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千年(敝帚自珍)

主题:Andrew Marr:当代英国简史 -- 万年看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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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3)空罐子与魔术盒

工党在其他领域也在加紧行动。托尼.克罗斯兰是一位干劲十足的前伞兵,休.盖斯克的崇拜者,在这段历史的早期他曾发动过针对社会清教徒主义的反叛,还写过《社会主义的未来》这本著作。他在书中号召广大左派接受消费社会与混合经济。在1965年,他这位格林斯比的议员成了一颗冉冉升起的工党新星,他为人富有魅力,抽的是平头雪茄,言语粗犷,当然最出名的特点还是他对公共教育体系毫不留情的抨击。他最近刚刚迎娶了十分美貌的离异美国记者苏珊.凯特琳,添了两位继女并搬到了诺丁山居住。此时这里早已不再是暴乱之所,而是成了言情电影的拍摄地点。威尔逊任命他为教育局长,此前威尔逊曾邀请克罗斯兰的朋友与竞争对手罗伊.金肯斯做这份工作,他的孩子上的是私立学校。接下来的两年克罗斯兰将会成为英国教育史上最有争议、最受人辱骂与崇拜的大臣。他的妻子苏珊写了一本关于他的书,笔法之细腻流畅在所有描写二十世纪大臣的书里面无出其右。但是她在书中也留下了克罗斯兰说过的几句话,从此以后这些话就和他的名声永远地联系在了一起。令后世读者感到庆幸的是,她身为记者的习惯压过了她身为回忆录作者为传主讳的本能。这番对话发生在他们家的某天深夜,克罗斯兰刚刚和教师工会的人吃了一顿大耗心神的晚餐。饭后他踏着令人不安的步伐上了二楼。

“他在我们的卧室门前停下了。”

“‘晚上好,你最好到我们的书房来一下。’”

“我放下小说,知趣地下了床,心里琢磨着他这么晚了究竟生的是哪门子气。”

“‘就算我再干不了别的,我也要把英格兰每一家欠操的语法学校废掉,’他说,‘还有威尔士,还有北爱尔兰。’”

“‘怎么没有苏格兰的事?’出于纯粹的好奇我这么问道。”

“‘他们的学校归苏格兰事务大臣管,’然后他就开始嘲笑事务大臣在清除语法学校方面有多么无能。”

到了1965年,战后将儿童分为未来知识分子、技术人员与苦力——黄金、白银与生铅——的做法已经彻底破产了。私立学校或‘公学’依然繁荣,将全国大约5%的拔尖儿童吸纳进它们排斥大众的校门之内。至于剩下那95%的孩子,自1944年起公立学校就在理论上分成了三等。但是在实际操作中只有两等。大约四分之一的学生进的是提供传统学术教学的语法学校,以死记硬背与纪律严格著称。其中最富盛名的是179所直接拨款的学校,这些学校完全独立于中央政府,而且通常有着各自的强大传统——例如曼城语法学校,哈伯戴什的阿斯科学校与艾利斯特里学校,还有伯明翰的爱德华国王学校。这些学校都有着悠久的校史,在当地根深蒂固,搭配有全套的制服、校徽与校歌。聪明一些的孩子一般就会进入扩张中的大学,日后成为专业人士。与这些学校并列,氛围同样传统但在独立性与社会地位上逊色一筹的是1500座普通语法学校,由地方政府维持。

对于剩下的四分之三接受国家教育的儿童,等着他们的是二等现代学校。二等一词可谓名副其实,经常在建筑物质量以及社会地位上得到显现。正如一名作家在1965年注意到的那样,所谓“现代”已经成了“不够聪明”一词饶有趣味的委婉语。此类学校中有相当一部分条件十分恶劣,教职员工人手不足,建筑陈旧老化,除了考试的时候之外校内基本没有学生,而这些学生中的大部分都会在15岁的时候离校就业。1964年的大学入学考试中(1),学生总量占英国儿童数量72%的现代学校共通过318人,而占儿童总量5%的语法学校共通过9838人。第三类学校是自1944年起步的技术学校,教授各种支援对德前线所需的具体实用技术。但是此类学校很快就遭到了遗忘。因此全国所有在11岁时参加“11+”升学考试(2)的儿童都会面临一条一刀切式的、公开存在的两分法鸿沟。当时的升学考试还是以IQ测试为基础,人们相信这样能科学地测量学生的智力。那些成功进入语法学校的孩子们当中有很多都极不情愿地与昔日的小伙伴们就此别过——例如乔治.贝斯特(3)与尼尔.基诺克(4)就是无数此类儿童中的代表,他们出于逆反心理将自己的学校时光花在了逃学与捣乱上面。大多数未能通过测试因此只能就读于二等现代学校的孩子中有许多人一辈子也没能从失败与拒绝的打击中缓过来。约翰.普雷斯科特(5)永远都无法忘记自己的兄弟通过了考试并且得到了一辆自行车做奖励,没能通过考试的自己只得两手空空。家庭出现了裂痕,兄弟姐妹成了仇人。

任何教育体系都有自己的问题,大多数问题都与某一阶段的不公平有关。学术选择与考试既要求学生失败也要求他们成功。但是到了五十年代末期,不满意见越发高涨起来。IQ测试的可靠性远不如一开始的预期,每年都会有相当可观的60000名左右少数学生进入错误的学校,不得不向上一级或下一级学校转学。不同的教育当局在语法学校与二级现代学校的比例上差异极大——主要是由于地理因素而非考试因素。战后婴儿潮当中出生的儿童已经到了适龄阶段,需要教师队伍的扩编以及教学建筑的扩建来加以应对。英国上下到处都是陈旧不堪的教学楼,教师队伍也存在着60000人的缺口。急着到处找经费的教育当局认为综合学校可能会省钱。追求公平的社会主义者们出于意识形态的立场反对“11+”升学考试,克罗斯兰就是他们当中久负盛名的一员。不过许多立场明确、从未以社会主义者自居的中产阶级家长们也同样反对“11+”制度,因为他们的孩子没能进入语法学校。伴随着如此巨大的压力,教育当局——即各个地方政府的议员,而不是国家级的政客——早在保守党执政时期就开始推进无差别入学体系或者综合性学校的建设。托利党与工党的市政府都这么做过。保守党教育大臣,党内左派分子爱德华.鲍耶爵士(5)发现到了1962年英格兰与威尔士总共146家教育当局中共有90家正在向综合学校转向。*8*

所以当克罗斯兰接手后,从那时起就争议不断的教育体制大改革已经开展得如火如荼了。已经出现了以瑞典为模板的综合学校。这些学校规模庞大,建筑透亮,设施现代化,十分为人所称道。第一家此类学校是伦敦东南布莱克希斯的基德布鲁克学校,该校早在1954年就接收了2200名女生。全国各地的语法学校纷纷发动了反击,尤其是在布里斯托与诺丁汉这样历史感厚重的城市。但是就全国而言语法学校正在一路丢城失地。克罗斯兰的做法加速了这些学校的毁灭。在教育部历史上最著名的传阅文件10/65号训令中,他并未强行要求各地教育当局建设综合学校,而是邀请他们这么做。他并没有给出硬性的综合学校建设指标或者语法学校关停指标,而是只向综合学校提供政府新建学校拨款,从而大大加速了改变的进程。

到了1970年威尔逊选战选战落败之时,三分之一的儿童在综合学校就读,全国只有8家地方教育当局还在固守着老式教育体制。教育改革继续大张旗鼓地推进着。爱德华.希斯对自己出身的语法学校抱有很深的感情,承诺终止欺压地方当局破坏语法学校的行径。10/65号训令得到了理所应当的撤销,希斯还任命了语法学校最热情的支持者玛格丽特.撒切尔担任教育大臣。她及时地放话反对未来的进一步变革。但是接下来呢?撒切尔女士在职期间一共收到3612份兴建综合学校的请求,她仅仅拒绝了326项,入学综合学校的儿童比例翻了几乎一番。工党掌权时这一数字是32%,而在这位彻头彻尾的保守派官员手下这一数字上升到了62%。她的一位传记作家直白地指出,“尽管她本人成见深重……但是玛格丽特.撒切尔在任期间批准综合学校以及关闭语法学校的数量都是之前或之后任何一位教育大臣所比不了的。”*9* 身为首相的希斯为了保住他曾经就读的贝克斯利语法学校进行了艰苦的抗争,他指责托利党地方当局为了省钱用联合综合学校取代男生语法学校与女生语法学校的做法。他也承认,“这股潮流极其强大,但是事后回顾起来我还是希望当初选择性学校的众多支持者们能够在事态无法挽回之前再斗争得更有干劲一些。”*10*

推销综合学校的方式总是充满了矛盾,威尔逊对此总结得很精辟,他承诺要提供“面向所有人的语法学校教育”。考虑到语法学校的本质就是只招收最聪明的孩子,上述说法可谓搞笑之极。但是威尔逊的话反映了深深植根于家长与众多工党选民心里的想法,也就是对“优秀教育”的热情,换句话说就是在纪律良好的环境中进行的传统教学,而这种教育方式又被普遍与语法学校联系在一起。毕竟许多其他国家都有传统式的、甚至是死记硬背式的单一政府教学体系而非基于学术能力的分校制度。如果德国人、美国人、法国人、俄国人以及瑞典人都能成功,那英国人怎么就不行呢?

对于综合办学实验来说最为不幸的是,这一运动恰好赶上了从传统教育向所谓儿童至上教学的转型。长期看来这可能比任何教学体系的结构重组更为重要。传统教育理论将儿童视为空罐子,有些大得令人满意,也有些小得令人失望,教育的目的就是向每个罐子里倾注一定量的事实与价值观。而新式教育观则将儿童视作魔术盒子,里面塞满了各种惊喜,需要仔细地除去包装纸。也许另一个更富有生命力的比喻用在这里更合适:小树苗需要浇水松土,而不是捆在棍子上剪枝。这两种观点在看待人性与社会秩序方面有着根本性的不同。从哲学层面上来说两者的分歧可以追溯到十八世纪的法国思想家那里,但现在却在这一时期的英国教室里以有形的方式爆发出来。传统的面向黑板成排摆放的课桌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贴心地围成半圆的椅子。学力不同的儿童在同一房间接受教育以便他们互相学习,这造成了一定的混乱与无聊。讨论主题取代了清单,语法节节后撤,创造力步步推进。教师开始穿着非正式服装并鼓励学生直呼其名而非尊称先生女士。体罚在公立学校以及七十年代宽敞透亮的综合学校中彻底消失了。校规在现代化的气息中放松了下来。精英学生们依然主要在私立学校就读,接受着父母以及祖父母曾经接受过的教育。但是全国上下上百万家长对此大摇其头并有了别的想法。八九十年代针对综合学校的高涨敌意大多数情况下真正针对的是跟风式教育,在几十家师范院校中整理成形的六十年代精神。

克罗斯兰的遗产远不止综合学校。就像撒切尔一样,他很舍得在教育上花钱。早在托尼.布莱尔上台之前很久这两人就认为投资税收的最好方式是“教育,教育,教育”。他尤其推动了高等教育的扩张,兴建了30所综合工艺学校来作为大学的补充。这样做是为了发展技术以及实用方面的高等教育,德国与法国的学生们都能享受到这种教育,但更为陈腐而学术化的英国大学在这方面则很不幸地有所欠缺。他的做法自然令大学十分不满,因为他们也想扩建。罗宾斯报告(6)提醒整个国家,目前英国只有5%的年轻人接受高等教育,相比之下美国是25%,法国是12%。扩建大潮已经开始涌动,从最时髦的苏塞克斯大学到实际用料多为混凝土、花岗岩或玻璃幕墙的所谓“红砖”大学,从利物浦到布里斯托,从阿伯丁到南汉普顿。但是克罗斯兰坚持着当时十分流行的观点,即英国需要以德国为榜样兴建更多技术与工业学院,这远比开办大学更重要。英国必须摆脱“对大学地位势利逼人、等级森严的迷恋。”*11* 最后风水轮流转,综合工艺学校与其他学院都将获准自称为大学。但是当时克罗斯兰的意识形态看来正好与他推进综合学校的运动不相上下,这是对陈旧传统的激烈攻击,为的是迎来一个更为高效而平等的新英国。

或许威尔逊执政时期最值得令人骄傲的教育成就就是开放大学。这一做法前所未有,最早于1962年由曾参与起草工党1945年宣言的麦克.扬(7)提出倡议。最终成形则要归功于珍妮.李(8),一位苏格兰矿工的女儿,比万的遗孀。开放大学一开始也被人称为“空中大学”,其目的是向无数没有机会走进校园的人提供大学教育。李坚持开放大学要提供严肃而有分量的学位课程,由声名显赫的学术专家讲授。这一被当时保守党斥之为“一派胡言”的做法意在利用电视与邮政服务提供从科学到历史再到法律各个领域的学位课程。这是战后政府最成功也最自由化的举措。批评者们一开始说这种做法不够精英化,后来又说它勾引了太多的中产阶级妇女。但是到了二十一世纪最初十年中期,开放大学在英国所有大学教育质量排名中名列第5,英国总共已有2百万人接受了开放大学课程,其中60万人得到了学位。人们都说这是威尔逊执政期间取得的最大成就,他对此也的确十分支持,但是珍妮.李才是那个与无数委员会奋力较量使其成真的女英雄。

至于克罗斯兰,他接下来还会担任环境大臣并在1975年警告开支过高的地方当局“派对已经结束了”。但是工党的高开支本能在七十年代的经济风暴中遭到了毁灭,他政治哲学中的轻松与乐观也一去不复返。1977年时他依然想担任财长,某天晚上他在一场晚宴中与身边的女宾就欧共体问题进行了一场据他事后声称几乎令他气绝的谈话,之后不久克罗斯兰就因为中风去世了,终年58岁。

(1) http://baike.baidu.com/view/88669.htm

(2) http://en.wikipedia.org/wiki/11-plus

(3) http://baike.baidu.com/view/129439.htm

(4) http://en.wikipedia.org/wiki/Neil_Kinnock

(5) http://en.wikipedia.org/wiki/Edward_Boyle,_Baron_Boyle_of_Handsworth

(6) http://en.wikipedia.org/wiki/Robbins_Report

(7) 外链出处

(8) http://en.wikipedia.org/wiki/Jennie_Lee,_Baroness_Lee_of_Asheri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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