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邓析：中国律师的祖师爷 -- 苏苏苏

楔子

有个郑国的富人溺水身亡，尸体被人打捞了上来。打捞者向家属漫天要价。家属去请教专家邓析。邓析说：“淡定。要卖尸体也只能卖给你们。”家属淡定了，打捞者倒疑窦丛生，去请教专家，这个专家还是邓析。邓析说：“淡定。他们没别的地方可以买。”故事结束，我称之为春秋时代的“挟尸要价”事件。邓析的大律师风范得到淋漓尽致的展现，不禁联想到当下。此故事记载于战国末年成书的《吕氏春秋*离谓》。

晋叔向反对郑子产铸刑书

先说说历史背景。鲁昭公六年，公元前536年，郑国的领导人子产“铸刑书”。郑国的法典公布在青铜鼎上。近代以来学界套用西方人评述罗马十二表法的提法，罗马的十二表法是罗马的成文法公布运动，那么近代学界就用西方理论套中国历史，将郑国铸刑书事件称为中国成文法公布运动的第一波。各种教材都提太多次了。

晋国大夫叔向闻讯后写信给子产，《左传*昭公六年》把信件全文记录了下来。叔向的意见总而言之就是反对铸刑书。其中有对铸刑书后可能产生的消极影响的预言：“民知有辟,则不忌于上,并有争心，以征于书，而徼幸以成之，弗可为矣。……民知争端矣,将弃礼而征于书,锥刀之末,将尽争之。乱狱滋丰，贿赂并行。”成文法公布以后，人民不管什么礼了，都去研读法典（刑书）去了，大家都觉得看懂法典了，于是就根据法典去争权夺利，司法乱，社会乱。

邓析其人

叔向的预言还真说中了，铸刑书以后，邓析横空出世。

《吕氏春秋*离谓》除了记载挟尸要价故事，还记载了邓析的一些传说。“鄭國多相縣以書者。子產令無縣書，鄧析致之。子產令無致書，鄧析倚之。令無窮，則鄧析應之亦無窮矣。”根据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二年律令*盗律》第六五号简：“……及投书，縣人书，……皆磔。”投书是投递匿名举报犯罪的文书，縣人书应该是和投书类似的意思，所以汉律对此两种行为处以死刑。而子产下令“無縣書”，我认为就是禁止投递匿名举报犯罪的文书，但邓析就此钻法令文本的空子，“無縣書”那邓析“致書”，“令無致書”邓析就“倚之”。子产被动地下禁止令，总奈何不了邓析。大律师风范。

《吕氏春秋*离谓》还有：“子產治鄭，鄧析務難之，與民之有獄者約，大獄一衣，小獄襦袴。民之獻衣襦袴而學訟者，不可勝數。以非為是，以是為非，是非無度，而可與不可日變。所欲勝因勝，所欲罪因罪。鄭國大亂，民口讙譁。”当大律师么，人民群众打官司，要法律服务，邓析就提供服务，大型官司的服务费就是上衣一件，小型官司就是襦袴。我觉得收费还是厚道的。而且邓析为之服务的人民群众多到“不可勝數”，可谓为多数人服务，与当代的某些只为极少数富人服务的律师境界高下立判。但官司打多了，每场都辩论，辩论就要用逻辑学，这方面邓析才华毕露，保守人士就痛心疾首，感慨在邓析的雄辩下“是”和“非”的区别都没有了。但律师的职业道德就是收人钱财为人服务。

尤其是邓析不仅仅是当律师了。你国家有刑书，法典载于青铜器。我邓析写一部著作，就叫《竹刑》，写在竹简上的私人法律学著作，居然叫“刑”！今天的法学家恐怕无此魄力。而这部《竹刑》的价值极大，郑国的执政者杀了邓析，却用《竹刑》，把这本私家著作成为了郑国的法律之一。奇观。

邓析之死

《吕氏春秋*离谓》说：“鄭國大亂，民口讙譁。子產患之，於是殺鄧析而戮之，民心乃服，是非乃定，法律乃行。”

《列子*力命》：“邓析操两可之说，设无穷之辞，当子产执政，作《竹刑》。郑国用之，数难子产之治。子产屈之。子产执而戮之，俄而诛之。然则子产非能用《竹刑》，不得不用；邓析非能屈子产，不得不屈；子产非能诛邓析，不得不诛也。”

《荀子*宥坐》：“是以湯誅尹諧，文王誅潘止，周公誅管叔，太公誅華仕，管仲誅付里乙，子產誅鄧析史付，此七子者，皆異世同心，不可不誅也。”

《吕氏春秋》、《列子》和《荀子》三部战国诸子书都说是子产诛杀邓析。

其实成书资料比战国诸子书早的《春秋左传》记载的不是如此，子产在鲁昭公二十年（公元前522年）就去世了，当年《左传》记载了子产给子大叔的遗言。而《左传*定公九年》（公元前501年）记载“郑驷歂杀邓析，而用其竹刑”。子产去世后二十一年，郑国的执政者驷歂杀邓析，用其《竹刑》。诸子书说“子产杀邓析”，因为子产作为郑国执政者和改革家的名气实在太大，几乎成为了一面旗帜。于是“驷歂杀邓析”讹变为“子产杀邓析”传说，也就不那么奇怪了。

邓析在思想史

钱穆《先秦诸子系年》总结了历代对邓析的描绘和评价，认为在子产公布刑书以后，贱民的赏罚不再视贵族的喜怒，而征于法律条款。这一大进步，催生了邓析为代表的法学家兼逻辑学家。邓析作《竹刑》，正是李悝《法经》乃至于吴起商鞅变法的滥觞，改革而贵族平民一统于法。

战国时代的邓析传说，如《吕氏春秋》的记载，邓析为了打官司，发展出了程度到混淆是非的逻辑学。而战国时代的逻辑学家们也以邓析为祖宗。《荀子*不苟》：“「山淵平」，「天地比」，「齊秦襲」，「入乎耳，出乎口」，「鉤有須」，「卵有毛」，是說之難持者也，而惠施鄧析能之。”荀子把邓析与惠施并称，把很多诡辩论题的发明权归功于他们。而《荀子*非十二子》则说：“不法先王，不是禮義，而好治怪說，玩琦辭，甚察而不惠，辯而無用，多事而寡功，不可以為治綱紀；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眾；是惠施鄧析也。”可以看到，“不法先王，不是禮義”，荀子给他们盖了多大的帽子。但“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眾”，也算是一夸吧。

钱穆说，邓析的著作就是《竹刑》而已，《汉书*艺文志》的名家有“《邓析》二篇。郑人，与子产并时”，是战国后期的名辩学派托邓析大名而写的，托名也是一种当时的习惯，很多书还托是黄帝、周公写的。如果是战国人写的，那按照先秦一字千金的提法，还是很有价值的。但现在传本《邓析》连名辩的感觉也看不到了，不是战国人伪托的那本，用尖刻的话说，是伪书的伪书，没必要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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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国的背景

邓析这样的人物出于郑国，并不是偶然。郑国之地在中原，为东西南北商业交流的通道，其经济发达，在思想上历来是领风气之先的地方。公元前771年西周灭亡，郑人东迁，在今河南省新郑安家。《左传*昭公十六年》子产回顾历史，当时郑桓公和商人一起东迁，在荒原上开拓土地，携手创立郑国。“世有盟誓”，也就是郑君和商人每一世代都会重温当年郑桓公与商人的盟誓，“尔无我叛，我无强贾，毋或匄夺。尔有利市宝贿，我勿与知。”商人忠于郑君，郑君给商人提供良好的商业环境，也就是不强买或夺取商人的货物，不干涉商人的经营。商人有值钱的宝物，郑君不去关心。双方世代“恃此誓言，故能相保”。所以郑国的商人真心实意地爱国，《左传*僖公二十三年》记载的郑国商人弦高忽悠秦国远征军的故事，众所周知。在经济上的发达，能解释思想上相应的开明，而律师祖师爷的出现，本身有赖于经济发达导致的社会分工细化。

子产改革

到了春秋中叶，郑国在子产执政的时代，在制度领域做出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左传*襄公三十年》（公元前543年）“子产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庐井有伍。”改革不仅整顿“都”这种地方大中型城镇，更是整理农田的田界和水沟，毫无悬念地是为了收田税（“伍”）。结果是税制改革提高了生产力。既然上面总要从农民等生产者手里拿点东西，那么科学合理地收税，当然会释放生产力了。

《左传*昭公四年》（公元前538年）“郑国子产作丘赋”。这件事和《左传*成公元年》（公元前590年）鲁国的丘甲类似。丘，是社会基层的一级组织。赋，其实就是军役。也就是一个丘的人，出多少人打仗，出多少马，出多少牛，相应的武器装备器械被服出多少。和现代的吃粮当兵真不同，现代招多少兵，进了军营，武器和粮食被服都是国家给的。当时是要基层的丘里面的人自己出的，相当于每个丘征收出一支部队，人马牛武器被服齐备。打仗时候国家把这些小部队集结在一起就行了。睡虎地秦简里的书信，上了战场的哥俩还给家里写信要布料来做衣服，也就是这个传统。

说“赋”。其实改革以前国家征兵也叫“赋”，“赋”可以做军队的代称，比如《左传*成公二年》的鞍之战，齐侯请战，就说“敝赋”不是很强，但也想较量一番。“敝赋”也就是鄙国军队。城濮之战，晋参与会战的兵力是七百乘。于是后世的晋国人和郑国人等，见到七百乘这个兵力，就会卖弄学识说是“此城濮之赋也”。丘赋改革就是按“丘”来征古老的军赋了。意义很大，其实还需查考。比如是不是全国人民都按照“丘”来组织了？当兵的层面全国人民一体平等了？这个社会背景不查考，说丘赋改革的意义很奇怪的。

又有交税的义务，又有服兵役的义务，终于改革成我们熟悉的样子了。就算是穿越，也无可遁逃……

叔向书信

《左传·昭公六年》：“始吾有虞于子，今则已矣。昔先王议事以制，不为刑辟，惧民之有争心也。犹不可禁御，是故闲之以义，纠之以政，行之以礼，守之以信，奉之以仁；制为禄位，以劝其从；严断刑罚，以威其淫。惧其未也，故诲之以忠，耸之以行，教之以务，使之以和，临之以敬，莅之以强,断之以刚；犹求圣哲之上、明察之官、忠信之长、慈惠之师；民于是乎可任使也，而不生祸乱。民知有辟，则不忌于上,并有争心，以征于书，而徼幸以成之，弗可为矣。

夏有乱政，而作禹刑。商有乱政，而作汤刑。周有乱政,而作九刑。三辟之典，皆叔世也。今吾子相郑国，作封洫，立谤政，制参辟，铸刑书，将以靖民，不亦难乎?诗曰，仪式刑文王之德，曰靖四方。又曰，仪刑文王，万邦作孚。如是，何辟之有？民知争端矣，将弃礼而征于书，锥刀之末，将尽争之。乱狱滋丰，贿赂并行。终子之世，郑其败乎？肸闻之，国将亡，必多制，其此之谓乎？”

（子产的回信）复书曰:“若吾子之言。侨不才，不能及子孙。吾以救世也。既不承命，敢忘大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