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金陵一日 -- 暗香疏影月黄昏

尽管如此，一系列中德在1934年-1936年的协议大大加快了中国的铁路建设，在南昌、浙江和贵州之间都建有路轨。铁路得以加快发展在于德国急需有效率的运输工具去让中国出口原材料和铁路线正正符合中国政府对建设长江中南部省份成为工业重镇的要求。再者，这些铁路有军事用途。举例来说，浙赣铁路的建造能刺激下游长江三角洲的军用运输，即使上海和南京沦陷。另一个和它相似的是粤汉铁路网，为东部沿海和华中地区提供交通连接。这些铁路在抗日战争早期证明了它的功用。

　　最重要的中德工业合作计划是1936年的三年计划，这个计划由中国政府的资源委员会与德国的合步楼公司共同负责。计划的主旨是在短期内建设一个工业基地以抗衡日本，长期目标则是在湖北、湖南、江西三省建设一个工业中心地带，以供长期的工业发展。

　　三年计划有几个基本组成部分，例如对钨和锑全部有关业务的专管，在湖北、湖南和四川等地建设17座工厂，包括钢铁、燃料（煤矿和油矿）、机械、电气、化工等重工业厂矿和发电厂。正如1934年签订的以货易货协定中勾画的大纲所显示的，中国通过提供稀有矿产换取德国的技术和装备来实现这些计划。过高的成本部分地因在1932年至1936年间钨的价格翻倍而抵消。[18]

　　1936年4月8日，合步楼公司合伙人将其股份转让给德国国防部，从而由军方背景的私营公司变为国营公司。当天中国代表顾振与德国经济部长沙赫特签订了合步楼条约的补充协定——《德华信用借款合同》，由德国政府向中国政府提供1亿帝国马克的无限期周转贷款，此外，德国向中国的出口物资将由德国国防部提供给中国的1亿马克信贷实行现金交易。蒋介石、孔祥熙为此与希特勒、沙赫特互致贺电，标志着中德关系进入了“蜜月时期” 。

　　三年计划也为国民政府培养了一批受过高级教育的技术官员，以负责这些国家计划。三年计划订下了许多目标，但不幸的是大部分工程都因1937年抗战的全面爆发而停顿，最终废止。

　总体而言，由黄埔军校（1927年结束）训练出来的军官团仅仅比军阀的军官好一点，不过这些军官由于对蒋介石的完全忠诚而被认为是有价值的。[21] 最后由8万人所编组成的8个师，最终接受了德国标准的训练，被视作是蒋介石军队中的精华。这些部队也许部分的增强了七七事变后蒋介石进行全面抗战的决心，但事实证明中国还未准备好与日本在同一个水平上交锋。蒋介石不顾他的幕僚和法尔肯豪森本人的反对，将这些德械精锐师投入到淞沪战役中。在这场战役中，这些经过多年训练的精锐师损失了三分之一以上。

总体来说，在第二次中日战争爆发后的初期阶段，这些军事现代化建设的成果得到了检验。尽管日本最终占领了国民政府的首都南京，但是由于中国的军事力量已经得到加强，因此这场战役持续了几个月的时间，并给日本造成了很大的损失。除此以外，中国军队能在不断推进的日军面前进行有效抵抗的事实鼓舞了中国的民心和士气。除此之外，中国军队的有效抵抗也给向内地的四川等省份拆运工厂和机械设备争取到了宝贵的时间。

国民政府于1927年到1937年抗日战争金陵沦陷为止，各方面建设发展被称为“艰苦建国的十年”[27]，西方则誉为“黄金十年”（Golden Decade）[28]。

1928年，蒋介石出任国民政府主席兼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他保有前者至1931年，保有后者则至1946年间。

1951年9月19日美国魏德迈（Albert C. Wedemeyer）将军在国会说：“1927年至1937年之间，是许多在华很久的英美和各国侨民所公认的黄金十年。在这十年之中，交通进步了，经济稳定了，学校林立，教育推广，而其他方面，也多有进步的建制”。[29]

1928年到1937年，虽有内忧外患，中国经济还是得到了长足发展，不计东北，全国工业增长率达8%以上，社会经济呈现快速上升趋势。1936年，中国工农业产值达近代以来最高水平，其他各项现代化制度也都粗具雏形。这一时期中国电力工业年平均增长9.4%；煤炭工业为7%；水泥工业为9.6%；钢为40%。[30]教育建设方面，初等教育由1929年百分之17就学率，增至1936年百分之43。[29]这十年也因此被称为“黃金十年”。国民政府藉外交手段逐一收回一些租界和外国在华享有的特权。《中华民国刑法》、《中华民国民法典》、《中华民国行政诉讼法》等基本大法相继颁布，司法体系渐趋完备。在经济方面，国府努力稳定物价、偿还国债、实施法币、禁用银币、统一全国币制，对外贸易也累积了盈余为外汇存底；建设铁路及公路，为备战而特别发展 蜀、黔、湘、陕、陇、豫连贯公路；建立电话网络；改善公共卫生设施；立法对抗毒品交易以及提高工农业的生产。国民教育也有了长足进步；国语作为标准语言得到推广。蒋在南昌发起新生活运动，强调以儒家为宗的道德价值，推行卫生的现代生活方式，期望在中共最活跃的江西省建立新秩序。

然而此时国民党内部已些许腐化，派系林立，而其无条件接受入党者则加重了这一状况。农村的社会与经济状况在军阀内战之余也没有得到改善。南京国民政府在财政上依赖海关税收，而其管辖范围也十分有限。其军事开支依靠大批借款维持。政府五院很少能发挥积极作用，实权则有军事委员会掌握。政府的涣散使得蒋介石甚至支持建立带有法西斯色彩的党内组织“蓝衣社”。

双十协定

规定‘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的《国共双方代表会谈纪要》，俗称《双十协定》

抗战结束，中国国际地位提高，并跻身五大国之列，不平等条约得以废除，与世界各国重定平等新约。但抗战间，国民政府在沦陷区统治濒于瓦解，而中共却在华北进行游击战和政治动员。中共正规军由抗战初期5万余人，由于国府战后实施战士“解甲归田政策”，加上中共在下层民众中所拥有的强大动员能力[55]，使共军得以吸纳并发展至127万余人，民兵268万余人。国共军队比例从60:1变为3:1。[56] 中共对国民党渗透前所未有：熊向晖、郭汝瑰、刘斐等中共地下党员均进入国军指挥核心，卫立煌等国军高级将领也与中共不断联系，而蒋介石并未察觉。国府在战后还受通货膨胀问题及贪污腐败困扰。

执政的国府为政治民生稳定，也避免内战扩大，在美国调停下与中共签署《双十协定》。蒋中正首倡“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之主张，并与中共以党对党的名义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共商和平建国大业并达成了建设和平统一民主团结的新中国的政协决议。但事与愿违，代表国府前往战时沦陷区接收的大员显见腐败化，且在各地皆激起不必要的民怨，使层峰对民意的掌握也渐形脱离，同时与共军的冲突亦趋白热化。蒋在1945年10月11日日记写道“共党不仅无信义，且无人格，诚禽兽之不若也”。固然国、共两党的意识形态不可调和，但国府与苏联达成“友好协议”，政治孤立中共的成果似乎近在眼前，然而1947年国府在东北战略的失误牵一发而动全身，致战事失控，最后宣布“动员戡乱”（抗共护国战争），中共所称之解放战争全面爆发，士农工商从此大失所望，国府的国内外布局已面临全面瓦解。

沈崇案是1946年12月24日发生于中国北平（今称北京）的一起犯罪，在北京大学女学生沈崇[1]疑似遭到两名美军士兵强奸的新闻传开后，成为当时中共领导反美运动的导火线，并造成中国国民政府与美国关系紧张。

中共建政后，于1950年在南京举行表扬沈崇的大会，披露沈崇早已是中共党员[2]，文革时沈崇因家庭关系受红卫兵审查时，坦承自己扯下弥天大谎，受当年中共地下党指示色诱美军士兵皮尔逊，实际上并未强奸失身。她承认制造此案是为了中共的“积极打击美国，孤立国民党”行动。

1946年7月7日，中共北平市工作委员会发出通告：“一、为着要燃起群众的反美情绪，要努力扩大美国士兵在街道上、酒吧间、戏院、舞场中的一切越轨行为。二、对于工人、民旅资产阶级、知识份子和学生，要强调宣传，使他们明了美国的经济扩展，是造成中国的实业破产、人民失业、教育水平低落的唯一原因；使这阶级的人们动员起来作罢工和示威运动。三、要努力使美国的人民和士兵明了他们政府的反动性质，转变他们对国民党的好感，造成他们与美国好战集团的互相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