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旧作骗分：晋颂 -- 孙勇进

　　三百年前，在西向新疆、北往蒙古乃至西伯利亚的广袤的草原、大漠上，行走着一支又一支庞大的骆驼商队，每到一处，骆驼队中便会走出一些商人，擦一把脸上的风尘，用蒙古语、哈萨克语、维吾尔语、俄语同当地少数民族或俄国人流利地交谈、计价核算。这些骆驼商队，这些商人，全都来自一个地域－－山西；

　　三百年前，在大清帝国的境内，从蒙古高原驼铃丁冬的商队，到吴淞口晨曦中出海的商船，从呼伦贝尔的醋坊，到贵州茅台的酒窖，从盐、粮、布、绸、铜、烟，到木材、皮张、毛毯、大黄、玉石、药材、钟表，都有一群操着软软的北方口音的商人在运筹经营，这些商人，绝大多数来自－－山西；

　　三百年前，在辽阔无边的欧亚大陆上，南自香港、加尔各答，北到伊尔库茨克、西伯利亚、莫斯科、彼得堡，东起大坂、神户、长崎、仁川，西到塔尔巴哈台、伊犁、喀什噶尔、阿拉伯国家，都留下了来自同一地域的商人的足迹，这一地域，当然也是－－山西；

　　那是个康熙大帝、乾隆皇帝文治武功辉煌鼎盛的时代，在那二百年间，无论是向东走到樱花盛开的扶桑岛国，还是西到《天方夜谭》的异域阿拉伯，或是北到万里之遥的莫斯科，南到热带的新加坡，都可见到从一些票号里走出的高底镶鞋、羊皮袍子的伙计，这些汇通天下的票号和票号伙计全部来自一个地方－－山西；

　　“凡是麻雀能飞到的地方都有山西人。”

　　当然，山西人不会象麻雀那样飞，但他们用自己的双脚，踏着坚实的黄土地，一步一步，走出了一个周流帝国全境、辐射海外四方的晋商奇迹。

　　其实，山西这块土地本就有着悠久的商业传统。早在两千多年前的先秦时代，晋南就有商业交易活动，在晋文公称霸诸侯时，晋国强盛，榆次、安邑是当时有名的商业集镇。到了秦汉天下大一统，太原、平陆、平遥、汾阳等地均成为重要商品的集散地。在富强繁盛的大唐王朝，太原更因为朝廷的大力经营，繁荣一时，成为商业高度发达的北方名城。到了宋代，山西商人又与徽州商人一道，成为当时帝国境内商业贸易的中坚力量，北宋王朝所需要的战马大多数依靠北方的辽来供应，辽也急需要宋的手工业制造品，而山西恰好是两国折冲之地，无论是官方的交易还是非官方的民间贸易，都极为频繁。而到了元朝，活跃的山西商人更被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看到眼里，并载入了举世闻名的《马可?波罗游记》：“从太原到平阳（临汾）这一带的商人遍及全国各地，获得巨额利润”。

　　明代一朝，山西商人的势力进一步发展。当时帝国境内较大的商业城市有33个，山西就有太原、平阳、蒲州（永济）三处，这时，山西商人的资本积累已相当雄厚：　“平阳、泽、潞富豪甲天下，非数十万不称富”。

　　同时，历史又为山西商人的蓬勃发展提供了契机，当时的大明帝国为了防卫北边，抗击退居漠北的蒙元残余势力，在绵亘万里的北部边防线上，从东到西设立了辽东、宣府、蓟州、大同、太原、延绥、宁夏、固原、甘肃九个边防重镇（史称九边），屯驻重兵。为了解决北边军镇的粮草供应，明王朝采取了召商输粮或纳粮到边关，根据其输、纳数量给予相当的盐引（食盐专卖执照）的办法，即开中盐法。

　　开中盐法首先实行于山西。山西境内不仅有九边重镇中的大同、太原，还有作为支援边关前线的粮储基地或纵深防御城镇的平阳（今山西临汾）、蒲州（今山西永济）、解州（今山西运城）等地，也是输纳粮食的地点，山西商人利用这得天独厚的地理形势，很快便发展起来。输纳完粮食的山西商人经销食盐，在专卖制度下，自然获取了丰厚利润，而食盐的支取要到指定的盐场，还要运到指定的地区去销售，这又促进山西盐商进入更为广阔的地区，无形中了解了各地的土风物产，开阔了胸襟视野，增长了商业知识，为山西商人走出关山，经营四海创造了条件。

　　到了清代，晋商终于耸动海内，独领风骚，达到极盛。帝国境内各地的民间贸易多为晋商垄断：

　　宁夏，著名的大商号多是万荣、平遥、榆次、临猗一带的山西商人开办，宁夏“红黄蓝白黑”五宝之一的名药材枸杞，半数掌握在山西人开的“庆泰亨”手中；

　　青海，晋商以西宁为根据地，频繁活动于各州县；

　　北京，天子脚下京师万户的生计更是几乎全握在山西人手中，粮食米面行－－多是祁县人经营，油盐酒店－－多是襄陵人经营，纸张商店－－多是临汾和襄陵人经营，布行－－多为翼城人经营，鲜鱼口以西有布巷，全为翼城人……北京至今留有招牌的大商号“六必居”、“都一处”、　“乐仁堂”等都是浮山、临汾等地山西商人首创和经营；

　　此外，还有四川、云南、贵州、湖北、湖南、江西、安徽、广东，都有山西商人忙碌的身影。广州的濠畔街，多数房子是山西商人修建，潮帮商人由广州运往南洋的茶，其实也是先由山西商人在产地收购后运到广州，潮帮商人再从他们手里购进的。至于长江中下游一带，扬州的盐商、江西和福建和茶商以及由长江口出海与日本的贸易，也数山西人最为活跃。山西介休范家，几乎垄断了对日本的生铜进口和百货输出。

　　金钱滚滚，那几百年间，天下的财富如百川归海，不断地流入山西这块土地上一些屋宇森然的门户，一些家族、商号也因而财大势雄、富可敌国。如大盛魁一家，雇员有六七千人，南队骆驼可达一万六千到二万峰，拥有的全部资产，据说可以用五十两重的银元宝从库仑（蒙古乌兰巴托的旧称）铺到北京。

　　此外，还有平遥李家，祁县乔家、渠家，榆次常家、聂家、太谷曹家，介休侯家、冀家，临汾亢家，万荣潘家，阳城杨家，……

　　如今那几百年来在三江四海的船只上、熙来攘往的街市里忙碌过的晋商的身影，连同大漠商队的阵阵驼铃、海上商船的起航号角都消失在历史的深处，但那遍及九州的晋商遗址和以晋商商号命名的古旧街巷，仍然在向人们讲说着那一段辉煌岁月：甘肃的老西庙，新疆的古城塔，昆明金殿的铜鼎，江苏扬州的亢园，安徽毫州的花戏楼，还有张家口的日升昌巷，包头的复盛西巷，呼和浩特的定襄巷、宁武巷，外蒙古科布多的大盛魁街等等，它们都凝结了来自那远方的黄土高原上的山西商人的心血和汗水；还有那谚语，东北流传着“先有曹家号，后有朝阳县”，内蒙流传着“先有复盛西，后有包头城”，西北流传着“先有晋益老，后有西宁城”，这些谚语，就是镌刻了那段吞吐海内的光荣岁月的无形的丰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