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千年(敝帚自珍)

主题: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纪念刘湘波兄 -- ac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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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2)

湘波走了,媒体说他是一个田埂上的理想主义者。

但是,湘波给我们这个世界所带来的,绝不仅仅只是一个抽象的理想追求,更是一个社会阶级的立场选择问题。

这些年来,阶级的分化、小农的破产,已经日益证明了马克思主义分析的强大。在资本的逻辑下,真正的阶级开始出现。两极分化不再是一个仅仅是停留在理论上,而且成为一个现实,一个极其牢固的现实。这其中,农村的农民——不,更准确地说是小农,因为农民早已经分化了——构成最弱势的阶级。

马克思主义看到了小农在资本主义中的悲惨命运,并试图扭转这一格局。还在恩格斯的时候,他就提出了合作社的主张。此后,在理论和实践上帮助小农,可以说也没有谁能够做得比列宁和毛泽东更多,更有成效。土地公有化、建立合作社、将教育医疗工作的重点放在农村,发展农村工业,纵观数百年的社会运动史,还有那一种历史实践能够比得上马克思主义的农村实践呢?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虽然处于低潮,但是它必然会得到更多人的理解。因为为底层的运动需要马克思主义。

在资本的势力日益扩张之际,农民的出路最终只有一条,组织起来,走合作社道路。这是一种马克思主义的结论,湘波也更为明确地指出当代农民的组织需要。他还在《中国改革农村版》任编辑的时候,就明确引用毛泽东的话:农民为了经济自卫,必须办合作社。他挑了几个当前合作社搞得很成功的例子,希望对广大农村有所启示。在实践方面,湘波也走在了众多人的前面。经他直接推动建立的合作组织试点已经达到30多个。2006年,在他推动下,全国各地七家优秀的合作社组成合作社联盟,取名“国仁绿色联盟”,推动生态农业合作社在全国范围的合作。

更重要的是,经过几年在农村的实践,他摸索出一条用文艺队与合作社共生共建的路子。

在建合作组织过程中,不断有农民问我们,搞合作社又不是搞公益组织,我们搞文艺队干什么?后来农民自己找到了答案:文艺队和合作社互为补充。合作社借助文艺队给自己扩大影响,增强凝聚力;而文艺队则可以借助合作社的经济优势,持续发展。像合作社这样的需要高度合作精神和信任感作为基础的组织,虽然可以在现有的农村村社建立起来,其基础却相当脆弱,如果没有持续不断的信任和道德教育,只靠金钱和利益维系,用不了多久就会垮掉。合作社需要形成一种文化纽带。

刘老石组织农民的有效手段是“文化切入,精神培训”。他的这一思路在许多地方获得良好收效:

山东鱼台县姜庄村曾经是著名的问题村,村子冲突很严重。当地村民为了反对税费征收,曾经爆发了大规模的对抗,村民围堵并扣留了来抓人的警车,也扣住了跟车来的乡里工作人员和警察。从此,这个村成了死角村。虽然罢免了旧村长,但是村子却成了无人管理的烂摊子,到处都是残破不堪。

2004年5月,当地的几个农民带头人接受了新乡村建设的培训,随后新乡建设工作人员大学生志愿者一道进入这个村,利用5天的时间,一边对村民代表进行培训,喊口号、唱歌,一边帮助村民建立基本组织。此后不久,姜庄村的文艺演出队和老年人协会就建起来了;暑假有一批支农志愿者到来,再次进行培训,这样,合作社也跟着办了起来。不仅如此,当地还建立了文化大院,组织了近百人的秧歌队,每天晚上到大院里去扭秧歌,唱歌、宣誓、喊口号,参与者大部分是妇女。合作社也开始了经济活动,集体购买化肥农药种子。暑假的后期,这里又举办了一次村民骨干的培训,这次培训后,妇女协会建起来了。妇女们自己组织起来,唱歌跳舞编排节目,学习文化课,还组织在一起开始了手工产品的编织;养兔协会等协会也建起来了,开始了集体购买兔种、集体技术服务的活动。现在,从精神生活、到经济生活,再到文化生活都有了新的开始,整个村子洋溢在歌声和笑声中。

这种变化连当地的基层官员都始料未及,他们惊异并盛赞这个“刺头村”的变化。他们自己也承认,这是用钱、用行政的力量很难以达到的。有人甚至说这是个”奇迹”。

湖北房县三岔村也是湘波试点的一个成功经验。在九个月的时间里,他推动当地建立起了老年人协会、妇女协会、文艺队,板栗协会、土鸡协会、魔芋协会、养猪协会等协会,还建起了合作社,办起了夜校,讲授技术、卫生保健、法律政策知识,还办起了广播站、报纸。这一切,很大程度上都源于湘波及所带动的大学生的推动。 湘波认为,经验在就在于利用文艺鼓动起农民的精神:

农村文化里有许多落后的东西,我们在这一点上是采取非常强硬的态度,绝对不容许具有封建迷信色彩的东西进入我们的合作社。成为我们的社员都要经过考核和审查,看有没有黄赌毒的嗜好啦,是不是法轮功成员,有了这样的入社机制,农民成为社员之后非常自尊自强,认为自己是这个村子里文化精英人群,是村子的一张脸。社员自己提出不学习的合作社是临时的合作社,要求合作社组织定期学习。前不久人民大学、清华大学的专家们来考察时,非常惊讶地发现文艺合作社的成员一有机会就聚在一起学习《毛泽东选集》。现在进入这个合作社,还要考核对毛泽东思想的理解程度,程序还相当严格。我们作为旁观者都觉得非常有意思。

学习《毛泽东选集》这一“有意思”的自发事情说明了在农民的合作运动对于民族的、科学的和大众的文化的需求。湘波对此作了总结:

农民们把文化分成三种:灰色的、黄色的、红色的。灰色的是指古代的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戏,没有好处,但是也没有很大的坏处;黄色的就是色情文化,现在在农村开始泛滥;红色的文化,就是有利于农村进步和农村文明的文化,这种文化有的是农民自己创造的,有的是经过对灰色的文化改造的。

我们要什么样的文化呢?我们要红色的文化。红色的文化也应该是进步的文化,应该是合作的文化。这种文化体现出来的特点应该是本土的,进步的,生活化的,真实纯朴的,体现群体合作的。本圭的要求是为了保持本地文化在时间上和地域上的适应性;而进步性、真实纯朴性则是为了和旧文化和物利文化相对抗;它要求返回到本真生活中去,恢复农村的真实生活状态;而群体合作性则更是体现出今天农村发展现实的要求。

马克思主义对现实的分析力量已经为中西方理论界所证明。我在读博士的期间,基本上读的全是西方政治学中有关社会契约论的书籍,至今我所发表的文章,大抵都是西方政治学的内容。而时代,却总是向我们昭示阶级分析的力量。确实,最近的中国学界,又有回归到阶级分析传统的呼吁了。

只是,许多马克思主义者已经退回到解释世界的书斋中去了,在西方是如此,中国也开始着这样一个过程。包括我,一方面深深感觉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力量,与时同时,面对资本的现实逻辑,一种深深的无力感。正如西方国家的马克思主义者,在书斋对资本主义的逻辑进行批判——也只是批判。有的甚至认为,马克思留给我们的,最重要的就是解释世界的逻辑。

但是,重要的不是解释世界,而是改造世界,马克思如是说。我想给这句下一个转语。其实,每个人的所作所为都或多或少都是对世界的改造。资本何尝不也是改造世界的最重要的一支力量呢?为资本为虎作伥,也算得上是一种改造。但是马克思主义的改造,不仅仅是是实践,而更在于立场的底层。湘波,就是这样站在底层的立场上改造三农与知识青年。

事实上,在这一过程中,湘波也实现了对自身的改造与转变。10多年前,我认识他时,他更多的接近于自由主义或者说民主主义者。所批判的锋芒,大抵局限于政府的管制与腐败。但此后,湘波愈来愈多地对于底层表达了关注,也更多地对于资本的警惕与防范。还记得有一次,湘波来我们暂寓在西北三环一个小区的住处,两人聊起当代某些为资本家说话的经济学家,都不免痛骂的情形。我想,在这一过程中,湘波已经从民主主义者转变成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但是,我无法肯定,因为湘波很少空谈主义与理论。看到沈友军师兄博客的话:“他很相信《资本论》的观点,很反对资本主义,应该说是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 这印证了我一直的看法。

湘波去世后,我找来他的文章学习。我这才发现,他的文字如此明白、晓畅,对于问题的把握如此准确中肯,对策建议如此切实可行,而眼光又如此高远——这让我想起了《毛泽东选集》。我辈因为经过多年学术规范的训练,已经习惯于那种偏离于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的文风,而长于欧化西化的句子与表述。而湘波,则真正地实践着毛泽东同志所提出的文风。这些征引一段他的一段讲义:

我们的家乡怎么会变得这样呢?

不知道大家是否感觉到奇怪,大家想一想,我们的家乡原来就是这样的么?就是在十年前我们的村庄不是还是很好的么?那时很富裕,村里的好房子差不多都是那时候盖起来的,那时家家有存款,户户有余粮。再往前看,毛主席那时候,我们刚刚解放,摆脱三座大山,我们还很穷,经常不够吃,条件比现在也差远了,但是我们就是凭着我们“战天斗地”的勇气,一点点地改变着家乡的面貌,现在地沟渠、水坝、塘堰、道路,基本上都是那时候修成的。为什么今天我们条件改善了,生活好了,反倒是什么都干不成了?路坏了没人修,水利设施坏了没人管,油瓶倒了,只要不是自己家的就不扶。

水没变,地也没变,家乡还是那个家乡,但是为啥什么都不一样了呢?

真正的不同是人变了。原来的社员想的是大家齐心合力,劲往一处使,心往一处想。今天呢?大家想的是怎么往自己家里拿;原来大家能够团结一心战胜困难,今天是实在不行就往城里跑;原来想的是依靠人民群众自己排除万难,争取胜利,但是今天是依靠政府,依靠扶贫。

这类文字是农民能够懂的文字,也是战斗的文字。文风一事虽小,但却可以令人窥见作者的气度与精神。

刘湘波是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

通宝推:东土如来,iwgl,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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