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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左传注读后00-2

二、左传者何也

其实《左传》是《春秋左传注》这部书的主体部分，根据杨先生的本子，按我的统计，《左传》有1642条，2570段，178632字，其分量是《春秋》（1861条，16773字）的十倍左右。我之所以要介绍《春秋左传注》这部书，就是因为读了这部书之后，通过《左传》的叙述感到其中有很多我过去所不知道的事情，也感到当时（春秋时期）的社会是与后来的社会完全不同的社会，读这本书可以更好的了解中国古代的传统，例如可以更好的理解孔老夫子说了些什么。

关于《春秋》与《左传》的关系，也请自去读杨先生的《前言》。下面我将从三个方面介绍《左传》：1、作为历史书的《左传》，2、作为当时的教材的《左传》，3、作为重要文化遗产的《左传》。

1、作为历史书的左传

按照现代人的看法，《左传》当然是历史书，而且是极重要的历史书。

一位历史学家许凌云先生介绍说：“《左传》广泛地吸收了我国以往的历史记载和口头资料，统筹规划，取舍剪裁，包容一书之中，大体勾勒出春秋时期二百余年周王室及诸侯国兴亡之迹和当时社会的轮廓，反映了社会变革在经济、政治和思想观念各个方面的变化。同时，也保存了不少春秋以前的古史材料和传说，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读史入门》许凌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7年2月第一版 58页）”

而另一位历史学家李学勤先生曾提到：“研究春秋时期，《左传》是最重要的一部著作。《左传》传为鲁国人左丘明所作，记述当时历史事件，备极详明，于史学史有很高的地位。此书传到汉代，属于古文经的范围，在两汉的经学学派争端中，受到今文家的攻击，其影响及于清代汉学，酿成怀疑《左传》的风气。经过多年辩难，《左传》的可靠性已为多数学者所公认。事实说明，司马迁《史记》关于春秋史的叙述几乎均出自该书，绝不像今文学派所说系后人伪作。《左传》的注本，清人刘文淇的《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最负盛名，可惜印行的原稿本不完整，近年有学者续作，也已经出版。杨伯峻先生所著《春秋左传注》，博洽而简明，是最便于阅读的本子。（《李学勤说先秦》李学勤著宫长为编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2009年 p50）”

《左传》反映了一个与秦汉及以后的中国社会大不相同的社会，五四以后，一些接受了西方史学训练的新人掀起了一波怀疑中国古代史籍的浪潮，取得了很大成绩，被称为所谓“疑古派”，这一派扫荡了旧史学，为新史学奠定了基础，所以当后来新中国点校二十四史时，总理还专请这一派的领袖顾颉刚先生领衔。疑古派考出很多部所谓古籍（例如《礼记》，《尚书》的一部分，等等）都是战国时或更后的人伪造的，一时间，《左传》也在被疑古派怀疑之列，但是，据一位疑古派的老先生后来说，经过他们仔细阅读了《左传》之后，发现《左传》所反映的是一个与战国或更后的社会完全不同的社会，包含了大量的社会信息，不是后人所能够伪造的，他们承认了《左传》的地位。

综上所述，《左传》是我国现存最古老，内容最丰富的历史书。其实，中国的历史材料在春秋这一段比较详实，比后面战国以至秦代的资料更完整，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由于《左传》流传了下来。

2、作为当时教材的左传

但是，《左传》是古代“经史子集”四分类法“经”的一部分，也就是说当时并没有把《左传》划为历史书。所以所谓二十四史也好，二十五史也好，其实并不包括《左传》。这样，提到古代历史书，有时容易漏过了这本极重要的历史书。那么，所谓“经”是什么呢？在我看来，“经”其实是教材，古代的五经：《诗》、《书》、《礼》、《易》、《春秋》，据说都是孔子教授过的科目，其中教授《春秋》的教材很可能就是《左传》。

根据杨先生及他所征引的先贤的看法，《左传》的面貌并非一直如现在这样，而是在秦汉时经过改造，最早的《传》是不注《经》的，也就是说，当时的《左传》是“经自经传自传”的，即《春秋》和《左传》是各自独立的两部书。因为“《左传》不注《春秋》”，所以《左传》在西汉时很长时间内都不能“立学官”，不能成为正式的官方承认的学科。但《左传》的这种形态正反映了当初进行教学的场景，教授者是一件事一件事的讲解，而不会牵就《经》的文本，有点像说书。

那么《左传》为何会形成现在的面貌？我估计其中一个因素是为了要争取“立学官”，上面已经提到，在汉代，有人攻击“《左传》不注《春秋》”，为了要取得官方承认的地位，就要符合当时通行的依《经》作《传》的形式，所以有人就把《左传》改成了现在这种《传》依《经》分年的形式。

现在这种《传》依《经》分年的形式把连续的《传》文分割成一段一段的，割断了原有的文气，也不便于阅读。后人有鉴于此，还搞出了《左传记事本末》，在某种程度上试图恢复《左传》的原貌（《左传记事本末》五十三卷，清人高士奇编撰。高士奇（1645—1704）字澹人，号江村，钱塘（今杭州）人。曾为康熙帝所宠幸，官至礼部侍郎。在高氏之前，南宋章冲曾把《春秋左氏传》改编为纪事本末体的《春秋左传事类始末》。清初，马骕又撰成《左传事纬》，较章书又有改进。高氏继章、马之后，以列国事迹，分列专题，自成首尾，又兼采经史诸子，为“补逸”、“考异”、“辩误”、“考证”、“发明”诸项，附列在各专题正文之下，对史实作了一番补充、考订和解释的工作，因此，高氏之书优于章、马的同类著作，可以帮助读者了解春秋史事。（《读史入门》许凌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7年2月第一版 74页））。

我也尝试了尽量按原有的顺序重新缀合传文，在我看来，《春秋》可以分成一百多个独立的段落，平均每段只有不到两千字，当然这只是提纲，讲授者可能还会进一步发挥。从其分量来看，估计已经足够单独开一门课了。

作为教材，《左传》有几个特点。

前面已经说过，《左传》中有很多段落是介绍怎样写《春秋》读《春秋》的，据我的统计，《左传》中与此有关的段落在二百条以上，占总条数的一成半以上。例如：宋不告命，故不书。凡诸侯有命，告则书，不然则否。师出臧否，亦如之。虽及灭国，灭不告败，胜不告克，不书于策。（（《隐十一年传》p 0078）（01110702））例如：秋八月，公及齐侯盟于落姑，请复季友也。齐侯许之，使召诸陈，公次于郎以待之。“季子来归”，嘉之也。（《闵元年传》（p 0257）（04010401））例如：晋-原縠、宋-华椒、卫-孔达、曹人同盟于清丘，曰：“恤病，讨贰。”于是卿不书，不实其言也。（《宣十二年传》（p 0750）（07120701））又例如：君子曰：“名之不可不慎也如是：夫有所有名而不如其已。以地叛，虽贱，必书地，以名其人，终为不义，弗可灭已。是故君子动则思礼，行则思义；不为利回，不为义疚。或求名而不得，或欲盖而名章，惩不义也。齐豹为卫司寇，守嗣大夫，作而不义，其书为‘盗’。邾-庶其、莒-牟夷、邾-黑肱以土地出，求食而已，不求其名。贱而必书。此二物者，所以惩肆而去贪也。若艰难其身，以险危大人，而有名章徹，攻难之士将奔走之。若窃邑叛君以徼大利而无名，贪冒之民将置力焉。是以《春秋》书齐豹曰‘盗’，三叛人名，以惩不义，数恶无礼，其善志也。故曰，《春秋》之称微而显，婉而辨。上之人能使昭明，善人劝焉，淫人惧焉，是以君子贵之。”（《昭三十一年传》（p 1512）（10310502））从这些段落的内容看，从其口吻看，讲授《左传》者很可能就是太史或接近太史的人。

《左传》中还有一部分专门记录了当时人在各种国事活动中精彩的长篇发言，显然是当时语言还在初级发展阶段，这种精彩的发言并不是很多，所以才会纪录下来供后人仿效，后来的《国语》更集中的搜集了类似的发言，对应了后来辩士时代的来临。据杨先生介绍，《左传》中的《吕相绝秦书》一篇发言还真被秦人仿效，后来写出了《诅楚文》。由此看来，讲授《左传》者也可能是所谓“行人”（类似于今天的外交使节）或与其接近的人。

前面已经提到，“太史”和“行人”很可能有“工作关系”，二者的工作性质也有相通之处，都是属于“文”的一类。虽然当时的贵族都是文武双全的，但已经出现了文武分工的苗头，例如鲁国的“叔出季处”（《昭元年传》（p 1205）（10010202）），“叔”和“季”就是指鲁国的两个主要大臣，叔孙和季孙，在那几十年间叔孙主要负责进行外事活动，季孙主要负责军事活动。而鲁国的三家主要执政大臣中的另一家，孟氏，一度也是世代负责外事活动。只是到了鲁昭公时，新继任的孟僖子，由于本来不是嫡子，没有受到良好的教育，在陪同鲁昭公出访时就未能圆满的完成外交使命。孟僖子由此而痛下决心，请孔子教育他的两个儿子，这很可能是孔子涉足教育的开端（《昭七年传》（p 1287）（10071201））。上面提到的“太史”也好，“行人”也好，都是比较偏于“文”的岗位，而讲授《春秋》的人，应该也属于这类偏“文”的人，孔子就曾被误认为“知礼而无勇”（夹谷之会，《定十年传》（p 1577）（11100201）），恐怕也属于这类“文”人。这些“文”人往往是声气相通的，《左传》中多处反映了对这种“文”的赞赏。

既然是教材，就有教材的特点，《楚语上》有言：“教之《春秋》，而為之聳善而抑惡焉，以戒勸其心。”怎样实现这个目的，就是以《春秋》所提到的人或事为线索，讲述前人的经验教训。因此，据杨先生征引的前贤曾指出《左传》作者“好预言”，就是指《左传》中大量的引述前人成功的预言。但是，引述前人成功的预言，以供后人学习，正是《左传》作为教材的“题中应有之义”。

在此，我也想臆想一下《左传》的形成。关于古籍的形成，李学勤先生有一段话说得非常好：“研究新发现的大量简帛古籍，与现存古书相对比，不难看到，在古书的产生和流传的过程中，有下列十种值得注意的情况：第一，佚失无存。…… 第二，名存实亡。…… 第三，为今本一部。…… 第四，后人增广。…… 第五，后人修改。…… 第六，经过重编。…… 第七，合编成卷。…… 第八，篇章单行。…… 第九，异本并存。…… 第十，改换文字。…… 以上十点，概括的恐怕不够完全，希望读者由此能认识到古书的形成每每要有很长的过程。总的说来，除了少数经籍早已立于学官，或有官本，古籍一般都要经过较大的改动变化，才能定型。那些仅在民间流传的，变动自然更甚。如果以静止的眼光看古书，不免有很大的误会。”（《李学勤说先秦》李学勤著宫长为编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2009年 p268）由此看来，《左传》的形成恐怕也是个复杂的、累积的过程。

如果说《左传》是产生于对《春秋》的讲授，那么《春秋》的讲授当然不是起自孔子，在孔子之前的“公立”教育中应该也包括《春秋》这一门，因此《左传》的部分内容恐怕是古已有之，从前人那里传承下来的。在漫长的（至少几百年）讲授《春秋》的过程中，其讲授课本（可能其性质与形式类似于《左传》）自然也不止一种，也许其中就包括左丘明先生授课所用的本子。这个本子还可能是某种通行本。随后，孔老夫子开班授课，就利用了这个通行本。自然孔子会加上他自己的见解，加入新的材料。

现存《左传》最后成书已经到了战国初，杨先生在《前言》里有详细论证，不赘述。这位最后写成此书的人应该是一位孔门后学，也足以称为一代的大师。

3、作为重要文化遗产的左传

《左传》的文笔非常精妙，这方面杨先生已有详细介绍，我就不多说了。我在后面试图用现在的话翻译了一部分《左传》的段落，就深感很难精准的翻译出原文的韵味（考虑到文字的变迁，很容易让原有的意义走样，当然也因为我水平有限，所以我后来只好只给出个大意，并附上原文，请各位欣赏了）。

《左传》在先秦经典中是篇幅最大，内容最丰富的经典，《论语》不到两万一千字，现存《尚书》不过三万多字（实际上《左传》中还保存了不少逸失的《尚书》，弥足珍贵），《诗经》也只有将近四万字，而《左传》竟有接近二十万字。就字数而言，当与之前的全部（流传下来的）典籍相当。

由于《左传》叙事的性质，其语言形式比官方文书类的《尚书》，论述性的《论语》以及《诗经》等其他先秦经典都更加丰富多彩。而且《左传》后世一直是《经》的一部分，后世的“经”已经逐渐更多的在“教材”的含义之外带有了“经典”的含义，这些《经》（包括《左传》在内）成了所有文化人的必读书，同时《左传》还写的非常漂亮，因此，这部书也就更广泛的为后人所引述，化用，成为我国古文的最重要来源之一。

仅仅看一下有多少成语出自《左传》（例如我们耳熟能详的众叛亲离、一鼓作气、唇亡齿寒、困兽犹斗、从善如流、居安思危、筚路蓝缕、食言而肥等等，至少有一百多个），就可以知道其重要地位。《左传》可以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我们民间流传的关老爷的标准像，其中有一种是凭案观书的，有联曰：“赤面秉赤心,骑赤兔追风,驰驱时不忘赤帝; 青灯读青史,仗青龙偃月,隐微处无愧青天!”他所观的书，所谓“青史”，据说是《春秋》，但是《春秋经》很“干巴”，很难读，而且按杨先生的说法，秦汉时，一些人口中的《春秋》实际上就指的是《左传》，因此，关老爷手中的青史，很可能就是《左传》。

总之，我个人觉得，读一读《左传》有助于更好的了解历史，了解传统文化。

三、注者何

前面已经提到，李学勤先生评价《春秋左传注》说：“杨伯峻先生所著《春秋左传注》，博洽而简明，是最便于阅读的本子。”我读杨先生的这本书的感觉是：杨伯峻先生家学渊源、博闻强记，注释中每有妙笔。下面就从四个方面谈谈杨先生注释的特点：1、文字，2、前人注释，3、新史学，4、相关知识。

1、文字

无论是语言还是文字，都不是自古以来一成不变的。因此阅读古籍，首先要对当时的文字有准确地了解。而在这方面，杨伯峻先生有独特的优势。杨先生的老师，也是他的叔父杨树达先生是著名的古文字学家，杨先生还曾拜在语言大师黄侃先生门下，并毕业于北大中文系。有了这样的在语言文字方面的功底，杨先生的注释很注重准确的理解词汇当时的特定含义，因此对《传》文的理解更加准确。

2、文献

杨先生长在文化世家，在幼年就读到了当时的《左传》专家，也是《左传》世家刘师培的涉及《左传》的著作《刘申叔遗书》，又在北大学习，在各大学授课，后来在商务印书馆工作，有条件阅读了大量相关著作，仅列在引用书目中的就有数百种。而且杨先生并非仅仅罗列前人的注释，而是根据自己的研究，总结了前人的注释熔为一炉，为普通阅读者提供了很大的方便。

更有意义的是，由于杨先生阅读范围的广博，往往发掘出一些平常不易见到的文献，与《经》、《传》的本文相得益彰，阅读到这样的地方往往使人不禁拍案叫绝。

3、新史学

杨先生成长在新文化运动以后，在《春秋左传》的注释本中，采取了近代大师王国维先生的观念，首次把现代考古学成果加入对古书的注释之中，这一形式在现代的其他古书注释本中也未普及，应该说对读者更好的理解古代文献开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先例，也是大师观念具体实践的一个重要方面。

4、相关知识

《左传》中包含了丰富的内容，涉及各方面的知识，例如天文学、地理学、植物学等等，杨先生都尽可能的广泛采用最新的科学成果。新时代的国学，如果不能充分的吸收近代的科学成就，是没有出息的。

由以上几点，杨先生不愧是承先（总结了前代的成就）启后（引入了新的科学观念）的大师，《春秋左传注》这本书也是很值得多读几读的一本好书。

通宝推：驿寄梅花,铁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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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花！

这样认真写作的帖子要顶

杨伯峻这个名字印象很深刻

小时候家里有一本《论语译注》（大概名字），作者就是杨伯峻，黄色的封面，挺厚的大32开本，当时小孩儿心气，印象最深的就是，春日融融，携弟子五六人，童子七八个，于河边嬉戏。

百度了一下：

杨伯峻（1909～1992），代表作品：《列子集解》，《春秋左传注》，《论语译注》，《孟子译注》

给左传作注在十三经中是最累的

因为篇幅最长，历史上之前的公认注本也就是杜预的，可见其难度有多大。宝推楼主。

复给左传作注在十三经中是最累的

感谢回复，读几遍后深感杨先生作注不容易，

似乎有迹象表明很多引文杨先生都是靠背的，真不是一般人，要没有好脑子，这么大的体量很难把握。

复感谢回复，读几遍后深感杨先生作注不容易，

而且左传和十三经其他不同

有大量的战争篇幅描写，相关军事细节的注释对没有军旅背景的注家难度比普通的注释更大，这也可能是杜预的注以后没人敢轻易涉足的一个原因。

杨伯峻先生春秋左传注前言（一）《春秋》名义

《春秋》本是当时各国史书的通名，所以《国语晋语七》说：“羊舌肸习于《春秋》。”《楚语上》也说：“教之《春秋》。”《墨子明鬼篇》也曾记各国鬼怪之事，一则说：“著在周之《春秋》。”二则说：“著在燕之《春秋》。”三则说：“著在宋之《春秋》。”四则说：“著在齐之《春秋》。”《隋书李德林传》载其《答魏收书》也说：“墨子又云：‘吾见百国《春秋》。’”（今本无此文，孙诒让《閒诂》辑入《佚文》中。）

春秋之名，似乎其来已久。据唐-刘知几《史通六家篇》说：

《春秋》家者，其先出于三代。按《汲冢璅语》，记太丁时事，目为《夏殷春秋》。

由此，刘知几论定：“知《春秋》始作，与《尚书》同时。”但这种推理，很难使人信服。《汲冢璅语》，现在我们已经看不到。刘知几看到其中有《夏殷春秋》之名，而记的是太丁时事，这个不必怀疑。然《夏殷春秋》之名，是太丁时原有的呢，还是《汲冢璅语〉》作者所后加的呢？则难以肯定。据《史记殷本纪》，殷商有两个太丁，第一个是商汤的儿子，《殷本纪》说：

汤崩，太子太丁未立而卒，于是乃立太丁之弟外丙，是为帝外丙。

这个太丁既未曾坐过朝廷，自无时事可记。第二个太丁是纣的祖父，《殷本纪》说：

武乙震死，子帝太丁立。帝太丁崩，子帝乙立。帝乙崩，子辛立，是为帝辛，天下谓之纣。

两个太丁，后一个太丁，龟甲文字实作文丁。王国维所作《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和《续考》未曾考及这一个文丁。据《后汉书西羌传》和《注》及《通鉴外纪》，都引有大丁，或太丁。可能沿袭《史记殷本纪》把文丁作太丁之误，唐-刘知几《史通》也误把文丁作太丁，而其人为纣之祖则甚明。但并无《夏殷春秋》之名。遍考卜辞，确如于省吾《岁时起源初考》所言，“有春、秋而无冬、夏”。更没有“春秋”这一双音名词，足见所谓《夏殷春秋》者，是《汲冢璅语》作者所加，并不是如刘知几所云“其先出于三代”。

据《墨子》，各国的史书都叫《春秋》，所以《左传》昭公二年《传》说：

晋侯使韩宣子来聘，……观书于大史氏，见《易》、《象》与《鲁春秋》。

《孟子离娄下》也说：

晋之《乘》，楚之《檮杌》，鲁之《春秋》，一也。

那么，“春秋”既是各国史书的通名，也是鲁国史书的专名。因为各国史书，有的各有专名，晋国的叫《乘》，楚国的叫《檮杌》，它们和鲁国的《春秋》，是性质相同的书。

什么叫“春秋”呢？根据《春秋经》，一般在一年四季（古人叫四时）的第一个月，纵是无事可记，也写“春正月”或“春王正月”，“夏四月”，“秋七月”，“冬十月”。春夏秋冬四时之名，至迟起于西周。以《诗〉而论，我认为《豳风〉作于西周，《七月〉有“春日载阳”；《小雅出车〉也作于西周，有“春日迟迟”。

《说文夂部〉说：“夏，中国之人也。”而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却说：“春、夏、秋、冬四时并本字本义。”林义光《文源〉征引这一说法，并引右戲鬲“夏”作“ ”为证。

秋季本为谷熟季节，所以《说文禾部〉说：“秋，禾谷熟也。”《尚书盘庚上〉“若农服田力穑，乃亦有秋”，“秋”字正是这意义。《左传〉僖公十五年：“岁云秋矣，我落其实，而取其材。”这个秋字，正是四时的秋。古鈢（玺印之玺）文常见“千秋”字，“千秋”正如《诗王风采葛〉“一日不见，如三秋兮”的“三秋”。古人每年庄稼只收一次，所以“千秋”犹如“千年”，“三秋”犹如“三年”。

冬，《说文仌（冰本字）部〉云：“四时尽也。”四季最末一季自是冬季。金文有“ ”字，即冬字，却假借为终，如颂鼎“颂其万年眉寿，（左田右允jùn）臣天子霝冬。”“霝冬”即“靈终”，和《诗大雅既醉〉“高朗令终”的“令终”同。井（邢）人（上亠下女）钟云“永冬于吉”，即“永终于吉”。《诗唐风葛生〉：“夏之日，冬之夜。百岁之后，归于其居。”“冬之夜，夏之日。百岁之后，归于其室。”这“夏”和“冬”，才是四季的夏和冬。

古人记事，标明春夏秋冬的，据赵汸《春秋属辞〉卷一说：

近代或有以书“王”为夫子（孔丘）特笔者，按殷人钟鼎曰“唯正月王春吉日”之文，可见时日称“王”，乃三代恒辞。

赵汸说的重点在“王”字，我引他的文字重点在“春”字。陆粲《春秋胡氏传辨疑〉也说：

商钟铭曰“惟正月王春吉日”，又曰“惟王夹钟春吉月”，是三代之时皆然。

然而他们所举商钟，不曾传到今天。而在传世彝器中，栾书缶有“正月季春”的纪载。“正月”是晋用夏正的“正月”，对周正来说就是季春三月。还有商鞅量标有“冬”字，这个商鞅量自己说作于秦孝公十八年冬十二月乙酉，便在春秋之后一百三十多年。古本《竹书纪年〉大半辑自前人所引，引文不但不完全，可能还有修改变动，然而原本既已丧失，现在不能不依靠辑本。而辑本也绝大多数不标春夏秋冬四时。唯《初学记〉二、《太平御览〉十四、《北堂书钞〉一五二引西周时一条，说：

夷王七年冬，雨雹，大如砺。

这一条不知道是否纪年作者钞自西周-夷王原始纪载，还是他本人改写。但这条的“冬”字，依情理论，后人难以妄加或妄改。如果这个推断不错，那么，古代史书于每季的第一月或者最初记事之月，标明春、夏、秋、冬，从西周已是如此。

古人于四季中，较多的重视春、秋二季，所以经常把“春”“秋”二字连用。如《周礼天官宫正〉说：“春秋以木铎修火禁。”又《地官州长〉说：“春秋以礼会民。”〈诗经鲁颂閟宫〉说：“春秋匪解。”（《左传〉文公二年引有此语）《礼记中庸〉说：“春秋修其祖庙。”其余如《左传〉僖公十二年管仲之言“若节春秋来承王命”，《周语上》“诸侯春秋受职于王以临其民”，《楚语上》“唯是春秋所以从先王者（春秋相事以还轸于诸侯）”，春秋二字连用的多得很。

这些辞语有些在《春秋》经文既成之前，而大多写于《春秋》经文既成之后，更是写在韩宣子所见的《鲁春秋》之后，但它反映春秋和春秋时代以前的现象，是不容置疑的。无怪乎杜预《春秋左传集解序》说：“故史之所记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时，则错举以为所记之名也。”意思是史书之名为“春秋”，即是节取“春夏秋冬”四字中“春秋”二字。

至于《公羊传》隐公元年徐彦《疏》引《春秋说》说孔丘以其书“春作秋成，故云《春秋》”；又引《三统历》说“春为阳中，万物以生；秋为阴中，万物以成，故名《春秋》”，恐怕都不足信。

后来别的书也叫作“春秋”，现存的有《晏子春秋》、《吕氏春秋》等，“春秋”意义和史书的“春秋”不同，不在本文讨论范围之内。

杨伯峻先生春秋左传注前言（二）《春秋》和孔丘

据《史记》、《汉书》和陆德明《经典释文序录》等书，《春秋》有三种传授本，也就是三种讲解本。三种传授本，第一种是《左氏春秋》，它是用秦以前的文字写的，所以《汉书艺文志》（以后简称《汉志》）《春秋》类列它于第一，名之曰“《春秋古经》十二篇”，其他二种是《公羊春秋》和《谷梁春秋》，据《汉志》说，这两种本子是口耳相传，到汉代才用当时文字写出来，《汉志》称之曰“《经》十一卷”，班固又自注说：“《公羊》、《谷梁》二家。”详细请况，可参看王先谦《汉书补注》和王应麟《汉书艺文志考证》（《二十五史补编》本）。古代《经》自《经》，《传》自《传》，各自单行。《传》是对《经》加以讲解的，所以有三种传授本，也就有三种讲解本。《汉志》列有“《左氏传》三十卷，《公羊传》十一卷，《谷梁传》十一卷”。其余还有《邹氏传》十一卷，《夹氏传》十一卷。《邹氏传》没有老师传授，《夹氏传》只见于刘向《别录》、刘歆《七略》的著录，班固不曾见到书。梁-阮孝绪《七录》说：“建武（后汉-光武帝年号，公元二五——五六）中邹、夹氏皆绝。”那么，更不必谈它了。

因为《公羊》和《谷梁》《经》、《传》是用汉代当时文字隶书写的，所以称为“今文”，并且“立于学官”，即在国立大学中有“博士”讲授。《左氏传》是用先秦文字写的，所以称为“古文”，却不得立于学官。《左氏传》当西汉时，虽然未能在国立大学开课传授，却从战国直到后代，相当盛行。即在西汉，传授注解的很多，如《汉书儒林传》说：“汉兴，北平侯-张苍及梁太傅-贾谊、京兆尹-张敞皆修《春秋左氏传》。”

三种经文，大体相同。自然也有差异很大的。而最重要的差异，一是《公羊经》于鲁襄公二十一年写道：

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

《谷梁经》也写道：

庚子，孔子生。

而《左氏经》却没有这一条。二是《公羊》和《谷梁》《经》、〈传〉写到鲁哀公十四年“西狩获麟”，〈左氏经〉却继续写到鲁哀公十六年“夏四月己丑，孔丘卒”。《传》不但写到鲁哀公二十七年出走至越国，而且还大略叙述了赵襄子和韩、魏二家共同灭亡智伯，这是春秋以后几年的事了。由于三种《春秋》传授本，二种纪载“孔子生”，一种纪载“孔丘卒”，《左传》还记载了鲁哀公吊唁孔丘之辞，又加上孔丘学生子贡的评论。就从这个现象看，不能说《春秋》和孔丘没有关系。

首先提出《春秋》是孔丘所修的，是《左传》作者。僖公二十八年说：

是会也，晋侯召王，以诸侯见，且使王狩。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训，故书曰：‘天王狩于河阳。’”

根据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后序》所引《竹书纪年》，《纪年》作“周襄王会诸侯于河阳”，没有以臣召君的文字，不知鲁史原先怎样叙述的。从《史记晋世家》“孔子读《史记》（当即鲁《春秋》或者晋〈乘〉）至文公，曰：‘诸侯无召王。王狩河阳者，《春秋》讳之也。’”那么，今本“天王狩于河阳”，司马迁便以为孔子所读原文如此。《纪年》记载和《春秋》不同，《纪年》是以晋和魏为主的史书，自然可能和鲁史不一样。但《左传》强调《春秋》为孔丘所修，不止一次。又如成公十四年《传》说：

君子曰：“《春秋》之称，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汙，惩恶而劝善，非圣人，谁能脩之？”

这君子之口的圣人，即是孔丘，犹如《公羊》的“君子”。《公羊》庄公七年《传》说：

不脩《春秋》曰：“雨星不及地尺而复。”君子脩之曰：“星霣如雨。”何以书？记异也。

这是公元前六八七年三月十六日所发生的流星雨现象，并且是世界上最古的天琴流星雨纪事。那么“星霣（亦作“陨”）如雨”是纪实。流星雨也有不曾达到地面而消灭的现象，那是西汉成帝-永始二年，即公元前十五年三月二十五日的天琴流星雨，即《公羊传》所谓不脩《春秋》“雨星不及地尺而复”，而不是公元前六八七年的流星雨。《公羊传》作者认为有所谓不脩《春秋》，大概就是鲁国史官所纪载的原本《春秋》。孔丘曾经脩改它，便是今日的《春秋》。《公羊》所谓“君子修之”，王充《论衡》《艺增篇》和《说日篇》都说：“君子者，孔子。”真是一语破的。《孟子滕文公下》更说：

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同又）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左传》和《公羊传》只说孔丘“脩”《春秋》，孟子竟说孔丘“作”《春秋》，越说越远。孔丘自己说过“述而不作”（《论语述而》），孟轲硬说他“作《春秋》”，岂不和孔圣人自己的话矛盾吗？

我认为《庄子齐物论》是庄周自己的笔墨。他也说：

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六合之内，圣人论而不议。《春秋》经世先王之志，圣人议而不辩。

庄周这里所谓“圣人”指的是孔丘。《天下篇》也是庄周自己写的，他又说：“《春秋》以道名分。”细玩庄周的文字，似乎也肯定《春秋》有孔丘的思想意识，即有孔丘的笔墨。不过只“议”而不“辩”，目的在“经世先王之志”而“道名分”。

那么，孔丘在什么时代脩或者作《春秋》呢？《史记孔子世家》列之于哀公十四年西狩获麟以后，而且说：

子曰：“弗乎弗乎！君子病没世而名不称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见于后世哉？”乃因史记，作《春秋》。

如果这话可信，孔丘作《春秋》，动机起于获麟。而孔丘于二年后即病逝。以古代简策的繁重，笔写刀削，成二百四十二年的史书，过了七十岁的老翁，仅用两年的时间（据第一节所引《春秋说》，仅用半年的时间），未必能完成这艰巨任务罢。同样是司马迁作的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却说：

是以孔子明王道，干七十余君莫能用，故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

这一段话又和《孔子世家》相矛盾。《世家》记孔丘到周王朝，在孔丘三十岁以前，其后未载再去周室。孔丘三十岁以前去周室，在鲁昭公之世，如何能作《春秋》至哀公之世？《论语》是专记孔丘和他门下弟子言行的书，却没有一个字提到《春秋》，更不曾说孔丘修或作过《春秋》。《论语》中记载孔丘读过《易》，而且引用过《诗》和《书》，并且自己说：“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子罕》）那么，他确实整理过《诗经》的《雅》和《颂》的篇章。他若写了或者修了《春秋》，这比整理《雅》、《颂》篇章贡献还大，为什么他和他学生都一字不提呢？

《春秋》经文记载二百四十二年的大事，在鲁国经历十二个君主，尤其是当时形势经过很大的变化。《春秋》为鲁国史书，又不晓得经过若干人的手笔。这些史官（当时叫太史）一方面不得不适应当时的形势，一方面也有他自己的观点和文风，这在《春秋》经文中表现得相当明显，下文将举例证明。如果孔丘果真修或作了《春秋》，为什么不把文风统一，尤其不把体例统一呢？

以形势论，春秋初期，黄河下流诸国比较富强，而郑国以为王卿士之故，称强称霸，甚至和周桓王相战而获胜。不久，齐桓称霸，楚也日见强盛，宋襄争霸未成。秦穆霸西戎而晋文、晋襄久霸中原。这是一变。晋国政出多门，吴国突起，越又灭吴。这是后期形势。因之，鲁史纪事便有不同体例，在《注》中都曾注出。现在我略举出几条：

一、隐、桓二公时，若不是鲁国之卿大夫，无论盟会、征伐都不写卿大夫之名。庄公二十二年《春秋》“及齐-高傒盟于防”，这是和外国卿结盟写出他姓名的开始。文公八年《春秋经》“公子遂会晋-赵盾盟于衡雍”，这是盟会鲁国和鲁以外之国卿都写上姓名的开始。

二、征伐，非鲁大夫书名（写出姓名），详隐公二九《注》。

三、诸侯书某人，详隐公一〇二《注》。

四、书“帅师”见文公三七《注》。

五、楚国君，《春秋》在文公九年以前都称“楚人”，文公九年一则书“楚人（实是楚穆王）伐郑”，一则书“楚子使椒来聘”，书“楚人”“楚子”同在一年。宣公五年以后就都书“楚子”。而且楚大夫书名，也从“使椒来聘”开始，椒是鬭椒，却不写他的姓氏。

孔颖达《疏》说：“推寻经文，自庄公以上诸弑君者皆不书氏，闵公以下皆书氏，亦足以明时史之异同，非仲尼所皆贬也。”（见隐四年《经》、庄十二年《经》、文九年《经》孔《疏》。文九年《疏》“亦”下衍“不”字，应依《校勘记》删正。）孔颖达说“时史有同异，非仲尼所皆贬”，这是确有心得的话。

不但孔颖达有这论点，其他人也有相类似或者更进一步的看法。前文曾征引赵汸的看法，“王”字并不是孔丘的特笔，陆粲也征引金文，认为：

今世所传古器物铭，往往有称“王月”者，如周仲称父鼎铭则“王五月”，父己鼎铭则“王九月”，敔（簋）（敔敦）铭则 “王十月”，是周之时凡月皆称“王”，不独正月也。商钟铭曰“惟正月王春吉日”，又曰“惟王夹钟春吉月”，是三代之时皆然，亦不独周矣。以为立法创制裁自圣（孔丘）心者，殆未考于此耶？

彝器铭文标年月时有“王”字，在现今传世古器物中可以得到证明。而且这“王”字有不同意义，如“ ”伯敦（王国维《观堂别集补遗羌伯敦跋》读“ ”为羌）云“唯王九年九月甲寅，王命□公征眉敖”云云，录伯“ ”敦云“唯王正月，辰在庚寅，王若曰：‘录伯“ ”！“ ”自厥祖考有劳于周邦’”云云，这种“王”字，是指周王，即周王所颁历法之年月。绝不是如《公羊传》所云“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叔夷钟（齐侯镈钟）铭云“唯王五月，辰在戊寅，师于淄涶”云云，齐子仲姜镈（杨树达先生《积微居金文说》改称（上陶下革bào）“ ”（左堇右命）镈）“唯王五月初吉丁亥”云云，也是表明齐用周历。至于楚王熊章钟铭之 “唯王五十有六祀”，此“王”乃楚惠王自称，器亦战国时器。楚王頵钟铭云“唯王正月初吉丁亥，楚王頵自作铃钟”云云，楚王-頵即楚成王，文元年《春秋》“楚-世子商臣弑其君頵”可证。则春秋时，楚所铸器物，铭文之“王”，是楚王自称，楚自用楚历，非周王之历，由此两器可以断言。我而且怀疑晋姜鼎铭之“唯王九月乙亥”之“王”，也不是周王。晋姜乃姜姓女嫁于晋国者。铭有“勿废文侯（顯（显））命”，文侯就是晋文侯-仇，周平王东迁得到他的大力支援，现存《尚书文侯之命》足以为证。晋用夏正，不得称“王九月”，则“王九月”之“王”是指晋侯。王国维《观堂别集补遗》有《古诸侯称王说》，举“ ”伯敦、录伯“ ”（？）敦盖等彝器为证，而不知楚之称王，明见《左传》，彝器中亦有之。晋器亦有称王的。足见《公羊传》所谓“大一统”之说只是秦汉大一统后想象之辞而已（是骗人的鬼话）。

《公羊传》昭公十二年云：

十有二年春，齐-高偃帅师纳北燕伯于阳。“伯于阳”者何？公子阳生也。子曰：“我乃知之矣。”在侧者曰：“子苟知之，何以不革？”曰：“如尔所不知何？”

何休《注》云：“子谓孔子。时孔子年二十三，具知其事。”依孔子之意，“伯于阳”应作“公子阳生”。姑不论这点的是非。据何休《注》和徐彦《疏》，孔丘亲见其事，鲁史有误而不改。那么，明知史文有误而不订正，孔丘到底修了《春秋》没有？这不是不打自招，孔丘只是延旧史文么？俞正燮《癸巳类稿》卷二《春秋不告不书义》曾经问：“策书参错，孔子何以不订正之？”

《谷梁传》于僖公十五年云：

梁亡，郑弃其师，我无加损焉，正名而已矣。

“我无加损焉”，这也是《谷梁传》作者伪托孔丘的话的自供状，说明孔丘对《鲁春秋》原文并没有增减。至于“正名而已矣”，不过为孔子修《春秋》作一调停之笔罢了。

孔丘作或修《春秋》之说，到西汉所谓经师之手，越说越神奇。举一个例子为证。僖公《经》云：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戊申朔，陨（《公羊》作“霣”，同）石于宋五。

《公羊传》说：

曷为先言“霣”而后言石？霣石记闻，闻其磌然；视之，则石；察之，则五。

《谷梁传》也说：

先陨而后石，何也？陨而后石也。于宋四竟（境）之内，曰宋。后数，散辞也。耳治（犹言听而知之）也。

董仲舒《春秋繁露深察名号篇》说：

《春秋》辨物之理以正其名。名物如其真，不失秋毫之末。故名“霣石”，则后其五。……圣人之谨于正名如此。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

“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本是孔丘对子路说的话，见《论语子路篇》。董仲舒就用来赞美《春秋》，以为《春秋》真是孔丘所修或所作，一字的先后都有重大意义。殊不知《史通惑经篇》引《竹书纪年》也作“陨石于宋五”。《竹书纪年》难道也是孔丘所修或所作？无怪乎刘知几于《惑经篇》对孔子作《春秋》，提出很多疑问。刘氏真有高见特识！

我还可以从《春秋》、《左传》本身提出《春秋》本是鲁史本文的证据，孔丘不曾修改。《左传》文十五年说：

宋-华耦来盟……公与之宴。辞曰：“君之先臣督得罪于宋殇公，名在诸侯之策。臣承其祀，其敢辱君？”

宋-华督杀宋殇公在鲁桓公二年，《春秋》说：

宋-督弑其君与夷及其大夫孔父。

华耦说“先臣督……名在诸侯之策”，可见各国史官都是这样写的。至于宣公二年《春秋》“晋-赵盾弑其君夷皋”，襄公二十五年《春秋》“齐-崔杼弑其君光”，都本于晋、齐两国太史的直笔，《左传》都有详细的纪述。孔丘何曾改动？另外再提几个证据。襄公二十年《传》说：

卫-宁惠子疾，召悼子曰：“吾得罪于君，悔而无及也。名藏在诸侯之策，曰‘孙林父、宁殖出其君’。君入则掩之。若能掩之，则吾子也。若不能，犹有鬼神，吾有馁而已，不来食矣。”悼子许诺，惠子遂卒。

由这段文字看，孙林父、宁殖当初逐出卫献公，诸侯史书都书“卫-孙林父、宁殖出其君”，这是宁殖自己也知道的。他临死迫切希望他儿子替他洗刷、掩盖这一丑名，惟有把卫献公再送回国一法。他以“不来食”（不享受祭祀）要挟儿子这样做，宁喜（即悼子）果于鲁襄公二十六年杀掉卫殇公，复立卫献公。现在的《春秋》于襄公十四年《春秋经》把“孙林父、宁殖出其君”改为“卫侯出奔齐”，不罪宁殖，而罪卫献公，就是宁殖的“掩之”。这一定是宁喜把持卫国政权，改行通告诸侯，诸侯太史也依通告照改。孔子若真修或作《春秋》，为什么不保留“卫-孙林父、宁殖出其君”的原文原事呢？足见孔子未曾修或作《春秋》。《礼记坊记》曾两次引《鲁春秋》，一次说：

故《鲁春秋》记晋丧曰：“杀其君之子奚齐及其君卓。”

这是《坊记》作者引两年之事并举，因而文有省略。《春秋》僖公九年说：

冬，晋-里克杀其君之子奚齐。

十年又说：

晋-里克弑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

《坊记》作者所引为《鲁春秋》，即是鲁史记，而基本上和今日《春秋》相同。一称“杀其君之子奚齐”，一称“其君卓”，可见鲁史原文本来和今日《春秋》经文同。《坊记》还引《鲁春秋》“孟子卒”，更和今日哀公十二年《春秋》经文一样。由此，更可见孔丘未曾修或作《春秋》。《坊记》还曾引《论语》，足见其作者在《论语》书名已定之后，他引《春秋》而称《鲁春秋》，一种可能是当时他还能看鲁史记，更可能是他不认为孔丘曾修《春秋》，当时所传的《春秋》就是鲁史本文。

《竹书纪年》“楚-囊瓦奔郑”（《春秋集传纂例》一引刘贶《书》）和定公四年《经》“楚-囊瓦出奔郑”，只少一“出”字，可说基本相同。

由此看来，孔丘实未尝修《春秋》，更不曾作《春秋》。后代学者也有不少人对孔丘曾修或作《春秋》表示怀疑，但他怕背负得罪圣人之名，不敢直说，只能婉曲说出。纵是说得婉转，他们的真意还是可以看出。今根据朱彝尊《经义考》引几条：

郑樵曰：“以《春秋》为褒贬者，乱《春秋》者也。”

朱熹曰：“圣人作《春秋》，不过直书其事，善恶自见。”

刘克庄曰：“《春秋》，史克之旧文也。”

另外，清人袁谷芳《春秋书法论》说：

《春秋》者，鲁史也。鲁史氏书之，孔子录而藏之，以传信于后世者也。

石韫玉《独学庐初稿春秋论》也说：

吾则曰，春秋者，鲁史之旧文也。春秋总十二公之事，历二百四十年之久，秉笔而书者必更数十人。此数十人者，家自为师，人自为学，则其书法，岂能尽同？

那么《春秋》和孔丘究竟有什么关系呢？我认为孔丘曾经用《鲁春秋》作过教本，传授弟子。《论语述而》曾经说“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在这四者之中，文自包括鲁国历史文献，即当时的近代史和现代史。他必然看到《鲁春秋》有阙文，所以又说“吾犹及史之阙文也”。《春秋》一定有阙文。僖公十四年《经》“冬，蔡侯-肸卒”，无月无日，便是阙文。顾栋高《大事表》列入《阙文篇》，便是一例。

总而言之，《春秋》和孔丘有关，仅仅因为孔丘用过《鲁春秋》教授过弟子。《仲尼弟子列传》所谓“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弟子，尤其是子夏，受授《春秋》，有几分可能。第一，子夏是孔门晚期弟子，少于孔丘四十四岁，晚年为魏文侯师，教授于西河。第二，《春秋》之传又多出于子夏。第三，《韩非子外储说右上》有明文：“患之可除，在子夏之说春秋也。”至于“孔丘生”“孔丘卒”，当为后人传《春秋》者所加，不是《鲁春秋》旧文。加者不过藉以表示《春秋》和孔丘的关系罢了。

假定有人说，孔子修《春秋》，或者孔子作《春秋》，自战国以来，便曾这么说，难道能轻易否定？那我们可以征引《韩非子外储说左上篇》记晋文公伐原一事来论它。《春秋经》不载伐原事，《左传》僖公二十五年却有这事，《韩非子》却说“孔子闻而记之”，这样，《左传》也是孔子所记的，难道《左传》真是孔子所记的么？纵是战国人的说法，也是不可尽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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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花！

杨伯峻先生春秋左传注前言（三）《春秋》评价

《春秋》是鲁国的一部自隐公元年至哀公十四年（后人又续至十六年）共二百四十四年间的不完备而可信的编年史。

第一，为什么说它可信呢？以天象而论，《春秋》的纪载可信。以近代和现代天文学的发展，不但能推测未来的日蚀，还可以追测古代的日蚀。《春秋》纪载日蚀三十六次，而襄公二十一年九月朔、十月朔的一连两次日食，又二十四年七月朔、八月朔的两次日蚀，相连两月初一而日蚀，前人叫作“比食”，虽然有这种可能，但在一地两次都能见到，可能性没有。尤其在前一次是全蚀或环蚀之后，决不能于下一月又发生日蚀。因之襄公二十一年十月初一的日蚀可能是误认或者误记；襄公二十四年八月的日蚀，可能是错简。除此二次而外，实三十四次，而三十三次是可靠的。这是古人所不能伪造的。又如《春秋》纪载有“星陨如雨”（庄公七年《经》），这是公元前六八七年三月十六日所发生的天琴星座流星雨纪事，而且是世界上最早的一次纪载。不是当时人看到，当时史官加以纪载，谁也不能假造。还有文公十四年“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这是世界上哈雷彗星的最早纪录，也是无法假造的。由于《春秋》有关天象的记载，根据近代和现代天文学家的研究，证明它基本上是真实的，也就证明《春秋》作为历史资料是可以相信的。

其次，由于彝器和古代文物不断地发现，很多能和《春秋》相印证。这在本书《注》中引用不少，也就不重复。

又其次，两晋以至唐宋人所引用的《竹书纪年》，也有能和《春秋》相印证的，本书《注》中都加引用，然而所引不多。为什么呢？雷学淇于《竹书纪年义证》卷三十一“八年晋文公卒”条说：

《纪年》为晋、魏之史记，其原本录晋、魏之事必详。宋初传本止记其异于《左氏》《经》、《传》者，以备稽核；其同者则不录。而唐以前诸书征引又皆取《春秋》《经》、《传》，而不引《纪年》。故《纪年》之同于《经》、《传》者多不传于后。如文公之霸业，《纪年》岂有不详记者，而今皆不见，即此之故。若《史通惑经篇》、《唐书刘贶传》所引，皆其仅存者矣。

我认为这话有一定道理。也足以说明《春秋》之可信。杜预《春秋左传集解后序》说：

会汲郡-汲县有发其界内旧冢者，大得古书。……其《纪年篇》……大似《春秋经》，推此足见古者国史策书之常法也。……略举数条，以明国史皆承告。

刘知几《史通惑经篇》也说：

观汲冢所记（即《竹书纪年》）皆与鲁史符同。（《竹书纪年》，其所记事，皆与《鲁春秋》同。）

这些都是确凿证据。一则证明《春秋》史料的可信；二则证明孔子未曾修，更未曾作《春秋》。

第二，为什么说它不完备呢？这可以从两方面来说。一方面，古代史官纪事本来简略，宣公二年，晋灵公被赵穿所杀，其中有一段经过，而晋太史仅仅写“赵盾弑其君”五个字，鲁太史才根据通报写作“秋九月乙丑，晋-赵盾弑其君夷皋”。而于具体情况，一字不写。而且实际杀晋灵公的是赵穿，为什么太史归罪于赵盾呢？这一道理，春秋也不曾提及。同样，襄公二十五年，齐-崔杼杀掉齐庄公，其中经过更为曲折，也有丑事，而齐国太史也仅仅写“崔杼弑其君”五个字。鲁国史官才根据齐国通告，补上被杀日期和齐君之名，写为“夏五月乙亥，齐-崔杼弑其君光”。（桥注：似晋史、齐史所通报之内容未必无君名、日期等，鲁史所加仅晋、齐字样而已。）我们再用古本《竹书纪年》相对，如桓公十八年齐人杀郑国之君子亹，《竹书纪年》也仅仅写“郑杀其君某”六（五？）个字。杜预在《春秋经传集解后序》论《纪年》说：“其著书文意，大似《春秋经》。”可见这样简略的记事，是当时各国太史的通例。这种大线条的画笔，连个轮廓都不完全，无怪乎桓谭《新论》（此书已佚，严可均《全后汉文》有辑本）说：

《左氏传》于《经》，犹衣之表里相待而成。《经》而无《传》，使圣人闭门思之十年，不能知也。

这话完全正确。如庄公二十六年《经》“曹杀其大夫”、僖公二十五年《经》“宋杀其大夫”，两条都没有《传》来说明补充，则杀者是谁，被杀者又是谁，为什么被杀，其经过如何，一概无法知道。杜预作《注》，也只得说“其事则未闻”。

以上是一方面。还有一方面，《春秋》记事，可能本不完备，又加上后来抄写有遗漏，因之有不少地方使人难以理解。

以日蚀为例，在《春秋》自隐公至哀公二百四十二年间，日蚀在鲁都可见到的在六十次以上，《春秋》纪载仅一半。那一半就没纪载。纵使日蚀那天逢密云或大雨，其中有日全蚀，就是密云大雨，也不至于不知是日蚀，可见失记的不少。据《孟子离娄下》，孟轲说：“天之高也，星辰之远也，苟求其故，千岁之日至，可坐而致也。”那么，在孟子时代，已经知道推算冬至、夏至的方法，不论那种推算方法是否完全正确，总之，能求其所以然，便有一套推算术。对于日蚀，《春秋》史官是不是也知其所以然，而有推算术呢？如果说没有，那么，僖公十五年的那次日偏食，日月合朔在凌晨四时四十一分，日复圆在五点多，接近六点，而鲁都曲阜要到七点钟才见到日出，日蚀在日出以前，鲁国境内人都见不到，又如何能够写入《春秋》的呢？当时秦国地处西偏，日出晚于曲阜一个多小时，是否由于秦国见到日蚀通报各国，而鲁史加以记载呢？（桥注：此处论说似有疑问，能见到日食的似应是鲁东面的地方。又《经》云夏五月日食，当年建丑，夏五月亦大体当阳历五月，山东日出似不至晚到七点。建子、建丑、建寅者，以子月、丑月、寅月为正月也。子月乃冬至所在之月，冬至在阳历每年的十二月二十一至二十三日之间，故子月常常与阳历十二月大体重合。）这个问题，很难解答。若说有一定的推算术，不但文献无征，而且就当时文化水平论，连冬至常常有误测，更谈不上推算日蚀了。何况既有推算日蚀术，哪能漏掉一半而不加纪载呢？

《春秋》失纪的不仅一两件事，再略举出几点。

《春秋》历鲁国十二公，除闵公外，其余在位年数，隐公虽仅十一年，而摄位时年已长大，其余十公，长者三十多年，短者如定公十五年，然而他是昭公之弟，即位至少在三十二岁以上。这些鲁公，总有不少女儿出嫁。但《春秋》载鲁女出嫁的仅仅七次，可见遗略未纪的很多。尤为明显的，如宣十六年书“秋，郯伯姬来归”，她回娘家纪载，她出嫁为什么不纪载呢？成公五年书“春王正月，杞叔姬来归”，也不写其出嫁。当然，这两个女子，都是被夫家抛弃而回娘家，但她们出嫁时，怎么能知道她们将被离弃而不书呢？如果说，本是写了的，因其被弃，史官便删去了。那么，难道二百四十二年间鲁国仅有不到十个女公子出嫁吗？

春秋之时，周室固然已经衰落，但名义尚存，所以僖公二十五年载狐偃向晋文公说：“求诸侯，莫如勤王。诸侯信之，且大义也。”晋文公由此称霸。而鲁为周室之最亲近者，并且齐国-仲孙湫说鲁国“犹秉周礼”，“鲁不弃周礼”（见闵元年《传》）。既然鲁国还实行周代礼制、礼节，为什么二百四十二年间，《春秋》书鲁大夫到京师去的仅仅七次，聘问者仅仅二次呢？可见一定有漏载的。

其余明显失载的也不少。如昭公十八年，邾人入鄅。十九年，宋公伐邾，尽归鄅俘。由此可以知道鄅国并未被灭亡。哀公三年，鲁城启阳。启阳即是鄅国。《三传》屡说《春秋》“重地也”（《公羊传》襄二十一年，又昭公五年），“重地故也”（《左传》昭公三十一年），而鄅国为鲁所有，为什么《春秋》不载一笔呢？到今天一直还不明白鄅国是哪年并于鲁，用什么方法并于鲁。又如宣公十年《传》说：“凡诸侯之大夫违，告于诸侯曰：‘某氏之守臣某失守宗庙，敢告。’所有玉帛之使者则告；不然，则否。”然而文公六年《经》书“晋-狐射姑出奔狄”，那么，狐射姑应该曾经来鲁，作为“玉帛之使者”，但是《经》和《传》都不曾记载。总而言之，《春秋》失载的事不少，拿辑本《竹书纪年》来看，就有若干条为《春秋》所无，也应属于失载之列。

至于《春秋》是否有传写脱漏，从古今所载《春秋》字数的差距来看，未尝无此可能。《史记太史公自序集解》引张晏说，《春秋》一万八千字。《公羊传》昭公十二年“其词则丘有罪焉耳”下徐彦《疏》引《春秋说》也说“《春秋》一万八千字”。王观国《学林》却说：“今世所传《春秋经》，一万六千五百余字。”李焘为谢畴作《春秋古经序》说：“张晏云《春秋》万八千字，误也。今细数之，更缺一千四百二十八字。”张晏为曹魏时人，王观国和李焘都是南宋初时人。假若张晏的“万八千字”的数字可靠，则相隔九百年光景，《春秋》便漏抄一千四百二十八字。据汪伋《十三经纪字》，依清-乾隆甲寅（一七九四年）刻本，《春秋》为一万六千五百十二字，较之李焘所细数，又少了六十字。辗转抄刻，字数难免有脱落。试想，《春秋》一条，多则二十余字，少则几个字；而自张晏以来，几乎少了一千五百字，至少是脱了一百多条，是不是可以说，这也是造成《春秋》不完备原因之一。（桥注：杨先生的本子，1861条，16773字，每条九字稍多。）

公扈子曰：“《春秋》，国之鑑也。《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见《说苑建本篇》）董仲舒《春秋繁露灭国上篇》说《春秋》“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淮南子主术训》更明白地说：“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亡国五十二，弑君三十六。”其后司马迁于《史记太史公自序》、刘向于所上封事（见《汉书楚元王传》）无不如此说。而按之《春秋》，实际都不够此数，也不知道汉人传说是这样，而不论《春秋》实际纪载；还是汉人所见《春秋》，远比今日所传《春秋》为多。所以我说，《春秋》所存史料并不完备。《左传》虽然增补了些，即“无《经》之《传》”，但还远远不够，春秋二百四十多年间的史实，有不少是失传了。

杨伯峻先生春秋左传注前言（四）《春秋》和《三传》

《汉书艺文志》：“《春秋古经》十二篇。《经》十一卷。”班固于“《经》十一卷”下自注：“《公羊》、《谷梁》二家。”那么，《春秋古经》就是《左氏传》的《经》，以为它原来是古代文字写的，所以称它为“古经”。可能它以鲁国一公为一篇，鲁国十二公，所以它为十二篇。至于《公羊经》和《谷梁经》，是到汉朝才写定的。《艺文志》说《公羊》和《谷梁》于战国“末世口说流行”，《公羊传》何休《序》徐彦《疏》引戴弘《公羊序》说《公羊》“至汉景帝时，寿（公羊寿）乃共弟子齐人胡母子都著于竹帛”，则《公羊》写于西汉有明文可据。《四库全书提要》直定《公羊传》为公羊寿所撰，而胡母子都助成之。《谷梁》写定年代，虽然没有明文，但从《艺文志》及其内容看，也在西汉。要知道“十二篇”和“十一卷”，主要分别不在数字“十二”和“十一”，十二篇（十二公各一篇）、十一卷（或者以闵公仅二年，与庄公合为一卷），而在于“篇”和“卷”。汉人用此两字，大有分别。篇指写在竹简或木简上的，每简很窄，可写二十多字到一百多（据武威《庆氏礼》汉简，木简容字多，竹简容字少），用素丝或青丝编联为篇。若写在帛素上，则容字多，可能加轴卷起来，所以称卷。《汉书艺文志》有篇有卷，篇指竹简、木简书，卷指帛书。另外还有纸本书，不过到今天未曾发现过实物。纸不能长久保存，自然不可能还有二千年以上的纸书存在。虽无实物，当时有纸书，不能否定。另外还有石本，如《汉石经》，只存残石。长沙-马王堆三号墓所发现的帛书，不曾用轴，也不卷，而是折叠成方块，置于盒中。那是殉葬物，应属特例。现在回到本题。《艺文志》于《春秋古经》用“篇”计，于《公羊》、《谷梁》《经》用“卷”计，一则可见《古经》写在简上，《公》、《谷》写在帛上；二则先秦书一般用简，汉代丝业较发达，大都用帛和纸，由此可以证明左氏《古经》是先秦物，《公》、《谷》是汉代才写定的。《史记吴世家》说，“予读古之《春秋》”云云，据下文，司马迁所读“古之《春秋》”就是中秘书所藏的古文写的《春秋左氏传》。

《公羊》、《谷梁》因为都写于汉代，自用汉代通行文字，所以称为今文。《左传》一则出于屋壁，二则传于民间，未得立学官。在西汉-哀帝时，刘歆力争，而被“今文家”所否定。否定理由之一，是“《左氏》不传《春秋》”。《左传》是否传《春秋》，只有就《左传》本身来考察。上文征引过桓谭《新论》的话，“《左氏传》于《经》，犹衣之表里相待而成。《经》而无《传》，使圣人闭户思之十年，不能知也（《左传》于《经》，犹衣之表里，相得而成。有《经》而无《传》，使圣人闭户十年思之，不能得）”。反过来，若有《传》无《经》，也有许多费解处，还有更多史事阙文。先举费解的例子。

成十七年《经》云：“夏，公会尹子、单子、晋侯、齐侯、宋公、卫侯、曹伯、邾人伐郑。”《传》云：“公会尹武公、单襄公及诸侯伐郑，自戏童至于曲洧。”《传》仅云“诸侯”，若没有《经》所纪载的“晋侯、齐侯”等，离开《经》，不知道“诸侯”是哪些国君。同样，襄十年《经》云：“春，公会晋侯、宋公、卫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齐世子光会吴于柤。”襄十年《传》云：“春，会于柤，会吴子寿梦也。”（下略）若没有《经》文，谁知道哪些人在柤地相会。桓谭说，《经》不能离开《左传》，其实，《左传》也不能离开《春秋经》。不过《左传》的解《经》，不像《公羊》和《谷梁》。据《汉书艺文志》，《春秋》家有“《公羊董仲舒治狱》十六篇”，现存董仲舒《春秋繁露》，也足以窥见《公羊》学说之一斑。何休《公羊解诂》和唐人徐彦的《疏》都曾采用或征引严彭祖、颜安乐的遗说，有所谓“五始、三科、九旨、七等、六辅、二类、七缺”之义（详见《公羊传》“隐公第一”徐彦《疏》），现在看来，不是穿凿附会，便是迂腐迷信。试想，用《春秋》来判断诉讼，来救旱、止雨，难道不是愚蠢之至么？清代凌曙是通人，他著有《公羊礼疏》。他在《公羊礼疏序》中批评汉人讲《公羊》者说：“《公羊》至汉，始著竹帛。邹、夹无传，严、颜最盛。然是非不明，句读亦失。”无怪乎北史《儒林传》说：“其《公羊》、《谷梁》二《传》，儒者多不措怀。”《隋书艺文志》也讲过：“晋时《公羊》、《谷梁》，但试读文，而不能达其义。”《谷梁传》大多同于《公羊》，所以前人以两《传》并论。清人陈立作《公羊义疏》、钟文烝作《谷梁补注》，近人柯邵忞还专用“九旨”为全书纲领作《春秋谷梁传注》。这些书，我都读过，真是越读越糊涂。不是这些学者糊涂，我认为是《公羊传》、《谷梁传》本身糊涂。柯邵忞纵然费尽苦心，不惜改动原文，使他通顺，但究竟是“可怜无补费精神”。

《左传》直接解释《经》文的话比较少，但基本上是必要的。如隐公“元年春王正月”，《左传》不像《公羊传》，把“元年”、“春”、“王”、“正月”先截成几段，加以无谓的解释，又综合起来，从词的顺序加以臆测。《左传》仅说：“不书即位，摄也。”所以司马迁作史记，在《鲁世家》中，用《左传》，而不用《公羊》和《谷梁》。没有必要，《左传》不但对《经》文不加任何解释，而且连《春秋经》本文都不写。所以《左传》有不少的无《传》之《经》。杜预很懂得《左传》体例，假若《经》文和《传》文相类，如文公元年《传》“夏四月丁巳，葬僖公”，和《春秋》“夏四月丁巳葬我君僖公”，好像无所增加和说明，而杜预却注云：“《传》皆不虚载《经》文。”那么，为什么这里“虚载《经》文”呢？杜预认为后文“穆伯如齐始聘焉……”这条《传》文应在“葬僖公”下，就是孔颖达所说的“既葬除丧，即成君之吉位也”。我则认为这是表示下一《传》文“王使毛伯卫来锡公命。叔孙得臣如周拜”，若不写僖公已葬，周王既不能使人锡命，文公也不得接受，并且使人答谢。正如宣十年《经》“公孙归父帅师伐邾，取绎”。《传》仅云：“师伐邾，取绎。”实际为下文“冬，子家如齐，伐邾故也”作伏笔。因为最初《春秋》自《春秋》，《左传》自《左传》，各自为书，古人叫“别本单行”。把《春秋经》文和《左传》分年合并，杜预《春秋序》自认是他自己“分《经》之年与传之年相附，比其义类，各随而解之”。若在《经》、《传》未合并以前，作《传》者于与其它传文有关之《经》，不能不也写一笔，这不叫“虚载”。

《左传》还有时把几条相关的经文，合并写成一《传》，如僖公三十二年“冬十有二月己卯晋侯-重耳卒”、三十三年“春王二月秦人入滑”、“夏四月辛巳，晋人及姜戎败秦师于殽”、“癸巳，葬晋文公”，一共四条经文，《左传》写成一《传》，不过今本《左传》因三十二年和三十三年之间，插入经文，因而隔断，文气实际是相联的。这又是《左传》一种条例。

《左传》有更多的无《经》之《传》。因此鲁史官虽然未必记载那事入《春秋》，而《左传》作者却认为不能不写出来。读者随时可以发现，不再举例。这又是《左传》一种条例。

《左传》有和《经》矛盾的，一般是《左传》对《经》的纠正，如昭公八年《左传》说：“夏四月辛亥，哀公（陈哀公）缢”，辛亥为四月二十日，而《经》文作“辛丑”，则为初十日，两者相差十天。孔《疏》说：“《经》、《传》异者，多是《传》实《经》虚。”就是《传》文实在，《经》文虚假。又如一般日食，传文不述。可是襄公二十七年〈经〉“十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传〉文却作“十一月乙亥朔，日有食之”。据今法推算，这是当时公历十月十三日之日全蚀，丁亥朔日应在十一月，日食也应在十一月。《经》写成“十二月”是错误的。作《左传》者大概掌握了更可靠的史料，才写这一条《传》文，以纠正《经》文。但他自己并不懂历法，说什么“辰在申”等等外行话。但他所掌握的日食日期的资料是比《春秋》还可靠的。

总而言之，《公羊传》、《谷梁传》，不是空话，便是怪话，极少具体的有价值的历史资料。但偶然发现一两点全《经》体例，为汉人所重视，所抄袭，甚至加以附会。这种地方，还应该加以表彰和说明。

如《公羊传》宣公十八年说：

甲戌，楚子-旅卒。何以不书葬？吴、楚之君不书葬，辟（避）其号也。

《礼记坊记》因而附会说：

子曰：“天无二日，土无二王，家无二主，尊无二上，示民有君臣之别也。《春秋》不称楚、越之王丧。”

郑玄《注》说：

楚、越之君僭号称王。不称其丧，谓不书葬也。《春秋传》曰：“吴、楚之君不书葬，辟（避）其僭号也。”

我对《春秋》全部《经》文作过各种统计，以书“葬”而论，除葬周王、鲁君、鲁国夫人、鲁国女公子以外，外国之君书“葬”的，一共八十四次，还不算定公四年《经》的“葬刘文公”，因为刘文公是周王室大臣，并非诸侯。当然也有不书葬的，如《左传》成公十年云，“冬，葬晋景公”，《春秋经》，即鲁史官便不书。据《左传》的解释是鲁成公亲去送葬，而其他诸侯没有一人亲自去的，鲁人认为这是奇耻大辱，不但不记载鲁成公去晋国，甚至连晋景公的葬也不写。可见非鲁国诸侯的葬，由于各种原因，鲁国太史不纪载的不少。吴、楚、越三国国君自称王，若写他们的葬，一定要出现“葬某某王”诸字，如《左传》襄公二十九年书“葬楚康王”。这便违反《坊记》所说“土无二王”的原则了。《春秋》全经的确没有写过楚、吴、越君之葬，《公羊》加以总结，成为全《经》义例，还是有道理、有参考价值的。

《谷梁传》也总结一条《经》例，也为〈坊记〉所窃取、附会。《谷梁》哀公十二年《传》说：

夏五月甲辰，孟子卒。孟子者何也？昭公夫人也。其不言夫人何也？讳取同姓也。

《坊记》因而说：

子云：取妻不取同姓，以厚别也，故买妾不知其姓，则卜之。以此坊民，《鲁春秋》犹去夫人之姓曰吴，其死曰“孟子卒”。

其实，这事《论语述而篇》有记载：

陈司败问昭公知礼乎。孔子曰：“知礼。”孔子退，揖巫马期而进之，曰：“吾闻君子不党，君子亦党乎？君取于吴，为同姓，谓之吴孟子。君而知礼，孰不知礼？”巫马期以告。子曰：“丘也幸，苟有过，人必知之。”

《左传》也有类似说明：

夏五月，昭夫人孟子卒。昭公娶于吴，故不书姓。

同姓不婚，虽是周礼，“犹秉周礼”的鲁国也不遵守，各国早不理会了。晋献公以骊姬为夫人，晋文公的母亲也姓姬，郑国-叔詹公开地说：“晋公子，姬出也。”（僖二十三年《传》）正如齐国的卢蒲癸娶同宗女为妻，别人说他：“男女辨姓，子不辟宗，何也？”卢蒲癸答说：“宗不余辟，余独焉辟之？赋诗断章，余取所求焉，恶识宗？”（《左传》襄公二十八年）《坊记》虽然窃取《论语》和《谷梁传》，并假托孔子的话来加说明，实是“孟子”之称，在她为昭公夫人时便已如此，鲁国国君先和宋国通婚，桓公以后，多和齐国通婚，到昭公才和吴国通婚。可能这是第一次和同姓女子通婚，鲁又是著名的遵守周礼的国家，才羞羞答答地不敢直称“吴姬”，改称“吴孟子”。鲁太史写其“卒”，连“吴”字都去掉，因为吴为太伯之后，自然也姓姬，存一“吴”字，还是表明同姓通婚，所以仅写“孟子卒”。《谷梁传》这一总结，并没有多少意义，只是表明鲁国一些人的保守观念而已。

除此之外，《公羊》、《谷梁》两《传》也偶有说得对的。如庄公七年《经》“夜中，星陨（《公羊》作“霣”，同）如雨”，二传解“如”字便作像字解，和流星雨天象符合。《左传》解“如”为“而”，说成是“与雨偕”，便错解了。

然而《左传》以具体史实来说明或者补正以至订正《经》文，行文简劲流畅，自东汉以后更为盛行，自魏、晋以后便压倒《公羊》、《谷梁》二《传》。

最后引日本学者岛田翰《古文旧书考春秋经传集解》（卷子本）一段，补充说明《春秋古经》和《左氏传》的来由：

据《汉志》，“《春秋古经》十二篇”，“《左氏传》三十卷”。案：《古经》十二篇者，《左氏》之单《经》，盖因十二公为十二篇也。（自注云：《史记吴世家》“余读《春秋古经》”。《周官小宗伯注》云《古文春秋经》“公即位”为“公即立”……）而其三十卷者，《左氏》之单卷。（……以《左氏传》名者，北平侯-张苍献《春秋左氏传》是也。）顾所谓《春秋左氏传》者，当分别《春秋》与《左氏传》而观之。盖张苍所献，有《经》有《传》，而孔壁所得，有《传》无《经》也。……夫始除挟书之律，在惠帝四年；则苍之献书，当在此际。而恭王坏孔子壁，则景、武之间也。乃知《春秋经》之出，必在恭王坏孔壁前矣。张苍生于先秦，曾为秦御史，主柱下方书。则其所藏《左氏传》，即先秦旧书，当与孔壁所得无异矣。见《后魏书江式传》所言、北平侯-张苍献《春秋左氏传》，书体与孔子相类，即前代之古文矣，而可征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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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伯峻先生春秋左传注前言（五）《左传》的作者

《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说：

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即《春秋》）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

《春秋左氏经传集解序》孔颖达《疏》引沈氏说：

《严氏春秋》引《观周篇》（西汉本《孔子家语》中的一篇。今本《孔子家语》是曹魏-王肃所伪作）云：“孔子将修《春秋》，与左丘明乘，如周，观书于周史，归而修《春秋》之《经》，丘明为之《传》，共为表里。”

严彭祖要早于司马迁，而两说有同有异。同者，孔子修《春秋》，左丘明作《传》。不同者，孔子作《春秋》在前，左丘明恐怕孔门学生各执己见，走失孔丘原意，因而作《传》，是作《传》在后。严彭祖却说孔子和左丘明同车到周太史那里看书，一个作《经》，一个作《传》，是《经》、《传》写作同时。左丘明这个人，《论语公冶长》曾经提到：

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

孔丘说话，引左丘明以自重，可见左丘明不是孔丘学生，所以司马迁称他为“鲁君子”，《仲尼弟子列传》也没有他的名字。那么，他至少是孔丘同时人，年岁也不至小于孔丘。唐人陆淳《春秋集传纂例赵氏损益例》甚至说：

夫子（孔丘）自比，皆引往人，故曰“窃比于我老彭”。又说伯夷等六人云：“我则异于是。”并非同时人也。丘明者，盖夫子以前贤人，如史佚、迟任之流，见称于当时尔。

这样，把左丘明的生存年代提到孔子以前若干年，便是否定左丘明曾经作过《左氏传》。

后人还有对左丘明的姓表示疑问的。司马迁既说“左丘明”，又说“左丘失明”（《报任安书》，见《汉书司马迁传》；也见于《史记太史公自序》），而他的著作又叫《左氏传》。究竟他姓左名丘明呢？还是复姓左丘名明呢？还是有其他说法呢？

朱彝尊《经义考》卷一六九便主张左丘为复姓之说。他说：

司马迁《报任少卿书》“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应劭《风俗通》：“丘，姓，鲁-左丘明之后。”然则左丘为复姓甚明。孔子作《春秋》，明为作《传》。《春秋》止获麟，《传》乃详书孔子卒。周人以讳事神，名，终将讳之。为弟子者自当讳师之名，此第称《左氏传》，而不书左丘也。（桥注：讳也讳不到氏上。）

这种说法有两不通。第一，左丘明不是孔丘学生，《史记》证据显然，朱彝尊受杜预等影响，因为杜预在《春秋左氏经传集解序》中说：“左丘明受《经》于仲尼。”《晋书荀崧传》引荀崧上疏也说：“孔子惧而作《春秋》……时左丘明、子夏造膝亲受。”这样，硬把左丘明变成孔门弟子，却和《史记》不相合。这是一不通。而且周人以讳事神，却“临文不讳”。周文王名昌，武王名发，可是周初文献，“昌”字“发”字并不避忌（屡次出现）。《诗周颂雝》“克昌厥后”，又《噫嘻》“骏发尔私”，都可以为证。何况左丘为复姓，并不见于姓氏书。这是二不通。

第二种说法是，司马迁既称其书名为《左氏春秋》，班固《汉书艺文志》又称其名为丘明，那么此人姓左名丘明。孔颖达在杜预《春秋左氏传序疏》中说：

《艺文志》云：“左丘明，鲁史也。”是言“丘明为《传》”，以其姓左，故号为《左氏传》也。

但怎样解释司马迁之称他为“左丘”呢？有人说，古人本有复名单称之例，例如晋文公名重耳，《左传》屡见，而定公四年《左传》所引载书（盟约），省称为晋重。这种例子并不少。何况司马迁是在做文章，并不曾考虑到因此引起后代争议。杨树达先生《古书疑义举例续补》有《二字之名省称一字例》，而且说：“《史记》中此例甚多。”那么，司马迁省左丘明为左丘，便不足为奇。何况若称丘明，便和本句的下文“失明”的“明”字重复。司马迁这段文字既都是四字一逗，又要避免重复，其称左丘明省为左丘，竟是文势所不得不然。

至于俞正燮《癸巳类稿左丘明子孙姓氏论》说：

《广韵十八尤》“丘”字《注》引《风俗通》云：“鲁-左丘明之后。”丘明子孙为丘姓，义最古无疑。丘明传《春秋》，而曰《左氏传》者，以为左史官言之。

依俞氏之说，左丘明三字，左是官名，丘是姓，明是名。然而左史省称左，自古没见这例子。清-乾隆年间便有人奏请立丘姓人为左丘明之后，段玉裁替礼部写了一篇《驳山东巡抚以丘姓人充先贤左丘明后博士议》，文见《经韵楼集》。俞氏考据之学号称精审，但这种议论实在不高明。

无论左丘明的姓氏如何，无论左丘明是孔丘以前人或同时人，但《左传》作者不可能是《论语》中的左丘明。

《左传》最后记载到鲁哀二十七年，而且还附加一段，说明智伯之被灭，还称赵无恤为襄子。智伯被灭在纪元前四五三年，距孔丘之死已二十六年，赵襄子之死距孔丘死已五十三年。左丘明若和孔丘同时，不至于孔丘死后五十三年还能著书。于是有种种说法：

吕大圭说：“左氏者，意其世为史官，与圣人同时者丘明也。其后为《春秋》作《传》者，丘明之子孙或其门弟子也。”这种说法很巧，可惜古人未曾说过，吕氏也举不出任何论证来。“意其世”云云，便表明只是臆测。

姚鼐《左传补注序》说：“左氏之书非出一人所成。自左丘明作《传》以授曾申，申传吴起，起传其子期，期传楚人铎椒，椒传赵人虞卿，虞卿传荀卿。盖后人屡有附益。其为丘明说《经》之旧及为后人所益者，今不知孰为多寡矣。”这是说《左传》经过后代传习的有所增加，但又指不出哪些是增加部分。至于“悼之四年”至“知伯贪而愎，故韩、魏反而丧之”一段是证成陈成子“知伯其能久乎”这句话，自是《左传》作者应有之笔，未必为后人所加。由于《左传》成书于公元前四零三年以后，自然看到赵襄子的死。

章炳麟《春秋左传读》说：“《韩非外储说右上》曰：‘吴起，卫左氏中人也。’左氏者，卫邑名。《内储说上》曰：‘卫嗣君之时，有胥靡逃之魏，因为襄王之后治病。卫嗣君闻之，使人请以五十金买之。五反而魏王不予，乃以左氏易之。’《注》：‘左氏，都邑名也。’《左氏春秋》者，固以左公名，或亦因吴起传其学，故名曰《左氏春秋》。”钱穆因此及其他类似说法，竟作一结论说：“此《左氏传》出吴起，不出左丘明之说也。”（见《先秦诸子系年考辨》卷二，香港大学出版社版）这种结论我也不相信。据《史记吴起传》，吴起治国，用法家；善用兵，几乎战无不胜。大凡古代的真法家和大军事家，极少有迷信思想的。如果迷信，便会不知敌我，不讲形势。而《左传》一书讲“怪、力、乱、神”的地方很多，其不是吴起所著可知。但不能因此而否定他传授过它。一则它是一部当时基本可信的近代史。二则《左传》的描写战争，不但生动，而且每一战争，著重点各有不同，各有特色。许多军事观点，很值得军事家学习。

我认为，《左传》作者不是左丘明，不但不是《论语》的左丘明，也没有另一位左丘明（有一说如此），因为《汉书古今人表》以及其他任何史料都没有提到第二位左丘明。吴起虽然传授过《左传》，《左氏传》之称绝不是因为吴起是左氏人。《左传》采取很多原始资料，如成公十三年《传》载〈晋侯使吕相绝秦书〉，这是一篇强辞夺理的文字，可是艺术性很高。秦国后来竟模仿这篇受辱的文章，写了一篇《诅楚文》（见严可均所辑《全上古文》卷十四）。由《诅楚文》知道《吕相绝秦》一定是原始纪录，或者原始文献。《左传》作者安排改写这些史料，有始有终，从惠公生隐公和桓公至智伯之灭，首尾毕具，风格一致。其人可能受孔丘影响，但是儒家别派。《韩非子显学篇》说：“故孔-墨之后，儒分为八，墨离为三。”孔丘不讲“怪、力、乱、神”，《左传》作者至少没有排斥“怪、力、乱、神”，所以我认为是儒家别派。他的改编史料，正和司马光写《资治通鉴》一样。《资治通鉴》编一千三百六十二年之史，虽然有当时著名史学家刘恕、刘攽、范祖禹等人为助，但据司马光的《进书表》“臣既无他事，得以研精极虑，穷竭所有，日力不足，继之以夜”云云，司马光实曾把全书作了统一工夫，所以现在读《资治通鉴》，真像一个人写的。据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司马光恐怕《资治通鉴》卷帙太多，内容太富，晚年又节缩著《通鉴举要历》八十卷（此书已不存）。由此足见司马光于《资治通鉴》实曾通读并加工。《左传》作者虽然取材也多，但仅二百五十五年，全书除《春秋经》外，不过十八万字左右。纵使当时写作条件艰难，也不如司马光有皇帝支持，公家供给，而未始不可以一人成书。从《注》中可以知道，后人所谓刘歆等增益者（如南宋-林栗说：“《左传》凡言‘君子曰’，是刘歆之辞。”），都不可信。我们应该重视的，是《左传》的成书年代。（桥注：《左传》之成书，未必与《资治通鉴》相类，也许更类似于《公羊》，是将多年讲诵流传的东西“著之竹帛”，所谓多年讲诵流传，自然包括不止一代人的积累，可能包含了孔子甚至其先辈的讲授材料。写定者主要为一人，因此可以解释风格之一致。由于内容本来已经在脑子里，所以成书相对可以较快。）

杨伯峻先生春秋左传注前言（六）《左传》成书年代

研究〈左传〉成书年代，前人也曾用过力量，获得一定的成绩。可惜每每只用一种方法，没有从内及外，更没有搜集正反两方面资料来解决矛盾，导致作出比较符合客观实际的结论。我的这篇考证，对于前人研究成果有所取，也有所不取。但不是由于不合己意而不取，仅仅由于它缺乏科学性和逻辑推理不足而不取。就是符合己意的，也因此而不用。因为用了它，反而不能够取信读者。

论断《左传》成书年代，首先要引崔述《洙泗考信余录》：

战国之文姿横，而《左传》文平易简直，颇近《论语》及《戴记》之《曲礼》、《檀弓》诸篇，绝不类战国时文，何况于秦？襄、昭之际，文词繁芜，远过文、宣以前；而定、哀间反略，率多有事无词，哀公之末事亦不备，此必定、哀之时，纪载之书行于世者尚少故尔。然则作书之时，上距定、哀未远，亦不得以为战国后人也。

崔述这些话，有对有不对，现在不加讨论。但他推定《左传》作书之时，上距定公、哀公不远，下也不会在战国后。虽然此段时间相距很长，但作为第一位认真探讨《左传》成书年代的学者，其结论还是值得重视的。

《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说：

铎椒为楚威王傅，为王不能尽观《春秋》，采取成败，卒四十章，为《铎氏微》。赵孝成王时，其相虞卿上采《春秋》，下观近世，亦著八篇，为《虞氏春秋》。

司马迁上文所谓《春秋》，实指〈左传〉，前人已有定论，现在不再重复。读者参考近人金德建《司马迁所见书考司马迁所称春秋系指左传考》也足以了如指掌。不然，《春秋》在当时最多不过一万八千字，为什么“为王不能尽观”？《春秋》和《左传》近二十万字，才“为王不能尽观”。孔颖达在《春秋左氏经传集解序疏》中引刘向《别录》也说：

铎椒作《抄撮》八卷，授虞卿。虞卿作《抄撮》九卷，授荀卿。

《别录》的二种《抄撮》，就是司马迁的，《铎氏微》和《虞氏春秋》。《汉书艺文志》有《铎氏微》三篇，班固自注说：“楚太傅铎椒也。”又有《铎氏微传》二篇，班固自注说：“赵相虞卿。”那么，铎椒、虞卿节录《左传》成书，不但武帝时司马迁看过，刘向、刘歆整理西汉末皇家藏书时，并曾整理过，这是十分可信的。而且，《战国策楚策四》并有下列一段文字：

虞卿谓春申君曰：“臣闻之《春秋》，‘于安思危，危则虑安’。”

“于安思危”二语，实际就是对《左传》襄公十一年“居安思危，有备无患”的引意。古人引书，一般不拘泥于文字，只是大意相同便够。

铎椒为楚威王太傅，因作这书。楚威王元年为公元前三三九年，末年为前三二九年，铎椒作《铎氏微》或《抄撮》，不出这十一年间，足见战国时代的上层人物都喜爱《左传》。虞卿的年代大概在公元前三〇五——前二三五年。从这以后征引《左传》的更多。刘师培《群经大义相通论》中有《左传荀子相通论》，其中虽不免有附会之处，但《荀子》征引《左传》，实无可疑。现在仅举二条为例。《荀子大略篇》：

送死不及柩尸，吊生不及悲哀，非礼也。

这和隐元年《传》“赠死不及尸，吊生不及哀，豫凶事，非礼也”基本相同。而且荀卿还怕后人误会尸体为未经入棺之尸，又加以“柩”字表明它，足见这是荀卿引《左传》，不是《左传》用，《荀子》。又《致士篇》说：

赏不欲僭，刑不欲滥。赏僭则利及小人，刑滥则害及君子。若不幸而过，宁僭勿滥。与其害善，不若利淫。

襄公二十六年《传》也有此文：

善为国者，赏不僭而刑不滥。赏僭则惧及淫人，刑滥则惧及善人。若不幸而过，宁僭勿滥。与其失善，宁其利淫。

两者只有几个字的差别，所以卢文弨说《荀子致士篇》“此数语全本《左传》”。

其后《战国策》（如《魏策三》用僖公二年和五年《左传》，称《左传》为《春秋》）、《吕氏春秋》、《韩非子》无不征引《左传》文字。《吕氏春秋》、《韩非子》二书征引尤多。刘师培有详细考证，见《读左劄记》。至于西汉，从汉高祖《赐韩王信书》用《左传》哀十六年语以至《淮南子》、《贾谊新书》，文帝作诏书（见《史记文帝纪》二年），武帝制令（见《史记三王世家》并《索隐》）也曾征引《左传》，司马迁作《史记》，征引更多。其后哀帝封册（见《汉书王嘉传》）以至刘向作《说苑》、《新序》、《列女传》，都用《左传》故事。《左传》从成书一直到今天，流行于世，未曾断绝。

晋武帝-咸宁五年（公元二七九年）汲郡人不准盗掘魏国古墓，发现不少竹简古书。其中有一种叫《师春》的，据《晋书束皙传》和杜预的《春秋左氏经传集解后序》说，完全抄录《左传》的卜筮事，连上下次第及其文义都和《左传》相同。杜预和束皙都认为“师春”是抄集者人名。师春不知何年代人，但汲郡-魏墓很多人说是魏襄王（就是《孟子梁惠王上》的梁襄王）墓。墓中另一种书叫《竹书纪年》，纪载魏史只到今王二十年。今王就是魏襄王，当时还活着，在王位，所以称为“今王”。魏襄王在位二十三年死去，那么，师春的抄集《左传》卜筮事至迟在魏昭王元年以前，即公元前二九五年以前，《左传》在战国的流行更获得实物证明。虽然《师春》其书已不存在，而杜预、束皙二人是亲自看到那批竹简才记述下来的。

以上只是证明《左传》在战国时即已流行，还不能肯定《左传》成书于何年。自然，成书在流行以前。

顾炎武，《日知录》卷四有《左氏不必尽信》条，说：

昔人所言兴亡祸福之故不必尽验。《左氏》但记其信而有征者尔，而亦不尽信也。三良殉死，君子是以知秦之不复东征。至于孝公，而天子致伯，诸侯毕贺；其后始皇遂并天下。季札闻《齐风》以为国未可量，乃不久而篡于陈氏；闻《郑风》以为其先亡乎，而郑至三家分晋之后始灭于韩。浑罕言姬在列者，蔡及曹、滕其先亡乎，而滕灭于宋王偃，在诸姬为最后；僖三十一年狄围卫，卫迁于帝丘，卜曰三百年，而卫至秦二世元年始废，历四百二十一年。是《左氏》所记之言亦不尽信也。

后人因此，认为《左传》作者每每借他人之口作预言。预言被证实的，是作者所亲见的；预言不灵验的，是作者所未及闻见的。由此可以测定《左传》成书年代。预言不灵验的，主要有下列诸项。

一、文公六年《传》说：“秦伯任好卒，以子车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为殉，皆秦之良也。国人哀之，为之赋黄鸟。……君子是以知秦之不复东征也。”《史记秦本纪》说：“周室微，诸侯力政，争相并。秦僻在雍州，不与中国诸侯之会盟，夷翟遇之。”这是秦孝公以前的情况，也是《左传》作者所见到的“不复东征”的情况。然而自秦孝公即位，“于是乃出兵，东围陕城，西斩戎之獂王。二年，天子致胙。”这是《左传》作者所不及见的。这时已是公元前三六〇年。

二、庄公二十二年《传》说：“初，懿氏卜妻敬仲。其妻占之，曰：‘吉。是谓凤皇于飞，和鸣锵锵。有妫之后，将育于姜。五世其昌，并于正卿。八世之后，莫之与京。’”末又说：“及陈之初亡也，陈桓子始大于齐；其后亡也，成子得政。”陈成子专姜齐之政，正是《左传》筮者之言“此其代陈有国乎”。当时晏婴也私自对晋国-叔向说“此季世也，吾弗知齐其为陈氏矣”（昭公三年《传》）。然而不能肯定陈成子之曾孙太公-和竟托人向周王请求，立他为齐侯。所以卜辞只说“八世之后，莫之与京”；不言十世之后，为侯代姜。昭公八年《传》史赵的话也仅说陈之“继守将在齐，其兆既存矣”。就是当时人多看到陈氏有代齐的苗头，是否果真代齐为侯为王，谁都未敢作此预言。田和为齐侯在公元前三八四年，这是《左传》作者所未及知道的。

哀公十五年还有一段纪载：

秋，齐-陈瓘如楚，过卫。仲由见之，曰：“天或者以陈氏为斧斤，既斵丧公室，而他人有之，不可知也。其使终饗之，亦不可知也。”（下略）

子路对齐国前途的推测，还不及晏婴的肯定。他肯定姜齐的被陈氏斵丧，这时当时人所共见的，却是否终为陈氏所享有，或者另外钻出第三者（他人）攫取果实，都在“不可知”之列。由此表明，《左传》作者未及见到陈氏篡齐。

三、宣公三年《传》：“成王定鼎于郏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这里有个问题：周的世数和年数，应从文王计算起，还是从武王灭纣后算起，还是根据这段文字从成王定鼎算起。我认为，“成王定鼎于郏鄏”，只是说明卜世卜年的时间和背景，而卜世卜年应该包括周王朝所传之世、所得之年，至迟应该从武王计算起。《晋书裴楷传》说：“武帝初登阼，探策以卜世数多少。”也是从西晋初开国计算起，正和成王卜世相类。《汉书律历志》说：“周凡三十六王，八百六十七岁。”西周自武王至幽王共十二王，但年数多少则各说不同。《史记匈奴传》说自武王伐纣至犬戎杀幽王凡四百余年。这说得最长。《史记周本纪集解》引《汲冢纪年》说：“自武王灭殷以至幽王，凡二百五十七年也。”《通鉴外纪》三引《汲冢纪年》也说：“西周二百五十七年。”这说得最短。介于两者之间的，有《汉书律历志》引刘歆《世经》说自伯禽至春秋凡三百八十六年。刘恕《通鉴外纪》载西周凡三百五十二年。郑玄《诗谱序》说，“夷、厉以上，岁数不明；太史《年表》，自共和始”，则无怪乎前人对西周年数无定论。东周自平王至赧王，不计哀王和思王，共二十二王。西、东周总共三十四王。《律历志》说“三十六王”，可能是把哀王、思王计算在内。若说“卜世三十”，到安王便已三十王。平王元年为公元前七七〇年，安王末年（二十六年）为公元前三七六年，近四百年。加上西周约三百年，《左传》成书年代很难到周安王时代。

四、闵公元年《传》说：“赐毕万-魏。……卜偃曰：‘毕万之后必大。万，盈数也；魏，大名也。以是始赏，天启之矣。天子曰兆民，诸侯曰万民。今名之大，以从盈数，其必有众。’”又说：“初，毕万筮仕于晋，……公侯之卦也。公侯之子孙，必复其始。”“复其始”就是恢复为公侯。这样，《左传》作者一定看到魏斯为侯。那时是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四〇三年。但看不到魏文侯后代称王。昭公二十八年《传》说：“魏子之举也义，其命也忠，其长有后于晋国乎！”晋国就是魏国，作者行文避免“魏”字重复出现，因改“魏国”为“晋国”。晋国本是魏国又一称号，犹如〈孟子梁惠王上〉，梁惠王（即魏惠王）自称其国为晋国。他曾对孟轲说：“晋国，天下莫强焉。”由此足见《左传》作者只见到魏文侯为侯，见不到魏后称王，更看不到它的日益衰弱，“东败于齐，西丧地于秦七百里”。

综上所论，足以推测《左传》成书在公元前四〇三年魏斯为侯之后，周安王十三年（公元前三八九年）以前。离鲁哀公末年约六十多年到八十年。和崔述的论断相较，相距不远，只是具体得多。（桥注：“著于竹帛”的需求和条件同时具备。）

《公羊传》和《谷梁传》的成书在后，古人早有明文。详玩《史记》及《汉书儒林传》自然知道。陈澧《东塾读书记》卷十说，《谷梁传》僖公二十二年说：“故曰礼人而不答，则反其敬；爱人而不亲，则反其仁；治人而不治，则反其知。”这是用《孟子离娄下》语，可见《谷梁传》作于《孟子》流行之后。陈澧还举出一些证据，认为《谷梁》出于《公羊传》之后。章炳麟《春秋左传读叙录后序》说，《公羊》宣十五年《传》“上变古易常，应是而有天災”，何休《解诂》曰：“上谓宣公。”六国时尚无直称人君为上者。以“上”之名斥人君，始于秦并天下以后，《公羊》遂用之称宣公。若依陈澧之《汉书艺文志》“末世口说流行，故有《公羊》、《谷梁》、《邹》、《夹》之传”，那么，除《左氏传》外，无论《公羊传》、《谷梁传》以及《邹氏传》、《夹氏传》，都只是口耳相传授，原本没有写本。《公羊传注疏》卷首有戴弘《序》，说〈公羊传〉到汉景帝时，公羊寿“乃共弟子胡母子都著于竹帛”，则《公羊传》的写定在西汉了。《谷梁传》更在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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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伯峻先生春秋左传注前言（七）《左传》和《国语》

《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说：“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即《春秋》），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司马迁所说的《左氏春秋》，就是今天的《左传》。他又说：“左丘失明，厥有《国语》。”依司马迁之意，《左传》和《国语》都是左丘明一人所作。《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说：“于是谱十二诸侯，自共和讫孔子，表见《春秋》、《国语》”云云，可见司马迁是根据《春秋》（实指《左传》）和《国语》作《十二诸侯年表》的。《汉书律历志下》引《国语楚语下》“少昊之衰”及《周语下》“颛顼之所建”等语都称《春秋外传》。因此许多人便把《左传》称为《春秋外传》，《国语》称为《春秋外传》。甚至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赞》便说：

孔子因鲁史记而作《春秋》，而左丘明论辑其本事以为之《传》，又纂异同为《国语》。

三国-吴国-韦昭作《国语解序》也同意这一说法，并且还解释说：

其文不主于《经》，故号曰《外传》。

《论衡案书》也跟着说：“《国语》，《左氏》之外传也。”

而最可笑者莫如康有为。他著《新学伪经考》，说：

《左传》从《国语》分出，又何疑焉？

康有为的所谓新学，换句话说，就是王莽之学，因为王莽逼汉孺子婴让位，国号新。而刘歆为王莽国师，康有为接受刘逢禄《左氏春秋考证》的论点，更加以穿凿附会，因此指《左传》等书为“伪经”。他写了《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等书。这些书在当时政治上起的作用，自然应该另行论定。至于在学术上，却毫无是处。章炳麟作《春秋左传读叙录》，一条一条地驳斥刘逢禄，读者无妨把这两部书大致翻看一遍。至于康有为的书，既不必看，更不值得驳斥。崔適作《史记探源》和《春秋复始》也和康有为之说同，同样不值一驳，因为他们只是臆测，不举可靠的证据，不依合理的逻辑。这是某些今文经学者的通病，我们在这里只提一下，若详细剖析，便可能写出一本相当厚的专书。

《左传》和《国语》是两书，《国语》更不是一人所作。过去有不少学者加以论定，我只不过加以编排整理，而插以自己心得，写成此章罢了。

《晋书束皙传》云：“初，太康二年，汲郡人不准盗发魏襄王墓，或言安釐王冢，得竹书数十车。……《国语》三篇，言楚、晋事。”汲郡所出的《国语》，应该就是今天的《楚语》和《晋语》的一部分。据荀勗《穆天子传序》，所发现竹简，为古尺二尺四寸，当晋时通用尺二尺。每简四十字。但不知道多少简为一编，因而也无从知道这三篇竹简《国语》究竟多少字。总而言之，汲郡所发现的，《师春》是抄袭《左传》的卜筮书，《国语》另是一部书。在战国时，《左传》自《左传》，《国语》自《国语》。自然，这还不足以证明《左传》取材于《国语》，更不能证明《左传》作者先写了《左传》，“又纂异同为《国语》”。因为这时，《左传》和《国语》都已经同时流行。

要研究这个问题，唯有从现存《左传》和《国语》本身作分析。

第一，我已经说明，《左传》是一人手笔，取材虽然丰富，但行文风格完全一致，并无后人添加的字句。《国语》却不同。首先，它的文风与《左传》不能相比。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引陆淳的话说，《国语》“与《左传》文体不伦，定非一人所为”。李焘也说，《国语》“其辞多枝叶，不若《内传》之简单峻健，甚者驳杂不类，如出他手”。崔述《洙泗考信余录》说得更透彻：“《左传》之文，年月井井，事多实录。而《国语》荒唐诬妄，自相矛盾者甚多。《左传》纪事简洁，措词亦多体要；而《国语》文词支蔓，冗弱无骨，断不出于一人之手明甚。”这是从文章风格以《左传》和《国语》相比。

其实，《国语》也不是一人之笔。崔述又说：“且《国语》周、鲁（即《周语》和《鲁语》）多平衍，晋、楚多尖颖，吴、越多恣放，即《国语》亦非一人之所为也。”这又是从文章风格上论《国语》各国语言和文风的不同。

第二，《左传》虽然在旧的分类中列为经书，《国语》却列为杂史。若从两书体例分类，《左传》应属于编年史，《国语》应属于国别史。其不同于其他国别史的，一是言多事少；二是各国史实互相间很不相称。《郑语》只是一段文章，所叙自郑国始封君桓公，而于其后仅叙晋文侯（非晋文公）定天下，齐僖公小霸，楚蚡冐始启濮三句，这些事或者在春秋以前，或者在春秋初期。而齐桓公、晋文公之事却一字不提。以郑国而论，郑庄公在春秋初期亦是一霸，也不提及。而且据《左传》襄公三十年，郑-子产引《郑书》“安定国家，必大焉先”，又昭公二十八年《传》，叔游引《郑书》“恶直丑正，实蕃有徒”。然而这几句《郑书》语，不但不见于今之《郑语》，也无从在今《郑语》中安插进去。若说《郑语》成书在前，不及见齐桓公、晋文公，更不及见子产。若今《郑语》“芈姓夔、越，不足命也”，“闽芈蛮矣”（原作“蛮芈蛮矣”，今从汪远孙《国语发正》据《周礼职方氏》郑玄《注》引文订正），足以证明《郑语》作者看见楚威王伐越，杀王无疆，而越以此散（详《史记越世家》）诸事。楚威王灭越，在公元前三二九年，则《郑语》作于这年以后。尤其是《郑语》又说“曹姓邹、莒，皆在采卫”。《汉书韦贤传》说：“韦贤，鲁国-邹人也。其先韦孟家作谏诗曰：‘王赧听谮，实绝我邦’”，这么，邹国实在于王赧时被灭。王赧后人都作周赧王，实误。“赧”非谥号，其人名“延”，音转为“赧”，朱希祖《汲冢书考》有《周赧王周隐王考》言之甚详，可信。韦诗云：“王赧”，不云“赧王”，又可为朱说添一证据。王赧即位于公元前三一四年，则〈郑语〉之作，又在此后。不但《郑语》内容与《左传》无关，即郑国大政治家、外交家子产，《郑语》亦无所记载，难道《左传》作者竟对郑事，不别“纂异同”么？

《左传》很少记载越事，可能《左传》作者离越国很远，看不到越国史料。今存《越语》上下二卷，都叙越王-勾践和范蠡、大夫种谋报吴仇事。二篇文风又大不相同。《越语下》专叙范蠡，又多排体韵文。越灭吴，据《左传》，在哀公二十二年。《史记六国年表》与《左传》同。而据《越语下》，越灭吴在鲁哀十年（依王引之《经义述闻》说），相差十二年。《左传》作者既把越灭吴事详尽地编纂于《国语》中，为何不用其灭吴年代？更为何连大夫种（或文种）、范蠡一字不提？

《周语》有三卷，自周穆王征犬戎至苌弘被杀。苌弘被杀在鲁哀公三年。其他关于春秋时期史事，几乎都不合于《左传》。尤其是《齐语》一卷，完全叙齐桓公事，也和《左传》不相同。而《鲁语》二卷，《晋语》九卷，偏偏又多和《左传》重复。只是《左传》言简意赅，《国语》罗嗦芜秽，使人读它产生厌倦。《左传》作者为什么既不去其重复，又不采其异闻，使自己的两种著作起互相配合的作用呢？

我现在征引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卷六上一条以为佐证：

地理之学为从来作书与注书者所难。予尝谓作《国语》之人便不如左氏，何况其他？或者怪其说。予曰：《左氏》昭十一年《传》，“楚子城陈、蔡、不羹。”杜《注》云：“襄城县东南有不羹城，定陵西北有不羹亭。”十二年《传》，“今我大城陈、蔡、不羹。”对曰：“是四国者，专足畏也。”杜《注》云：“四国，陈、蔡，二不羹。”予考之《汉地理志》，颍川郡有东不羹，在定陵；有西不羹，在襄城。恰列为二，杜氏之言盖是也。作《国语》者不通地理，认不羹为一，谓之城三国。（见《楚语上》）……以知左氏之作，杜氏之注，皆精于地理如此。或曰：“《国语》与《左氏》竟出二人手乎？”予曰：“先儒以其叙事互异，疑非一人。予亦偶因不羹事，颇有取其说云。”

最后，征引叶適《习学记言》卷十二《国语总论》代替我的结论：

以《国语》、《左氏》二书参校，《左氏》虽有全用《国语》文字者（伯峻案：应作“《左传》与《国语》相同者”），然所采（伯峻案：“所采”二字可商）仅十一而已。至《齐语》不复用，《吴-、《越-语》则采用绝少，盖徒空文，非事实也。《左氏》合诸国记载成一家之言，工拙繁简自应若此。惜他书不存，无以遍观也。而汉、魏相传，乃以《左氏》、《国语》一人所为，左氏雅志未尽，故别著《外传》。余人为此语不足怪，若贾谊、司马迁、刘向不加订正，乃异事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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