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土共这次开了一个很恶劣的先例 -- 老广

那个帖子不赞成忙总对毛用“实用主义”这个词，不知为何引出阁下的“毛泽东是五四青年”的回复，是想说毛是理想主义者吗？那我也不同意（静态分析毛作为理想主义者那一面，是可以的，但不能在总体上认为毛是理想主义者）。

上面河友鹄釉扉提到葡萄的看法“毛主席是彻底的实用主义和完全的理想主义的微妙结合”，我是同意的。彻底的实用主义，和完全的理想主义，是对立的，矛盾的，但在洞彻通透普遍性与特殊性（在冯友兰那里叫共相与殊相）之间关系（事与理、知与行的统一）的毛那里，是可以在更高层面上统一起来的。这个统一，在方法论上，就是实事求是之学，哲学论述主要体现在《矛盾论》、《实践论》里。

朱学勤先生的《从文化革命到“文化革命”》，以前好像看过，感觉很受益，当时修为所限想批判却批不出什么东西来。如今重新看了一遍，又有新的体会，这里大略说说我的观点。

纵览全文，除了“文革”与“五四”之间正相关关系的观点我认同外，其它观点就相距甚远了。

朱文开篇就提到梁漱溟的“学术中人”和“问题中人”，其实这里面也有一个普遍性与特殊性的问题，“问题中人”研究和解决的是特殊性，“学术中人”研究和解决的是普遍性。理解了毛泽东的实事求是之学，也就能更好的把握“学术中人”和“问题中人”之间的关系（这里附会一下：从“问题中人”开始，上升到“学术中人”，然后再回到“问题中人”，如此循环往复，以至无穷）。

既然从“问题中人”开始，那么我们将视野回溯至1840年-1919年之间（也适用于1919年至今），那时的中国人，有三个愿景，第一个层面是先活下来（救亡图存），第二个层面是再图发展（富国强兵），第三个层面是天下大同（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之类的。愿景切换成命题，就是救亡图存命题、富国强兵命题、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命题。

这些命题的外在表象是中国的近代化、现代化，内在主线是中华民族的生存（救亡图存命题对应的是基础层面的生存，富国强兵命题对应的是发展层面的生存，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命题对应的是人的自由和解放层面的生存）。

朱学勤先生的硕士、博士论文都是围绕着法国革命开始的，那么英美革命、法国革命、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包括文化革命和“文化革命”），这些革命的内在主线，或者说这些革命都是为什么服务的？这个问题的内核，如果你抓不住，你“问题中人”也好，“学术中人”也罢，搞那么宏大的课题，不是搞成“洋洋洒洒，离题万里”，就是搞成“繁琐哲学，不击要害”。

这些革命的内在主线，就是生存。具体到1840年-1919年之间的中国，就是救亡图存命题。

二十世纪的中国，开天辟地的大事，就是TG的诞生（好多人觉得好笑，你要是有民族生存命题的历史感，恐怕就笑不出了）。今天回过头来看，1919年-1991年（这个时间段的划分可以商榷），在中国，TG有没有完成救亡图存这个命题呢？如果完成了（要是认为到1991年中国连基础层面的生存都还没有完成的话，你我之间就没有探讨的基础了），那朱学勤说“过去的一百年，二十世纪的中国为什么多灾多难，灾难最后推到顶峰为什么会是文化革命这样的产物会出现”，不说他胡说八道，那也是文不对题。灾难最后推到顶峰是1966年发动的“文化革命”，这只能说朱学勤先生在中华民族生存命题上对TG和共产主义运动充满了意识形态偏见。

对TG和共产主义运动充满了意识形态偏见，你就只能在“问题中人”里一辈子打圈圈（朱的潜意识认定TG和共产主义运动解决不了中华民族生存命题，或者他压根就没有把中华民族生存命题纳入视野，可事实呢？无视历史和现实事实的研究，搞得再天花乱坠，除了忽悠自己、忽悠别人外，恐怕只有学术教训的意义了），再也无法上升到“学术中人”了，更遑论重新回到“问题中人”（前后两个“问题中人”不是一个层面）而今迈步从头越了。

朱学勤先生只有一个观点说对了，那就是：对于当时中国的问题，1919年前后的毛泽东，自“问题中人”开始，到1938年前后上升到“学术中人”（以《实践论》、《矛盾论》为哲学升华的代表，以《论持久战》为解决现实问题的代表，毛泽东事业的上升和突破从这时开始），一直到建国后的1957年，从1958年开始，慢慢累积至1965年，毛泽东又回到“问题中人”（两个时代，毛泽东面对的问题不同，但内在主线还是一样的），1966年发动的“文化革命”是他新的重大探索的开始。所以，他说“文革”和“五四”是正相关关系。

朱认为“文革”也好，“五四”也罢，都搞错了，文化决定论根本搞不通，早该搞制度决定论了。朱这样的反思路径，根本就是文不对题。早该跳出文化决定论和制度决定论之争了。当年的主义和问题之争，后来文化决定论和制度决定论之争，陷了多少人啊？！

朱对英美革命、法国革命、俄国革命、中国革命的研究，离开了生存这个内在主线，又陷在文化决定论和制度决定论之争中，其学术价值是很有限的。轻视毛选和毛泽东的实事求是之学，别的不说，恐怕连主义和问题之争、文化决定论和制度决定论之争都跳不出呢。

人类社会的发展，相对于物质层面的意识层面上，大概产生过三种决定论，即技术决定论、制度决定论和文化决定论。在静态分析上，每个决定论在其一定的适用时空下是正确的，但在动态分析和较大尺度的时空下，只能实事求是（具体问题具体时空阶段下具体分析）了。俺在下面只是很粗线条的泛泛分析，不对之处请指教。

在救亡图存上，其使命，不只TG，KMT也是想努力担当起的。在此之前，胡适和李大钊曾就主义和问题进行了激烈的论战。那么，TG和KMT面对同样的问题，一个选择了共产主义，一个打出了三民主义。在这里，选择什么主义和旗帜来救亡图存，属于文化决定论起作用的范畴。

那么，TG光靠共产主义旗帜一打出，就通向胜利之路了吗？显然不能。“枪杆子出政权”，“枪杆子出主权”，没有枪杆子这个武器的批判，再先进的批判的武器也无法单独起作用。在枪杆子上，蒋中正比大多数TG领导人嗅觉灵敏（这也不算什么，军阀都知道，蒋只是佼佼者），那为什么最终输给TG了呢？同样的中国人，类似的武器装备差距，类似的外援，为什么有1950-1953年抗美援朝和1944年豫湘桂战役这样大的反差呢？表象的具体层面的问题，可以说出很多来，但问题的主要矛盾只有一个，那就是：这支军队为什么而战？（又是文化决定论的范畴）

一支军队，如果一年到头坐在屋子里反复学习、研究、灌输“为什么而战”，它就天下无敌了吗？这恐怕比赵括还笑话。中国人民解放军及其前身，相对于KMT军队，列宁式政党指挥枪杆子、军政双主官制和支部建在连上，是军事制度创新，它和“为什么而战”，是KMT军事失败的制度与文化层面的根源。

抗日战争的胜利，只是意味着中华民族在救亡图存的悬崖边上立住了根脚（KMT的历史功劳，只是没跌落悬崖坠至深渊而已，还要怎么肯定？）。1946年的内战开始，到1949年KMT败退大陆，意味着KMT失去了担负起救亡图存使命的历史资格（KMT的废柴在于，历史给予它比TG优越得多的机遇，它却连资格都搞丢了，还唧唧歪歪到今天徒子徒孙替其喊冤叫屈，丢人都丢到姥姥家去了）。

二战之后雅尔塔体系的美苏争霸，到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美苏中三国演义，再到1991年苏联解体（苏联解体，可算是中国进入发展层面的生存阶段即富国强兵阶段的标志性事件），中国人民解放军，其枪杆子的职能（毛赋予它以战斗队、生产队和工作队三大任务），在政权、主权上对中华民族的生存命题，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那么，TG在枪杆子上的成功，从1927年到今天，是制度决定论呢，还是文化决定论，亦或是技术决定论？单说哪一个决定论，都是错误的。哪个都重要，但又不是什么时候都平均重要的。哪个是主要矛盾，只能具体时空下具体分析。

TG搞革命，首先是军事革命成功，在社会主义改造的过渡时期进行了政治革命，到1965年毛认为不搞文化革命不解决根本问题，所以搞起了文化大革命（军事革命、政治革命、文化革命，都是为经济革命服务。所有这些革命，都是为基础层面的生存服务，为发展层面的生存作基础和铺垫）。在这些革命里，TG搞了很多技术创新、制度创新和文化创新（不同于欧美，也不同于苏联），只是因为它的革命路径是无产阶级革命路径，而不是资产阶级革命路径，所以被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污蔑为TG胡乱搞、胡折腾。

只要睁开眼睛看看近百年来，TG有没有搞掂了基础层面的生存命题？TG在发展层面的生存命题上，是不是在坚实的基础和铺垫上健步前行？

92年来，相比较而言，难道不是“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吗？“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一时的失败，暂时的挫折，就那么容易让我们找不着历史之北了吗？我们的屁股在自己腰下，我们的脑袋在自己的项上，凭什么就那么容易被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任意摆布呢？看看利比亚，看看帝国主义的德性，看看央格鲁撒克逊民族的劣根性吧。

正视了历史和现实，明朗了中华民族的生存主线，就能不带有色眼镜看TG了，也能不带有色眼镜去考察制度决定论和文化决定论之争的真实面目了。

朱的制度决定论，恐怕多半跟多党轮流执政、指导思想多元化、“三权鼎立”和议会制、联邦制和私有化之类的脱不了钩吧？最近两会吴邦国委员长的五个“不搞”，怕是打脸得很吧？

要俺说，TG在基础层面的生存命题上的经验和教训，朱学勤先生如果不正视的话，对于中华民族在发展层面的生存命题，是难以作出较大贡献的。

• 所谓……，或许只是阁下对邓的感情倾向所致
• 对忙总的若干具体批判（不全是）
• 不好意思，对您的回复，请参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