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讨论】报纸里的中国 -- 大地窝铺

1979年开始万里、胡耀邦等人要搞分田到户，全国的省委书记中间只有辽宁的任仲夷、内蒙周惠和贵州的池必卿三个支持分田，90%的省委书记持明确反对态度，所以这个分田到户搞的拖泥带水，拉锯了好几年才分下去，中央一号文件都连续发了六个。

万里后来回忆了分田的艰难，他对别人讲：“1980年初我到中央工作，进了书记处，分工管农业，这个难题可大了。……上层领导机关基本上还是推行“农业学大寨”的那一套，对农村改革，特别是对包产到户，抵触情绪很大。我分管农业，依靠原来这套‘机器’来开展工作怎么行呢?还有不少省的领导思想也不通。我跟耀邦讲，中央决定中规定不要包产到户，我们支持农民的正当要求，会始终被看做‘违纪’‘违法’，这样不行啊!是不是先开一次省委书记会，大家通通思想。5月31日，小平同志作了重要讲话，热情赞扬肥西和风阳的包产到户。此后情况有了好转，但还是吵吵嚷嚷，全国性的争论并没有停止，有些反对的人手里掌着权，他不同意你就干不成。于是，决定9月份开一次省委第一书记座谈会。”“那时候，农业部门的一些领导，认为包产到户破坏了集体经济，阻碍了机械化、水利化，思想很不通。我兼农委主任，农委里思想转过来的也不多。我就抓了个杜润生，他是邓子恢时代农村工作部的秘书长，实际经验多，也有理论水平，又比较善于处理各方面的关系。我就请他来主持起草会议文件，对文件作解释、说明。我的意思是想把“不要包产到户”改为“可以包产到户”或“支持包产到户”。但是，会上争论很激烈，看来通不过。公开赞成比较突出的，一个是贵州的池必卿，一个是内蒙古的周惠，一个是辽宁的任仲夷，这是少数；多数表示沉默，有的还坚决反对。”（张广友 韩钢《万里论农村改革》，载三农中国网站）

在1980年代早期，改革设计师们始终是少数，搬动了邓小平这样的大腕出面讲话，反对意见还是压不下去——“吵吵嚷嚷”，为了以少数人意志去压倒党内大多数，值得又开始念紧箍咒——通过竭力宣传浮夸风和饿死人的因果关系，威胁那些继续在领导岗位上反对分田到户的人；李锐等人实际上就是服务于这个需要，表面上是从事“非毛化事业”，但是在现实政治场域中间，是少数改革派威胁多数反改革派——是要形成对那些反对分田的省委书记们造成追究政治责任的潜在压力，以便农村改革顺风启航，通过攻击毛泽东，在实际上威胁王任重（此时是分管农业的副总理）和90%反对分田的省委书记（这些省委书记中间绝大多数在大跃进时期都曾经在省委书记任上干过，对浮夸风兴起和蔓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因为“浮夸风”需要与政治需要联系在一起，要作为少数强迫多数的政治紧箍咒来使用，所以，就需要扩大浮夸风的宣传效应。因为只是需要威胁高官改变政治态度，并不是真的要实事求是地追究责任，所以，宣传口径中间充满着政治机巧：首先是要把所有的责任挂在“极左路线”名下，把责任和因果逻辑搞乱，然后说是人祸，预留下追究政治责任的“张弓待发”态势，这是第一步；第二步是把大跃进概念的内涵重新定义为1958-1960年三年时间，而不是具体政策和战略，这样就能够方便地把三年时间内发生的一切事情，无论应该由什么人负责的事情，都挂在大跃进的帐户下面，从而留下一个按照实际政治需要解脱多数人的空间；第三步就是掩盖并篡改数字来放大负面影响，从而轻而易举地预备好了一个舆论氛围：大跃进期间的浮夸风罪魁祸首都罪该万死。这样的宣传就对那些对浮夸风有责任的省委书记们，形成极大的政治威慑力，造就这样一个态势：不管在任何时候只要小平同志愿意抛出谁，谁就很容易陷入万劫不复的处境中间，这极大地瓦解了反对分田的书记们的政治意志，确保反对意见全部被维持在“保留”状态。本来王任重是坚决反对分田的，但是他的浮夸风问题最为严重，现在面临着追究政治责任的危险，只好隐忍不发，离开副总理岗位去当政协副主席算了，这再一次证明了“打铁要靠自身硬”的道理。

根据这个政治需要，三年困难时期的人口变动数据就被人为地做了手脚，1980年代初期发布的人口普查和统计局数字中间，因为数字修改时经过未经仔细校核，同一个系列的数据相互之间矛盾很大，导致增长率数字和年度人口数字无法吻合，这显然是某个奉命篡改数字的官员不认真工作、敷衍了事带来的恶果。按照许涤新的研究，关键差距在于人为地放大了1959年的人口数字，导致1961年之前的数字都不准确。

摘自：以五八年浮夸风中的赵紫阳为例——谈谈“高产卫星”的产生机制与死亡人口数字把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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