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茗谈(四十)-1 -- 本嘉明

我们既然在这里介绍一段大气磅礴的，史诗般英雄辈出的时代，就首先要一分为二地看问题。

一，美国同中国，是非常不同的，以前从没有同质过，今后也很难说。

二，互联网出现前，媒体是点对面传播的，比如说报纸，就是报社（点）对读者（面）。这好处是，报社聚集了大量专业精英，筛选出有份量的干货来登。而坏处是报社高高在上又容易受利益团体左右，对社会草根的思潮变化，反应迟钝。

由于电台式微，电视又过于追求娱乐性，所以古老的报纸，到今天还能生存。互联网则是面对面的，但思想和学术深度实在太浅，博客们（包括FACEBOOK和其他微博）要消灭报纸，还是不自量力了点。

（一）

我们中国人，对水门事件的第一反应，往往是：总统怎么没有把这帮小巴拉子“做”掉涅？宋教仁不是很容易就做掉了吗？

让我们回顾几个场景。

一，当PHIL GRAHAM在电话里痛骂肯尼迪总统：“你知道你在和谁说话吗？”

可怜的总统回答说：“哈依哈依，在下明白------可这不是我喜欢和尊敬的PHIL。”

他们并不是在争夺某个小明星，他们在争辩严肃的国家利益。同时，他们也在协商：这花生屯，到底是谁家的地盘？

二，1963年在凤凰城的出版商大会，照例是老总们互相吹捧和高唱主旋律的大会，但高度狂躁的PHIL GRAHAM已经不能容忍，上台大骂这些没胆色的老总，说自己擦屁股都不会用你们的报纸。

话糙，理不是很糙。《花生屯星报》老总BEN MCKELWAY的妻子上台，轻轻握住这位“伟大的盖茨比”的手：亲爱的，你讲得很好，不过已经讲得够多了。

台下一屋子的老总，看着这位如此英俊年轻的同事，在做自己的天鹅之鸣------他的疾病都那么惹起大家的同情心，爱怜和母性。而且要命的是，他说得对。

这个国家需要一些疯子，不仅是说说，而且去做点什么。人民乐于看到执政者出丑，因为执政者在实质性地损害我们！

在越战步步扩大的形势下，美国的知识界传媒界充满了对ZF的失望，这，就是后来律师威廉斯鼓励布雷德利刊登“五角大楼文件”报道的政治大气候。那次要是不登，一夜之间，《邮报》一定分崩离析，狂傲的大记们一定走人：此处不留爷，爷去投八路。而《邮报》在报界，在地头蛇中间，也必然威信扫地。

在美国，华盛顿市（哥伦比亚特区）是个小城市，70%是黑人，基本只有ZF部门和律所（公关公司），哪里有皇城根儿的气势，华盛顿市的市长根本进不了政治局。有资格竞选总统的，要么是纽约州的州长（小罗斯福），要么是加州的州长（里根），再不济也是阿肯色的州长（克林顿），总之都是临时的外来户，落脚首都打个4年短工。这些个总统上任，能带一批政治秘书来，能把部分首都的政务长官位置酬劳给经济支持者，但如果没有和本地的强力部门（如CIA）彻底同流合污的话，是差遣不了干脏活的黑手们的。

早在肯尼迪时代，《邮报》这样的全国性大报（有一批地方小报当他们的马仔），已经可以有效影响一个人当选；到了约翰逊时代，已经有能力把当选者弄到灰头土脸；到了尼克松时代，就可以把当选总统拉下马来，反而国会没有这种一追到底的能力。

而本地报纸的社会版记者，一般就是“匪类”。因为记者的第一要素，是消息灵通，所以有大量的后巷交易，黑道朋友，神通广大；一个好记者，就是要能让人人开口讲话，而且不让他有时间先搞清楚自己今天是在替党讲还是替老百姓讲。不管是CIA还是总统大本营州的黑道杀手，如果到波兰去杀人，是没有问题的，但如果在华盛顿，他们只是在本地黑道面前裸奔而已。人可能是杀得成的，蛛丝马迹一定逃不了。

这里，我们要看到两个结论：

一，强龙压不过地头蛇，而且美国总统在分权之下，并非是强龙，常常是寄住的小媳妇。

二，美国总统，通常是被公众苛刻审视的对象，是有缺点的，你一根手指指向别人时，老百姓反而先想到，你四根手指指着自己呢。

（二）

我们可以认真想一想，为什么，越战可以打那么久？

首先，越南人，苏联人，都没有炸过美国的双子塔。其次，也没有宗教血仇。第三，那里没有石油。第四，这是局部战争，对美国没有生死存亡的利害关系。

从地缘战略上说，官僚们勉强坚持，是说得过去的。但，人民为什么忍受了那么久？

我想一个原因，是“四年垃圾筒”体制。这也是一种温水煮青蛙。

我们用垃圾筒，有两种用法：一，装满了后倒空，洗完再用。二，连筒扔掉。

美国总统，就是个一次性垃圾筒，用个四年或八年，扔掉。

垃圾筒有寿命，用了八年一定要扔掉，这给了人民以幻想，寄希望于下一个垃圾筒，再下一个垃圾筒，来埋葬战争。中间每个垃圾筒都说，啊呀，我埋葬不了战争。那老百姓说，就算了，等下一个吧，也就两年了。

因为总统是行政领导，要干实事，一干实事，必然有人受益，有人受害。于是谩骂和不满，越积越多。这些不满，有的来自于幕后的利益集团，有的来自于草根百姓。而报纸的作用，就是检测来自于百姓的不满，根据利益集团对报社的影响，来发酵夸大民间的不满，或者缓和压制民间的不满。如果利益集团反应慢了一拍，那么报纸抢条缝，为人民说说公道话，也不是全无机会。当然这种公道话，一般是添垃圾的时候多，减垃圾的时候少------人咬狗才是新闻嘛，说总统好话能多卖几份报吗？

电视确实能影响更多的人，但从质量上讲，报纸的读者要高档。一个普通市民，很难养成看严肃报纸的习惯(布雷德利把美国报业分三档，他自己当然在第一档，第三档就是抢煤油新闻的八卦小报)，而电视上的任何所谓“深度访谈”，都是肤浅的。电视本身，就是个没内涵的玩意，主要的好处，是可以凭表情测谎。

日报上的大块文章，质量比电视新闻的30秒钟要高，篇幅比杂志(比如说<时代>)的要短小，时效则介于电视新闻(break news)和杂志之间。而且一个人静心阅读能引发自身的思考判断，收听收看就不容易。

所以美国一流报社的作用之一，就是看守总统这个垃圾桶，看满了没有，大概什么时候会满。<纽约时报>就是美国的孔乙己，一个古板而神情紧张的中年瘦高知识分子，穿着整整齐齐的米色风衣，拿着把大雨伞，站在垃圾筒边。而布雷德利的<华盛顿邮报>，虽然也穿着正装，但二十几岁一光头小伙，还穿个鼻环，贼头贼脑地瞄着垃圾筒，而且尼克松垃圾筒早在“五角大楼文件”事件时就跟他不对付上了，那两造的一碰就炸，也就可想而知。

我们不妨再来看看约翰逊。

约翰逊不是那么不堪的，他是国会政治的一把好手，有名的“51先生”，就是能疏通国会，得到51%的赞成票，人权法案换了其他任何总统，我看都不能搞定。表面看，他是被越战拉下马来无法连任的，但事实上，新的时代，电视的时代，有了两个变化：

一，总统突然被放大了。国会议员？那是一批模糊的面孔，老百姓记不住。两党领袖？几乎是透明人。全国人民只记得总统。有关当局的任何问题，都是总统的问题。总统突然成为焦点。

二，电视需要一个上镜的总统。

约翰逊的拜票才干，耐心，平衡力，都是过人的。可是，他长得太“不电视”了，报社也投人民所好，乘机煽风点火，群众渐渐形成一种心理暗示：约翰逊失去了对事物的控制能力。战争也好，反战运动也好，他都失控了。

而后来的福特就更惨，公众直接送他一个“笨头笨脑”的定义词，哪里来的？转贴而已，无出处，凭感觉。

电视时代，是衣冠楚楚口若悬河的年轻人的时代。约翰逊长得，一看就是个政客，奸人。可奸人能办点事儿。而今天呢？有希望当总统的，比影帝还上镜，没有一个看上去贼头贼脑（这才有机会赢），但“快男”们能不能像老油条政客那样把事情推动起来？天晓得。

（三）

电视和其他新技术的发展，使某个政客不那么依赖政党（当然表面上，还是党的儿女），而更依赖一个有效的小机构来为自己竞选。

尼克松就是这样做的，他创造了自己私人的党：竞选总统连任委员会CREEP。这个钢铁暴龙兽要运转起来，需要柴油，也就是经费。这个“尼克松的白手套”把大量给党的政治捐款转换为现金，转移到CREEP，随后从这里神秘地消失，用于摆平方方面面，就是用来买支持，买选票。水门事件，开头只是CREEP下属的“管子工”到水门大楼民主党总部去装窃听器，被抓个现行，随后牵连到CREEP，那一系列数目以千万美元计的贿赂内幕才在长达22个月的时间里渐渐浮出水面。

这件事,被报社调查的对象并非铁板一块(毕竟报社不是渣滓洞，敢上私刑)，所以有几个有趣的地方。

一，当《邮报》的两个小记者（伍德沃德刚从海军复员，是个新手；伯恩斯坦是个怪家伙）用铁杵磨针的劲头呆头呆脑地逐家登门拜访CREEP职员时，他们并未遭遇过于冷漠的对待。这些职员，很多是共和党的党员和高级干部，他们明显地害怕，但仍然说出一些线索来。肯说的人，有些坚信尼克松是无辜的；有些人则仅仅为了自保，澄清自己的有限作用。但说出真相，哪怕是吞吞吐吐，也让他们松了一口气，觉得良心的安慰。

显然在当时的社会风气里，抛出真相，如同排毒一样，大多数人仍相信这样做是对的，对自己最有利的。我说完了，ZF也好，记者也好，不会再来烦我了，反正没做坏事。

二，还有一些在“水门大厦入室案”中受牵连的人，比如说原FBI的特工ALFRED BALDWIN，他当时在案发现场的街对面，等入室的家伙们搞完后，他负责监听。他愿意通过自己的律师来爆料，是因为BALDWIN觉得自己只是听命办公务而已，而ZF今天却把自己当替罪羊抛出来，很可能会被追究法律责任，那还不如把事情完全曝光，省得自己扛别人的罪。基本上，他是对的，正常的可保护他的机构，司法部，部长最后被定罪，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个被定罪的司法部长。

三，在后期，尼克松身边人开始崩溃叛变，比如说JOHN DEAN。火烧进了椭圆办公室，必须有人替死，当DEAN意识到自己是“清君侧”的人选时，立刻转而同媒体合作，开始爆料，在提供消息给检察官的同时，也报给报社以保护自己。同时，当报社的线人，那么报道会对他友好一点，不那么抨击------多好的算计。

这样一些拼图板拼接起来后，渐渐的，原来不当回事的人们，看出苗头不对。这事越牵连越深，尼克松方面不断否认，指责对手（主要是《邮报》）。看起来弄不好要把总统拉下马，而《邮报》毕竟只是个民企，这样撕破脸，鱼死网破，有必要吗？

换句话说，当大家都看出事态可能很严重的时候，尼克松团队有没有试图幕后操作，让《邮报》自动停止？毕竟只要编辑部下令收网不干了，几个小记者也玩不下去。

自“五角大楼文件”报道之后，老板娘对布雷德利极其信任，这类小细节，不需要事前请示。而布雷德利本人是个颇为毛糙风风火火的家伙，对“水门入侵事件”展开调查的第一阶段（尼克松第一届任期的末尾），他本人没有过问，中间至少隔了一层“本地新闻编辑部”，等他发觉事情闹大了，介入指挥时，已经有些不可挽回了。

尼克松团队多次扬言，等连任成功，一定给《邮报》COLOR SEE SEE，而且不是一点，是一桶。等连任成功后，布雷德利和《邮报》，都已经没有退路了：要么打赢，要么毁灭（投降是另一种毁灭）。

布雷德利不大在乎是非对错，不在乎意识形态，但他很在乎勇气。有勇气的，就是好的，他就这样判断人。

凯瑟琳几乎是无保留地信任他，他不能把事情搞成烂摊子往窗外一丢。于是，他也无保留地信任那两个哼哈二将。尼克松是报复成性的，不要指望他心软，再说全国同行都看着呢。我就凭这几条枪，跟你拼一把！

1972年到1973年，是《邮报》最低潮的几个月，漫漫长夜。布雷德利担心得要死，但表面上一直镇定自若。他的镇定感染和振奋了大家，如果布雷德利都不担心，那就准没错。

布雷德利其实是一个波动型的选手，不喜欢长时间专注，不喜欢枯燥，后来他也跌过大跟斗。但在那最黑暗的几个月里，他稳稳地保持着平衡感，带领大家钻没有尽头的隧道。

终于，曙光在前头。

JOHN DE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