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Andrew Marr：当代英国简史 -- 万年看客

在丘吉尔磨人而又堵心的最后一届政府当中，托利党的储君安东尼.艾登可谓民意甚高。丘吉尔最终决定退休的1955年，艾登参加了首相选举。大部分时间他都开私家车出门，他声言“要是我在自己的国家外出还要武装保镖的陪同，那我还不如退出政坛的好。”但是只要他坐上火车，每一站都有大量妇女手捧花束来欢迎他。这个人曾经面对希特勒寸步不让，耐心地等待丘吉尔放手交权，现在他是战后全球和平的伟大建筑师。选举之后不久，艾登就邀请新任苏联最高领导赫鲁晓夫前来伦敦会谈。（除了翻译喝醉了之外，会谈进行的很顺利。不过有一次有人将喜好打猎的托利政客兰伯顿勋爵（1）介绍给赫鲁晓夫，说他是“枪友”。于是苏联领袖庄重而满怀同情地与兰伯顿握了握手，他以为兰伯顿马上就要上刑场遭受枪决了）艾登从根子上是一个极其爱国的人，他认为英国与英联邦各国的联系远比其与欧洲大陆的纠葛更加重要。他的毛病也不少，包括天生的坏脾气以及对阿拉伯人的种族主义厌恶。但是对于1956年的大多数人来说，艾登简直十全十美，是应对当下局势的不二人选。

人们经常将苏伊士运河事件视为短期内的一次误判，这场危机的起因难以捉摸，后果也不得分晓。这话纯粹是自己给自己护短。苏伊士事件是英国殖民史的必然结果。它的开端十分个人化，一切源于一场决斗，决斗双方分别是一名老式的英国政客与一名战后新世界的阿拉伯民族主义领袖。艾登以及他所代表的五十年代中期的英国的确很令人留恋。艾登一生中的绝大部分时间都保持着熠熠生辉的形象，受到政界各派人物的仰慕，他在人们眼中是全球和平的维护者，一名真正的政治家。他的一位同事形容他是“一半是发疯的从男爵，一半是美女。”艾登来自一个祖业丰厚，尽管有时有些神经质的家庭。苏伊士运河事件当中华盛顿视他为格格不入的英国势利眼主义的墓碑。实际上，他家的一位先祖曾与乔治.华盛顿结为挚友并支持过《独立宣言》，另一位先祖写过一本贫困人口调查报告，深得马克思的赞赏。艾登从来不敢肯定自己生父的身份——他母亲当年涉猎十分广泛——不过最可能的人选是狂放不羁，挥金如土，富有艺术气息的威廉.艾登爵士。他的形象就是一位从讽刺小说里走出来的行为乖张的贵族，要是在骑马打猎时碰上交叉道口他就纵马从放下的横杆上一跃而过，丝毫不顾忌飞驰而来的火车。他的脾气极坏，满嘴脏话，以至于他在杜伦当地法院当法官时，矿工们纷纷赶来旁听他骂人，一个个听得神清气爽。*18*

少年艾登就是一副装满不安定基因的英俊皮囊，他先上伊顿就读，然后参加一战并奋勇战斗，他的长兄牺牲在堑壕里，他深爱的弟弟则在16岁生日几天之后牺牲在了大海上。1923年艾登成为托利党议员，他头脑开明，一路升任为外交部大臣，三十年代他曾与希特勒和墨索里尼进行过谈判——这二位很快发现他们三个当年呆过的堑壕位于同一条战线的两边，还拿出地图来标记出了他们的相对位置——还应付过斯大林。成为外交大臣之后他协助建立了战前同盟体系以及国联的多项协议。1938年他为了抗议对德绥靖政策而高调辞职，1940至1945年又回到政府继续担任外交大臣为丘吉尔效力。他是个杰出的语言学家，教育良好而且热爱现代艺术，情人众多，外交手段高超，五十年代中期各国首脑都与他十分熟悉。1954年在日内瓦他一力促成了一场极其重要的会议，试图维持新冷战格局下的世界和平，当时的人们都将其视为防止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最后努力。

那么纳赛尔又是什么人呢？如果说艾登代表了英国国民性的一个典型侧面，迦玛尔.卜杜尔.纳赛尔上校就是未来几十年里越发常见的反殖民主义地方实力派的祖师爷——富有魅力，高度爱国，铁血无情，不放过一切机会。从少年时起将英国从埃及驱逐出去的志向就燃烧在他心中。直到二战结束为止，埃及都被人视为英国的固有属地，尽管其拥有独立国家的名分和自己的国王。这里曾经是英军抗击隆美尔的中心阵地，也是英国控制中东地区的枢纽。英国的运转需要伊朗与伊拉克的油田进行供养，英国年进口量的四分之一以及欧洲年耗油量的三分之二都要通过苏伊士运河进行运输，飞往印度与澳大利亚的飞机要在中途落地加油——这一切的一切都使埃及成为了关键的战略要地，相当于英国自己的地中海舰队。大多数英国家庭中总有至少一名成员或亲戚曾在埃及工作或服役过。与此相对的是英国人普遍抱有的对于埃及人或者说“中东佬们”漫不经心的蔑视态度。一次早期埃及反英动乱之后丘吉尔就曾叫嚣说，要是他们再不听话“我们就把犹太人搬过去，把他们赶到阴沟里。”

二战之前埃及曾被迫于英国签订过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艾登的头像甚至都出现在了埃及邮票上，随时提醒埃及人勿忘国耻。战时的一起事件很好的反应了两国间的主奴关系。1942年，随着隆美尔坦克集团日渐逼近，丘吉尔的脾气也越来越坏，他认定开罗已经成了德国间谍的老巢，于是英国大使告诉埃及国王法鲁克（2）说埃及首相反德力度不够，必须加以撤换。国王将仅存的最后一点尊严搜刮起来，拒绝了这一“建议”，他坚称这一行为已经触犯了他的底线，即1937年两国签署的协议。然后英国大使馆就叫来了几辆装甲车，一对坦克以及几十名士兵，把法鲁克国王堵在了皇宫里面。英国大使径直走进皇宫，要求国王陛下在一封措辞极其卑下的退位诏书上签字，“代表朕本人以及后世儿孙放弃埃及王位。”这一来国王陛下的皇族气概彻底崩溃了，他可怜兮兮地恳求最后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这一请求得到恩准，首相立刻就丢了饭碗。生活又恢复了平静，战争也继续进行了下去。但是埃及人牢牢记住了这一幕。纳赛尔当时是一名远在苏丹的年轻埃及陆军少校，这件事令他怒火中烧，在与友人的通信中他怒斥埃及当局对英国奴颜婢膝的投降态度。他在信中写道，殖民主义“一旦意识到在埃及还有人愿意牺牲性命，真刀真枪的硬拼，立刻就会像妓女一样逃回老家去。”

码头工人家庭出身的纳赛尔很快就成了一个少壮派激进军官团体“自由军官运动”的核心人物。这一组织的目标就是驱逐英国人，建立一个更倾向于社会主义而非伊斯兰教的新型阿拉伯国家。在当时以及纳赛尔上台之后，极端穆斯林主义者——基地组织指导思想的来源——是打击甚至处决的对象。纳赛尔是一个坚定无情而又内敛的人，这种人的身边从来不会缺乏追随者。1952年7月自由军官运动终于废黜了法鲁克，随后纳赛尔只用了两年就赶走了过渡领导人将埃及控制在自己手中。他的时机可谓恰到好处，战后兴起的阿拉伯民族主义令英国人如坐针毡，英国的石油利益遭到了挑战，出访中东的英国大臣们发现自己经常成为阿拉伯民众练习投掷石块的靶子。令丘吉尔大为光火的是，伊朗首相穆罕默德.摩萨德（3）于1951年将英伊石油公司收归国有。尽管他在两年之后就被CIA策划的政变推翻（政变的筹划者是一位美国前总统的孙子，名曰克米特.罗斯福（4）），但是他的行动预示了纳赛尔在埃及的下一步举措。在伊拉克，英国扶持起来的国王与首相已经岌岌可危，很快就将被暴乱的民众杀死。在约旦，1956年侯赛因国王解雇了英国军人约翰.格拉布（5），自1939年起此人就在这里担任阿拉伯军团的司令，人们都叫他格拉布.帕沙。这在今天看起来不是什么大事，但当年这可是抽在伦敦脸上的一记响亮耳光，这记耳光背后是整个中东地区日渐高涨的阿拉伯主义。艾登将这一切全部归咎于纳赛尔，他有一次对一名下级说：“哪里来的这么多胡扯……说什么我要把纳赛尔隔绝起来？你还看不明白吗？我想要他的命！”*19*

埃及一直是旧殖民主义势力与新阿拉伯民族主义进行对抗的场所。英国修建在苏伊士运河附近的军事基地与其说是个兵营，倒不如说是个国中之国。这座基地的面积大约与威尔士相仿，边界漫长，造价昂贵，难以防御。因此当年艾德礼在战争结束不久后曾想过要撤销这个基地。基地的日常给养完全要依靠与周边村镇的交易来保障。但是在法鲁克王朝的最后几年，基地遭到了当地民族主义阿拉伯居民的抵制。事件层层升级，最后导致一名外出的英军士兵遭到枪击，随后英军展开了血腥的报复，其中包括将一队火力不足的阿拉伯警察赶进一栋建筑并全部枪杀，接着开罗市民就将市内外国人开设的酒店、商店、酒吧以及俱乐部全部烧成了白地。一夜之间，英国人突然发现自己陷入了一场游击战当中。

最终伦敦开始就撤军问题开始谈判——再怎么说这里英国在这一地区附近还有其他军事基地，例如塞浦路斯——不过这里也遭到民族主义游击战的侵扰——以及约旦。时任外交大臣的艾登认为撤军是不可避免的，并对同事们指出“我们自己违反条约在先”，此时英国在埃及军队数目是条约允许的8倍。一开始大家都很文明，纳赛尔甚至还和艾登进行了短暂接触，尽管他非常不喜欢被英国领导人用流利的阿拉伯语进行说教。纳赛尔后来抱怨说，艾登在华丽气派的英国大使馆里会见他时的态度就好像他不过是个下级军官，而大使馆本身“让英国人看上去像王公贵族而埃及人像乞丐”。这次新签订的协议保留了英国对运河的权利，不过这份协议没过几天就被纳赛尔撕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