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请中国政府对萨米人的悲惨遭遇表示关注 -- Emyn

我在前两天的另一个帖子里，把体制内一个政策要改变的时候流程会是怎样的，已经讲的比较清楚了：

Emyn:对很多大的政策改变，中央的决策一般是这样的

《南方周末》与李昌平的作用就是在最后这一点上。

另外功过是要分清的，《南方周末》的李昌平与孙志刚这两件事，是让中国向好的方面走的。而财新传媒刊登茅于轼的文章《把毛泽东还原成人——读〈红太阳的陨落〉》是一码事，但胡舒立的《谁的鲁能》与《邵氏弃儿》是另一码事，而后者无论如何都是值得称赞的。

九十年代的时候，何清琏所写的《现代化的陷阱》对当时的政府所作所为的批判力度更大，也更加让人震撼，她的书让很多中国知识分子的反思，对中国正面的影响其实是在李昌平之上的。就算何清琏后来在海外加入民运，但何清琏凭借着《现代化的陷阱》这本书，已经足够赢得每个人的尊重了。

何清琏这个人立场上偏向自由资本主义多一些，后来加入民运倒是可以想象。但当时何清琏正是因为《现代化的陷阱》这本书而触怒了当时的政府，不得不从中国出走。换一个角度想，没有流亡海外在先，是否就一定有加入民运在后呢？

何清琏是触怒了江泽民还是朱镕基我不得而知。但当时的政府这样扼杀言论的行为，都只能是他们的耻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