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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儿子和那些右派旧部，原本就是他手把手教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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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党校内部讨论：毛泽东与“四人帮”如何切割

发布时间：2010年09月06日 - 07:50 | 1,403 次阅读 | 已有 1 条评论

作者：王海光，（中共中央党校教授）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0年第9期

原标题：梦醒时分的历史记录：32年后的阅读

1978年4月，在胡耀邦的直接指导下，中央党校第1期800多学员进行了研究“三次路线斗争”的大讨论。这场大讨论，首次提出了“以实践为检验真理、辨别路线是非的标准”，打破了毛泽东对“文革”三七开的框框，是破除个人迷信的最初开端，在“拨乱反正”史上抹上了重重的一笔，学界称之为“真理标准大讨论的前奏曲”。

研究“三次路线斗争”的来由，是 十一大提出来的。华国锋在政治报告中说：要研究党史，总结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经验。这分别指的是刘少奇问题、林彪集团问题和“四人帮”问题。实际上是要给刚刚宣布结束的“文革”一个说法，维护“三七开”的结论。

胡耀邦到中央党校任职后，即要求把总结“三次路线斗争”作为党史教学和研究的重点，实事求是地搞清楚“文革”的一系列重大政治是非。为此，党校专门成立了研究小组，负责起草“三次路线斗争”的研究提要。胡耀邦把研究“三次路线斗争”作为拨乱反正的重点，非常重视，亲自确定了实践标准的指导思想，具体指导稿子的修改。稿子形成后，胡耀邦又决定在上报中央之前，下发学员内部讨论，征求意见。在讨论中，学员们对稿子众说纷纭，在各种意见交锋中，促进了人们的思想解放。大家对“文革”的议论，许多观点已经冲破了十一大的调子。正是在这场大讨论的基础上，胡耀邦主持协调各方，公开推出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点燃了全党思想解放的火炬。

有关这场大讨论的情况，当事人吴江、金春明、沈宝祥等先生都曾著文叙述过，主要线索已比较清楚了。但对学员讨论的情况，叙述得较少，特别是第一手材料不足，这就使得这段历史记忆显得比较单薄。

“文革”折腾十年，伤人无数，党内外怨气很大。毛泽东对此心知肚明，他临终前说：这件事赞成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1977年召开的十一大对“文革”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都还是高调肯定的，并要求老干部做到“三个正确对待”。但毕竟“文革派”当道的严冬过去了，党内外思想开始活跃起来，长期被压抑的怨气开始释放，各种责难声渐起。积冰初融，思想奔涌，党内此时的思想状况是难以描绘的错综复杂，中央党校“三次路线斗争”的大讨论无疑是一个绝佳的分析样本。

中央党校的学员来自全国各地，老中青各年龄段俱全，在“文革”中的境遇各不相同，学习期间又为党校思想解放的氛围所熏陶，他们讨论中反映的信息，应是较全面地展现了全党的思想状况。当时，没有其他任何单位能像中央党校那样，可以集中那么多不同层次的高中级干部；没有其他任何场合，可提供那么多不同观点相互交流的平台；也没有其他任何题目，能像“文革”那样，可以激发那么复杂的思想情感，提出如此多的问题。

笔者在当年“三次路线斗争”研究小组成员许迈扬教授的保存资料中，看到了第1期学员讨论“三次路线斗争”的汇报材料。这份材料是800多名学员讨论《关于研究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若干问题》（提要）时，各支部、各小组上报的意见，十五六万字，保存相当完整。如果把各份材料归类分析，与学员名册相参照，完全可以设计为一份政治问卷。时隔32年后，重新读来，可谓饶有兴味。

学员反馈的这些意见，并不限于稿子修改方面，借题发挥的东西很多：有中规中矩的套话，有暗藏玄机的提问，有明知故问的求教，有间接表达的质疑，信息量非常丰富，集中反映了当时党内对“文革”的各种疑问和对毛泽东的复杂情感，可从各个方面进行解读。

首先，反映了真理标准大讨论前的党内思想状况。中央党校提交给学员集体讨论的这份《提要》征求意见稿，是一篇相当粗糙却新意盎然的稿子。最积极的思想成果，是在“应遵循的三条研究原则”中提出了“应当以实践为检验真理、辨别路线是非的标准”，这个提法是“文革”后的第一次。学员们对这一条特别重视，并有相当积极的回应。有的说“这一条很重要，是正本清源，要把它说得更充分一点”，“坚持以实践为检验真理标准的问题，需要突出强调”，有的还建议加上“尊重历史事实的原则”。有的说：“要实事求是地反映当时的历史面貌”，“不然我们‘文化大革命’的巨大代价就白费了”。一位高级班学员更是直接指出：“不能拿运动中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文件作最后标准，应以斗争实践的结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还有学员提出一些二元论的观点，如：从实践出发，用发展的观点去看；从实践出发，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去看等等。最具代表性的是一部四支部一组的意见，不同意讨论稿中“路线正确与否，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的提法，认为“这样写法太绝对了，实际上也是一个理论问题”。

从汇报材料可看出，经过 “文革”10年“假大空”的反复折腾之后，党内长期存在的“唯书唯上”的思想观念已渐成明日黄花，“唯实务实”的意识正逐步得到认同。但在此时，就党内整体的认识水平而言，“唯上”与“唯实”还处在双峰并峙的状态。许多人不仅对主观与客观、唯心与唯物的关系搞不清楚，是非标准也很模糊。特别是对“文革”中的一些论断，许多人还是信奉有加。这一特点，在材料中的反映非常明显。在对“文革”的评价上，一般都是抽象地肯定，具体地否定。往往同一份材料，开头讲这场运动是“完全必要的，非常及时的”，后面讲的就是大民主、打砸抢、全面夺权、迫害干部、派性武斗等问题，前后矛盾。这些都反映了人们头脑中还受制于“两个凡是”的严重束缚。所以，胡耀邦要求党校的理论工作者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进一步做大做透，推动全国思想解放运动的兴起。《理论动态》的编辑们在审改《光明日报》送来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文稿时，特地加上了“唯一”两字——这个对“唯一”的强调，应是受到了这场讨论的启发。

第二，反映了党内对“文革”郁结已久难以化解的不满情绪。中共“十一大”虽宣布 “文革”结束，但对“文革”是持高度肯定态度的，总结经验也是“三七开”。从“汇报材料”可以看到，绝大多数干部对“文革”怨气极大，说“七分成绩”轻描淡写，谈“三分错误”却剑拔弩张。如一位中级班学员说：“‘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我不理解。后来看了毛主席同斯诺的谈话，我理解了。现在我又不理解了。” 这个观点是具有普遍性的。许多学员提问：“‘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对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在省市地区以及各级部门控制程度如何估计？走资派到底有多少？阴暗面到底有多大？是否对问题估计过于严重了？”有的明确指出：《五一六通知》对敌情估计过头了，造成“打倒一切”，全盘否定了建国后十七年的工作。

1978年4月，在胡耀邦的直接指导下，中央党校第1期800多学员进行了研究“三次路线斗争”的大讨论。这场大讨论，首次提出了“以实践为检验真理、辨别路线是非的标准”，打破了毛泽东对“文革”三七开的框框，是破除个人迷信的最初开端，在“拨乱反正”史上抹上了重重的一笔，学界称之为“真理标准大讨论的前奏曲”。

研究“三次路线斗争”的来由，是 十一大提出来的。华国锋在政治报告中说：要研究党史，总结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经验。这分别指的是刘少奇问题、林彪集团问题和“四人帮”问题。实际上是要给刚刚宣布结束的“文革”一个说法，维护“三七开”的结论。

胡耀邦到中央党校任职后，即要求把总结“三次路线斗争”作为党史教学和研究的重点，实事求是地搞清楚“文革”的一系列重大政治是非。为此，党校专门成立了研究小组，负责起草“三次路线斗争”的研究提要。胡耀邦把研究“三次路线斗争”作为拨乱反正的重点，非常重视，亲自确定了实践标准的指导思想，具体指导稿子的修改。稿子形成后，胡耀邦又决定在上报中央之前，下发学员内部讨论，征求意见。在讨论中，学员们对稿子众说纷纭，在各种意见交锋中，促进了人们的思想解放。大家对“文革”的议论，许多观点已经冲破了十一大的调子。正是在这场大讨论的基础上，胡耀邦主持协调各方，公开推出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点燃了全党思想解放的火炬。

有关这场大讨论的情况，当事人吴江、金春明、沈宝祥等先生都曾著文叙述过，主要线索已比较清楚了。但对学员讨论的情况，叙述得较少，特别是第一手材料不足，这就使得这段历史记忆显得比较单薄。

“文革”折腾十年，伤人无数，党内外怨气很大。毛泽东对此心知肚明，他临终前说：这件事赞成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1977年召开的十一大对“文革”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都还是高调肯定的，并要求老干部做到“三个正确对待”。但毕竟“文革派”当道的严冬过去了，党内外思想开始活跃起来，长期被压抑的怨气开始释放，各种责难声渐起。积冰初融，思想奔涌，党内此时的思想状况是难以描绘的错综复杂，中央党校“三次路线斗争”的大讨论无疑是一个绝佳的分析样本。

中央党校的学员来自全国各地，老中青各年龄段俱全，在“文革”中的境遇各不相同，学习期间又为党校思想解放的氛围所熏陶，他们讨论中反映的信息，应是较全面地展现了全党的思想状况。当时，没有其他任何单位能像中央党校那样，可以集中那么多不同层次的高中级干部；没有其他任何场合，可提供那么多不同观点相互交流的平台；也没有其他任何题目，能像“文革”那样，可以激发那么复杂的思想情感，提出如此多的问题。

笔者在当年“三次路线斗争”研究小组成员许迈扬教授的保存资料中，看到了第1期学员讨论“三次路线斗争”的汇报材料。这份材料是800多名学员讨论《关于研究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若干问题》（提要）时，各支部、各小组上报的意见，十五六万字，保存相当完整。如果把各份材料归类分析，与学员名册相参照，完全可以设计为一份政治问卷。时隔32年后，重新读来，可谓饶有兴味。

学员反馈的这些意见，并不限于稿子修改方面，借题发挥的东西很多：有中规中矩的套话，有暗藏玄机的提问，有明知故问的求教，有间接表达的质疑，信息量非常丰富，集中反映了当时党内对“文革”的各种疑问和对毛泽东的复杂情感，可从各个方面进行解读。

首先，反映了真理标准大讨论前的党内思想状况。中央党校提交给学员集体讨论的这份《提要》征求意见稿，是一篇相当粗糙却新意盎然的稿子。最积极的思想成果，是在“应遵循的三条研究原则”中提出了“应当以实践为检验真理、辨别路线是非的标准”，这个提法是“文革”后的第一次。学员们对这一条特别重视，并有相当积极的回应。有的说“这一条很重要，是正本清源，要把它说得更充分一点”，“坚持以实践为检验真理标准的问题，需要突出强调”，有的还建议加上“尊重历史事实的原则”。有的说：“要实事求是地反映当时的历史面貌”，“不然我们‘文化大革命’的巨大代价就白费了”。一位高级班学员更是直接指出：“不能拿运动中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文件作最后标准，应以斗争实践的结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还有学员提出一些二元论的观点，如：从实践出发，用发展的观点去看；从实践出发，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去看等等。最具代表性的是一部四支部一组的意见，不同意讨论稿中“路线正确与否，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的提法，认为“这样写法太绝对了，实际上也是一个理论问题”。

从汇报材料可看出，经过 “文革”10年“假大空”的反复折腾之后，党内长期存在的“唯书唯上”的思想观念已渐成明日黄花，“唯实务实”的意识正逐步得到认同。但在此时，就党内整体的认识水平而言，“唯上”与“唯实”还处在双峰并峙的状态。许多人不仅对主观与客观、唯心与唯物的关系搞不清楚，是非标准也很模糊。特别是对“文革”中的一些论断，许多人还是信奉有加。这一特点，在材料中的反映非常明显。在对“文革”的评价上，一般都是抽象地肯定，具体地否定。往往同一份材料，开头讲这场运动是“完全必要的，非常及时的”，后面讲的就是大民主、打砸抢、全面夺权、迫害干部、派性武斗等问题，前后矛盾。这些都反映了人们头脑中还受制于“两个凡是”的严重束缚。所以，胡耀邦要求党校的理论工作者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进一步做大做透，推动全国思想解放运动的兴起。《理论动态》的编辑们在审改《光明日报》送来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文稿时，特地加上了“唯一”两字——这个对“唯一”的强调，应是受到了这场讨论的启发。

第二，反映了党内对“文革”郁结已久难以化解的不满情绪。中共“十一大”虽宣布 “文革”结束，但对“文革”是持高度肯定态度的，总结经验也是“三七开”。从“汇报材料”可以看到，绝大多数干部对“文革”怨气极大，说“七分成绩”轻描淡写，谈“三分错误”却剑拔弩张。如一位中级班学员说：“‘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我不理解。后来看了毛主席同斯诺的谈话，我理解了。现在我又不理解了。” 这个观点是具有普遍性的。许多学员提问：“‘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对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在省市地区以及各级部门控制程度如何估计？走资派到底有多少？阴暗面到底有多大？是否对问题估计过于严重了？”有的明确指出：《五一六通知》对敌情估计过头了，造成“打倒一切”，全盘否定了建国后十七年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