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千年(敝帚自珍)

主题:【原创】忙总所谓座椅子和等椅子的都是哪些人? -- suwa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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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说到旧部回忆,手头正好有一篇。胡本人对眼前情况应该没意见

他儿子和那些右派旧部,原本就是他手把手教出来的。

http://hihistory.net/post/4225/

1978年党校内部讨论:毛泽东与“四人帮”如何切割

发布时间:2010年09月06日 - 07:50 | 1,403 次阅读 | 已有 1 条评论

作者:王海光,(中共中央党校教授)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0年第9期

原标题:梦醒时分的历史记录:32年后的阅读

1978年4月,在胡耀邦的直接指导下,中央党校第1期800多学员进行了研究“三次路线斗争”的大讨论。这场大讨论,首次提出了“以实践为检验真理、辨别路线是非的标准”,打破了毛泽东对“文革”三七开的框框,是破除个人迷信的最初开端,在“拨乱反正”史上抹上了重重的一笔,学界称之为“真理标准大讨论的前奏曲”。

研究“三次路线斗争”的来由,是 十一大提出来的。华国锋在政治报告中说:要研究党史,总结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经验。这分别指的是刘少奇问题、林彪集团问题和“四人帮”问题。实际上是要给刚刚宣布结束的“文革”一个说法,维护“三七开”的结论。

胡耀邦到中央党校任职后,即要求把总结“三次路线斗争”作为党史教学和研究的重点,实事求是地搞清楚“文革”的一系列重大政治是非。为此,党校专门成立了研究小组,负责起草“三次路线斗争”的研究提要。胡耀邦把研究“三次路线斗争”作为拨乱反正的重点,非常重视,亲自确定了实践标准的指导思想,具体指导稿子的修改。稿子形成后,胡耀邦又决定在上报中央之前,下发学员内部讨论,征求意见。在讨论中,学员们对稿子众说纷纭,在各种意见交锋中,促进了人们的思想解放。大家对“文革”的议论,许多观点已经冲破了十一大的调子。正是在这场大讨论的基础上,胡耀邦主持协调各方,公开推出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点燃了全党思想解放的火炬。

有关这场大讨论的情况,当事人吴江、金春明、沈宝祥等先生都曾著文叙述过,主要线索已比较清楚了。但对学员讨论的情况,叙述得较少,特别是第一手材料不足,这就使得这段历史记忆显得比较单薄。

“文革”折腾十年,伤人无数,党内外怨气很大。毛泽东对此心知肚明,他临终前说:这件事赞成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1977年召开的十一大对“文革”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都还是高调肯定的,并要求老干部做到“三个正确对待”。但毕竟“文革派”当道的严冬过去了,党内外思想开始活跃起来,长期被压抑的怨气开始释放,各种责难声渐起。积冰初融,思想奔涌,党内此时的思想状况是难以描绘的错综复杂,中央党校“三次路线斗争”的大讨论无疑是一个绝佳的分析样本。

中央党校的学员来自全国各地,老中青各年龄段俱全,在“文革”中的境遇各不相同,学习期间又为党校思想解放的氛围所熏陶,他们讨论中反映的信息,应是较全面地展现了全党的思想状况。当时,没有其他任何单位能像中央党校那样,可以集中那么多不同层次的高中级干部;没有其他任何场合,可提供那么多不同观点相互交流的平台;也没有其他任何题目,能像“文革”那样,可以激发那么复杂的思想情感,提出如此多的问题。

笔者在当年“三次路线斗争”研究小组成员许迈扬教授的保存资料中,看到了第1期学员讨论“三次路线斗争”的汇报材料。这份材料是800多名学员讨论《关于研究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若干问题》(提要)时,各支部、各小组上报的意见,十五六万字,保存相当完整。如果把各份材料归类分析,与学员名册相参照,完全可以设计为一份政治问卷。时隔32年后,重新读来,可谓饶有兴味。

学员反馈的这些意见,并不限于稿子修改方面,借题发挥的东西很多:有中规中矩的套话,有暗藏玄机的提问,有明知故问的求教,有间接表达的质疑,信息量非常丰富,集中反映了当时党内对“文革”的各种疑问和对毛泽东的复杂情感,可从各个方面进行解读。

首先,反映了真理标准大讨论前的党内思想状况。中央党校提交给学员集体讨论的这份《提要》征求意见稿,是一篇相当粗糙却新意盎然的稿子。最积极的思想成果,是在“应遵循的三条研究原则”中提出了“应当以实践为检验真理、辨别路线是非的标准”,这个提法是“文革”后的第一次。学员们对这一条特别重视,并有相当积极的回应。有的说“这一条很重要,是正本清源,要把它说得更充分一点”,“坚持以实践为检验真理标准的问题,需要突出强调”,有的还建议加上“尊重历史事实的原则”。有的说:“要实事求是地反映当时的历史面貌”,“不然我们‘文化大革命’的巨大代价就白费了”。一位高级班学员更是直接指出:“不能拿运动中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文件作最后标准,应以斗争实践的结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还有学员提出一些二元论的观点,如:从实践出发,用发展的观点去看;从实践出发,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去看等等。最具代表性的是一部四支部一组的意见,不同意讨论稿中“路线正确与否,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的提法,认为“这样写法太绝对了,实际上也是一个理论问题”。

从汇报材料可看出,经过 “文革”10年“假大空”的反复折腾之后,党内长期存在的“唯书唯上”的思想观念已渐成明日黄花,“唯实务实”的意识正逐步得到认同。但在此时,就党内整体的认识水平而言,“唯上”与“唯实”还处在双峰并峙的状态。许多人不仅对主观与客观、唯心与唯物的关系搞不清楚,是非标准也很模糊。特别是对“文革”中的一些论断,许多人还是信奉有加。这一特点,在材料中的反映非常明显。在对“文革”的评价上,一般都是抽象地肯定,具体地否定。往往同一份材料,开头讲这场运动是“完全必要的,非常及时的”,后面讲的就是大民主、打砸抢、全面夺权、迫害干部、派性武斗等问题,前后矛盾。这些都反映了人们头脑中还受制于“两个凡是”的严重束缚。所以,胡耀邦要求党校的理论工作者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进一步做大做透,推动全国思想解放运动的兴起。《理论动态》的编辑们在审改《光明日报》送来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文稿时,特地加上了“唯一”两字——这个对“唯一”的强调,应是受到了这场讨论的启发。

第二,反映了党内对“文革”郁结已久难以化解的不满情绪。中共“十一大”虽宣布 “文革”结束,但对“文革”是持高度肯定态度的,总结经验也是“三七开”。从“汇报材料”可以看到,绝大多数干部对“文革”怨气极大,说“七分成绩”轻描淡写,谈“三分错误”却剑拔弩张。如一位中级班学员说:“‘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我不理解。后来看了毛主席同斯诺的谈话,我理解了。现在我又不理解了。” 这个观点是具有普遍性的。许多学员提问:“‘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对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在省市地区以及各级部门控制程度如何估计?走资派到底有多少?阴暗面到底有多大?是否对问题估计过于严重了?”有的明确指出:《五一六通知》对敌情估计过头了,造成“打倒一切”,全盘否定了建国后十七年的工作。

1978年4月,在胡耀邦的直接指导下,中央党校第1期800多学员进行了研究“三次路线斗争”的大讨论。这场大讨论,首次提出了“以实践为检验真理、辨别路线是非的标准”,打破了毛泽东对“文革”三七开的框框,是破除个人迷信的最初开端,在“拨乱反正”史上抹上了重重的一笔,学界称之为“真理标准大讨论的前奏曲”。

研究“三次路线斗争”的来由,是 十一大提出来的。华国锋在政治报告中说:要研究党史,总结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经验。这分别指的是刘少奇问题、林彪集团问题和“四人帮”问题。实际上是要给刚刚宣布结束的“文革”一个说法,维护“三七开”的结论。

胡耀邦到中央党校任职后,即要求把总结“三次路线斗争”作为党史教学和研究的重点,实事求是地搞清楚“文革”的一系列重大政治是非。为此,党校专门成立了研究小组,负责起草“三次路线斗争”的研究提要。胡耀邦把研究“三次路线斗争”作为拨乱反正的重点,非常重视,亲自确定了实践标准的指导思想,具体指导稿子的修改。稿子形成后,胡耀邦又决定在上报中央之前,下发学员内部讨论,征求意见。在讨论中,学员们对稿子众说纷纭,在各种意见交锋中,促进了人们的思想解放。大家对“文革”的议论,许多观点已经冲破了十一大的调子。正是在这场大讨论的基础上,胡耀邦主持协调各方,公开推出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点燃了全党思想解放的火炬。

有关这场大讨论的情况,当事人吴江、金春明、沈宝祥等先生都曾著文叙述过,主要线索已比较清楚了。但对学员讨论的情况,叙述得较少,特别是第一手材料不足,这就使得这段历史记忆显得比较单薄。

“文革”折腾十年,伤人无数,党内外怨气很大。毛泽东对此心知肚明,他临终前说:这件事赞成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1977年召开的十一大对“文革”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都还是高调肯定的,并要求老干部做到“三个正确对待”。但毕竟“文革派”当道的严冬过去了,党内外思想开始活跃起来,长期被压抑的怨气开始释放,各种责难声渐起。积冰初融,思想奔涌,党内此时的思想状况是难以描绘的错综复杂,中央党校“三次路线斗争”的大讨论无疑是一个绝佳的分析样本。

中央党校的学员来自全国各地,老中青各年龄段俱全,在“文革”中的境遇各不相同,学习期间又为党校思想解放的氛围所熏陶,他们讨论中反映的信息,应是较全面地展现了全党的思想状况。当时,没有其他任何单位能像中央党校那样,可以集中那么多不同层次的高中级干部;没有其他任何场合,可提供那么多不同观点相互交流的平台;也没有其他任何题目,能像“文革”那样,可以激发那么复杂的思想情感,提出如此多的问题。

笔者在当年“三次路线斗争”研究小组成员许迈扬教授的保存资料中,看到了第1期学员讨论“三次路线斗争”的汇报材料。这份材料是800多名学员讨论《关于研究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若干问题》(提要)时,各支部、各小组上报的意见,十五六万字,保存相当完整。如果把各份材料归类分析,与学员名册相参照,完全可以设计为一份政治问卷。时隔32年后,重新读来,可谓饶有兴味。

学员反馈的这些意见,并不限于稿子修改方面,借题发挥的东西很多:有中规中矩的套话,有暗藏玄机的提问,有明知故问的求教,有间接表达的质疑,信息量非常丰富,集中反映了当时党内对“文革”的各种疑问和对毛泽东的复杂情感,可从各个方面进行解读。

首先,反映了真理标准大讨论前的党内思想状况。中央党校提交给学员集体讨论的这份《提要》征求意见稿,是一篇相当粗糙却新意盎然的稿子。最积极的思想成果,是在“应遵循的三条研究原则”中提出了“应当以实践为检验真理、辨别路线是非的标准”,这个提法是“文革”后的第一次。学员们对这一条特别重视,并有相当积极的回应。有的说“这一条很重要,是正本清源,要把它说得更充分一点”,“坚持以实践为检验真理标准的问题,需要突出强调”,有的还建议加上“尊重历史事实的原则”。有的说:“要实事求是地反映当时的历史面貌”,“不然我们‘文化大革命’的巨大代价就白费了”。一位高级班学员更是直接指出:“不能拿运动中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文件作最后标准,应以斗争实践的结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还有学员提出一些二元论的观点,如:从实践出发,用发展的观点去看;从实践出发,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去看等等。最具代表性的是一部四支部一组的意见,不同意讨论稿中“路线正确与否,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的提法,认为“这样写法太绝对了,实际上也是一个理论问题”。

从汇报材料可看出,经过 “文革”10年“假大空”的反复折腾之后,党内长期存在的“唯书唯上”的思想观念已渐成明日黄花,“唯实务实”的意识正逐步得到认同。但在此时,就党内整体的认识水平而言,“唯上”与“唯实”还处在双峰并峙的状态。许多人不仅对主观与客观、唯心与唯物的关系搞不清楚,是非标准也很模糊。特别是对“文革”中的一些论断,许多人还是信奉有加。这一特点,在材料中的反映非常明显。在对“文革”的评价上,一般都是抽象地肯定,具体地否定。往往同一份材料,开头讲这场运动是“完全必要的,非常及时的”,后面讲的就是大民主、打砸抢、全面夺权、迫害干部、派性武斗等问题,前后矛盾。这些都反映了人们头脑中还受制于“两个凡是”的严重束缚。所以,胡耀邦要求党校的理论工作者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进一步做大做透,推动全国思想解放运动的兴起。《理论动态》的编辑们在审改《光明日报》送来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文稿时,特地加上了“唯一”两字——这个对“唯一”的强调,应是受到了这场讨论的启发。

第二,反映了党内对“文革”郁结已久难以化解的不满情绪。中共“十一大”虽宣布 “文革”结束,但对“文革”是持高度肯定态度的,总结经验也是“三七开”。从“汇报材料”可以看到,绝大多数干部对“文革”怨气极大,说“七分成绩”轻描淡写,谈“三分错误”却剑拔弩张。如一位中级班学员说:“‘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我不理解。后来看了毛主席同斯诺的谈话,我理解了。现在我又不理解了。” 这个观点是具有普遍性的。许多学员提问:“‘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对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在省市地区以及各级部门控制程度如何估计?走资派到底有多少?阴暗面到底有多大?是否对问题估计过于严重了?”有的明确指出:《五一六通知》对敌情估计过头了,造成“打倒一切”,全盘否定了建国后十七年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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