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在农村单干问题上，毛泽东和邓小平都是对的--兼分析马前卒 -- 思想的行者

在中央层次，万里担任书记处书记并主管农业之后，1982年3月就撤销了农委，成立了以杜润生为主任的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省一级按照邓小平“不换思想就换人”的原则，改组了黑龙江、吉林、福建、河北数个省委。组织措施最残酷的部分，则是迫害广大的农村基层干部，特别是那些集体农业时期做出过卓越贡献的基层干部。

据杜润生回忆，河北省曾经被胡耀邦和他认为是“死堵”高层“分田帮”政策的省份，为此，胡耀邦指派杜润生去河北省委催促分田，第一次杜润生在省委召开的县委书记会议上做了个讲话，还向省委竭力推荐河北唯一的分田积极分子邢台地委书记邢崇智的所谓“五统一”经验，但是，这个没有能够说服多数人。结果，第二次胡耀邦自己亲临河北，在大会上当场批判河北省委，说他们“耽搁了三年时间，要捡回来。”然后，改组河北省委并调高扬去河北任省委书记。在胡耀邦、杜润生等人多次催促并以撤职相要挟的情况下，才勉强在河北推广了这个不得人心的政策。

分田帮中省委书记内部仅有的三个积极分子之一的任仲夷，在辽宁采取极端手段，基本上把基层干部一扫而光。大连郊县某公社的老书记告诉我，任仲夷连公社里头的宣传干事和组织干事这个层次的干部，一个都不放过，全部调离，更不用说公社书记、社长这个级别了；他们实际上借着“深揭狠批四人帮”的茬子，把所有的基层干部都撤职，这个书记还告诉我说，胡耀邦他们这伙人很聪明，特别会整人，他们嘴上说“不打棍子、不戴帽子、不抓辫子”，这样，他们既没有说你是“反党集团”又没有说你是“帮派体系”，整人已经整完了，还连案子都不给你定，叫你喊冤都没有地方喊。而河南省委某些官员在分田帮的支持下，把实现焦裕禄遗志、领导兰考人民成功治理“沙、涝、碱”“三害”的整个县委班子和公社干部群体，统统打成“反革命集团”，治理“三害”时期的县委书记张钦礼被这一伙人判刑十三年，副书记杨捍东被判刑五年。据当时县委常委杨捍东回忆，继任的县委书记刁文竟然在一次常委会上，就草率地免去十八个公社书记的职务。

由于在华北平原各省区，电力机井已经在文革期间完成配套，机械化耕作也有很大的成就，无论是从经济上还是劳动强度上考虑，农民和基层干部普遍反对分田。基层的阻力越大，胡耀邦杜润生等人的追随者，就越是采取极端的法西斯手段针对基层干部，其中一些毛时代农业先进集体的领头人则被他们安上莫须有的罪名进行骇人听闻的残酷迫害。河北省著名劳模吕玉兰，被分田帮在河北的跟风干部安上莫须有的“八大罪名”审查三年，得益于分田帮制造的良好政治氛围，这个受到周总理高度重视的著名劳模在53岁的时候就早早地离开了人世间；而沧州地区劳模叶颖芬受到各种残酷迫害，曾经一度准备自杀。

邓小平在推行政策时完全依赖组织制裁手段。作为邓小平最得力的干将之一，赵紫阳对这种政治铁腕有过较为妥帖的评论：“我觉得，小平比起毛泽东来，他晚年从政的一条最大特点，就是大胆地使用和重用他熟悉的老干部、老同志、老部下，还有他亲自提拔和发现的年轻干部。对反对他的意见和文化大革命中的暴发户，他当然是反感的，但是他采取的办法就是统统不用和不加重用。这一点，他和毛泽东是不同的，毛泽东领导全党的工作在使用干部上是讲究平衡，讲究五湖四海，讲究允许干部犯错误也允许干部改正错误等等，这符合毛泽东从1935年遵义会议以来一直领导全党工作这样一个特点。而邓小平建国以来两次被打倒两次复出，他的环境和特点决定了他再不能允许有更多的时间给不同意见者留下重新认识的机会，只能是请他下台后自己慢慢考虑。邓小平在用人问题上的现实，我很理解。我曾经和他谈到一些人的问题时，他对我说：某某不要再批评了，批评了也没用，还是让他靠边站让他慢慢去想吧，我们等不了他认识到错误后再和我们共同努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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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搞包产到户，启东（县）坚决不同意，我也是想不通，从1979年开始我一直是抵制单干风的，不过中央一道道命令下来顶不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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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中央召开各省第一书记会议，各省派两个人参加。我把他们带回来的会议发言记录，一篇篇地看了，印象很深刻，只有内蒙的周惠、辽宁的任仲夷、贵州池必卿三个人坚决支持（包产到户），反对的是大多数。但是，非常奇怪，这么重大的政策问题，中央一直不做正式的明确决议，而是暗地里一直慢慢地往下推，同时还在全国报章、电视、广播上越来越露骨地宣传大包干就是包产到户，为什么老是在这个问题纠缠不清呢？我在一次省委常委会议发言中间说：中央肯定是有人支持搞分田，我说应该就这个问题向中央提出意见。省委常委会议后，江渭清下来对我说：老刘，你以后不要再这样讲话，传到中央去了有人会整你的。

分田到户这个问题，党内的争论是很多的，当时搞单干是有很多人明确反对的，越是到后来，政治压力越大，人民日报说中央积极、群众积极，中间有个顶门杠，要拆掉这个顶门杠。胡耀邦跑到湖南去蹲了几个月，要湖南把田分下去，湖南是顶得最久的，到1984年才分田。他们那伙人为了推行错误路线，执行起组织路线来是毫不手软的，把反对他们少数派意见的干部全部撤掉；如果不是毫无原则地施加这样的政治压力，让那些县乡大队干部能够按照实际办事，全国农村的集体经济至少要保存三分之一以上。有什么样的政治路线，就有什么样的组织路线相配合，因为我跟他们有不同意见，就把我从班子里赶出来，而我当年58岁，是省委班子里最年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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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这里还有一个生产队，搞的较好。也比较富裕。队的干部，办事比较公道，群众威信高。那里的群众都不愿分地。在分地时成了钉子村。为了拿下这个钉子村，市里、区里乡镇（当时还叫公社）的大领导们组织了工作队，浩浩荡荡开进了这个村。他们认为，并不是群众不愿分，主要是村干部不愿分，是干部的问题，于是，把干部集中起来办学习班，另外撇开村干部，通过宣传动员，让群众无记名投票，投票结果，那么大个村子就有三四户同意分的，其余全是反对。于是工作队把党员和干部召集起来，要求响应党的号召，与中央保持一致。党员、村干部必须带头分地，其余什么事情也不用管了。干部，党员都分了地，生产没人管了。在这种情况下，才算勉强完成了分地任务。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19/201003/13776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