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地下钱庄 引子 -- 卢国俊

蚂蚁搬家

改革开放之初，为了提高创汇，政府除了大力推动进出口贸易之外，还发现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创汇途径。

那还是1978年，改革开放政策刚刚放出来，人们就已经像脱缰的野马一样，被这股春风吹的足够春暖花开、敢教日月换新天了。

当时在东莞，有个叫张细的人，首先就架着东风飞上了天。他拥有一家企业叫张氏投资有限公司的企业，自己任董事会主席。开放的春风首先大力鼓励外商进入中国投资，专门研究投资并运作投资的张细对此很敏感，他多年的研究成果终于可以拿出来尝试了。

首先，他提出，潮汕、东莞地区地少人多，有很多闲置的劳动力（当时叫无业游民），这部分人不用起来，第一是资源浪费，第二也对治安不利。如何用，则需要从企业贸易形式和投资形式上有所创新。

创新的基础在于找到实际的现实需求，否则，创新也没什么意义。而外国资本对中国的劳动力显然有着巨大需求，中国则对外资也有着巨大需求，这是中外合作的契合点，也是张细搞模式创新的基础。他当时想，我们完全可以组建这样一种企业模式：

由外商提供设备、原材料、来样、建厂房资金，并负责全部产品的外销，由中国提供土地和劳动力。中外双方对各自不作价，以提供条件组成一个新的“三来一补”企业；中外双方不以“三来一补”企业名义核算，各自记账，以工缴费结算，对“三来一补”企业各负连带责任。

这个设想的意思是，港商或外商可以在特区设立进行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装配的企业，在贸易方式上实施补偿贸易。这种投资模式的好处是，双方互不作价，只提供生产条件，政府不需对外商的贷款负责，原料、产品都是你的，进出口实施免税或者优税政策，你只需向我们的劳动力支付外币工资即可。

外什么要外币工资？

这里面就有个很高明的设计了：外币在中国不能流通，因此工人拿到外币工资后，都需要转化为人民币，这样，外币就可以留在中国！

一时间，政府对这个投资模式宠幸有加，马上大力推广，鼓励特区以“三来一补”企业吸引外资。因为国家也看到，这样的方式既方便对外商以及外币工资进行监管，又不需要我们管理工厂的运营和负债，只要管控从国外来的原料价值，然后再根据出境的商品完成核销后的贸易补偿即可。

国家顺应各方需求正确倡导，民间自然买账。一时间，“三来一补”企业在经济特区搞的风生水起，效果显著。无业游民们有了工作，还挣的是外币，特有面子，层次马上提升了不少，从此不再吆五喝六、纠集滋事。

但是，没多久，问题就来了。

三来一补们生产之余，开始打自己各自的小九九。

当时国内工业原材料，如高档衣料、染料、皮革、添加剂、合金原料等非常紧缺，国内企业想进口，除了有高额关税之外，还必须经过国家外贸部门或者是物资局调配。三来一补们就发现，他们每次进口原料时，如果报价低一些，数量比生产需求多一些，那么多余的原料就可以在国内市场被一抢而空。这个赚钱门道老外其实很明白，就是典型的走私！但是市场巨大，利润可观，大家对此还是很热心。

对于三来一补来说，走私有利益上的好处，也有难处——在中国境内贩卖原料、半成品，利润虽然巨大，但由于是不法所得，出境就成了问题。

这时，前面说的那些工于经营之道、在初期积累了一定外汇资本的黄牛们发现了这个天大的需求，开始闪亮登场。由于这些走私原材料套利的额度太大，黄牛们自己的资本太小，就相互之间形成聚合，大家合伙注册公司，在境外（通常多在香港）和境内开很多账户，把各自的钱放进去，对外形成名义上的商贸公司，暗地里则构筑成了标准的拆账机构。

这样，真正的地下钱庄便华丽亮相了。

他们一上来，就把目光瞄准三来一补，这些企业对他们来说比爹娘都要亲。而三来一补们也很乐意与他们合作。因为最初这些套利抽逃者都去找一些坐拥大资本的企业去寻求套外汇，但大资本们都是顶级企业，不愿意去冒这个险，毕竟是违法的事，一旦让政府发觉，势必落个身败名裂。对他们这样的身家来说，为了赚点小钱铤而走险，实在是太不划算了。无奈，三来一补只好悻悻而归，把目光转向这些钱庄。

1985年，美元兑人民币官方汇率为1:2.9，但从这些钱庄为逃跑者提供的境外付汇汇率却已经达到1:4。问题是，三来一补是外汇抽逃，黑市价也不得不接受，总比跑不出来强。

双方一拍即合。

于是，钱庄在其香港账户支付三来一补企业要出逃的外币，而在其众多的国内账户上按照黑市汇率收取人民币，或者直接收现。

这个过程叫境外付汇。顾名思义，就是本来该境内银行系统付的汇，却在境外不经过银行系统支付了。

有时，这些刚刚运作没多久的钱庄也有抓瞎的时候——境外账户经常捉襟见肘。

骑着母猪过大河，办法总比困难多。他们很快就找到了解决外汇紧缺的方法。

这些人还在平时经营一种地下汇款业务：利用亲属和老乡关系广泛拓展要从境外往国内亲属账户上汇款的客户。

前面说到的高建明父亲的亲戚（当然，也是高建明的亲戚）的战友就有境外亲属，就一度成为地下钱庄追逐的客户之一，这个地下钱庄的经营者，正是后来赫赫有名的陈灿文，而中间人恰恰是高建明亲戚的一个同事，叫林文东。

当时的林文东刚30出头，是物资局的一个主管会计。虽然都是搞财务的，但如果拿林文东和高建明做对比，财务潜质绝对差很大一截。林文东是学会计专业的，而高建明则是半路出家搞财务。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优点，林文东不像高建明那么活跃，甚至可以用“闷”来形容，问题是人家“闷”的彻底，能闷到认准一件事就低头专研的程度。他入行也是纯熟偶然，在物资局处理一批物资款项时交友“不慎”，结识了一个内地香港两头跑的货币兑换店老板陈灿文。其实兑换点是假，钱庄在香港的账户窝点才是真。这个人带他入上了“溜光大道”，也给了他不少好处，于是林文东便以忘不了他的大恩大德、感谢他八辈祖宗、做鬼也不会放过他的态度开始潜心研究，为他拉拢客户。

同在一个单位，林文东打听到高建明亲戚有个战友，有境外关系，过去常常能收到侨汇，侨汇券多到处乱发的程度。于是就在一天中午食堂吃饭的时候，坐到高建明亲戚的旁边。

物资局的作用就是调配紧俏物资的，经常搞点紧俏伙食也自不稀奇。俩人在那儿一边大快朵颐，一边有一搭没一搭闲扯。林文东突然凑过来压低声音问高建明亲戚，是不是有个战友有海外关系。八十年代已经远不像五六十年代，和海外沾边都不敢和人打招呼，生怕被牵扯成走资派割尾巴，反而是以有海外关系为荣。尽管是战友的海外亲属，但高建明的亲戚当时还是觉得自己倍儿有面子，也没多想，就一个字——有。

有就好办了。

林文东当时也没多说什么，但从那以后，开始对亲戚进行无比腻味的疯狂公关。后来搞的亲戚觉得像被狗皮膏贴上了一般。尽管多多少少有些反感，但对林文东这个人却也逐渐有了了解，觉得他除了闷头和腻人之外，各方面都还过得去，值得交往。

于是，俩人渐渐就放开了戒备，终于有一天，林文东张开了口，说出了替香港兑换点联系海外客户的事情。亲戚就答应他，和自己的战友说说这事儿，尽量试试帮他。结果战友是个豪爽性情无以复加的人，马上答应，以后的海外汇款可通过那个货币兑换点操作。

就这样，当战友的海外亲属再次要给他汇钱时，那个货币兑换店在行动：

由林文东在国内按照买汇黑市价1:3.2将6.4万元人民币打给战友，而陈灿文在香港收取战友亲属打过来的2万美元。

这个操作叫做外汇截留。顾名思义，就是把本属于流入境内的外汇截留在境外。

黑市有黑市的规矩。值得一说的是，黑市规矩往往比那些黑字白纸上的明令来的有效。这一点事实上很值得政令制定者反思：如何提高执行力。信义是地下钱庄的基础，而国家机器有强制力，但也不能完全没有“信义”，这个信义翻译成官话，就可以堂而皇之的叫做“公信力”。也就是说，公信力是政令的基础。否则，法律可能都不如口头承诺！

当然，在执行力上，除了信义之外，还有一个不能忽略的因素是，利益驱动大于责任驱动！

比如，林文东这人就很守规矩，第二天拿着2000元给了高建明的亲戚。亲戚有点懵，急忙问这是干什么的钱。林文东如实告知，每操作一笔汇款，他能得2毛钱的差价。这次幸得他的帮忙做成这笔生意，所以按照规矩，他也是中间人，理应分享利润。

仅仅帮忙搭了句话，就赚了2000元，亲戚心里想，这钱来的也太容易了。

然而读者可能会问，一个钱庄做笔生意才2万美元，太少了吧？这和本书开头写的巨额交易量不相称呀。

实际上，第一，当时的陈灿文还是个小钱庄，基本上就是货币兑换店的规模；第二，真正的钱庄生意不是几天一笔或者每天一笔，而是每天几笔、十几笔、数十笔或者上百笔！

而全国遍布的大大小小的地下钱庄、黄牛党，是根本无法统计的，这也是本书最初提到的热钱无法统计的主要原因。

这里只有一个概念，钱庄的数量，很多！

圈内的人提及地下钱庄的发展壮大，常用蚂蚁搬家这个词来做形象的比喻。

尽管地下钱庄是非法经营，但是有一点这里必须指出：这种蚂蚁搬家式的商业模式，简单而传统，一，靠量，二，还是靠量。

全世界都行得通的传统的薄利多销原则，在这里发挥的淋漓尽致！

当然，钱庄除了用这种外汇截留的方式在境外储备自己的外汇小金库之外，还有很多其他方式。比如，截留那些要到国内的投资款项，这个操作基础是：当时国家吸引外资的管理理念为——只要你有钱建厂房就算是投资，而不管你的钱从哪里来！

地下钱庄就是通过这种蚂蚁搬家的模式发展着，长大，悄悄进行！也就是这样一小撮人，以后大都成为呼风唤雨、调动民间资本的大资本家，成为今天热钱暗流涌动的翻江手，成为中国经济亦敌亦友的灰色地带。

地下钱庄到底操控着多少钱，地下钱庄自己都说不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