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春秋左传注读后00-1 -- 桥上

我在这里受益良多，总想着能有点回报，而且最近铢钱越来越少，难以为继，所以必须发点什么。我没有原创的才能，就只能写点读后感了，好在这还符合老铁“使不忘故国衣冠”的宗旨。

我在这里要介绍的书，是杨伯峻先生所注的《春秋左传注》。在这里仿照公羊笔法，逐词介绍这本书的书名，进而介绍这本书。对书名的介绍分为三部分：一，“春秋”者何也；二，“左传”者何也；三，“注”者何。我不是科班出身，且不说写的好不好，还难免会有“硬伤”，请各位先生指教。整个读后感，估计有七八篇，看写得出来写不出来吧。

一、 春秋者何也

《春秋》到底是什么呢？当然，这是一本书，是一本与历史有关的书，是春秋时代鲁国的史官记录下来的，当时正在发生的历史——春秋时代的历史（所谓春秋时代，也是由于这本书命名的）。关于《春秋》，杨先生为《春秋左传注》写了七万多字的《前言》，里面的《春秋名义》、《春秋和孔丘》、《春秋评价》、《春秋和三传》四章，对《春秋》有精彩详细的说明，各位可自去阅读。我在此只说说我的感想。按杨先生的说法，很多都是臆想。

关于《春秋》，宋朝的王安石有一句著名的评价，“断烂朝报”，“断烂朝报”这四个字，头两个字是形容词，后两个字“朝报”是指当时朝廷的一种通报，历朝历代一直都有类似的东西，在宋朝时叫做“朝报”，清朝时一般称为“邸报”。为什么王安石把《春秋》形容为“断烂”的“朝报”呢？首先是因为现在流传下来的《春秋》是残缺不全的，有很明显的脱漏的迹象。大的脱漏杨先生已在前言里讨论了，这里只举两个小例子。第一个例子在桓十四年的《春秋》，其中有一条：“夏五，郑伯使其弟语来盟。”（《桓十四年经》（p 0139）（02140003））“夏五”两个字后面很可能缺了个“月”字，也不知什么时候缺的。第二个个例子在庄二十四年的《春秋》，其中有一条只有两个字：“郭公。”（《庄二十四年经》（p 0229）（03240011））据认为郭是国名，但这个郭公到底怎么了，或者他干了什么，我们已无从推想，不知阙脱了什么内容。

那么这个《春秋》为什么会断和烂呢？一方面是因为在辗转传抄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阙脱，另一方面也是由于《春秋》得以流传下来的特定过程本身所决定的。我认为《春秋》是作为某种教学的材料流传下来的，而且这种教学与现在的历史课教学不太一样，没有保存历史资料的目标。因此在这种教学过程中用不到的部分就很难一直完整的流传下来（现存的《春秋经》中只有将近三分之一的段落是《左传》中未曾涉及的，甚至这些段落有一部分也可能是在讲课时要涉及到的）。

既然王安石用 “朝报”来与《春秋》进行比较，又有人把“朝报”称为现代报纸的前身，所以我在这里正好可以把《春秋》与“朝报”与现代报纸进行几点比较：

1、 内容

当然，现代的报纸我们都见过了，其内容也是一言难尽。那么“朝报”的内容是什么呢？就是当时朝廷的重要政令，政事活动，重要官员任免等等。下面就是一份唐玄宗时的朝报——《开元杂报》的一页的内容（在网上可以找到很多这一页《开元杂报》的图片，但据说是这一页《开元杂报》的仿品的图片，不过内容大概是不错的。我不会贴图，下面是该图片的链接之一：http://www.appjpi.com/paperK/printing/1z/1-200.gif）：“二月甲戌，皇帝自东封还，赏赐有差。”“丙子，上躬耕于兴庆宫侧，尽三百步。辛巳，还。”“鸿胪卿崔琳使于吐蕃。琳，神庆七子也。”“壬午，上幸凤泉汤。癸未，还京师。”“三月辛卯，上幸骊山温泉。丁亥，还宫。”“戊寅，以单于大都护忠王浚领河北道行军元帅，以御史大夫李朝隐、京兆尹裴伷先副之，帅十八总管以讨奚、契丹。命与百官相见于光顺门。”“庚辰，皇帝幸骊山温泉。甲寅，还宫。”“乙酉，上幸凤泉汤。丁亥，还宫。召见百官赏赐……”我还选了《春秋经》中的一段，可以来比较比较：“四年春，宋公使华元来聘。”“三月壬申，郑伯坚卒。”“杞伯来朝。”“夏四月甲寅，臧孙许卒。”“公如晋。”“葬郑襄公。”“秋，公至自晋。”“冬，城鄆。”“郑伯伐许。”（《成四年经》（p 0816））比较下来，可以看到《春秋》和“朝报”二者都是日期加上简单的活动叙事，都只有一个主角，那段“朝报”里是皇帝、或叫做“上”，当时是唐玄宗。这段《春秋》里是鲁公、或叫做“公”，当时是鲁成公。看上去《春秋》和“朝报”还是有点像的，当然“朝报”的叙事比《春秋》稍微详细了点。至于现代的报纸，无论其主角的多变，叙事的繁复，都不是这二者可以比较的了。不过就以提供信息为主要目的这一点说，三者还是一致的。

根据杨先生的版本，按我的统计，现在的《春秋》共1861条，16773字。可分为九类：1、戎事，2、祭祀，3、双边交往，4、多边交往，5、嫁娶，6、卒葬，7、其他活动，8、自然现象，9、分类之外的各条。其中与戎事有关的约占三分之一弱，正体现了所谓“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但与“祭祀”有关的内容只占不足百分之三，这是因为在《春秋》中并不记载正常的祭祀活动，记载下来的都是“出了格”和应付非常事件的祭祀活动。另一类重要事项的就是双边与多边的交往活动，加上与“嫁娶”有关的一类，加起来比“戎事”略少一点。有关“卒葬”的条数是单独一类中第二多的，只比“戎事”一类少一点，约占总数的四分之一弱。有关“其他活动”的一类，约占一成多。有关“自然现象”的一类约占总数的百分之五左右。当然，也可能《春秋》的原始面貌并非如此。

2、 撰写

但是《春秋》和历代的“朝报”有一点是大不一样的，就是《春秋》有接近一半的内容是由鲁国以外的其他诸侯国提供的。当时的“国”并非我们现在的国的意思，当时的国只是周王治下的城邦，本来最早的“国”字也只是城邦的意思（《说文》：“国，邦也。”），是“囗”这个字加上“或”这个音符，“囗”就是一圈墙的意思，也就是城的意思，据说，古“國（国）”字或与“囗”相同。当时，各个诸侯国上面还有周天子这个共主。到了春秋时代，各个诸侯国也不过是城邦的扩展，一国所辖的城邑虽然多了，但对城外的土地还不是像后来的国家控制的那么全面，“国”这个字常常表示的还是国都这个“城”的意思。春秋时周王仍然是名义上的共主，仍然可以说“溥天之下，莫非王土”（《诗小雅北山》，据《左传》，春秋末期，鲁昭公七年（前五三五年）时，还有人在引这句诗作为立论根据，当然引诗者口中的“王”已经指的是楚王了（《昭七年传》（p 1282）（10070201）））。因此，《春秋》作为鲁国的“朝报”，不过是整个周王朝“朝报”体系的一个单元而已。

周王朝统治下的各个城邦很多都有自己的《春秋》，估计周王那里很可能也有类似的东西，而且恐怕更全。在各国的《春秋》中，各国的“太史（史官）”除了记录有关本国的事项外，还会记录下周王朝和其他各国通报（所谓“告”）来的有关事项，再把这些与本国的事项一起按日期排列，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春秋》的面貌。例如前面列出的《成四年经》，其中“三月壬申，郑伯坚卒。”“葬郑襄公。”“郑伯伐许。”三条的内容，就应该是郑国“告”来的。重要的一点是，所有关于外“国”的事项，即使是有关周王朝朝廷的事项，鲁国的太史是不会主动记录的，只有收到了外“国”太史发来的文书，鲁国的太史才会在不改变其内容的前提下（即使明知其不通或是错误的），按照《鲁春秋经》所要求的格式，将其改写（例如改变人称等）入《经》（关于来“告”的格式，和写成“经”以后的格式，以及二者的比较，可参见例如《宣十年经》（p 0704）（07100006）：“齐-崔氏出奔卫。”与其相应的来“告”的内容，据认为“告”来的内容大体应是“崔氏之守臣杼失守宗庙敢告”，见《宣十年传》（p 0706）（07100202））。这就是所谓“不告不书”（例如可参见《隐十一年传》（p 0078）（01110702））。也就是说，互相“告”也是各国太史的职责之一。这样，《春秋》就与现代的某些大报有一点类似，各国的太史好比是驻各地的编辑部加记者站，各国的《春秋》就像是同一张报纸的各地方版。至于朝报，当然没有这么啰嗦。

因此，可以想见，当时各国太史之间有专门的交往活动，可以称之为“太史间交往”（当然未必是太史本人之间的交往，更可能是通过“信件”往来，由所谓“行人”传递，所以，“行人”与“太史”是有“工作关系”的）。这种交往活动也是各国间信息流通的一个途径，当然也可能会通过这个途径传播小道消息。研究《春秋经》的内容，也许可以一窥这种“太史间交往”活动的面貌。

首先，与鲁国有“太史间交往”的都有哪些诸侯国呢？除鲁以外，《春秋经》内共出现了73“国”（包括周王朝在内，而未数“戎”、“狄”、“夷”，主要是估计由于文化的不同，戎狄蛮夷之国不太可能与鲁国之间有这种所谓“太史间交往”，但在这73“国”之内的“巴国”、“莱国”等也可能是蛮夷，不过下面最终也已将这几“国”排除在“太史间交往”的范围之外）。我将这些“国”分为A、B、C、D、E五类，其中：A类（包括周王朝在内）有18“国”，选入此类的标准是《经》中记载了该“国”单独与鲁国的交往且有些条《经》的内容只与该“国”有关（即可能这条《经》的内容只能是由该“国”“告”来的）；B类有3“国”（其中“徐国”取入这一类是因为《春秋经》中有“徐人取舒”（《僖三年经》（p 0284）（05030003））这一条，虽然这条也可能是“舒国”来告的，但算作是“徐国”所“告”的更合理），选入此类的标准是《经》内未出现该“国”单独与鲁国交往的记载且有些条《经》的内容只与该“国”有关；C类有6“国”，选入此类的标准是《经》中记载了该“国”单独与鲁国的交往且没有任一条《经》的内容只与该“国”有关；D类有38“国”，选入此类的标准是《经》内未出现该“国”单独与鲁国交往的记载且没有任一条《经》的内容只与该“国”有关；还有E类的8“国”，选入此类的标准是《经》中记载了该“国”单独与鲁国的交往或记述了该“国”为鲁国所灭，但在其他《经》中未再出现。以上各类只有前两类的“国”与鲁国有“太史间交往”的可能性较大，这是因为《经》中出现了只可能由该“国”“告”来的内容。而后两类诸侯国由于在《经》中未出现只与该“国”有关的内容，说明该“国”来“告”过的可能性较小，与鲁国有所谓“太史间交往”的可能性也较小。这样，对于鲁国而言，现存《春秋经》所反映的这个与鲁国有“太史间交往”的圈子只有二十几个诸侯国，周王朝为首，鲁以外还有：晋、齐、楚、秦、吴、郑、宋、卫、蔡、陈、曹、杞、许、莒、邾、滕、纪、徐、薛、宿等。

其次，由于当时交通和社会条件的限制，要维持这种“太史间交往”，需要有一定的实力。与鲁国有“太史间交往”的这二十几“国”中，小“国”都在鲁国附近，离鲁国比较远的楚、秦、吴三“国”都是大“国”。现存《春秋经》一千八百多条，只有约一半是其他各“国”所提供的，春秋历时二百多年，平均每年现存《春秋经》中只有三四条是外“国”太史所“告”的。大“国”来“告”的多，小“国”来“告”的少。实际上，大“国”也摊不上每年一条（这也许是原始《春秋经》的内容要比现存《春秋经》多的一个迹象，当然也可能是当时各“国”之间“行人”往来一次很不容易，所以所谓“太史间交往”也很少），最多的“国”只有一百多条，小“国”远“国”就只有几十条甚至十几条。所“告”的信息有很大一部分是本国国君的卒与葬。

再次，要是单独审视各“国”太史所“告”的内容，也许可以发现各“国”太史的一些各不相同的趣向。例如，《春秋经》中只有两条山崩的信息，都是晋国所提供的，也许反映了晋国是个多山的国家，对山神重视。又例如，只有宋国来“告”的信息中，包含了较多的自然现象（六条，其他各国不过一两条而已），也许宋国的太史是所谓“天人感应”一脉的前辈吧。

3、 发布范围

有人说“朝报”是现今报纸的前身，这是因为朝报虽然是在官方监督下发出的，但是有人印了进行商业发行，发布的范围很广。例如，上述《开元杂报》就是雕版印刷的，很可能是为了进行商业发行才印刷的，清代的《邸报》甚至发到了全国各地。而当时的《春秋》也有一定的发布范围，但似乎没有“朝报”发布的那样广，更不用提现代报纸了。

《春秋》的发布范围不广主要是受当时技术条件的限制，当时既没有纸也没有印刷术，主要的信息流通渠道是口头传播。但是，似乎《春秋》也有一定的发布规范。首先，史官写好了《春秋》的某一条目以后，会在朝廷上出示，例如，鲁宣公二年（前六〇七年），晋灵公被杀，晋国的太史写下了“赵盾弑其君”之后，就“以示于朝”（《宣二年传》（p 0662）（07020305））。所以，本国的君主和高官都知道《春秋》上写了什么，这些人再把有关内容传出去。这种口头传播的效率有时候还是很高的。所以才会有鲁襄公二十五年（前五四八年），齐国的史官坚持书写“崔杼弑其君”而前赴后继的事（《襄二十五年传》（p 1099）（09250207））。其次，各国的来宾可以通过某种程序看到《春秋》。例如昭公二年（前五四〇年），晋国的韩起访问鲁国，到鲁国太史那里“观书”，所“观”的书就包括鲁国的《春秋》。这一来，《春秋》上写了什么，至少各国的高级贵族都有可能知道。例如，襄公二十年（前五五三年），卫国的宁殖病重，嘱咐儿子宁喜说：“吾得罪于君，悔而无及也。名藏在诸侯之策，曰‘孙林父、宁殖出其君’。君入，则掩之。若能掩之，则吾子也。若不能，犹有鬼神，吾有馁而已，不来食矣。”（《襄二十年传》（p 1055）（09200701））这个策就是指的《春秋》，可见各国《春秋》里写了什么，宁殖不但知道，还为此耿耿于怀。与此项类似的还有，文公十五年（前六一二年），宋国的华耦访问鲁国，他在推辞鲁公的宴请时，提到他的曾祖华督在鲁桓公二年（前七一〇年）时曾杀了当时的宋殇公，因此而“名在诸侯之策”（《文十五年传》（p 0609）（06150202））。华耦说的这个策也是指的《春秋》，《鲁春秋》上的记载是：“二年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弑其君与夷及其大夫孔父。”（《桓二年经》（p 0083）（02020001））。但是这次这条《春秋》在当时已是将近一百年前的《春秋》了（从前七一〇年到前六一二年）。一百年前的记录为什么大家还都知道，这就不能不提到各国《春秋》的另一个重要流传途径，就是通过教育的途径。当时，各国的贵族都会受到相似而规范的教育，其中就包括了《春秋》。春秋后期的新兴教育家孔子所教的内容也包括《春秋》，孔子虽然不是只教育特定的贵族子弟，但他所教的内容还是与“官学”一致的。因此，那些受过教育的贵族都知道《春秋》，《春秋》的内容在这个贵族圈子里可以说形成了一种“共识”。

通过各国的人员往来，包括上面提到的“太史间交往”，以及贵族教育等等途径，《春秋》自然也就广为人知了。

此外，现在这个《鲁春秋》的文本，很可能就是孔子要作为某种教学材料使用，通过他的关系从鲁国太史那里流传出来的，所以现存的《春秋》才会终结于“夏四月己丑孔丘卒”（《哀十六年经》（p 1697）（12160003））。

4、 作用

无论是现代报纸、各朝各代的“朝报”、还是《春秋》，首先起到的作用就是提供信息，而《春秋》所提供的，是当时的政治体系所希望提供给当时的统治集团所有成员的重要政治信息，从而保证当时统治体系的正常运作。

但是《春秋》还担负了保存历史信息的功能，保存历史信息一方面可以为当前的政治运作提供先例，例如《春秋》中大量保存的国君的卒、葬与继承的信息，会在后世被反复引用，定公元年（前五〇九年）季孙意如（季平子）就搬出几百年前的鲁炀公来证明“兄终弟及”古已有之（《定元年经》（p 1522）（11010007）、《定元年传》（p 1527）（11010501）），文公元年（前六二六年）楚国的令尹子上就指出“楚国之举恒在少者”劝楚成王不要轻易易置太子（《文元年传》（p 0513）（06010701）），当然这也是当时的政治结构的特色。保存历史信息另一方面的作用就是为后人提供借鉴，所谓“殷鉴不远”，这也就是为教育提供素材的功能，这个功能是现代报纸和朝报都不具备的。

另外。现代报纸和《春秋》所共同具有的一个重要功能是舆论监督，“朝报”则基本上没有这个功能，应该是分化给其他的形式了。关于《春秋》的舆论监督作用，最极端的描述当然是孟老夫子的“孔子作春秋乱臣贼子惧”，《左传》的一部分重要内容就是教人如何写《春秋》，如何读《春秋》，写《春秋》要“惩恶而劝善”，读《春秋》要读出其中的“微言大义”。由此，受过教育的贵族圈子内就会对《春秋》上写了什么特别注意，这样《春秋》的写作就会对统治者构成舆论压力。通过阅读《左传》，我感觉，当时存在一个“君子”集团，这个集团是统治集团的一翼，或为后来儒者集团的前身。“君子”集团的成员通过共同的教育有比较一致的理念，其中一些成员执掌着各国《春秋》的写作，也利用这个工具对当时的政治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这是中国古代的舆论监督的一种形式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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