持着或多或少的、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他们一方面对体制的“翻脸不认人”耿耿于怀，一方面对“过去的好时光”延留着依恋和幻想。因此，他们往往是“红歌派”的构成部分。

他们和体制仍保留的联系大致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许多下岗职工拥有的“福利住房”、“小产权房”等本身就是原有“体制身份”的延续。2010年，中国农业产值只占社会总产值的9.60%，说明城市是经济生活的主体。在城市拥有住房、拥有家庭是取得分配的“超劳动”因素。比如，就业成本低、可便利地介入零星第三产业经营、可顺利地融入市民社会（马克思对此论断道：“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6页》。因此，一个人所处的社交层面，具有鲜明的阶级属性）…等。有人认为生活住房不属于资本，那么我们问：“富士康”的职工宿舍算不算资本？你把城市看做个“大富士康”，再把城市住房看作“大富士康”内的“职工宿舍”就行了。

其次，下岗职工可优先获得“城市低保”、失业救济等，这是破产农民做梦都不敢想的“美事”。当然，按规定再就业后会失去“低保”和救济。事实上呢，申领低保时确实是规定了很多苛刻条件，比如：不准安装电话、要参加社区义务劳动、每月（或每周）报到一次…等，但多数形同虚设。不让安电话可以用手机，社区义务劳动可以让亲属代劳，每月报到可以不走得太远…目前中国领取城市低保为2500万人左右，再就业或不充分就业后仍在领取低保的不在少数。这样，他们比民工在同等就业情况下却可以比民工多领取一份“低保金”。——这也是“体制身份”的延续。

再次，下岗职工可以获得再就业“优待”，有的优待条件已转化为“资本”。在下岗的初期，党为了“稳定压倒一切”，至少做了一些“促进再就业”的表面文章。比如，追着给你颁发“个体执照”，有的还开办了“下岗职工市场”；下岗职工可以很优惠获得摊位和执照。后来不仅摊位可以几倍转租出去，“执照”也可以每月几百元转租。有的为“下岗职工”办理了“摩的许可证”，现在三轮摩托载客许可证可以每月800元转租给外来民工（相当于营运收入的1/3）。有夫妻都办了“摩的”的，每月先收租1600，如果还找不到好的营生就到广场和退休职工一起“红歌”去——这同样属于“体制身份”的延续。

还需要说明，有一部分“城市贫民”严格讲来根本就不属于“市民”。因为他们除了“非农业户口”外，在城市一无所有，不包括在任何“城市居委会体制”内，未进入保障部门的统计、管理范围，无处申领低保、失业救济，看病也没有百分之多少的报销，就业不稳定，也未能融入当地的市民社会。比如：“城市漂流族”。这部分人从“政治经济学”角度无疑属于无产阶级；但他们大都还在讲究“‘茴’字有四种写法”，或者“梦”还在，因而从“社会学”角度他们尚未加入无产阶级行列。

经过剧烈的分化，留在体制内的小资可分为公务员、教师等“财政小资”，和国企正编职工的“国有小资”。但随着所有制的嬗变，他们都从“主人公小资”降为“雇佣小资”；成为官僚-资本阶级的依附和“分肥”阶层；地位虽然降了，但利益却专一了；他们和官僚-资本阶级构成了“利益同盟”。

在不讨论小业主、小股东、自耕农、“土地资本化农民”等物质性小资的情况下，体制内外各种职业小资和“一般市民阶层”构成了中国当代小资产阶级主体，大约有3.5亿人口左右。其中，对体制最敏感的是“身份小资”、体制退休职工等，他们唯恐体制再发生什么变化。他们或者因为年龄已折腾不起，或者没多少可依赖的知识技术去另谋饭碗，体制要是再出了问题，他们可就“形如丧家”了。他们中的一部分人虽然也会被体制利益“边缘化”，有时也充满了妒忌——看见靠近利益中心的恨不得扑上去咬一口；但体制对于他们来说，“不是亲爹，但还是亲舅”。至于那些紧密围绕着体制中心的“身份小资”，应该算是“虽没本事但很会孝顺”的亲儿子吧。

据说，在一次讲座后，有人提问了“无产阶级”的问题；据说（还是据说），张宏良恼羞成怒地反问：你说，什么是无产阶级？你们谁是无产阶级？

那么，让中国的社会现实，让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对现实的剖析来回答张宏良的反问吧！

厦门郊区有一个靠出租“格子间”给外来打工者的农民业主，在经过了多年的观察与思考后认为可以根据人们的“家居”特点，把中国现社会划分为“流动”和“定居”两大阶级。这种划法咋一看很荒谬，细琢磨却暗合马克思的学说。

“流动”，非常符合无产阶级“没有任何人身依附性、自由出卖劳动”的本质。正因为小农破产、正因为下岗后得不到“低保”和像样的再就业“优待”，正因为毕业后不能按照“预期值”加入“体制”或“体面职业”，他们在传统驻地无法生存，不得不背井离乡去“流动”，到他处“讨生活”；但是，在能够“讨”得的地方，他们又买不起房、成不起家、交往不起社会…而又不得不在一定的时间段（一般是逢年过节，而并非农忙）千里迢迢“流动”回老家进行家庭生活和社会生活，从事 另一种“生产”——“人类自身的再生产”——娶妻生子、繁衍人口的“劳动力再生产”；正因为他们对资本和“体制”没有一点点诸如“保障局”、“摊位”等期盼和顾虑；他们才能“无牵无挂”地去“流动”！

李玉和说“无产者四海为家”，其实这是剧作者缺乏无产阶级实践的“想当然”，准确的说法是“无产者四海无家”；老“家”盖的房子虽还可以，就是没资格留去住；“家”里倒是娶了老婆，就是没资格一起生活。正应了耶稣的话：“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太八：20）。本文作者爷爷一辈上世纪30年代就是“破产农民打工仔”，弟兄四个没有一个人能在上海安家的；父亲这一代托共产党、毛主席的福全当上了体制职工，都能在城市安身立命。

“流动”还是“定居”，这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在“经济活动”的同时，还能不能进行正常的家庭生活和社会生活？这是区别“无产阶级”和“非无产阶级”的一种“生动”划分。这种划法也反映出城市风景的泾渭分明：民工吃饭的小饭馆，连比较贫穷的市民都是不去的；在公交车上，如果不是挤，民工旁是没人择座的；如果附近住了一群民工，市民们就会警惕民工偷东西…“民工”，一个“民”字划下了他们与城市“官人们”的鸿沟。

寻找中国当代无产阶级不是要到“洛阳周王城广场”的红歌队，也不是要“上”到郑州“黄委会”楼群的“葛丽英沙龙”，而是要乘电梯从葛丽英那“下”来，到“二马路劳务市场”，去领略一下什么叫做“人山人海”和“插标待售”。那还只是零散出卖劳动的“非产业无产阶级”！那些身处深圳、东莞、佛山的外企私企产业工人，那些国有企业的“无名分”产业工人，那些学生工、临时工，那些富士康、广本，那些目无、小宝、止戈、赵理…等熟悉的ID们，他们吃的饭是馊的，每个月只能在网吧上2个小时网；那些在工地的噪音和粉尘中淌汗的民工，那些破产农民，那些城市贫民，他们构成了中国当代庞大的工人阶级和无产阶级群体，他们代表了9亿中国人口，但张宏良找不到！张宏良能找到的都是上午唱红歌中午有饭吃，下午开沙龙晚上有饭吃，晚上听讲座门票100元的“左派工人”，当然不会有无产阶级啦！

官僚-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无产阶级构成了当代中国三大阶级。其中，身份小资和体制割舍不断，纵有怨言，也属“会闹的孩子有奶吃”；知识小资则游离于体制内外、寻觅更好的买家，不在乎华与夷，不在乎国与资。身份小资、知识小资二者不同的“体制认同”大致划定了中国当代小资产阶级派别的左、右分野：左——身份，右——知识。

未完待续

• 苏拉密：论张宏良左派的阶级基础和历史使命（授权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