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几句与人口相关的杂话 -- 黑岛人

“爱国主义”的“汉化”：当代中国“种族民族主义”生成简史三

姚 新 勇“生成简史二”主要从“文化意识形态”的内部原因出发，分析了文化民族主义首先从部分少数族裔那里开始并逐渐激化的原因，尽管切入的口径相当狭小，但仍然很不全面，实际始终是围绕着80年代少数族裔文化民族主义展开的，并没有涉及九十年代之后的“儒学复兴”、“民族主义”的兴起等现象与文化民族主义的全面扩展、种族民族主义的激化之间的关系。不过专门讨论“儒学复兴”、“民族主义”思潮，不是我的任务，学界已经有了很多相关的研究，根据我的主题，我想重点揭示这些现象中所包含的“爱国主义”或国家“汉化”的这一问题。

爱国主义始终是中国国家或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近代以来，每一个想掌握中国命运、主导中国历史走向的政治力量，都要千方百计地将爱国主义的阐释权、领导权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因此，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中，爱国主义的具体内容也不尽相同。比如同盟会的“汉化民族主义”、蒋介石的国家民族主义、毛泽东时代的爱国主义等的具体内容，都是不同的。但是尽管如此，中国现代的爱国主义的主导倾向，则是尽可能地涵盖所有中华各族人民，使之作为巨大的精神力量，激发全体中国人民为国家的救亡图强而奋斗。

但是，1990年代以来，全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则似乎出现了“汉化”苗头，并与日渐强化、普遍化的族裔文化民族主义一道，撕裂着中华民族的认同，成就着种族民族主义的猖獗。一句话，爱国主义已由中国人民的凝聚力，开始向种族主义与民族分裂的助推器方向异化。

这从以下三个方面的情况，就可以看出：

1.从儒学的复兴到皇汉民族主义的叫嚣；

2.从民族主义边缘的提倡，到“大国崛起”的迷狂；

3.保卫中国行动的悖论。

从儒学的复兴到皇汉民族主义的叫嚣众所周知，儒学在中国大陆的复兴，开始于六·四之后的九十年代初。开始时，它主要表现为中共为了应对六·四危机而采取的某种意识形态的方向调整，它所针对的直接危机来自于社会与体制内部，即社会对于中共领导合法性的巨大的否定性倾向（至少是巨大的怀疑）和体制内部的左的保守派要求重返传统社会主义路线的压力。

如果仅就直接的危机解决而言，应该说中共借助儒学复兴这一招是相当成功的。然而这绝不仅仅是简单的国家领导权合法性危机的应对，也是国家政治合法性性质的重要调整，即中国开始由一个激进反儒家传统的国家向“传统回归”，开始借用儒家这一传统符号，改造、转换国家认同的象征体系。但是这就给国家带来了更深刻的危机：因为社会主义传统的国家认同体系，虽然具有否定一切旧有传统的弊端，但它却建立起了一套超族群的中华民族共有的“反抗三座大山”、建立建设新中国的新型传统，这个传统的重要基石之一是各民族的被压迫人民的平等，因此，这个传统的一系列的象征符号系统（无论是中国人民的解放史、党、毛主席、人民英雄纪念碑等等），都属于全国各族人民的，是不同族群共有的。但是儒学、儒家文明，则在很大程度上被普遍认为是汉族的。

所以很自然，国家的“儒化”就理解为，尤其是被许多少数族裔认为是“汉化”。而这正好与少数族裔民族本位文化认同的转向相互背反，构成对国家一体性的撕扯。

或许，有人会说我的分析存过于强调了中共和国家在儒学、儒家文化复兴中的作用，而没有看到它的自发性和多种力量的推动性。不错，我们是不能将儒学、儒家文化的重新复兴，理解为中共和政府一手操纵。一方面，从众多具体现象（如“新儒学”的讨论、国学热、孔子炎黄祭奠热、孔子学院境内外纷纷开设、读经运动、汉服运动、网络汉种族主义的兴起等）来看，儒家文化的复兴，的确经历了一个由少数学者倡导到社会普遍接受的由文化边缘到中心的过程，不仅参与其间各方的身份非常繁杂，而且也包含着文化、经济、台海互动等多方面的原因。另一方面，任何族裔性的文化民族主义，都与现代国家理念存在着冲突，中共也不可能看不出儒家文化复兴，对多民族国家共同认同的威胁，所以，它在利用儒家文化符号时，也对其实施着控制，通过各种方式让它看上去“汉属”色彩不那么突出，更象是社会在自动推动。但是所有这一切，恰恰没有否定我的观点，反而更加证明了儒学、儒家文化复兴之于国家认同象征符号系统的“汉化”改造性。

因为，任何国家或共同体的认同符号体系，要想真正发挥作用，就必须被国民或共同体的个体普遍认可、赞同。尽管并非所有中国人乃至汉族人，都支持复兴传统儒家文化，但是他们的言或未言的反感、反对，恰恰没有遏制儒家文化复兴之于国家汉化的影响，相反倒是加深了这种影响。这一点在下面关于国家民族主义复兴的讨论中，将会表现得更清楚。

当然，反对我的人还会说，就算是你说得不错，但是汉族占中国人口的90%以上，历史悠久的中国，就是由儒家文化来维系的，每一个国家或每一个族群的文化，都必然有主流文化与非主流文化之势，而且都允许少数族裔复兴自己的传统文化，那么国家允许乃至鼓励复兴儒家文化又有什么不对的呢？这种观点的简单、轻率、汉族中心是一目了然的，只须反问一句，如果（而事实也的确如此）有某些少数族裔不认同你这个主流传统，那该怎么办？你是允许有条件独立的少数族群都独立呢？还是准备强迫他们认同呢？

这里我想补充说明的是，90年代以来的儒家文化复兴，是双重的倒退：既是对超族群国家现代认同的倒退，也是对普世的、超族群的儒家文明的倒退。儒家学说本质上讲的是文化并不讲种族，正是这一点，无论是对于庞大比例的汉民族还是对于中国的形成与维系，都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在数千年的历史上，不仅汉人为儒家学说的创立、传播、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其他少数族裔和现在中国境外的民族，也为此做出过不小的贡献。所以，儒家文化与其说是汉文化，不如说是古代亚洲尤其是东亚地区的“普世性”文明。正因为此，中国历史上许多少数族群政权，才积极主动地儒化，学习中原文化。

将儒家文明的这一特点，与日益普及化的汉文化民粹主义相比较，当下儒家文化复兴的问题，不是一目了然了吗？从民族主义边缘的提倡，到“大国崛起”的迷狂广义的民族主义包括国家民族主义和种族民族主义，这里要讨论的是前者，但所讨论对像，亦带有后者的色彩。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虽然在致力于中国摆脱列强奴役、建设一个繁荣富强的现代化中国这一点上，与国民党的三民主义是相同的，但是后者是民族主义的，而前者则是非民族主义的，至少从共产主义的普世理想来说，就是如此。

所以，民族主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长期都是受到批判的，常常被等同于“国民党反动派”的法西斯主义。然而，大约与新儒家登陆中国同时，民族主义也开始复活。按照民族主义的主要代表王小东的说法，民族主义并不是自称，而是他称。当初他在80年代末发表文章批判80年代中国思想文化界一种非常普遍的看法，即认为，“中国人是这个世界上的劣等民族，从他们的原始祖先开始，中国人就是一个劣等民族”。这种想法“和希特勒的种族主义理论没有太大的区别”，所以他将其命名为“逆向民族主义

但是西方学者却从中读出了民族主义的意味，并将他的观点视为中共、中国政府恢复民族主义的信号。所以，王小东认为自己及其同道，是被迫接受了民族主义这个头衔。不仅如此，当代中国民族主义从它开始诞生起就既不是体制的，也不是主流的，而是受到西方和中国主流知识界批判的民间性文化思潮。王小东说出了历史事实，但却没有正确地解释历史，历史人物最多是历史的代言者，却不是历史本身。

其实早在西方学者赋予王小东以民族主义称号之前，当代国家性质的民族主义就已经以“新权威主义”的名号半遮半掩地出场了。 “新权威主义”讨论出现于1988年前后，其主要的观点是，强调国家在民主转型中的权威性、控制力，克服地方的诸侯性无序状态，反对简单、激进、跳跃式的民主化进程。虽然，由于六·四风波，新权威主义的讨论，很快偃旗息鼓，但其一些基本观点，则被以后的民族主义、“新左派”等所吸收。

与儒家民族主义的复兴思潮一样，国家民族主义也大致经历了一个从在“在野”到“登堂入室”的过程，而且两者都受到了主张更快地推进中国民主化进程的知识分子的批判。不过儒家民族主义一开始的学术圈色彩较浓，后来才逐渐网络化、普及化、青年化，而国家民族主义正式兴起之时，就带有相当的网络青年“草根性”。开始时这种草根性，主要还是表现于爱国主义情感的诉求，表现于对西方“中国威胁论”和境内外的民族主义批判声浪的网络反击。后来由于境外因素，越来越“境内化”（详见下一部分），“网络空间”的国家民族主义的活动，就越来越频繁地进入现实空间，而且规模也越来越大。时至今日，国家民族主义也已经从一开始的网络空间个别人的言说，变成了被普遍接受的意识形态，尽管常常它常常混杂于不同形式的爱国主义之中，这只要看看《中国可以说不》、《大国崛起》、《中国不高兴》、《货币战争》等作品有多么热，就一目了然了。而前三部作品，都是由王小东等人创作或策划的。虽然王小东说他对“逆向民族主义”的批判，是反种族主义的，而且我们往往也很难分清现实中那些行为是爱国主义的，哪些是民族主义的，但是这都不能掩盖当代民族主义思潮中的（汉）种族主义的因素，而且是基础性因素。王小东为他的民族主义找了很多的理由，但其最基本理由就是，在当今这个有限的生存空间中，唯一能够把中国人聚集起来以抵抗外来威胁的东西，不是所谓的中华传统文化，而是民族主义，因为它是以鲜明的种族差异的生物学基础为前提的。一个中国人可以完全为西方文化所浸透，如讲英语等等，但如果他想把自己与西方人的身体差异也消除掉，那恐怕需要许多代的混血。因此这难以消除的体质生物学特质，既是一个中国人很难被白种人接受的基本原因，又构成了中国人之间彼此认同的天然民族标志。因此，当这种以种族标志为基本认同价值取向的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中国崛起的狂想纠缠在一起难以区别时，爱国主义、国家，就已然在悄悄地行进在汉化之路上了。

保卫中国行动的悖论从本系列的第一个思考开始，我一直是在文化意识形态理论的范围中打转，所涉及的各种族裔性的主义之争，似乎也都是“理论的实践”，而非“现实的行动”。

但是到了1990年代末以后，理论或观点性的抗争，就越来越多地演化为网络发言与现实行动相互结合的抗争，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一类，就各种“保卫中国”的中国抗议。例如：1998年的中国住前南斯拉夫使馆被炸后的大规模的民众抗议，中美南海撞机所引起的风波，抗议日本“入常”，“保钓”行动，奥运火炬保卫战，通过游行、网络反击等方式抗议西方世界在奥运、西藏、新疆等问题、事件上的虚伪、无耻的双重标准的表演等等。

西方世界和中国的自由主义人士们，大都将这些保卫中国的抗议行为，解读为非理性的民族主义冲动，甚至比拟为愚昧、迷信、排外的义和团式的“拳民”暴动；反之则将其理解为中国人民，尤其是青年知识者，从对西方民主的盲目迷信中摆脱出来，重拾爱国主义的价值，为独特的中国富强、崛起而奋斗，因而，这也是中国认同有力重建的表征。这两种观点，各有道理，但都失之简单、绝对。

不过我不准备在此做具体辨析，我只是想提醒大家注意，在各方以中国、中国人民、中国青年、愤青、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等称谓，或批判或支持时，是否注意到了这里的“中国”的不完全性：那些与事件相关最为密切的族群——藏族、维吾尔族——几乎是集体缺席。在那些自发的游行队伍中，你可曾发现几个藏族、维吾尔族同胞的身影？在愈演愈烈的“网络中华保卫战”中，你又能听见几声藏、维同胞的声援呢？不仅如此，更有一些激进的少数族裔青年，还站在“中国抗议”的反面来发言，更接二连三地发生了3·14、6·26、7·5这样亲痛仇快的惨剧。

正是在这里，当下爱国主义行为的悖论，就深深地绽裂开了。我们所保卫的领土、我们所捍卫的尊严、我们所声讨的暴力、我们所抗议的偏见，却恰恰被与其关系最密切的那部分同胞所冷漠或反对！因此，这样的爱国主义行为，在发挥着巨大民族凝聚力时，又在加深着中国、中华民族的裂痕，助推着同胞之间仇恨的滋长。这时，我们再回头去看各种激进的种族民族主义的表演，也就不会再感到奇怪了。从中国认同、民族认同的整体断裂来看，与其说是爱国主义的“汉化”，不如说是爱国主义的“种族化”，“中国”、“国家”，在不同族群的心目中，可能已经有了不同的指认：爱国主义——爱谁的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