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千年(敝帚自珍)

主题:【原创】泰西英雄传 -- 丁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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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原创】19)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1937年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23日,蒋介石发表谈话,实际上承认了共产党的合法地位。至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第二次国共合作开始。

山东西区人民抗敌自卫团从成立之日起,面对各种社会势力、各阶层人士及形形色色的武装力量,处于极其复杂的社会环境中,如何使自己得以生存和发展,便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课题,因之,正确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成为当务之急。

开始,大家对中央制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不太理解,存在着许多糊涂观念,主要有两种倾向: 一种是以1937年11月从苏联回国,手持“尚方宝剑”,以“钦差大臣”自恃的王明(陈绍禹)“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论调为基础,不去坚持自己独立自主游击战争; 另一种看法则认为,国民党、蒋介石本性难改,与其讲统一战线、联合抗日,简直是与虎谋皮,抗日不能靠国民党、蒋介石,得靠我们自己!

当时,自卫团的主要领导人张北华、远静沧、崔子明等,都是在战前被国民政府逮捕,长期关押在监狱,遭受种种酷刑而坚贞不屈,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过殊死斗争的革命者。从个人感情上来说,让他们与国民党尽释前嫌,是很难设想的。但是,他们都是真正的共产党员,具有高度的思想觉悟和坚强的党性纪律,经过传达、学习中央指示,他们都能理解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党中央的伟大战略决策,是中国革命胜利的根本保证,决非一时一地的权宜之计。实现国共第二次合作,一切行动都服从全民族的抗日救国大业,各民族、各阶级、各党派、全国人民联合起来,团结一致共同抗日,这是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所以,他们能以自己的亲身体验对年轻的同志进行宣传教育,使大家对统一战线有了正确的认识。

1938年3月,台儿庄会战展开,国民党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将军派遣81师展书堂部、新编第4师吴化部到达泰西破坏津浦铁路。这两个师,过去都是韩复榘的部队,在山东积极“剿共”、“清乡”,屠杀了不少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但展、吴二部这次到泰西来是对日军进行破击战,自卫团与其配合行动,展书堂拨给了自卫团子弹、炸药,还派了工兵教官教授爆破。当敌人报复“扫荡”,袭击自卫团时,吴化文部1个营也曾阻击日寇,掩护部队突围脱险,该营1个连受到重大伤亡。

当时,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沈鸿烈,湖北天门人,曾入日本海军兵校学习; 回国后,成为张作霖、张学良的心腹,是东北海军的实际缔造者。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陷,东北海军撤至青岛等地; 当时的青岛是一个华洋杂处的都市,外侨约占城市人口的15 %。其中欧美俄侨约2万左右,日侨约5万人。日本浪人、特务受日军指使,经常在市内寻衅闹事,扰乱治安,处理稍有不当,就会引起外交麻烦。从安定青岛局势以及用东北海军制衡地方军阀的势力考虑,蒋介石任命沈鸿烈为青岛市市长。

1932年1月28日,日本侵略军进攻上海,驻守上海的国民党军第19路军在全国人民抗日高潮的推动下,奋起抵抗,开始了“淞沪抗战”。5月5日,国民党南京政府与日本在上海签订《淞沪停战协定》--划上海为非武装区,中国不得在上海至苏州、昆山一带驻军,日本则可以在许多地区驻军--此《协定》的签订,使上海成为日本侵华的重要基地。

上海停战不久,因为青岛《民国日报》刊载《闲话皇帝》一文,驻泊青岛的日本海军,大举登陆,武装示威,唆使浪人特务,将《民国日报》、国民党青岛市党部砸抢一空,部分商号也备受其扰,并扬言要冲击市府。沈鸿烈一面调令海军陆战队及警察积极布防; 一面向日本领事交涉。同时,请英、美、法等国领事(其时,外国驻青领事馆大约10家)出面斡旋,方始平息--此类事件几乎每年都有发生--沈鸿烈从日侨口中得悉,日本厂商大都惧怕闹事,妨害其正常生产、生活,遂根据这一情况,订出应付日本人的办法: “备战交涉,大事不让,小事不争”。致使日本人莫可如何。沈鸿烈故而自嘘: “我同日本人、俄国人打过多次交道,从未屈服过。”

蒋介石为了消灭杂牌军,在山东采取“一笼囚三虎”的办法,将青岛、威海、长山八岛划为沈鸿烈的防区; 将栖霞、招远、蓬莱、黄县、文登、荣成、牟平、福山、莱阳、平度、掖县、烟台等县市划归刘珍年驻防; 山东其余县市则归韩复榘统辖,让“三虎”互相撕咬、自行削弱。三者之间时有磨擦发生,难于应付。

1933年3月7日,热河沦陷,张学良引咎辞职,继而出国; 沈鸿烈的处境逐渐困难,既要防止被南京吞噬,又要防止被韩复榘、刘珍年排挤吞并。必须深思熟虑,虚与周旋,以待其变。不久,韩、刘战起,双方都想争取沈鸿烈帮手,打败对方。沈鸿烈权衡利害得失,虑及韩、刘力量对比,决定助韩攻刘; 遂令陆、海军进攻烟台,将刘珍年之军火库、修械所炸毁,袭扰刘军后方,配合韩复榘在前线发动攻击。刘珍年最后失利,接受南京调解。调往江西,结束了这次战争。此后,沈、韩关系密切,彼此关照、相互声援。韩复榘每次到青岛,沈鸿烈必盛宴招待,促膝畅谈。沈鸿烈为人圆滑、处事老道,不仅对韩复榘尊重备至,对其部属之五位师长孙桐萱、曹福林、谷良民、展书堂、李汉章以及四位厅长李树椿、张鸿烈、何思源、王向荣也极为亲善,非常融洽。

沈鸿烈在青岛执政6年,建设方面颇有成绩; 任内,同样忠实执行国民党中央“反共”方针,多次破坏中共组织,逮捕共产党人,并镇压工人罢工与学生运动。为此,国民政府特奖许青岛市为“全国模范市”称号。

“西安事变”后,张学良、杨虎城及南京方面,都希望沈鸿烈表态。深受张氏父子器重的沈鸿烈处在两难境地,决定张学良、蒋介石都不得罪: 首先致电南京政府,敦促他们妥善解决事变,积极营救蒋介石; 接着致电张学良: “鸿烈受张氏知遇,已届两世,感恩图报,时系吾衷,平日言行,无不出自忠诚。顷读通电,惊悉西京兵谏,骊宫幽蒋,殊失将道。在此内忧外患日急,千钧一发之时,委座一身,国家安危所系……”要求张学良必须保证蒋介石的安全。蒋介石回南京后,得知沈鸿烈的态度和作法甚为满意,视之为心腹。

1937年冬,日军沿津浦路进入山东。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命韩复榘坚守济南。韩复榘抗令不遵,弃守济南,退到兖州、济宁一线。李宗仁又令坚守此线。韩复榘再次自由行动,将部队撤到陇海铁路以南的河南柘城及京汉路以西的舞阳一带。其之行动打乱了作战部署,蒋介石极为震怒。后者早就想处置韩复榘,只因无重大罪证,一直隐忍在心。蒋介石欲杀韩复榘,除这一违抗军令罪,还有一条罪状和一个原因。一条罪状是: 从1930年进入山东后,韩复榘对于蒋介石一直桀骜不驯,最突出的是“西安事变”,韩复榘不仅通电拥护张、杨主张,而且准备出兵徐州,用实际行动进行支援; 一个原因则是: 杀一儆百,让那些杂牌军的头头们,吸取教训,不敢随便抗命撤退,以稳住阵脚。如何使韩复榘就范归案,颇费周折。后经研究决定,于1938年元月,在开封举行华北军事会议,军长以上人员,必须参加。在这次会上逮捕了韩复榘,解往武汉法办。收拾完韩复榘后,对所遗职务,必须迅速决定公布,以安人心。三路军总指挥一职,比较单纯,也无人逐鹿,蒋介石当即指定韩复榘的副手孙桐萱代理; 至于山东省政府主席一职,比较复杂,觊觎者不乏其人。蒋介石的主席人选需要具备下列条件: 一、与韩复榘及其集团有密切关系,并且能取得彼等信任,但又不是同一派系; 二、不属蒋介石嫡系,但又要忠于自己; 三、不会造成军阀割据,尾大不掉。蒋介石认为沈鸿烈具备上述条件。随后在开封召见了12月31日,带队撤离青岛的沈鸿烈,面授机宜,希望其公忠体国,勉力以赴,勿负期许。沈鸿烈欣然受命。不久,成为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山东省保安司令。

沈鸿烈由开封返回临沂,立即组织人员,准备前往位于曹县的山东省政府所在地履新。原青岛市的大批干部,都已作鸟兽散。而由青岛退出的警察和海军陆战队,不到3000人,散驻在日照、诸城、临沂等地,人困马乏,疲惫不堪。沈鸿烈速派专人前往收容。为了避免发生误会,轻装简从抵达曹县,接收工作。此时,省府也是一副空架子,高级干部只有民政厅长李树椿,在此办理交待。不过,其精神几乎崩溃、怪话连篇: 说自己的“生活三要素”就是饱吃、酣睡、等死。建设厅长张鸿烈告老还家去了开封; 财政厅长王向荣带着民生银行的员工,不知去向。后经打听,才知道在秘密医治花柳病。中、下级干部亦所剩无几。全省八个专区,只有三、六、八专区的三位专员守土抗战,其余皆弃职逃跑,而县长守土抗战的更是寥寥无几。从省、市到县、乡的行政机构,均已瘫痪。沈鸿烈感到事态严重,紧急发动在职人员通知离职人员,速至曹县省府报到。随后陆续来了一些,那些高级干部仍然不愿回来。不久,由于台儿庄大捷,人心振奋,又来了几批人。班子刚刚组成,再次传来不幸消息--徐州陷落,日军沿陇海路西进,先头部队已过归德,正向开封推进。为了阻止日军的机械化部队,蒋介石下令在花园口炸开黄河大堤; 此时,山东已孤悬敌后,供应线被切断。省府往何处去? 沈鸿烈打起了算盘: 迁到邻省,做流亡主席,不是好办法。退到后方,无人理睬,不能维持山东局面,蒋介石肯定不会让自己再当主席。经过一番考虑,决定不离山东,深入敌后。电文请示,蒋介石复电嘉许,并允调九十二军(李仙洲部)入鲁,交其指挥,沈鸿烈恐指挥不了,未予同意。蒋介石拟调原韩部李益智师归沈鸿烈指挥,考虑再三,复电谢却。蒋介石知沈鸿烈没有军队,又电云: 如不要战斗部队,省府尚需岗哨,以维安全,究应如何,盼提出意见。沈鸿烈乃请蒋介石将原韩部吴化文旅,扩编为新4师,交其指挥。这样,不但吴化文高兴,蒋介石亦放心。

当国民党泰西专员、顽固派分子郁仁治要求展书堂、吴化文消灭自卫团时,展、吴二人对郁仁治说: “过去韩先生(指韩复榘)领导时,不用你说我们也会收拾他们。但是,现在抗战,实行统一战线,不能再这样干了。”话说得很是漂亮,实际上展书堂和吴化文也清楚,他们在泰西离不开自卫团: 情报要靠自卫团给,打仗要靠自卫团打前阵,行军要靠自卫团派向导; 并且自卫团有3000人之多,展书堂和吴化文当然不会冒这个风险。

面对咄咄逼人的郁仁治,自卫团坚持了“有联合、有斗争”的原则。郁仁治甫到肥城,就找到张北华谈判,提出了他的要求: “自卫团的部队各县回各县,编成县保安大队,自卫团的番号取消,你可以到专员公署任保安副司令。”对于这种横蛮无理的要求,张北华义正严地回答: “山东西区人民抗敌的自卫团是泰西人民的抗日武装,蒋委员长讲话提出现在是全民族抗战,哪里有鬼子就在那里打,抗日战争是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怎么能受地界限制? ”郁仁治碰壁后并不甘心,又用封官许愿的办法,试图拉拢夏振秋、张维之等干部,引诱他们脱离自卫团到自己那里当科长,夏、张两位同志不为所动,计谋又失败了。郁仁治在肥城的活动接连失败,又跑到东平、平阴、东阿去鼓动平阴县长刘绪安、东平县长尹鼎祚组织两个县的红枪会来打自卫团,风声造得很大,但是刘绪安和尹鼎祚害怕自卫团的实力,谁也不敢出头,来碰这颗硬钉子。

1938年6月,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沈鸿烈,由曹县北上,到达东阿,在东阿县召开士绅名流会议,在会上他讲话赞扬山东西区人民抗敌自卫团是最好的游击队,纪律好,战斗力强,真打鬼子。这样做的意图是要将自卫团收编为他的保安旅,扩充他的实力,保卫他的省政府。对于改编问题,经过中共泰西特委研究,认为自卫团是党领导的人民武装,不能接受改编,但又不要公开伤害他的面子,便派张维之与之谈判,告诉沈鸿烈改编自卫团为省政府保安旅可以,不过自卫团是泰西地方上组织起来的,打日本保家乡,队伍难以离开家乡,干部也难以更动。沈鸿烈听后说道: “自卫团改编保安旅,主要是警卫省政府,省政府不能只在泰西活动,离不开地方就不好收编了。”张维之随声附和: “是呀! 自卫团一离开泰西就会垮持一大半,是不好收编。”这样,沈鸿烈想改编自卫团的目的没有达到。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泰西地区打着各种旗号的顽杂部队,除了秦启荣和郁仁治两个势力较大外,还有沈鸿烈委任的东平县长尹鼎祚、肥城县长田家滨、平阴县长刘绪安、宁阳县长张子明等率领的保安团(队),他们多则五、六百人,少则一、二百人; 还有以地方实力派人物组织的杂牌队伍。另外就是一些土匪、地痞、流氓拉起的队伍,象王代殿、无梁殿一带吴小鬼的“光复军”,泰安二区的薛家俊,泰安八区、九区的欧阳怀丰、牛希文、谭四和刘仙洲等。他们打着抗日的旗号,却都为了保存、扩充自己的实力,抢占地盘,抗日消极,反共积极。他们之间虽然也有矛盾,但联合起来和自卫团闹磨擦却是一致的。他们不断扣押自卫团外出入员,截留自卫团粮食供应,封锁自卫团交通,阻挠自卫团作战行动。开始,自卫团忍让克制,以抗日大局为重,对敌对行为给予揭露驳斥,据理力争,未予反击。特委成立后研究了泰西形势,认为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前提是联合起来共同抗日,对于这些顽固派的倒行逆施,必须坚决揭露、严厉批评,晓以民族大义,促其改过; 对其变本加厉、得寸进尺、猖狂进改,必须给予反击,否则一味退让,他们会认为我们软弱可欺,而不悬崖勒马。于是,自卫团加强了宣传工作,派代表同这些顽固派进行谈判,指出其错误实为“亲者痛、仇者快”的反动行为,希望他们悬崖勒马,幡然悔悟,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但是,他们不仅不加收敛,反而认为自卫团没有什么力量,联合起来向其大举进攻。自卫团忍无可忍,于1938年8月集中主力对向本部猖狂进攻的急先锋--秦启荣别动军第23梯队牛希文部,进行反击,将之消灭一部,其余逃窜到津浦铁路以东去了。原泰安二区区长薛家俊勾结日寇,密谋投降,作恶多端,民愤极大,被自卫团消灭。吴小鬼的“光复军”一部分跑到铁路以东,一部分投敌,宣告瓦解。田家滨也被逐出肥城。平阴的刘绪安则投降日寇当了汉奸大队长。这些家伙,霸占一方,鱼肉乡里,只反共不抗日,早已失掉群众,垮台是必然的。

在泰西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中,如何正确处理同红枪会的关系,始终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红枪会是一个带有封建迷信色彩的群众武装组织,在泰西,红枪会具有极其强大的实力,几乎村村设有坛口。红枪会是以保家护院、防匪安民为号召发展起来的,但实际控制权大多为地主豪绅所掌握,会员则是广大的劳动人民。抗日战争爆发后,他们目睹日本鬼子烧杀抢掠、奸淫妇女的兽行,激发了抗日救国的热忱,但对山东西区人民抗敌自卫团不了解,曾发生过鹁鸽崖围攻自卫团,险些酿成流血冲突的事件。后来有了道朗之战,自卫团冒着强敌密集炮火,拼死救援小马庄的红枪会,保住了鱼池镇未遭敌人烧杀,便赢得了泰西红枪会的敬佩。再加上自卫团部队纪律严明,不扰民、不害民,能吃苦,较之那些国民党的杂顽部队有着天壤之别,因此,他们更加信任自卫团。中共泰西特委成立后,特别重视了对红枪会的宣传、教育、争取工作,特别是做好红枪会首领的工作,顺应他们打日本、保家乡的正当要求,使他们和自卫团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患难与共、互助支援。董君毅同志就多次深入到红枪会会员中,与他们谈心,宣传抗日救国,很受欢迎。后来,董君毅同志遇到危险,还是红枪会拼死相救。自卫团对会首也根据政策区别对待,既有联合、也有斗争。大部分会首是好的和比较好的,但也确有个别会首为汉奸,特务收买,助纣为虐,如张相兰、胡玉河、高福昌等人,在一再忍让、争取无效时,就坚决予以打击。事实证明,只有这样才能团结、争取多数,孤立、打击穷凶极恶的反动分子。

泰西各县都有一些有名望、有影响的上层人士,他们多是受过教育、富有正义感的知识分子,民族自尊心、爱国热情比较炽热,多数人拥护共产党的抗日救国主张。在国难当头、大敌当前、人民遭受日寇蹂躏的危急情况下,在共产党人大义凛然、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英勇果敢对日作战的实际行动感召下,把希望寄托在共产党、八路军身上,有的毅然决然地放弃了舒适优裕的生活,抛家舍业,投奔自卫团参加抗日战争,如泰安的武圣域、马鹏九、董光阁; 肥城的刘继河、孙传龄、李刚; 东平的杨敬斋、孙亚诚、王儒林等,都在战争中做出了自己的贡献。还有两位老先生,也是有名望的抗战志士,在自卫团特别受到人们尊敬。一位是孟中衡先生,他是泰安十区孟家寨子人,北平政法专科学校毕业,抗战前在济南任军法官,1938年7月参加自卫团时,已近六旬; 他身躯高大魁伟,生性耿直,嫉恶如仇,工作认真,生活简朴,和大家一样行军,拄着一根手仗爬山越岭; 因为留着长须美髯,同志们都亲呢地称他大胡子、孟法官。另一位是裴毓明老人,他是泰安九区裴家马庄人,年纪较孟先生略长,后来担任了泰西的交通站长。他们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部队中积极工作,贡献自己的余生,说明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确、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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