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Andrew Marr：当代英国简史 -- 万年看客

从1948年到1962年，大约与马拉亚紧急事态同时，英国向来自英联邦以及殖民地的移民敞开了大门。英国关于移民的辩论一直充满矛盾。一方面，公开的种族主义被人视为纳粹的行径，英国对自身的定位之一就是要消灭基于种族差异上的政治文化。这意味着在英国为数有限的铁杆种族主义者，反犹主义者以及用户种族隔离的殖民地主义者们完全被排斥在了社会主流之外。官方文件中毫不客气将寥寥几位公开支持种族主义的议员们称为“一群脑残”。这帮人的影响力微弱之极，以至于战前拿了墨索里尼的经费的奥斯瓦尔德.莫斯利在战后不久就得到了释放。如果德国入侵英国成功，他原本很可能成为伪政权的傀儡领袖，但现在他只能站在卡车车厢后面冲着他那十几个死不悔改的种族主义支持者大吼大叫。要是忽视他的存在，大英帝国公共宣传里的英国就是一个多民族的大家庭，全体成员团结一心，簇拥在米字旗之下。

在白厅内部，殖民地办公室坚决支持加勒比海地区的黑人前来英国移民，尽管劳工部对于这一点可能导致的失业问题忧心忡忡。1948年，500名加勒比海移民称作改造后的德国军舰SS“疾风”号（1）来到了英国本土，内政部就他们的到来发表了声明：尽管“有些人认为让帝国内部的有色臣民认为自己与本土国民地位平等是个坏主意”，政府在这方面却不能苟同。“我们认同殖民地国民在这个国家得到兄弟般对待的权利。”*38* 简而言之，英国相信自己在意识形态方面必须与纳粹德国截然相反。英国应当成为一个存心良善，不怀偏见的世界岛。三十年代的犹太移民为英国带来了任何当代欧洲国家都前所未见的技术与活力大爆发。这个国家早就居住着75000名黑人及亚裔居民，劳动力短缺意味着还需要更多移民。美国南方各州以及南非的种族隔离政策在英国得到了一视同仁的鄙视。

不过我们大家都知道上述种种远非故事的全部。战前英国社会在种族问题上从未像法国或西班牙那样野蛮，更不用提德国了。但是种族主义依然是当时英国社会难舍难分的一部分。流行小说与晦涩的现代派诗歌中经常流露出反犹主义思想。英国中上层社会的实际行为与美国的有色人种禁令。非洲人在英国唯一获准从事的工作就是仆人与乐师。工人阶级白人很少遇到其他肤色的人群。战争期间来到英国的黑人美国士兵尽管受到欢迎，但不管走到哪里身后都跟着一大帮目瞪口呆的当地居民，希望能亲手摸摸他们或者听他们说话。战后第一批移民刚从牙买加以及其他西印度岛屿来到英国，报纸上就立刻充满了针对他们的指责，内容包括个人卫生问题，性习惯以及犯罪倾向。“黑人、狗与爱尔兰人不得入内”之类的标语曾经真实地存在过，在租房告示上经常可以见到。移民们很快就将英国本地居民的敌意与冷漠通告给了家乡父老。前文曾经引述过的开明内阁大臣休.道尔顿也提到过非洲殖民地“任意滋生的、贫病交加的黑鬼社区”。

对于许多人来说，种族问题难以理解且局限于学术领域。这个国家的白人人口依然占压倒性多数，到了六十年代才出现少数几个有色人种聚集区，大多数都位于内城最贫困的地区。理论上说，来自全世界四分之一地区的国民都可以来到英国定居。在丘吉尔、艾登与麦克米伦当权的时期托利内阁就此进行过辩论，但大多数情况下没有进展，因为限制移民的立法同样会将英联邦国家的白人拒之门外，而如果用肤色来作为准入标准又是种族主义的表现。保守党与社会主义者都认为自己在种族问题上持开明态度。开明在这里其实就是挑挑拣拣的意思。例如在五十年代，殖民地办公室专门宣传过“西印度人的高超技能与吃苦耐劳的品格”，与之相对的则是“笨手笨脚而且懒惰的亚洲人”。印度独立与印巴分治之后不久，大量流离失所的印度教徒与穆斯林就开始向英国移民。但是一开始规模十分有限。锡克教徒奔向了英国中部地区的工业城市，伦敦西部的绍索尔很快就成了亚洲移民的中心，印度移民的街角百货店四处开花，印度餐馆也很快就会成为“英国生活方式”的一部分——1970年英国共有2000家印度餐馆开门，只需再过一代人的时间咖喱就会成为英国最受欢迎的食物之一。此外还有许多移民进入了服装业并赚了不少钱。

就这样，移民潮在没有引发大规模国家讨论的情况下持续了大约十年左右。这期间的移民大部分都不是黑人而是来自欧洲，例如波兰、意大利与法国等国家，这些移民在人工技术短缺的年代很受欢迎。意大利移民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的19世纪七十年代，到了1971年，英国的意大利移民已经达到了100000人，形成了第一代意大利移民社区。长期以来爱尔兰移民的规模也十分可观，他们中的大部分都进入了建筑业，五十年代早期有75万，七十年代则达到了200万。除去爱尔兰共和军的几次炸弹攻击事件后不久，这些移民并没有引起多少政治反应。马耳他移民的数量也很大，他们引发了不少公众关注，因为马耳他黑社会家族之间常常因为收保护费与组织卖淫方面的竞争在伦敦街头大打出手（不过在这里要替马尔他人说句公道话，这些移民中大部分都是从西西里搬过来的）。随着政治分裂的塞浦路斯岛越发暴力，来自塞浦路斯的移民数量同样越发可观，其中既有人来自希腊也有人来自土耳其。除了对希腊餐馆里摔盘子习俗与炸菜合的热情接受之外，这些人也没有在英国城市引发大大动静。中国移民主要来自香港贫困农业地区，他们的到来推动了中式炸鱼薯条店的兴起，五十年代中期他们大约有几百人，七十年代则达到了4000人。战后逃离斯大林统治的波兰人、匈牙利人与捷克人来到英国后也基本波澜不惊。

简而言之，如果有人想要低调地移民进入英国，他们首先最好是白人；如果不是，则最好人数有限；如果人数众多，则最好想办法把英国人喂饱。这三条西印度移民都没做到。他们大多是年轻的男性，来英国的目的不是开餐馆，而是挣工资往家里寄。从全民医保到伦敦交通，许多公共部门都有特定的用工需求，例如工人、护士、公交司机以及清洁工等等。伦敦公交还特意打出广告在牙买加移民中招聘检票员。但是人口流动的最主要动因还是移民们竭力想要改善生活的愿望，尤其是向美国移民的大门在1952年关闭以后（？）。一向以制糖与烟草为就业支柱的加勒比海岛国面临着一段艰难时光。随着关于就业机会的书信寄回家里——尽管信中也提到了各种恶劣环境——五十年代末期平均每年都会有36000名移民来到英国。1961年英国黑人及亚裔移民人口总量已经达到了337000人。而且他们居住得十分密集而非广为分散。不同的西印度群体在伦敦以及其他地方城市的不同角落簇拥在一起——牙买加人住在伦敦南部的布里克斯顿与克拉彭，特立尼达岛的移民住在伦敦西部的诺丁山，内维斯移民住在兰卡斯特，圣文森特移民住在海威考姆勃。

这些人的移民方式与谋生/生活方式给战后英国造成了极大冲击，因此值得好好分析一番。大部分第一批移民都是年富力强、孑然一身的男青年，他们在英国既没有老婆孩子的拖累，也没有父母的管束，因此和在家里时相比要不安分许多。他们的生活中缺乏娱乐或者一般家庭的制约。代际影响的链条在他们身上断裂了，雄性本能得到了极大的自由。酗酒，抽大麻，斯卡舞（2），蓝调俱乐部以及赌博都是不可避免的结果。这一现象在白人社会的对应物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的克朗代克淘金者聚集区（3）。英国早期黑人社区倾向于集中在最初定居点的附近，换句话说就是内城贫民区。正如之前提到的一样，和日后相比街头卖淫现象在五十年代更为普遍与公开。背井离乡的黑人男青年经常与白人妓女结成个人关系甚至工作关系，也就是拉皮条。报纸与白人帮派对黑人窃取“我们的女人”（走下三路路线总不缺乏支持者）的行为反应十分歇斯底里。年轻移民带来的节奏迅速而陌生的音乐，非法的饮品与毒品以及性需求一起勾勒出了一幅光怪陆离的地下社会图景。普罗富莫事件（4）当中除去一干上游社会成员、政客、淘金女与间谍之外还牵扯进了一位西印度毒贩子并不是什么巧合。

长期来看更为重要的是，黑人家庭当中埋下了反叛的因子，只有家乡那边的老婆孩子开始在六十年代大规模到达英国，以及五旬节教会（？）把大批移民收归门下之后，这一点才得到部分控制。住房是这个故事当中另一个重要组成因素。早期的占房客运动之所以遭到压制就是因为政府威胁要将参加者在分房序列里的位置往后挪。早期移民往往蜗居在拥挤且条件恶劣的老旧建筑里——伦敦西部形容枯槁的维多利亚时期民宅或者利兹市中心外观凄惨的砖房。本地的房东大多不愿意将房间租给黑人。一旦某户住宅里入住了黑人移民，整条街道上的白人住户都会一个接一个搬走。艾诺.鲍威尔为了推进市场自由化而于1957年出台的《出租法案》更好比雪上加霜，因为法案允许房租大幅提升，但是首先无家具房屋内的现有租客必须离开，在房间内布置好家具后房租才能上涨。这一规定的原意是在房租上涨前进行缓冲，但是却造成了意料之外的结果。许多缺德的房东——例如臭名昭著的彼得.拉赫曼（5）（他自己也是移民）——购买下了大量低价出租房产，许多情况下里面还住着贫困的白人租客，然后——只要他一把现有租客赶出去——就往里面塞进一堆新租客并收取更高的租金。这帮人首先雇佣流氓把现有租客吓跑，然后就把一群群急切寻找住处因此情愿挨宰的黑人移民请进来。大片贫民窟立刻成形，整整三代英国黑人都要在这种条件下居住。八十年代发生在布里克斯顿、托特纳姆以及托斯特斯的种族暴乱很大程度上可以归因于五十年代年轻男性移民与住房政策造成的道德冲击。

这个故事的另一面是英国白人的反应。正如一位加勒比移民出身的作家不无嘲讽地写下的一样，他从未遇到过一个有肤色偏见的英国人。有一次他来到一条街道，“人人都告诉我他或她对有色人种毫无偏见，脑子进水的都是邻居。要是我们能找到这个‘邻居’就好了，那样一切问题都能一了百了。可是不行，根本找不着他！邻居是这个国家里最不适合毗邻而居的人。”大量移民的陈述与当时进行的调查都表明了当地居民对亚非移民在自己家附近居住有多么反感。工会抗议工资要求较低的黑人夺取了就业机会，正如上一代工会抗议爱尔兰移民一样。一段时间里他们成功地将移民的就业与住房限制在了相对狭窄的区域，尽管在中西部地区黑人移民还是在汽车业以及其他制造业勉强站住了脚。真正敢于公开反对移民的议员寥寥无几。鲍威尔曾经在私下里抱怨过这个问题，尽管时任卫生大臣的他从不吝于大量使用移民劳动力。反移民的情绪一般被视为不体面的想法，不能拿到桌面上来谈论。精英阶层无视各种社会矛盾，转而为大英臣民之间的兄弟友爱大吹法螺。针对移民的敌意主要体现在流行文化与草根阶层当中。表现形式可以是低调的闭门羹或者张扬的暴力行为。泰迪男孩时期的白人帮派经常进行“狩猎黑鬼”、“活埋黑鬼”之类的活动，还在墙上用粉笔涂鸦，写些“英国是白人的”之类的标语。这些人可能受到过几个小型极右团体的影响，例如英国自由同盟以及莫斯利的法西斯余党之类。但是他们主要的动机应该还是年轻男性之间的领地意识与竞争意识。毕竟，这些白人帮派成员也都是城市贫民，原本就住在移民迁入的地区。

一切的一切都在1958年诺丁山暴乱当中爆发了出来。就像几年前的苏伊士危机一样，与其说诺丁山暴乱是一场前所未见的流血事件，倒不如说它是社会变迁的标志。实际上事件本身并未造成任何死亡，以日后的标准衡量这次事件造成的物质损失也算不得严重。此外事件的起源也不在伦敦而是诺丁汉中心的圣安贫民区，一天之后才蔓延到诺丁山。但是这依然是一起极其令人不快的反移民暴力活动，整整持续了6天，横跨两个夏末的周末。与布里克斯顿这样在五十年代中期已经容纳了大量黑人人口的地区相比，诺丁山成为暴乱的爆发地点并非偶然。这里一向以黑人街头文化而出名，一边是Soho，另一边是BBC总部，街头的一点风吹草动都会得到广播员与小说作家的关注。这里遍布赌穴与酒馆，挤满了满腹怨气的白人贫民，此外根据两位移民史学家的描述，“多层建筑里往往每一层都居住着肤色不同的家庭，这里存在着大量国内移民人口，吉普赛人与爱尔兰人，大多数都是年轻的光棍，好几个人挤在同一个房间里，厨房和厕所是共用的，而且没有浴室。”*43*

一开始冲击这些蜂巢式房屋的先是十几名，然后就是几百名手持棍棒、刀具、拆下来的铁栏杆以及自行车链子锁的白人青年。很快汽油燃烧瓶也派上了用场。袭击者大多数都是伦敦周边的年轻人，这次就是为了找茬才上街的。他们在街头堵截落单或者人数不够的黑人，然后就是拳打脚踢。他们所到之处黑人住所的窗户玻璃无一幸免。这帮人的人数随着不断前进而逐渐增加，最后达到了大约700人左右。这其中自然少不了法西斯分子的组织煽动，但是真正给他们指路的还是当地白人居民。种族主义与歌曲“黑鬼滚出去”之类的叫嚣，还有毁坏窗户玻璃的行为——尽管也有不少当地白人居民为自己的黑人邻居提供了保护，甚至还为他们而大打出手——英国一直以为自己早已将这种暴民行为彻底抛在了身后。这种行为最终软下来部分原因是因为黑人居民开始组织自卫并用汽油燃烧瓶来还以颜色。事件当中一共140人被捕，以白人青年为主。尽管极右团体之后一直在这一地区活动，在选票上却没能造成什么影响，也再没能闹出什么乱子。不过铺天盖地的新闻报道依然迫使英国在南非以及罗德西亚(津巴布韦)之类海外种族主义政权幸灾乐祸的嘲讽当中进行了第一次针对自由主义与移民政策的举国大反思。

在暴乱之后，许多黑人的确“回了老家”。4000余名移民返回了加勒比。暴乱令西印度政府大为光火，并宣称绝不会因为几个无法无天的白人小流氓搞三搞四就收紧自己的移民政策。英联邦的作用在许多其他场合都广受质疑，但是它至少保证了通向英国的移民大门无法完全关闭。这个松散联盟以及从属于它的责任与公民身份得到了英国两党的一致认可。诺丁山暴乱之后托利党内要求针对英联邦国家关闭边境的压力并没有显著增加，尽管在议会之外的确冒出来许多新生社会团体，例如伯明翰移民控制同盟。当然，考虑到这次事件是白人针对黑人移民发动的，遣返移民的做法的确很不地道。工党坚决反对收紧移民政策，认为这一行为“会对我们在英联邦内部的地位造成灾难性影响。”次年举行的诺丁山嘉年华则通过公开宣扬黑人文化从另一个侧面对这一问题做出了回应。对于很多黑人移民来说，诺丁山暴乱标志着抱团与坚定立场的开始，相当于种族问题上的敦刻尔克，最黑暗的时刻已经过去，反击即将正式进行。

英国的移民政策直到1959年麦克米伦令人瞠目结舌的选举胜利之后才真正感受到紧缩的压力。民调显示开放政策遭到了极大的敌意。对于白厅来说同样重要的一点在于劳工部与内政部都希望政府能采取措施应对失业问题。就这样整整一个政治阶级被迫接受了有悖于自身国际形象界定的立场，眼看着自己在英联邦内的家长地位发生动摇。一项关于移民的研究表明，真正值得注意的是英国政客与官僚对英国趋向多元文化社会转变的消极接受态度。“在主流民意已经清晰地表现出针对黑人移民的敌意之后又整整过了4年，移民政策终于得到了走两步退一步式的收紧。”*44* 等到1962年英联邦移民法案终于通过立法的时候，具体条文以日后标准衡量依然相当宽松。法案允许每年40000名移民携亲属合法入境。就连这样的条款也在议会经受了激烈的辩论。休.盖斯克在议会上进行了慷慨激昂的演讲，毫不留情地对托利党的立场大加抨击，直到今天有些身临现场的前托利大臣们依然对他当时的逼人词锋耿耿于怀。当时最富争议的问题在于爱尔兰是否应该获得完全准入。考虑到此时英国境内庞大的爱尔兰人口基数，这一点似乎没什么好说的。但是有两个伤不起的问题。首先，爱尔兰在二战中持中立立场并自立共和国，而其他英联邦国家都站在英国一边抗击希特勒。其次，为爱尔兰开出优于西印度或者印度的条件怎么看怎么像种族歧视。

新法律创造了定额制度，优先照顾技术工人与有确切就业把握的移民。为了回避这项法律，一股新的人流在1961年涌入了英国，占多数的是加勒比移民，不过也有将近50000名印巴移民与20000名香港华裔。到了70年代进一步的新法规出台时还会再次出现类似“打破禁令”式的活动。一位专门研究移民的史学家很好地总结了这一悖论：自1960年至1963年3年间，尽管民间针对移民的敌意有增无减，“来到英国的移民数量依然超过20世纪在这一期间之前的移民数量总和。这个国家再也不会和以前一样了。”*45*

（1） http://en.wikipedia.org/wiki/MV_Empire_Windrush

（2） http://baike.baidu.com/view/705945.htm

（3）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5%8B%E6%9C%97%E4%BB%A3%E5%85%8B%E6%B7%98%E9%87%91%E7%83%AD

（4）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9%AE%E7%BE%85%E5%AF%8C%E8%8E%AB%E4%BA%8B%E4%BB%B6

（5） http://en.wikipedia.org/wiki/Peter_Rachm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