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地下钱庄 引子 -- 卢国俊

钱庄萌芽

终于，1976年，历史翻页了，改革开放！

中国张开双臂面向世界，用句当时时髦的话，那叫“春风满地”，人们早已厌倦了无休止的阶级斗争，这春风吹到了向往美好安定生活的中国人心里。

改革是个系统的工程，开放更要面对繁杂的外部内部局势。

首先，内部问题就令人头疼。改革开放刚开始，整个国家的外汇储备不足十亿美元，这么点本钱，怎么和人家做生意？

外汇紧张首屈一指地当选为改革开放的瓶颈，对外开放刚举步就维艰。

为了缓解这种局面，国家果断决定，给外贸企业开闸放水，鼓足力道把外贸企业推向国际，让他们争取多出口，多创汇。闸开的不可谓不大，水放的不可谓不深，当时的外贸企业的出口方面的特权大的惊人——只要有汇收，就可以直接组织出口，不管这些商品是否在国内紧缺！

另一方面，历经风雨的侨汇又再度成了创汇重头戏，为加强和促进侨汇创收工作，大力推广和使用侨汇券票证，强力鼓励境外有亲属的人往国内汇款。

自从侨汇券发行以来，可以说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一方面，刺激了侨汇收入，另一方面，广大侨眷凭此就可以优先获得生活物资。随着1973年之后国家爱外汇储备的稳定增长，渐渐的，国内商品，起码是生活必需品不像以前那么严重缺乏了。侨眷们凭借天然的侨汇券优势，基本生活水平开始提高，他们的消费需求开始从必需品转向“紧俏商品”，比如高档食品、高档服装、自行车、摩托车、缝纫机、电视机、收录机、洗衣机、电冰箱、电风扇、计算器、家俱等。而这些紧俏商品，对普通老百姓来说还是比较奢侈的，第一太昂贵，第二即使有钱也很难买上，因为需要搭配侨汇券一起使用才行。

也就是说，侨汇券扮演了一种微妙的高档与普通商品调剂的作用。它不仅有货币价值，最重要的是还和紧俏商品紧密关联。这让人们不得不对侨汇券由衷地倾慕，在当时，拥有侨汇券就是一种时尚，有事儿没事儿就拿出来数一数，会引来无数路人艳羡的围观。

改革开放初期，在众多侨户云集的城市和涉外港口城市，外贸中心、友谊商店、外轮供应公司、华侨商店等都应运而生，成为这些国内紧俏商品的专供地。

和今天的纯市场经济有些许不同，卖这些商品的商家可不是随便广东、天津、义乌跑一圈就能进货的。70年代的人应该都有印象，小时候上学路上，很多单位大门上都会写着“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口号，意义再明白不过了，很多商品都是国家计划供给统一划拨的。尤其是自行车、缝纫机、名烟、名酒等市场缺货，只有中央有关部门才有权力专项下达，供应多少都是上头说了算。这种模式用现代商品市场的概念来看，形成了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国家相关部门主导下的串货。比如，1982年，对外经济贸易部就曾将原计划供应友谊商店、外轮供应公司、外贸中心和其他获准收取外汇券单位的上海自行车20万辆，一举转拨给了华侨商店。而商业部也在同年的自行车分配计划中，专项划拨出30万辆给华侨商店，具体到了各省，数字上怎么安排，也得商业部与该地商量着安排，不能自由调剂。对于缝纫机和名酒、名烟等，也都一个路数。还有很有意思的一点是，管理产品调拨的，也有不同部门，比如自行车、缝纫机、名酒之类的，则由外经贸部按照各地需求情况，还要参照实际的收汇业绩统一分配，而名烟这类产品，则又归轻工业部安排。

华侨商店当时是个风光无限的角色。

它对商品的销售价格有直接的但在当时又是相当特权的机动幅度权力。比如对市场上敞开供应的国内商品和利润较高的进口商品，可以允许以低于市场价格20%以内的折扣销售，而对于侨眷需要的副食品，则可以议价购进平价出售，或略高于平价销售，亏损部分由华侨商品自行弥补。商家的侨汇留成比例仍为30%，由各地侨办会同财办掌握，中国银行监督使用。

很明显，这两个比例数字，正是日后滋生投机倒把活动的温床，也为外汇倒卖者提供了足以值得铤而走险的美丽空间。

按当时商品供应市场来说，基本上就是“得紧缺者得天下”，谁掌握紧缺物资，谁得外汇。而对那些侨眷有需求但国内没有或严重供货不足的商品，一些地区如广东、福建以及三个直辖市的华侨公司（商店）可以直接组织对外进口。这就意味着，华侨商店既能收汇，又能付汇。任何东西，只要能够双向倒腾流通，就有可想象的空间。

就拿酒这种商品来说，可以说是全世界人民都喜欢的东西。对中国人更是如此，爱喝几口不说，竟还能拿到文化的台面上。据说喝的过程中，能对诗，能作文，能陪或被陪；喝好了，能交心，能做生意，还能一起洗澡；要是喝多了，能解忧，能发泄，能壮胆，还能骂或被骂，打或被打；甚至还能打出一种架，叫做“醉拳”。从古自今，多少事因酒而成，什么李白斗酒诗百篇，玄宗表爱长生殿。当然，从古自今，因酒而乱的事儿也没少发生，纣王酒醉摘星楼，除了意淫女娲娘娘，还猥琐下属的老婆，结果不但被打下课，还留下个“助纣为虐”的成语供后人奚落；近一点的也有，比如“我爸是李刚”，也是因为儿子喝酒开车去河大，肇事之后耍流氓，事态轰轰烈烈还上了国外报纸。

可是，在改革开放之初，酒是最紧俏的生活商品。想想也对，粮食都不够吃，拿什么酿酒？紧俏就要计划供应，要喝就得凭票。而且所有商品的价格都是国家说了算，私涨1分钱就是扰乱经济秩序，更别说买东西时候砍价了。所以，再有钱，没指标也只能感慨没口福。而所谓的票就很有学问了，当时国家为了吸收外汇，鼓励国外的华侨、港澳同胞给国内亲人寄钱改善生活，搞出了侨汇券。比如国外寄来100美元，就可以在兑换人民币的同时获得25张侨汇券，粮票20斤，油票3斤。而当时的茅台酒价格是：8元+ 120张侨汇券。

喝酒不容易，想喝中国名酒更是奢侈无限。因为名酒在一般商店根本就买不到，只有大城市特设的华侨商店里有卖，还需要为数不少的侨汇券才行。

我们可以通过酒来管窥一下当时的紧俏商品的价格。

表一 1986年名酒零售价格再加收侨汇券的规定

茅台酒 54度 500克 乳白瓶彩盒 8元 收侨汇券120张

五粮液 52度 500克 麦穗瓶彩盒 5.8元 收侨汇券 80张

泸州特曲 60度 500克 白方瓶彩盒 4.8元 收侨汇券 60张

古井贡酒 58度 500克 异玻瓶彩盒 3.4元 收侨汇券 40张

剑南春 60度 500克 莲花瓶彩盒 3.4元 收侨汇券 40张

郎 酒 54度 500克 乳白瓶彩盒 3.4元 收侨汇券 40张

全兴大曲 60度 500克 白方瓶彩盒 3.4元 收侨汇券 25张

洋河大曲 55度 500克 蓝玻瓶彩盒 3.4元 收侨汇券 25张

董 酒 60度 500克 异型瓶彩盒 3.4元 收侨汇券25张

汾 酒 65度 500克 玻璃瓶彩盒 3.4元 收侨汇券25张

西凤酒 65度 500克 玻璃瓶彩盒 3.2元 收侨汇券20张

问题是，还有很多没有侨汇券的老百姓呢？他们也不可能不想喝点名酒吧？怎么办？

这里面就发生故事了。

高建明就曾经有过这样的经历。

高建明父亲是一个普通的工人，过去最讲究的“成份”那是没的说，但家里没沾上什么好成份的光，日子过的一直比较紧。他平时就很爱喝点小酒，一喝了就开始教子：对着高建明大讲什么一技安身、信义立命的道理。

高建明那时候还小，教育听多了，多少还是能在心灵里留下痕迹。除了类似教育，印象最深的就算是父亲喝酒了。

岁月如同被鞭子抽一般的没命狂奔，高家日子一直平平安安，没什么大风浪。转眼间，儿子高建明高中毕业，考上了广东某大学。

上大学，对80年代的人来说简直就是美好未来的代名词。高建明的父母自然在街坊四邻的赞美和羡慕中看到了未来的希望。

高建明大二那年，他父亲出了趟差，目的地正是儿子上大学的大城市广州。回家后，一进门就开始显摆，从包里拿出一个色彩艳丽的盒子，不用问，一看就知道是酒。母亲就问他哪来的，说还没见过这么漂亮的包装呢。父亲一脸的神秘，告诉她，是给车间主任捎的茅台，140一瓶。

“多少？140？”母亲显然是被这瓶酒给雷倒了，眼睛瞪到极致：“就这一瓶？”

“对呀，我也是头一次买这种高档东西。主任不是总爱喝两口吗，平时对咱家也不错，我就给他捎了一瓶。”

“你意思是送他？天，太贵了吧！都快够我们一家俩月的生活费了！”母亲有些抱怨，不住地唠叨着。

“我倒是真想送他，不过，第一是我买不起，第二估计他也不能要啊。我走时候人家给我带钱了，让我尽量给弄一瓶。”父亲边说便从口袋里翻钱：“我告诉你啊，不过这次，还真的能送给他了。”

母亲有些不解，手里一边忙着做饭，一边抬眼斜睨着他。

原来，父亲也早就听说这东西很难买，临走时告诉主任，说尽量试试吧，买不到回来把钱还他。结果这一趟不是一般的长见识，到了广州跑了几家商场才知道，茅台太稀缺了，普通人根本买不到。倒是有家商店说是有货，但需要什么侨汇券！父亲没那东西，也没细问。

本来，这茅台到此他也就放弃了。

结果他趁着出差，顺路去看望一个亲戚。虽然平时不怎么走动，但亲戚还是特别热情，又是请吃饭，又是请喝酒，而且都是他说不上来的高档地方。酒过三巡，慢慢一聊才知道，这个亲戚竟然参加过中越战争。早些年父亲听说这个亲戚当兵走了，但一直也不知道他还打过仗。其实，用亲戚的话说，那叫“命好”，一上战场就被流弹打个正着，都没来得及开几枪，就退二线医院了。负伤的时候身边一个战友也伤的不轻，他是拼着命把战友拖了下来。

后来，亲戚和战友就再没断过联系。

而他说的“命好”除了指能活着从战场上下来之外，还有另外一层含义：他拼死相救的那个战友在海外有亲属，据说发展相当好，类似于民族资本家的级别，建国初期没少为国家侨汇做贡献。战友家理所当然也就成了福建省重点照顾的侨汇户。

就这样，他们成了真正意义上的生死之交。用现在的话讲，关系位于“四大铁”——一起扛过枪、一起同过窗、一起分过脏、一起嫖过娼——之首，自然是没话说了。在战友的拉应照顾下，他的日子一天比一天好：有了份好工作，娶了个好老婆，分到了好房子，还买了摩托车。

酒一喝高，亲戚俩越聊越近乎。亲戚就问高建明的父亲，有什么困难。父亲其实也算个老实人，没想过什么逮着个高枝就往上攀的那些事儿，说自己虽然不富裕，但也凑合着有吃有喝，没什么大困难。

喝过酒的人都知道，酒一喝高了，仗义劲儿都能甩出油来，那是相当的豪迈。

亲戚抓住他“没什么大困难”那句话不放，说没大困难，说明还是有困难。这样吧，于是就兜里掏出点钱，说亲戚多年没来往，这次以后我们就要亲密往来，走的更近一些。这钱拿着回家给嫂子和孩子买点东西。

一直以“信义立命”教育孩子的父亲反复推辞，坚决不要。哥俩就在饭店里你来我往揪扯了半天，引得很多吃饭的旁桌都纷纷投来五颜六色的目光。

最后看情况实在推脱不开，高建明父亲就说，这钱我肯定不能要，但我你帮我个忙——买瓶茅台！

说着，父亲把主任给拿的140块钱掏了出来！

亲戚把父亲的手推回去，然后大拍胸脯，说这东西光有钱不见得能买得到，需要有侨汇券才行。这样吧，我给你一些侨汇券，都是那个战友给的，我现在也基本上用不完，没那么多稀缺东西可买。有了侨汇券，你自己到华侨店里应该就能买上，还便宜很多呢。

酒终人散，经过这一顿推杯换盏，哥俩的关系显然已达化境。亲戚还专门给高父开了一间高档酒店的房间，让他退了招待所，还陪着高父还专门去了趟正在上大学的高建明的学校，把他也叫到酒店，父子俩在“宫殿”里算是美美睡了一晚。

这亲戚还真仗义，第二天一大早，高建明和父亲还没起，他就过来了，和他一起来的，是150张侨汇券！

一直过着平凡生活的父亲从来没见过这东西，自然不知道这一叠小票票到底有多大能量。要给亲戚钱都不知道怎么算。俩人再次你推我让，最后亲戚说，行，你有这份心我领了，150张，你就给我15块钱吧。

于是，亲戚拿了15元，拍拍父亲肩膀，说了些嘱咐的话，就此别过，差点洒泪。

父亲赶忙来到华侨店，拿出侨汇券说要买茅台，售货员一报价，父亲就彻底傻了——一瓶8元，外加120张侨汇券！

父亲惊的都不会算账了。回程路上，合计了一路，才弄清楚，这瓶酒买的相当于发了大财呀——

主任给他带了140元，他给亲戚15元，买茅台只花了8元，手里尽余117元，还有剩下的30张侨汇券！

高建明母亲听完之后，表情的惊愕程度比听到售货员报价时的高父更甚，连着数了两遍侨汇券：“哎呀我的老高，你这趟差出的可真是赚大发了！”

父亲这时候倒是淡定异常，说话颇有点语重心长的意思：“我呢，打算就把这瓶酒送给主任了。钱也给他，就当我送23块钱的礼物，他平时对我也没的说，我不能偷偷把人家钱给眯起来。再说，咱还尽落30张侨汇券呢，以后说不定还能有大用处呢，你说对吧？！”

要说那个年代的人，情操水平还真不是现在可比的。母亲也欣然同意，觉得自己家老高真是个有情有义有担当的男人！

车间主任拿到酒和钱，自然也是千般推脱万般不好意思，非要给酒钱。高建明父亲最终没要。

后来，1989年，车间主任升任厂工会副主席，高建明父亲，成了车间主任的不二人选，顺利走马上任！

故事讲到这里本该结束，但有一个伏笔需要在这里扒出来，那就是当时亲戚给高建明父亲侨汇券的时候，150张只要了15元。老实巴交的父亲也没多想，他根本不知道，当时社会上倒卖侨汇券已经成了公开的秘密，黑市价格从最初的一张3角，到后来的5角，到了高父出差的1986年，已经涨到黑市价最低1元了。

而仗义的亲戚，只收取高父一张1角！

那么，形成侨汇券黑市价的原因是什么呢？

第一， 这玩意儿能买到稀缺物件，比如电视、自行车等。

第二， 用侨汇券购买奇缺物价能便宜很多，我们从江苏省物价厅1988年7月28日下发的白酒核定零售价格就能完全明白普通人追逐侨汇券近乎痴迷的程度了。

表二 核定白酒零售价

茅台酒 53度 500克 乳白瓶彩盒 140 元

五粮液 52度 500克 麦穗瓶彩盒 80 元

郎 酒 54度 500克 乳白瓶彩盒 80 元

泸州特曲60度 500克 白方瓶彩盒 75 元

古井贡酒58度 500克 异玻瓶彩盒 40 元

剑南春 60度 500克 莲花瓶彩盒 35 元

全兴大曲60度 500克 白方瓶彩盒 35 元

洋河大曲55度 500克 蓝玻瓶彩盒 35 元

双沟大曲53度 500克 青瓷瓶彩盒 35 元

董 酒 60度 500克 异型瓶彩盒 30 元

汾 酒 65度 500克 玻璃瓶彩盒 35 元

西凤酒 65度 500克 玻璃瓶彩盒 25 元

黄鹤楼酒62度 500克 方异瓶彩盒 20 元

第三，同样的白酒，存在两种零售价，有侨汇券的执行的是表一中的价格标准；没有侨汇券的则只好花高价，当然了，高价还不见得买到。这无形中就释放出一个意思：就是政府已经默认了侨汇券1元钱一张这样一个事实！

这个事实，如果只站在买酒这个角度理解的话，就是有券低价买，没券高价买，国家在控制定价。

但是如果站在侨汇券的角度，则可以这样理解，有券直接买，用不了可以卖，无券也能买，只要到黑市兑换即可。

这等于是，国家名义上定价，实际上是放开了白酒的市场价格。

曾经用于照顾部分侨眷、刺激侨汇收入的侨汇券，终于惹来了麻烦——刺激了黑市，滋生了倒卖！

这个看似是偶然催生的倒卖市场，实际上的根本在于商品价格上所存在着的巨大差异。

我们前面也提到过，凡是有价差的地方，必然会有交易。因为侨属本身的生活条件就相对普通老百姓来说较高，他们经常受到大额的汇款，手头自然不缺钱，更不缺侨汇券，紧俏商品对他们来说早已追逐到手，剩下的券，与其拿在手里当废纸，不如友情转让。而这“友情转让”催生的商机在于，精明的黄牛们眼中看到的是一种“供需价差”。于是，侨汇券从最初侨眷们真正的友情转让发展到了黄牛低价收购，高价卖出。

到这里，我们才彻底明白了所有这些侨批、侨汇与地下钱庄的关系——正是这些侨汇券的倒卖者，绝大多数成为日后地下钱庄的经营者。

可以说，侨汇券倒卖才是最原始的地下钱庄萌芽期！

侨汇券黑市交易一度让很多人着实发了点小财，而国家的商品票证管理系统也渐渐显露出混乱的迹象。

黄牛始发

猫一偷腥，就基本上再也管不住自己了。

倒卖侨汇券赚钱简直太容易了，这样已经习惯了眼高手快的赚钱生活的倒卖者们，几乎不想再干别的了。这些人除了“玩侨汇券”之外，随着改革开放，也将目光瞄准了另一种高风险的倒卖生活，那就是外汇券。

可以说，自从侨汇券开始，货币的地下交易就一直在继续。

首先，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推进，忙于各种事务的外国人在国内也逐渐多了起来。

中国很好客，外国来的，都被尊称为“外宾”，但对内就不同，那些南下广东、海南的外地人，没有户口，则被尊称为“盲流”。

其实从对一个群体的称呼，能很鲜明地反映社会观念的侧面。比如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社会发展，外国人渐渐都成了“老外”，而外地人则几度易名，从“盲流”发展成“农村流动人口”，再到“城市外来人口”，再到“民工”，再到“外来务工人员”，现在又有了新提法，叫“外来建设者”。如果仔细品味与体会，其中滋味可以说像二锅头一样，酸甜苦辣，什么味道都有。

不管怎么叫，当时的很多外宾虽然身在中国，但都是从自己国家领取薪水，拿的是外币。可是，当时国内是不允许使用和流通外币的，这让外宾们购买日常用品时就格外费劲。他们必须去专为外宾而设的友谊商店才能购买所需。

友谊商店可是个很有趣的地方：

每个城市设立的店面都很有限，外宾买趟东西，不管住哪儿，不管在哪儿，都得大老远去那里才能被我们友谊，十分不便。但另一方面，为了吸引国外投资，加强国家形象建设，国内质量较好的商品大都进了友谊商店，同时还有些国外进口的零七八碎外国风味的东西，以及中国工艺品，甚至还有未被审查的西方读物如《纽约时报》等。因此，在友谊商店“解禁”之前，经常会看到门口守备森严，一旦发现貌似中国人的人要进店，当场阻止，查验证件。

可能有人会问两个问题，那中国人拿着外币去友谊商店买东西可以吗？外国人为什么非要跑那么远到友谊商店，拿外币去“不友谊”的商店，就不行吗？

回答这两个问题相当有趣。

首先，当时国内是不允许外币流通的，因此，中国人即使有外币，谁敢明目张胆拿出来？还不被当场拿下？外国人拿外币去小卖铺，谁敢收？弄不好也会被当场拿下。

可以说，友谊商店这个地方就成了一个特权而神秘的“租界”！

但是，“内人们”对此毕竟很纠结，在自己的国度里，他们有时也想买点好的东西，怎么办？

于是，大家都在琢磨变通之策——某个角落里，外宾操着蹩脚的中国话，或者是中国人操着不熟练的英语，双方连比划带拗口地私下搞小生意。中国人有时会委托老外帮忙在友谊商店买点好东西，然后场外按汇率兑换给老外人民币。老外巴不得手里也有人民币，要知道，外国人拿着人民币不会被限制，到哪儿都行，这样就避免了专程跑到友谊商店买生活用品，顺带还能在古玩市场等地方淘弄些自己喜欢的东西。

如果说普通老百姓光是这种私下里的小动作，淘弄点外国货或者是紧俏货，其实并不值得下多大力度关注。国家所关心的是改革开放一上来，就面临的用汇问题，打开门做生意，外汇流动性和以前根本不是一个级别，老掉牙的管理方法一定要改。

1979年3月，国家外汇管理局正式成立，对外汇收支、买卖、借贷、转移以及国际间的结算、外汇汇率和外汇市场等实行的全方位归口管制。其中有一个措施，就是关于商品市场的用汇问题。

1980年4月1日，中国货币史上另一个著名角色登场了，那就是“中国银行外汇兑换券”。对于这个名称，或许人们还有点懵，但要是给它简称一下，那就尽人皆知了——外汇券。当时的面额分别为1角、5角、l元、5元、10元（后在1988年随人民币一起发行了50元和100元面额）。

外汇券借用的是侨汇券购买紧俏商品的经验，凡国外旅客、华侨和港澳台同胞入境时，所携入的外币、外汇可一次向中国银行兑换成外汇券，只能在友谊商店与涉外酒店使用。出境时，如有剩余外汇券来不及兑回外币时，允许自由携出境外，以后来华时可再携入使用。这既打破了绝对禁止外币流通的尴尬，又能将其当做一种特殊的入场券来管理民间商品市场的外汇。

外汇券和侨汇券一样具备购买紧俏商品的功能，但又有明显的不同。第一，侨汇券是针对侨眷，外汇券针对的是外籍人士，即外宾们。第二，侨汇券不能单独使用，而外汇券在国内划定的消费圈圈里，就完全等同于人民币。第三，侨汇券不用的话，就只能留在家里数着玩，或者卖给那些地下收购的“非法券商”，而外汇券则在不用的时候，还能换回外币。

可以说，外汇券把中国的中庸哲学发挥的淋漓尽致，在外币和人民币之间扮演了一个“和事佬”的角色。外汇券的属性比较复杂，看似货币，又不是货币，既有人民币的作用，也有外币的功能，基本上是集券和币于一身的特殊货币。

特殊就会神秘，神秘就总有偷窥的冲动。

由于民间的商店、非涉外宾馆等原则上不允许收取外汇券，这让人们自然产生了一种追逐的冲动。外汇券虽不是公币，但因其能够购买“特权”商品，有人民币无法企及的更广泛的用途，购买力就比法定货币——人民币高。也就是说，外汇券从一出生，就披上了贵族的外衣，尽管面值和人民币相同，其实际价值要比人民币更值钱。

首先，很多精明的人如果拿着外汇券去友谊商店买东西，都会张嘴砍价。商店也不傻，知道外汇券更值钱，也就顺水推舟半推半就，给个折扣。可是这也苦了那些不懂规矩的厚道老外，一直在用外汇券购买原价的东西。

当众人都把老外当傻子的时候，傻子不干了，也开始了买自行车像买菜一样的讨价还价了。搞到后来，这种价格分歧干脆就拿到台面明目张胆了。各大城市的友谊商店在销售商品时，都会问顾客：外汇券还是人民币？

当时的人民币和外汇券的价格比例大致上已经是1.3:1了，比如一瓶高档进口香水，如果顾客说外汇券购买，则报价为1000元，如果回答是人民币，那就是1300元。这也就等于大家都承认外汇券与人民币等额不等值。

还是前面的观点，有价差就有买卖。

外汇券与人民币形成的等同于“黑市汇率”的格局，自然逃不过早已依靠侨汇券倒卖的那些人的“慧眼”，史称“黄牛”的人出现了。他们本就在倒卖侨汇券中养成了黄牛发家的习惯，自然很快就看到了倒霉外汇券的市场需求——和侨汇券发展到后来的情形一样，很多手拿外汇券但不需要购买什么紧俏商品的人，又不愿再官价兑回外币，因为这个比外币和人民币都值钱。而另外一些有紧俏商品需求却没有购买紧俏商品权利的人，则对外汇券趋之若鹜。

黄牛一旦正式行动，外汇券价格很快就被炒了起来。他们以1.3:1甚至更低的比价收购外汇券，然后再以高出票面面值50%的溢价转让给需要的人，获取中间的价差。外汇券发行也就是两年多，炒外汇券的黑市就史无前例地繁荣起来。

正当黄牛们像黄蜂一样忙碌于倒腾外汇券，赚取一两毛钱的差价时，更聪明的人在另一条路上已经行动了。

这些事高建明和他的父亲却鬼使神差，再一次亲身经历了一把。

就在高建明的父亲一直沉浸于从一瓶茅台赚30张侨汇券的旧梦之中时，他的那位亲戚又捎来消息，邀请高建明父亲过去替他打理生意。得过人家恩惠的父亲开始也不好拒绝。由于那瓶茅台的力量太过强大，和车间主任请假时，高父简直没费吹灰之力，就搞到个圆满的带薪“病假”，于是，自己和亲戚再度聚首。

和上次不同，这次俩人会面的地点是深圳特区；和上次相同，这次参与会面的还有刚刚分配在蛇口集团工作的儿子高建明。

1987年的深圳已经是花花世界了。

乘着改革的春风，特区建设和发展迅雷不及掩耳。用一天一个样子来形容也许有些大，但如果你两个月去一趟深圳，变化是绝对可以在眼里看得出来的。

亲戚仍旧把他们安排在一家高级酒店住下。当晚，在接风宴上，高建明和父亲就经历了一次对他们一生来说都可称得上是极大的考验。

当亲戚带他们走进饭店，爷俩有不同的即刻反应：

高父，觉得有点晕；高建明，不知道怎么迈腿，感觉自己和这里格格不入。

饭店太奢华了，对这爷俩来说，如同走入梦中。高父甚至偷偷掐了一下自己，真疼。可是，任凭自己如何翻阅这辈子的记忆，都从没到这等高级地方。他甚至确信，上辈子也没有这种经历。

刚上班还没一个月的高建明，仍旧是个毛头学生，他也好不到哪儿去，这种豪华让他极不适应。

包房门口站了两排人，还没顾上数到底有多少，父子俩就心有灵犀地开始脸热心跳、脑袋充血——都是高挑美女，身穿旗袍，凹凸到极致，不管是鼓出来的还是陷进去的，都有种让人想摸的冲动。美女们都笑脸盈盈，冲他们颔首喊着“欢迎光临”，冲出来的味道让人目眩神迷。

高建明父亲的直接的反应就是——夜上海？他的记忆停留在电视中经常看到的旧日上海滩。

高建明的直接反应则是——传说中的色情场？他不久前就曾听同事们提到过这种地方。

高建明父亲哪见过这阵势，偷偷拽了一下亲戚的衣角，悄悄问他：“她们是在笑我吗？你看我穿这样，怎么能来这么好的地方？咱还是去别处吧。”

亲戚马上意识到了什么问题一样，连忙拉着父子俩转身下楼，七拐八拐，来到一处写着“商务部”的地方，里面基本上是个小商场，有很多看似都很贵的东西。亲戚直接拿下两套西服，然后是衬衣、皮鞋、袜子等等，抱了一堆分给爷俩，示意他们去里面换上。

高父一下子紧张了起来，赶忙推脱，小声说着“这些不适合我，很贵的……”高建明也不知如何是好，一个劲推脱。

亲戚笑了，不过给人感觉还是很真诚：“去换吧，总得有身像样的衣服，价钱不用考虑！”

人是衣裳马是鞍，这话一点不假。

等高建明和父亲从试衣间里走出来的时候，连亲戚都瞪大了眼睛。

高父本来当时也就40多岁，人又魁梧，西装革履往那儿一站，年轻十岁！

高建明更不用说了，本来就器宇不凡，英俊挺拔，穿上这身衣服，帅哥一枚！

爷俩看起来更像是兄弟俩，而且动作特别统一：手都不知道该放哪儿了。

付账的时候，本来父亲使眼色让高建明争着过去付的，结果一看单子，高建明默默退了回来。亲戚拍了拍他肩膀，付完帐，带他们再度来到二楼包间。

包间里已经有几个人在等着了。

亲戚一一介绍，高父太紧张，基本上都没记住叫什么名字，高建明毕竟年轻，大都记住了姓名。尤其是其中一个和父亲年龄差不多的矮个子印象深刻，因为这家伙手里拿着一个“大哥大”！

大哥大在当时来说，绝对是身份、地位和财富的象征，人们大多只在香港录像片里看过。事实上也确实如此，当时一部大哥大在2万到3万元之间，而且还不容易买到，黑市价据说高达5万元。光有个大哥大还不行，还要入网才能通话，否则只能当砖头用。当时的入网费大概是6000-8000多。

小个子大哥大对高父很客气，张口闭口高哥，很显然非常买他亲戚的帐。高父好酒，几杯酒下肚，渐渐放开了自己，不像开始那么拘谨了。但问题是他们所谈论的，对他来说基本上都是天书，唯一肯定的是抄潮汕口音的人很多。但高建明在单位是搞会计工作的，他对他们的谈论倒是明白不少，他知道他们在说外汇券生意。

又进行了一会儿，大家都喝的有点半醉半醒。忽然，小个子大哥大高声喊服务员，门一开，从外面进来一个小伙子。大哥大和他耳语了几句，小伙子出去了。

几分钟之后，包房门再度被打开，一阵香风来袭，从外面进来几个高个旗袍，也不客气，莺燕一般就飘落在几个人身边。高建明马上明白，他的猜测是正确的，他们叫了三陪。但高父就很纳闷，来这么多眼热心跳的美女干什么呀。就在此时，小个子大哥大却已经动手了，一把搂过美女，一边上下其手，一边高举酒杯，用广普（广东普通话）说着“大家干杯！”

高父也跟着端起杯，一个香气逼人的女人贴了上来，帮着她把酒杯往嘴里送。旁边的高建明更受欢迎，美女直接坐他腿上，吐气如兰地在他耳边说：“帅哥，真壮哦……”

父子俩同在这种场合下，恐怕是天下最尴尬的事了。

高父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一个劲往后躲；高建明也边推身上的美女，边偷偷看看父亲这边。窘态引的大家好一阵儿哄笑。

亲戚显然见惯了这等风月场合，本着不避讳不客气不尴尬的“三不”原则，扯过一个女人到自己的腿上，女人喂他喝酒，他的手则在她那让人极度膨胀的身体上摸索探寻着。

醉了，高父醉了；高建明也醉了。其他人什么情况，也许就他俩不知道。

第二天醒来的时候，已经身在酒店的豪华客房里。高父想努力回忆昨晚的情形，但除了贴在他怀里的那个高挑女人之外，记忆如同被抹去一般——那晚，他已经不存在了！

高建明血气方刚，一旦接触了女人，最原始的内容就被彻底唤醒了。他满脑子都是旗袍女的影子，仿佛现在还软玉温香地坐在他年轻有力的怀中，越是怕父亲看出来，越是努力让自己不要想这些事，自己身上的女人余香仿佛越是清晰。他有些生硬，怕父亲看到，就腿上搭了被角，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

亲戚过来的时候，父子俩正像是文革时等待红卫兵上台恶斗的走资派一样，都在延续着昨晚的尴尬——低着头，互相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想问发生什么事，又觉得无法启齿，只是有种深深的罪恶感。

亲戚也没说什么，只是问他们睡的好不好之类的。之后，亲戚回头让高建明回单位上班。高建明走后，亲戚先扯了几句家长里短，突然话锋一转，开始告诉邀请他过来的原因。

亲戚和小个子大哥大有些生意，由于亲戚是国家单位的人，不便于亲自打理，想让高父代管经营。

这一聊不要紧，一直深埋于父亲心中的关于亲戚的很多疑问也就此解开了。

原来，亲戚虽然在战友的安排下进了事业单位工作，但很快，他就发现了一条发财之路。

一朝舍命，换来生死之交。战友除了给他尽量安排大大小小的生活之外，还经常给他一些侨汇券。前面也说了，这东西在当时就是时尚奢侈品，普通人可遇不可求，能迅速提高生活质量。

渐渐的，亲戚家里的侨汇券积压了！

他就和战友说，不用再照顾他的生活了，该有的都有了，现在什么也不缺，那么多侨汇券也用不上。可战友的一句话让他感觉到什么才是真正的兄弟：“我没别的可给你的，只有这些，给你就等于给我自己！你用不了，就卖了！”

感情到这份上，再推辞就没天理了。于是，亲戚就积攒了很多，卖来卖去，渐渐的和一个叫邱国建的倒卖者混熟了。后来，邱国建就建议亲戚一边在单位上班，一边通过自己的路子收购侨汇券，然后再以较高的价格卖给他，俩人一起发财。

浓缩的绝对都是精华。别看邱国建个子小，但路子野，头脑精，据说背景也很硬。熟络了之后，亲戚和邱国建的地下生意一如水银泻地一般，自然通畅，越做越大。

到了1982年的时候，精明的邱国建看到另外一条路——外汇券，赚钱能力一点儿都不比侨汇券差。于是决定转变经营策略，生意开始转向，亲戚仍旧是邱国建铁打的合作伙伴。

当时外汇券和人民币的黑市比价已经是1.2:1了，也就是说，1元外汇券能够卖到1.2元。他仗着自己以前的大摊子以及不黑不白的背景，敢于随意搞乱以“规则就是信义”的黑市行情，竟然直接以1.2元的价格大肆收购！

这么做生意显然不厚道，其他黄牛不干了。纷纷找他说理，说他破坏行规。但这些人和邱国建一过招，结局大都只有一个，有理也说不清！

其他的小黄牛党没办法，也就只能任他乱来。不过邱国建有个和其他黄牛不同的策略：他收购之后不卖，当然，1.2元收再1.2元卖，显然是有病，邱国建才绝对没有风格。

问题是，再高的话，他如何卖出去？谁接盘子？

其实，这次他玩的是另一种别人都没玩过的游戏，用现在时髦的说法是开创了一种全新的“商业模式”——以外汇券为介质，倒卖只有外汇券才能买到的东西。

这需要细说，才能看到邱国建的生意头脑是何等的强大。

友谊商店本来就有潜规则，拿外汇券买东西，可以给暗折扣。由于手握巨额的外汇券，而且在友谊商店还有内应，因此邱国建可以在这里随意组织这些社会稀缺的紧俏货源。以当时标价100元的商品为例，普通人拿着外汇券去买，如果懂得砍价，可以90元外汇券买到。而邱国建搞的是“奢侈品批发”，里应外合加上数量巨大，竟可以用60元外汇券买到！

要知道，这些让人着迷的货，没有外汇券的人想都想疯了，就是买不到。到了邱国建的手里，这些货不用外汇券也能买，但是价格是人民币140元！

价格高不要紧，不要忘记，没外汇券的人毕竟站绝大多数！因此，他组织的货源基本上是卖方市场，供不应求，往往是闪电的速度就能消化。这种销售速度也只能在2005年以后的房地产市场才能见到。

现在，这里面就有个很巧妙的算术了：

邱国建花144元人民币买120元的外汇券，然后可以买到两件友谊商店标价100元人民币的商品，再转手以140元一件的价格销售，流水就是280元人民币，净利润是136元，利润率将近100%！

回头再看看那些风吹日晒的小黄牛们，花1.2元甚至更高的成本买1元的外汇券，然后再1.4元卖给需要的人，赚2毛顶天3毛的差价，利润率只有区区的20%左右！

一样的外汇券，却是不一样的日月。

这世上，有人穷尽一生挣钱养家，有人却能坐地生财貌美如花！大家每天都吃喝拉撒睡，尽管拉的都一样，但总会吃的不同、喝的不同、睡的内容也不同。

高建明父亲听了亲戚的介绍，对这个邱国建简直佩服得想死。其实他哪里知道，每天收音机里所说的“投机倒把”，说的就是邱国建这样的。

“这么高级的生意，我哪有那能力能帮你打理呀？”高父想到这事，不是一般的心虚。

“不是这个，现在我们不想做这个生意了，是想你帮我打理别的。”亲戚说话的时候心里就非常有底。

“啊？这么赚钱的生意，不做了？”在高父的眼里，这生意比他自己所在的厂子都大。

“这生意刚开始好赚，后来搞的人越来越多，风险也就大了很多。毕竟，都是国家禁止的事儿。”亲戚拍了拍高父的肩膀头：“我知道你人靠得住，讲信义，才想请你过来一起搞的。现在我们又发现另一个赚钱门道了。”

“？”高父的脸上写满了这个符号。

“钱庄！”

故事讲到这里，可以先暂停一个段落。回过头我们再总结外汇券这个东西。

外汇券发行的初衷，就是为了调剂较高质量较高消费的紧俏商品供应，也就是把好东西留给外汇。同时，这还能让外汇与人民币之间有个巧妙的沟通。但是刚刚发行4年，也就是到了1984年的时候，以外汇券阻止国内人购买紧俏商品的策略基本失效了不说，还始料未及地衍生出繁荣的外汇券地下市场。据经济学家张五常的文章《人民币的历程》里记载，当时相关部门对此也都心知肚明，他们默认继续保留外汇券体制的原因是，认为外汇券的价格分歧会带来较多的外汇进账。张五常也曾经数次向他们解释过这里面的问题，但由于里面牵涉到一个弹性系数分析的问题，当时很多人都根本听不明白！

其实按照张五常的理解，当时的中国就是一国两币，事实上很多国外的媒体对当时中国的情形进行报道时，也有过与张五常类似的评价：

很显然，人民币是劣币，外汇券是良币。权衡当时的中国，张五常认为大名鼎鼎的格拉森“劣币驱逐良币”定律（Gresham’s Law）根本就不在适用范围，甚至错的有些离谱。因为一旦市场知道还有讨价还价的余地，劣币就不会对良币形成驱逐态势。这倒是比较合当时的金融当局者的胃口的。

当时有个有意思的事情。

1986年的时候，很多老外也开始变得鸡贼，到友谊商店买东西学会了讨价还价，相关金融部门发现外汇券似乎没有存在的必要了。于是，当年6月的时候，曾经表示要取消外汇券，当年8月的时候公布，说11月起外汇券将不再使用。可是张五常有点手痒，同年9月站出来演了一把“货币的发声训练”——发表了一篇特多余的文章，叫《外汇管制可以休矣》。结果这一嗓子不要紧，外汇券的取消因此而推迟了7年！

这当然是张五常自己在《人民币的历程》一文里说的，他到底有没有这个能量，在我们这里讨论没有什么意义。但老张的观点却显示出他对中国外汇黑市的理解要比国内某些人透彻得多：

他说人民币与外汇券共存，经过市场讨价还价后，从表面上看是不同价，事实上是同价的，因为这里面涵盖着的非法倒卖行为就是个“真实的汇率”问题，这个真实的汇率，是官方汇率与外汇券黑市汇率的叠加效应。很明显，外汇券的存在，更多的起着一重烟雾的作用——把非法行为遮掩起来。一旦取消外汇券，那就是驱散烟雾，非法汇兑即可就会变得黑白分明。这样，如果允许外币流通，那么外汇券所形成的价格分歧导致外币购物的价格低出不少，要纠正只能进行外币的价格管制，但这样就没法打开国门做生意；如果不准外币流通，那么在官价汇率与市场明显脱节的情况下，外贸、旅游及外资炒汇黑市会更进一步繁荣，要约束，则只能加强外汇监管。

两条路摆在面前，中国怎么走？

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开放初见成效，外汇储备步入良性循环，逐年增加，国家不再需要特别的刺激外汇增长的措施，同时由于实行了市场经济，紧俏商品已不再紧俏。于是，外汇管理部门启动了一系列外汇管理制度改革。1994年1月1日，中国正式取消各类外汇留成、上缴和额度管理制度，走上了外环监管之路，外汇券遂成历史浮云。

但是，从侨汇券到外汇券，留给民间的除了回忆与收藏之外，还有什么呢？

那就是，原先的倒卖侨汇券和外汇券的“黄牛党们”，失业了！

确切地说，也不能叫失业，而是这个地下行业也随着两券的离去而酝酿新一轮的洗牌。

利益就是操作之母。

多年的地下经营，大家的思路也相当开阔，资本永无眠，从来就不甘寂寞，没券可炒，自然会猎寻新的目标。洗牌加洗脑，有的黄牛被冲走了，剩下的，在利益链条的导引下，就像高建明父亲的亲戚和邱国建之类的人物，开始将目光瞄准另一块黑市沃土——地下钱庄，模式进一步升级，开始直接玩外汇。

只要有汇兑需求和汇兑限制两个因素存在，利益空间就永远存在，一定会有人去经营，也肯定会自发形成市场。尽管这样的市场开始可能是零碎而复杂的，一旦形成蚂蚁搬家的态势，往日的黄牛就会脱胎换骨，形成巨大的交易量。

这就是政府难以扫清地下钱庄的道理，也就是我们看到的那一层蒙在地下钱庄上面的监管迷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