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从文革中学生人数统计表看“文革耽误了一代人”的谎 -- 天棒

教授法：

1、启发式(废止注入式)，

2、由近及远；

3、由浅入深；

4、说话通俗化；

5、说话要明白；

6、说话要有趣味；

7、以姿势助说话；

8、后次复习前次的概念，

9、要提纲；

10、干部班要用讨论式。

《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一九二九年十二月。

关于社办、队办学校问题，有条件的应该允许办。

教材要有地方性，应当增加一些地方乡土教材。农业课本要由本省编。讲点乡土文学。讲自然科学也是一样。

与七省市教育厅局长谈话纪要，一九五七年三月七日。

一切高等工业学校可以进行生产的实验室和附属工场，除了保证教学和科学研究的需要以外，都应当尽可能地进行生产。此外，还可以由学生和教师同当地的工厂订立参加劳动的合同。

一切农业学校除了在自己的农场进行生产，还可以同当地的农业合作社订立参加劳动的合同，并且派教师住到合作社去，使理论和实际结合。农业学校应当由合作社保送一部分合于条件的人入学。

农村里的中、小学都要同当地的农业合作社订立合同，参加农、副业生产劳动。农村学生还应当利用假期、假日或者课余时间回到本村参加生产。

大学校和城市里的中等学校，在可能条件下，可以由几个学校联合设立附属工厂或者作坊，也可以同工厂、工地或者服务行业订立参加劳动的合同。

一切有土地的大、中、小学，应当设立附属农场；没有土地而邻近郊区的学校，可以到农业合作社参加劳动。

《工作方法 (草案)》，一九五八年一月。

农业大学办在城里不是见鬼吗？农业大学要统统搬到农村去。

一九五八年八月十七日的讲话。

现在课程多，害死人，使中小学生、大学生天天处于紧张状态。

课程可以砍掉一半。学生成天看书，并不好，可以参加一些生产劳动和必要的社会活动。

现在的考试，用对付敌人的办法，搞突然袭击，出一些怪题、偏题，整学生。这是一种考八股文的方法，我不赞成，要完全改变。我主张题目公开，由学生研究、看书去做。例如，出二十个题，学生能答出十题，答得好，其中有的答得很好，有创见，可以打一百分；二十题都答了，也对，但是平平淡淡，没有创见的，给五十分、六十分。考试可以交头接耳，无非自己不懂，问了别人懂了。懂了就有收获，为什么要死记硬背呢？人家做了，我抄一遍也好。可以试试点。

旧教学制度摧残人材，摧残青年，我很不赞成。

孔夫子出身没落奴隶主贵族，也没有上过什么中学、大学，开始的职业是替人办丧事，大约是个吹鼓手。人家死了人，他去吹吹打打。他会弹琴、射箭、驾车子，也了解一些群众情况。开头做过小官，管理粮草和管理牛羊畜牧。后来他在鲁国当了大官，群众的事就听不到了。他后来办私塾，反对学生从事劳动。

明朝李时珍长期自己上山采药，才写了《本草纲目》。更早些的，有所发明的祖冲之，也没有上过什么中学、大学。

美国的富兰克林是印刷所学徒，也卖过报。他是电的大发明家。英国的瓦特是工人，是蒸汽机的大发明家。

高尔基的学问完全是自学的，据说他只上过两年小学。

现在一是课多，一是书多，压得太重。有些课程不一定要考。如中学学一点逻辑、语法，不要考，知道什么是语法，什么是逻辑就可以了，真正理解，要到工作中去慢慢体会。

课程讲的太多，是烦琐哲学。烦琐哲学总是要灭亡的。如经学，搞那么多注解，现在没有用了。我看这种方法，无论中国的也好，其他国家的也好，都要走向自己的反面，都要灭亡的。书不一定读得很多。马克思主义的书要读，读了要消化。读多了，又不能消化，也可能走向反面，成为书呆子，成为教条主义者、修正主义者。

在春节座谈会上的谈话，一九[**]年二月十三日。

现在学校课程太多，对学生压力太大。讲授又不甚得法。考试方法以学生为敌人，举行突然袭击。这三项都是不利于培养青年们在德、智、体诸方面生动活泼地主动地得到发展的。

《对“北京一个中学校长提出减轻中学生负担问题的意见”的批示》，一九[**]年三月十日。

关于教育问题的讲话，一九[**]年六月八日。

反对注入式教学法，连资产阶级教育家在五四时期就早已提出来了，我们为什么不反？只要不把学生当成打击对象就好了。

你们的教学就是灌，天天上课，有那么多可讲的？教员应该把讲稿印发给你们。怕什么？应该让学生自己去研究讲稿。讲稿还对学生保密？到了讲堂上才让学生抄，把学生束缚死了。大学生，尤其是高年级，主要是自己研究问题，讲那么多干什么？

教改的问题，主要是教员问题。教员就那么点本事，离开讲稿什么也不行。为什么不把讲稿发给你们，与你们一起研究问题？高年级学生提出的问题，教员能回答百分之五十，其它的说不知道，和学生一起商量，这就是不错的了。不要装着样子去吓唬人。

与毛远新谈话纪要，一九[**]年七月五日。

接见尼泊尔教育代表团时的谈活，一九[**]年八月。

《对“北京师范学院一个班学生生活过度紧张，健康状况下降”材料的批示》，一九六五年七月三日。

办教育也要看干部。一个学校办得好不好，要看学校的校长和党委究竟是怎么样，他们的政治水平如何来决定。

学校的校长、教员是为学生服务的，不是学生为校长、教员服务的。

接见几内亚教育代表团的谈话，一九六五年八月八日。

现在这种教育制度，我很怀疑。从小学到大学，一共十六、七年，二十多年看不见稻、粱、菽、麦、黍、稷，看不见工人怎样做工，看不见农民怎样种田，看不见商品是怎样交换的，身体也搞坏了，真是害死人。我曾给我的孩子说：“你下乡去跟贫下中农说，就说我爸爸说的，读了十几年书，越读越蠢。请叔叔伯伯、姐妹兄弟做老师，向你们来学习。”其实，入学前的小孩，一岁到七岁，接触事物很多。二岁学说话，三岁哇啦哇啦跟人吵架，再大一点就拿小工具挖土，模仿大人劳动。这就是观察世界。小孩子已经学会了一些概念。狗，是个大概念。黑狗、黄狗是小些的概念。他家里的那条黄狗，就是具体的。人，这个概念已经舍掉了许多东西，舍掉了男人、女人的区别，大人、小孩的区别，中国人、外国人的区别，……只剩下了区别于其它动物的特点。谁见过“人”？只能见到张三、李四。“房子”的概念谁也看不见，只看到具体的房子，天津的洋楼，北京的四合院。

大学教育应当改造，上学的时间不要那么多。文科不改造不得了。不改造能出哲学家吗？能出文学家吗？能出历史学家吗？现在的哲学家搞不了哲学，文学家写不了小说，历史学家搞不了历史，要搞就是帝王将相。

要改造文科大学，要学生下去搞工业、农业、商业。至于工科、理科，情况不同，他们有实习工厂，有实验室，在实习工厂做工，在实验室做实验，但也要接触社会实际。

高中毕业后，就要先做点实际工作。单下农村还不行，还要下工厂，下商店，下连队。这样搞他几年，然后读两年书就行了。大学如果足五年的话，在下面搞三年。教员也要下去，一面工作，一面教。哲学、文学、历史，不可以在下面教吗？一定要在大洋楼里教吗？

在杭州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讲原子物理，不必要从最早的那个学派的理论讲起。你们这样学，十年也毕不了业。你们学自然科学的，要学会用辩证法。

与毛远新的谈话，一九六六年二月。

你在　五月六日　寄来总后勤部的报告，收到了，我看这个计划是很好的。是否可以将这个报告发到各军区，请他们召集军、师两级干部在一起讨论一下，以其意见上告军委，然后报告中央取得同意，再向全军作出适当的指示。请你酌定。只要在没有发生世界大战的条件下，军队应该是一个大学校，即使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条件下，很可能也成为一个这样的大学校，除打仗以外，还可做各种工作，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八年中，各个抗日根据地，我们不是这样做了吗？这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又能从事群众工作，参加工厂农村的社教四清运动；四清完了，随时都有群众工作可做，使军民永远打成一片；又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这样，军学、军农、军工、军民这几项都可以兼起来。但要调配适当，要有主有从，农、工、民三项，一个部队只能兼一项或两项，不能同时都兼起来。这样，几百万军队所起的作用就是很大的了。

同样，工人也是这样，以工为主，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也要搞四清，也要参加批判资产阶级。在有条件的地方，也要从事农副业生产，例如大庆油田那样。

农民以农为主(包括林、牧、副、渔)，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在有条件的时候也要由集体办些小工厂，也要批判资产阶级。

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商业、服务行业、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凡有条件的，也要这样做。

以上所说，已经不是什么新鲜意见、创造发明，多年以来，很多人已经是这样做了，不过还没有普及。至于军队，已经这样做了几十年，不过现在更要有所发展罢了。

毛泽东

一九六六年五月七日

让我们对比一下一些教育学家的论述现代教育潮流

[quote]

教育的首要问题，或者说全球教育思潮第一大趋势就是“民主化”，教育民主化，就是所有人所受教育的权利（主要是内容）均等，尤其是中小学普及教育。除了前面提到的英国单、双轨制的反复斗争，法国已确定过“教育政策是克服英才教育，贯彻平等教育”，美国教育政策也确定为“彻底改革基础学校教育，克服长期存在的天才主义教育，每个人有相同内容的教育机会”。在中国，我们也已经谈过毛泽东这方面“前所未有的”“巨大的历史功绩”。

不同的是邓小平 77年5月的讲话：“要办重点小学、重点中学、重点大学”“必须集中力量，加强重点学校的建设”“要经过严格考试，把最优秀的人集中在重点中学和大学”。据此，经国务院批准，教育部78年1月颁发《关于办好一批重点中小学试行方案》，80年10月又颁发《关于分期分批办好重点中学的决定》，明确规定，由于师资、经费、设备有限，不能平均使用力量“必须首先集中力量办好一批条件较好的重点中学。”这就当然要为这一小部分人提供不同内容、条件的教育，也实际上为他们提供了走向将来社会优越地位的途径。这种“天才”“英才”教育，显然是和上述民主化趋势背道而驰的，而且也是以伤害多数人为代价的。其实践的结果也不可能如愿，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就是一个失败的例子。

另一重要的教育趋势是“回归教育”、“终生教育”的提出。国外“终生教育的倡导者，首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成人教育局长法国人保罗.朗格朗。他于1970年出版《终生教育引论》一书认为‘几百年来社会把人的生活分成两半，前一半受教育，后一半才走向生活从事工作，这是不科学的’”。而邓说：“为什么要直接招生呢？道理很简单，就是不能中断学习的继续性”。其“简单”，就是指“几百年来社会”的这一习惯。

终生教育，首先动摇了长期以来人们把教育看做是仅限于在普通学校里，为年青人的成人生活做准备的、一次性的教育观念，要求将人从摇篮到坟墓的一生都变成接受教育的过程，将整个社会变成有体系的教育场所。“加强学校与社会的教育联系，开展‘回归教育’”，使学校成为社区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这样，现有的学校体系必须重新组织，为真正实现教育机会均等，实现社会平等和民主提供了强有力的手段。——因而，“终生教育理论的提出，给整个教育带来一场革命性的变革”。

1965年10月，毛泽东在杭州和陈伯达，艾思奇谈话中提出：“高中毕业后，就要先做点实际工作，单下农村还不行，还要下工厂、下商店、下连队，这样搞他几年，然后读一、二年书就行了。”——这是又一次正式提出“回归教育”，并在文革中，付之于“工农兵学员”的实践。至于朗格朗大谈的学校与社会的教育联系和社区的关系，也是毛泽东五、六十年代反复谈过的。朗的所谓“将整个社会变成有体系的教育场所”，则和毛1966年“五.七指示”完全一脉相承。

教育的第三大趋势是走向“无围墙学校”的开放性，这个问题涉及面较广，也是教育的根本问题。

曾推动美、日教育科学化并能体现美国六十年教育改革指导思想的布鲁纳《教育过程》，称其课程论是“从传统的强调知识的结构，转向重视培养交际、感情，关心社会等活动性学习的课程”。这是西方教育思想中针对传统教育的封闭又一次重要的“转向”冲击，待其介绍到中国来（包括结构主义教育哲学另一著名的代表皮亚杰以及苏联的赞可夫等教育思想），已是西、东方主要大国领导人掀起的保守大潮后，因而只能点缀一下我们的教育风景。应该说，就是二十年代影响较大的实用主义教育的冲击，也没能从根本上撼动中国传统教育的封闭性“围墙”。历史上，由传统教育和“知识阶级”筑成的这道“围墙”，曾使本来已由“鸿沟”分开的这个社会更为泾渭分明。近、现代剧烈的社会动荡虽使“鸿沟”一再遭填，但随即又被明显的挖出，除了我们在这里不谈的经济、政治、历史和其他文化因素外，一个根本问题就在于人们意识中这道“墙”始终没倒。

这道墙，经过几千年沧桑、几千年构筑、几千年经验、几千年精炼，已经成熟得可经得起已有的所有时代的变迁。或许，这就是“永恒”，在它的光环下，几千年的社会没有从本质上改变。

我认为，这就是毛泽东教育思想的着眼点。正是这样，他鲜明的举起了，“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这面大旗。无产阶级政治就是全人类的解放。他所提出的 “劳动人民要知识化，知识分子要劳动化”——则是走向全人类解放的必由之路，只有通过这条路、那道所谓“永恒”的“墙”，才有可能从历史上真正的消失，一个不再分成两半的理想社会才有希望从这里真正展开。

人们从卢梭的名著《爱弥儿》中推断出两种观点：1、体力劳动发展了儿童的智力；2、每一个成年人都应该毫无例外地学会一种体力劳动的职业。

瑞士另一伟大的民主主义教育家裴斯洛齐（1746-1827）的理想学校是“注意把生产劳动与读、写、算的教学联系起来，让学生在双手工作时，脑子也工作，而脑力是锻炼出来的”。

第一个幼儿园的创始人，德国教育家弗勒贝尔（1782-1852）在其著作《人的教育》中说：“劳动应该作为普通文化的一项内容起以上作用，而不把劳动看作单纯的职业教育手段。劳动应该与传统的理论教育结合为一体”。

德国教育家克申施泰纳（1854-1932）在谈到为什么学校应该是一座“劳动学校”时说：“学校的主要目标是培养有责任心的公民。通过劳动，学生学会合作，学会考虑他人的需要，学会主宰自己并且注意和研究一项任务的详细要求以便完成这项任务。这样做的结果是，利他主义逐渐代替了利己主义。”

苏联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1970年去逝）曾断言：“脱离劳动，没有劳动，就没有也不可能有教育，劳动是渗透一切，贯通一切的东西。”他1958年7月13 日给赫鲁晓夫的一封信中说：“我们学校的教师集体，其中包括我个人，为达到一个高尚的目的——不是帮助年青一代准备考入高校，而首先是准备参加工人和农民的劳动——而工作着。”“我不同意您在报告中提出的认为普通中学只是为进入高校作准备的主张”，“应当让所有小伙子和姑娘只为劳动作准备，在劳动本身过程中产生获得高等教育的必要和要求。”

在旧中国，八十多年前，陶行知所办师范就是要培养“农夫的身手，科学的头脑，改造社会精神”的乡村教师。

——用马克思的这样二句话可以概括为：教、劳的结合，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资本论》），其“早期结合是改造现代社会的最强有力的手段之一”（《哥达纲领批判》）。

赫尔巴特把教学过程分为明了、联想、系统、方法四个阶级，由教师把众多科目（且分科甚严）的教学内容，依一定次序和方法灌输给学生。杜威却把教学理解为儿童通过亲身实践探取经验的过程，几乎同科研一样，他提出五个阶段：从情境中发现疑难；从疑难中提出问题；作出解决问题的各种假设；推断那一种假设能解决问题；经过检验来修正错误，获得结果。也叫“困而后知”。

——二者一比较，前者的封闭，后者的开放，不同的中心，则一目了然。传统的教学法是教学生学习知识本身，而现代教学法则要使学生“获得自己去寻求知识的方法”。传统教育衡量人才的唯一标准，就是升学、考绩。如邓小平谈到加速造就人才时所说的:“要严格考试制度，像工厂严格检查产品质量那样检查教学情况和学习情况！”而毛泽东则要学生“不要只把眼睛盯在分数上。”他精辟地指出，“分数高的学生不一定是真才实学的学生。”“要求青年们在德、智、体诸方面生动活泼地主动地得到发展。”现代教育提倡 “没有强制性的学习”并将此作为“教育学的核心”，重视的是学生创造性精神的培养，着重思维能力、实践能力、独立思考和探索能力，使学生由知识型转为智能型。

1965年，毛泽东曾大声疾呼学生应“大胆主动地学”，“不要只跟着教员后面跑”，“要把精力集中在培养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上”。他坚决反对老师讲、学生听记的教学模式，要求教师把讲稿发给学生，与学生一起讨论问题。毛十分反感：“学习的年限长，课程太多，采取的方法是注入式，而不是启发式，考试的办法是把学生当敌人看待，实行突然袭击”。他说：“反对注入式的教学方法连资产阶级教育学家在‘五四’时期就早已提出来了，我们为什么不反对？”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弗洛姆认为：“自我教育法对人们养成完全独特的人格，而不屈从任何权力、威胁和许诺是十分有用的。（有点象“角刺观”。有“角”、有“刺”，无非提倡点个性.我想起了批判文革让学生”头上长角身上长刺“）。毛泽东一直提倡的启发式教学，是许多现代教育家的共识，但是无论中外，都并非容易，注入式教育毕竟简单、省事，对于为数不少的“即懒又蠢”还要摆个臭架子的教师来说，还是愿意选择它。法国1975年还在用法案强调“小学启发课”，日本直到进入八十年代，还在解决“填鸭式教学”，美国教育部1985年主办的“表彰优秀中学”活动调查报告中说：“不少教师的教学枯燥无味，没有生气”，“教学大多是讲授式”，“教学的重点显然在教，而不在学”。也提倡“学生在启发式教学当中处于中心地位，能够更直接参与决定课堂教学的结构及其方式”。

“注入”还是“启发”，无非还是一个“中心”，是继续以教师为中心，还是“学校的校长教员是为学生服务的，不是学生为校长、为教员服务的”（毛语）。这就是必须完成这个转变。要转变，就要给学生卸包袱，首先是课程和考试。这是他自青年时代就激烈抨击的，1919年4月他在《新青年》发表《体育之研究》中说： “我国学制，课程密如牛毛，虽成年人，顽强之身，犹莫能举，况未成年乎”，1964年春节座谈会上又大讲：“现在课程多、害死人，使中小学生、大学生天天处于紧张状态”，“课程讲得太多，是烦琐哲学。烦琐哲学总是要灭亡的”。他主张：“有些课程不一定要考”，不要考得太烦、太偏、太怪，不要以考试来强迫学生学习。1921年8月他在其创办的《湖南自立大学创立宣言》中说：“学校坏的总根，在于使学生立于被动，消磨个性、灭掉心灵，庸俗的随俗沉浮，育才的相与裹足”。这说是说，学校的解放就是学生的解放，学生能变被动为主动，才使教育较少脱离实际，发展创造性的学习。

一生以“导师”（teacher）为己任的毛泽东对“文革”前17年的学校教育体制非常不满，认为其中带有强烈的国家功利主义和精英教育色彩，考试至上、分数至上、脱离实际。1964年他发表的“春节谈话”中激烈抨击到，“现在的教育制度还是考八股文章的办法，这种做法是摧残人才，摧残青年，我很不赞成，要完全改变”。教育学家杨东平1996年的一篇文章注意到，1965年7月中央学制问题研究小组提出的《学制改革初步方案（征求意见稿）》，不仅大幅突破了当时的体制框架，而且现在看来也是相当超前的，比如建立义务和培训两种教育制度，根据城乡不同需要制定各级各类学校不同的修业年限，缩短学制，减少课程，设立两年制的高校预科等。1970年后的第二阶段教育改革更为激烈：实行小学五年、中学四年、大学三年的新学制，从而使小学至大学的学制由17年减为 12年；从小学进初中起，废止各级入学考试，实行就近入学，取消重点学校制度；教学过程中也不同程度地取消考试，并大大降低学科教学、理论教学的地位，增强实践性教育活动；全面下放教育管理权限，提出农村普及五年小学教育，提倡群众集体办学和多种形式办学;大力发展非正规的厂办大学、业余教育、民办教育，培养“赤脚医生”之类的实用初级专业人才，强调理论联系实际，重视实践经验和实践环节；理工科大学实行“厂校挂钩，开门办学”，改变课本中心、教师中心、课堂中心的方法，组成工人、教师、学生三结合的教学组织，用典型产品、典型工程、典型工艺带动教学的方法，注重“干中学”。所有这些，都缘于毛泽东“个性化、非正规化、非科层化、学以致用”的教育理想。

毛的实践主义教育主张是不是合理的？知识究竟是从书本中来还是从实践中来？人们认识世界的过程有没有规律？

　　 两个从未见识过正式羽毛球赛场的农村小孩，根据游戏的需要，独立地发展出一套非常接近正式比赛的规则。这件事说明，人们对世界的认识顺序，是有规律的。

　　在学习知识，认识世界的过程中，其学习次序有两种思路：一种是从问题出发，一种是从概念出发。举个例子，高等数学的学习，微积分理论可以按变力做功，微积分，极限，连续性这样的认识顺序展开，这是从问题出发；也可以按连续性，极限，微积分，微积分应用，这样的顺序展开，这是从概念出发。又如线性代数理论编写，可以按矩阵，行列式，线性方程组的顺序，也可以按线性方程组，行列式，矩阵的顺序。我接触过的教材都遵循从概念到解决问题的顺序。

　　 两种思路和比较。

　　一种理论，只有掌握了它的全部概念，术语以后，才能充分理解它。但要弄清楚这些概念术语，却很不容易，因为我们是从概念术语入手的，弄不清楚概念的模型与意义，理解起来困难，记忆起来也困难，综合起来更困难。概念总是从具体事物开始的，然后推广到一般情况，加以归纳、抽象，而后形成概念。不知抽象所寓之具象而学概念，无异于未见过龙而学屠龙之术。

　　 如果学习是从问题开始的，就像那几个农村小孩制定出一套游戏规则一样，问题会一个个展开，一个个解决，归纳、抽象会一步步进行，概念会一个个提出。好比水往低处流，顺其自然，势不可挡。

　　显然，这两种思路一种逆流而上，一种顺流而下，其优劣是容易看明白的。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人类认识世界的顺序，有其客观的规律性。黑格尔说哲学史的展开本身便是哲学的体现，因为人们对世界的认识是有规律的。一个真实的事件是，虽然连续性和极限理论是微积分的基础，但人们对它们的认识却在微积分之后。微积分发明时没有解决好极限理论，由此而造成了第二次数学危机，但人类并没有因此而废弃了微积分。

　　有一种流行的说法是：没有基础，就没有建筑。这话对吗？对，但只是表面的。广义相对论的数学基础是黎曼几何和张量分析，爱因斯坦建立它时既不懂黎曼几何也不懂张量分析，这些知识都是后来自学的。量子力学的数学基础是希尔伯特空间理论，海森堡创造量子力学时，不仅不懂希尔伯特空间，甚至连矩阵理论也未学过，他完全是根据物理观点，独立地想出了矩阵乘法规则。基础重要，这是事实，但更深刻的事实却是：必须有建筑的需要，然后才有基础的必要。人类认识到基础的重要作用，也肯定是在建筑之后的。客观世界里，基础先于建筑，知识体系里，基础在建筑之后。

　　 毛的实践主义教育主张符合人们认识世界的规律。

　　这道理难以理解吗？不难，但为什么我们不这样做呢？实用主义的传统，前辈们更想让我们接受现成的一种叫“科学”的东西。理由就是：这些知识体系是经过前人不断实践得到来的结晶，这些探索得来的基本概念，原理，知识及方法，以严格，准确，经济，简洁，省力，实用，编排完美精致，无懈可击，只要从头到尾接受它的灌输，循序渐进，就可全面而完整地掌握这个学科。按实用主义的思维来看，这有错吗？这也许是好意，但它却不符合认识规律，其效果也如“授鱼而不授渔”，最后也不免聪明反被聪明误，弄巧成拙。

　　 实践主义教育受抵制还来自另一种教育传统：教员本身的知识也是从书本来的，他们也离不开书本。

　　 “教改的问题，主要是教员问题。教员就那么点本事，离开讲稿什么也不行。为什么不把讲稿发给你们，与你们一起研究问题？高年级学生提出的问题，教员能答百分之五十，其它的说不知道，和学生一起商量，这就是不错了。不要装着样子去吓唬人。”

文章中说的八大创举，有些在文革中被称作是“新生事物”，是毛泽东时代中国人民的创举，闪耀着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现在经常听到有人说中国人没有创意。其实并不是中国人没创意，而是中国有很多先进的理论，闪光的思想，只不过是被中国腐朽文化制造出来的某些脑残“专家”，唯西方至尊的鹦鹉式“学者”以及不学无术的官僚扼杀掉了。文革中以及文革前中国出现的很多新生事物后来被扼杀就是典型的例子。

我七七年上大学，八十年代后期到英国工作多年。我注意到，很多文革后被中国“改革教”扼杀的毛泽东时代的实践做法，在英国以及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得到较好的应用。下面举几个例子。

1．合作医疗：英国从八十年代开始就逐渐完善了覆盖全民的社会保障系统（叫social security）。与中国以前的合作医疗，公费医疗十分相似。每个公民都有社会保障卡，到公立医院看病，每次只收很少的处方费。可中国改革后却回到了原始资本主义（起了个奇怪的名字叫“初级阶段”），搞起了“医疗产业化”。

2．义务教育：英国从70年代开始实行小学免费教育，80年代初逐渐扩大到中学。目前大学学费对本国公民也只是象征性的。因此，较好地解决了本国国内教育公平的问题。外国学生的学费是本国学生的数倍。可中国却由免费教育退回到 “教育产业化”。外国搞教育产业化是赚留学生的钱。中国的改革教却是对自己的老百姓搞起了教育产业化。

3．三结合领导班子：英国和许多其他国家的公立机构（铁路，邮政，公立大学等等）的领导班子称为董事会。董事会通常是由多方“利益相关者”（stakeholders）组成。譬如，国家委派董事会主席代表国家，其他组成人员包括具有相关利益团体的代表和一定比例的由机构全体雇员选举产生的雇员代表。董事会不直接参加机构的具体运作，具体运作由总经理（厂长，校长）负责。董事会制定政策，任命、解聘总经理，监督总经理的运作。这样可以防止总经理腐败烂权。中国文革时期建立的三结合领导班子其实是个很好的有互相监督机制的管理架构，虽然粗糙，但经过完善后会是非常先进的管理体制。现在可好，厂长负责制，专家治厂，一手遮天，这样的体制不出腐败才怪。 “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封建管理模式，现在是行不通的。

中国号称是社会主义国家，劳动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可实际上却是把工人，特别是农民工，当牲口一样使，只有创造剩余价值被人剥削的份儿。这还是社会主义吗？连现代资本主义都不如。

4．教育革命 1 – 从实践中学习：毛主席早在60年代就提出医学教育要改革，可惜明白的人不多。西方国家从70年代末就认识到传统医学教育方法有太多弊病，学生在学校背书累得要死，出去后还是什么病也看不了，还得从头学习。从80年代以后，西方国家开始医学教育改革，采用由实践学习的方法，由处理具体病例下手开展学习的方法。他们起名叫“以问题为本”的教学法（Problem Based Learning）。其实，这种教学方法在理念上很类似中国70 年代医学教学改革时的方法（电影《春苗》《决裂》）。

5．教育革命 2 - 重视实践经验：现在西方很多大学开始重视实践环节。本科四年制，实际上只在学校读三年， 第1，第2 和第4年。第三年学生必须自己到外面工作一年。回来后第四年补充学习和作论文。他们称之为“三明治”结构。普遍认为，这样的学生比以往的学术更成熟，学习更主动更深入更有针对性，毕业后更受社会欢迎。这和中国文革中从有实践经验的工农兵中收生，有相似之处。

6．教育革命 3 – 招生制度：现在逐渐抛弃“一试定终身”的做法，逐渐引入“推荐”制度。

不同的是邓小平77年5月的讲话：“要办重点小学、重点中学、重点大学”“必须集中力量，加强重点学校的建设”“要经过严格考试，把最优秀的人集中在重点中学和大学”。据此，经国务院批准，教育部78年1月颁发《关于办好一批重点中小学试行方案》，80年10月又颁发《关于分期分批办好重点中学的决定》，明确规定，由于师资、经费、设备有限，不能平均使用力量“必须首先集中力量办好一批条件较好的重点中学。”这就当然要为这一小部分人提供不同内容、条件的教育，也实际上为他们提供了走向将来社会优越地位的途径。这种“天才”“英才”教育，显然是和上述民主化趋势背道而驰的，而且也是以伤害多数人为代价的。其实践的结果也不可能如愿，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就是一个失败的例子。

传统的教学法是教学生学习知识本身，而现代教学法则要使学生“获得自己去寻求知识的方法”。传统教育衡量人才的唯一标准，就是升学、考绩。如邓小平谈到加速造就人才时所说的:“要严格考试制度，像工厂严格检查产品质量那样检查教学情况和学习情况！”而毛泽东则要学生“不要只把眼睛盯在分数上。”他精辟地指出，“分数高的学生不一定是真才实学的学生。”“要求青年们在德、智、体诸方面生动活泼地主动地得到发展。”现代教育提倡“没有强制性的学习”并将此作为 “教育学的核心”，重视的是学生创造性精神的培养，着重思维能力、实践能力、独立思考和探索能力，使学生由知识型转为智能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