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由一张“女子义勇军照片”引出的几段史实（上） -- 春秋的老胡

尘封史料中管窥冯庸大学义勇军

“国民政府战史会档案”中的《义勇军参加淞沪抗日战斗纪要》（1932年3月），第一段提到“上海学生义勇军之参战者，以复旦大学义勇军最为著名……”，在描述了复旦大学义勇军的功绩之后，随即第二段即写道：“其次，冯庸大学义勇军，服役战场，亦极努力，其最大功绩，为构筑防御工事。当三月一日，我军全线撤退之时，该军曾在浏河方面协助陆军抵御倭寇，尤显忠勇”。

接着叙述了冯庸大学义勇军到上海前的情况：“然其到沪迁前，亦颇遭挫折。盖该军于九一八后，在东北已播义风，及沪变爆发，在平闻讯，即决由校长冯庸率领南下，援助十九路军御倭。但先赴行都洛阳，向中央请领枪械，经各当道嘉许，并请准蒋委员长电令军政部长何应钦在宁按名发给枪弹，后何以南京并无枪械存储，允电沪兵工厂发给。其时闻日援军又有一师团运沪，大战即在目前，即仓促赴沪”。

文中以激昂的口气描述了冯庸大学义勇军到达战地的情景：“当其在真茹下车之际，于雨雪交加之中，执长枪，背短刀，虽无利器在手，而坚苦卓绝之精神，已予战地人民以强烈之兴奋剂矣”。

这一段落结尾专门赞美了冯庸大学义勇军中的女兵：“该军有女战士十六名，与男生一致戎装，共赴国难，巾帼须眉，与木兰媲美”。

根据《义勇军参加淞沪抗日战斗纪要》附表的记载，冯庸大学义勇军126人在校长冯庸的率领下赴上海参加一二八淞沪抗战，1932年2月11日开抵上海真茹车站。

就是这一支大学生义勇军的行列中，有若干热血青年在1937年全面抗战开始时走上了敌后抗战的道路，日后成为了新中国的栋梁，除了前文提到的作家雷加，根据已查到的史料至少还有建国后担任林业部常务副部长的张昭（抗战中曾任昌乐联合县抗日民主政府县长）、担任旅大市副市长的冯秉天（抗战中曾在延安任抗大政治部宣传科长）、担任东北机械农场管理局局长顾绍雄（抗战中曾任八路军冀中军区秘书长）。

笔者收集到的2张历史照片，展示了当年“书生上战场”的情景——

冯庸大学义勇军开赴浏河前线：

冯庸大学义勇军在浏河前线阵地：

实际上，冯庸大学九一八事变之后撤到北平复校时，其学生义勇军就已加紧了军事训练，以图可以奔赴抗战的一线。从笔者收集的这几张1931年年底前后义勇军在北平训练的历史照片看，其训练素养不低——

冯庸大学义勇军战士在北平彰仪门挖掘交通战壕和训练射击：

冯庸大学义勇军战士在训练防空射击：

持枪训练的冯庸大学义勇军女战士：

下面这一张历史照片，是冯庸脱险到达北平机场，受到冯庸大学义勇军欢迎的情景（右上角为冯庸乘坐的飞机）：

照片上，义勇军手中之旗帜为冯庸大学校旗。史料载，冯庸大学的校旗是“正方形，黄地，中间是黑色大八角星，象征八德，每一角的顶端对着一颗同色的小五角星，象征八正。大星的中心是个圆型白地上衬出色红的工字，象征工业救国”。

冯庸大学校旗图示（取自冯大月刊）——

从该照片可以看出，冯庸大学校旗之下的这一群大学生义勇军，他们的军容也颇齐整。

而这张冯庸大学义勇军宣誓的照片（1931年11月），可以看到属于那个时代的青春的勇气和志气，穿越了历史的时空扑面而来。照片上分明就是一支同仇敌忾的军队：

值得注意的是，以上的几张历史照片都显示，在北平时冯庸大学义勇军使用的都是大盖帽。而且，冯庸大学义勇军学生们刚到上海真茹车站下车时，还戴的是大盖帽：

（这一张照片曾有网友怀疑不是义勇军女兵照片而是东北军女兵的，实际上这张照片确实是冯庸大学义勇军在上海真茹车站下车时的历史照片。女兵胳膊上有“义勇军”袖章，这样的袖章在龙文彬等的照片上可以看到。并且，宋希濂回忆冯庸义勇军战士是“手缠‘义勇军’臂章的青年”）

但是，在淞沪的前线，龙文彬等义勇军女战士已使用船形帽（更多历史照片上，女义勇军战士都是戴船形帽）。

前面两张义勇军到达淞沪战场浏河阵地的照片不甚清晰，看不清楚一二八淞沪抗战中冯庸大学义勇军战士们的装束，以下这一张冯庸大学义勇军男战士的合影则显示，到达淞沪战场的冯庸大学义勇军不管男女战士都有配备了船形帽的：

这是上面照片右边的战士邵伯勋1932年随军撤到苏州后的照片，更加清晰展示了冯庸大学义勇军的装束两个最明显的特征——船形帽和臂章：

船形帽并不是中国传统的帽子式样，其成为中国军队的一种制式军帽也是好几年后的事情。当时，淞沪战场没有哪支部队装备了这一种船形帽。那么，冯庸大学学生义勇军到达淞沪战场时得到的船形帽，会是来自何处呢？

笔者认为，这应是上海童子军向他们提供的制服。

根据史料记载，“童子军制服，在1907年，由英国贝登堡爵士发起童子军教育后拟定的，后来全世界童子军照样模仿采用……根据贝登堡氏的著作，他最初拟定的童子军制服，是仿效南非洲的军事警探的装束而来”；中国童子军制服除了徽章符号，“与世界各国所用的制服，没有什么特殊的差别”。而童子军制服即是配有船形帽的，中国的《童子军徽章制服式样及佩带法》（1929年颁布）中即写明“帽”的样式为“平边或船形”。可以说，在当时的中国，标配之中有船形帽的团体是仅童子军一家。

中国童子军制服图示：

而从这张1929年上海童子军检阅仪式的照片上，我们可以看到上海的童子军们戴的船形帽，和冯庸大学学生义勇军战士们戴的式样是一致的：

上海的童子军也有成员参加了“一二八”淞沪抗战（童子军不都是儿童，有青少年童子军成员）。例如，十九路军将领蒋光鼐有回忆：“上海市商会会长王晓籁于2月5日到真茹指挥部，随来二百多名童子军，交十九路军指挥。他们在我军作战期间，始终坚持工作，直到我军在苏州举行追悼会后，才解散回沪复学”。史料有记载：“童子军团员罗云样、应文祥、毛征祥、鲍振武4人在闸北战区抢救伤兵的过程中惨遭日军杀害，以身殉国，其最幼者十六岁，最长者不过二十一岁。上海童子军理事会特于2月11日在上海市商会举行追悼典礼，并为其建立了纪念碑”。

“一二八”抗战时，与上海童子军并肩作战的冯庸大学学生义勇军战士们，得到童子军的服装支援是完全有可能的（十九路军尚且缺乏衣物，远道而来的冯庸大学义勇军的学生们也应是急需补充衣服），冯庸大学义勇军的学生们也就此戴上了国内仅童子军一家独有的船形帽。

戴着船形帽的冯庸大学学生义勇军，在“一二八”淞沪会战中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当时的作战电文之中直接把“冯庸义勇军”和正规军一起列入了参战军队序列：

“左翼军指挥官第五军军长张治中，八十七师、八十八师(缺一团)、冯庸义勇军(现在浏河兵力约一连)”。

“一二八”淞沪抗战将领的回忆录中也提到了冯庸大学义勇军。张治中和宋希濂的回忆中，甚至都分别提到了“冯庸义勇军”直接参与“沿江警戒线”的守备。

冯庸大学还从此成为了别的学校效仿的榜样，例如贵州的都匀五中：“当报纸上发表了东北冯庸大学组织义勇军的消息后，都匀五中的学生也决定仿效此举。在校长刘应文等的支持下，这个中学组织学生义勇军，有三百人参加，校长刘应文任总指挥，每日在校进行军事训练，时刻准备奔赴前线杀敌救国”。

当时，冯庸大学义勇军有一首《冯庸义勇军歌》：

“冯庸，冯庸，冯庸义勇军，光荣历史，忠勇气拔群。曾远征胪滨，战垒蜿蜒气势战寒云。倭奴据我疆，虎狼!猖狂!誓扬民族光，驰骋沙场!慷慨赴国殇，恨难忘!星光，瑞光，冯庸同志不畏强”。

这歌声在淞沪战场上久久回荡时，想必是豪气干云。

冯庸大学义勇军之中的女学生们，也以实际行动为中国女性争光了。1932年3月31日的日本东京《每日新闻》的报道有以下一段话：“日本的女性虽然说是如何如何勇敢，可是往来于军纪之前，或战线的堑壕之中的人，还没有过。然而中国的女性呢？她们在这次战争中，非常地在最前线活跃着。她们是如何有着悲壮的决心和觉悟……”

龙文彬等冯庸大学的女生，也是“有着悲壮的决心和觉悟”而“非常地在最前线活跃着”的中国女性们中突出的一群。

笔者又收集到2张冯庸大学义勇军女兵的合影照片——

淞沪前线持枪列队的冯庸大学义勇军女兵：

随军撤退到苏州后，冯庸大学义勇军女兵担任守望任务：

冯庸义勇军女兵端枪照：

从以上的历史照片中，可以看到她们的靓丽身影，可以看出她们在抗战前线的飒爽英姿；而在诸多重大历史事件都鲜有照片留下的那个时代，有多张冯庸大学义勇军女兵照片得以存世，也从侧面展示了这一群奔赴战场的女学生，她们的行动得到了国人怎样的瞩目。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