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说说我对“文革期间”高等教育的看法(1) -- 达雅

教育这事情，很难。你问十个大学教授“因材施教好不好”，十个肯定都说好；你要问他们自己能不能搞因材施教，能对自己的研究生偶尔搞搞因材施教的就很不错了，对本科生，十个有十个不搞。因为因材施教这件事情，是需要大量时间去了解学生是什么“材”的。孔老夫子搞因材施教，那是因为他几十年如一日领着学生同吃同住同周游列国。现在大学教授给本科生上课，我来，我讲，我走，作业常常是助教改的，平均下来了解每个学生的时间不知道有没有三分钟。这种情况下当然搞不了因材施教，只能是“教授讲一遍，修行在个人”。如何你跟教授的风格共振了又足够努力，那就能学得不错；如果不够努力或者和教授不能共振，那就自生自灭吧。

这就造成了，教授这个群体，是当代中国最保守、最不愿意与时俱进的群体之一。教授们的理想状态，就是我讲一门课到退休，前面两三年努力把课备好，然后几十年就讲得很纯熟了，这样也最符合经济人原理。至于说学科发展了，那最多往里面加点东西，总体架构是不要变的。如果说学生变化了，那对不起，我几十年就是这么讲下来的，过去的学生都说好，怎么到你这里就不行了呢？所以一定是你学生的问题而不是我教的问题。当年我们念书，被N个教授痛心疾首“一届不如一届”，我们真是惭愧啊；等过了十几年，自己闲聊时也说出来：“现在的学生啊，比我们那时候差远了”，那一刻我突然觉悟了：学生被老师觉得一届不如一届不是问题，老师觉得学生一届不如一届才是问题。

而“文革”的工农兵学员，其实是老毛给高等教育界出的难题，就是把1995年资质的学生，在1975年突然砸到教授们的面前，而且连过渡期都不给的。那当然给教授们造成了一个巨大的冲击，教授们不适应了。不适应的结果就是，发牢骚说学生真差。但问题是，牢骚归牢骚，还得想办法去教这帮学员，得全力去教好，不然政治上有问题了。教授毕竟是教授，最后也教下来了，我们教授还留下了一份二十年后用得上的讲义。所以我本人是非常感谢当年的工农兵学员的，他们给我们做了小白鼠，让教授准备了那样一份讲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